金批提示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他看到了《水浒传》艺术构思的特色。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一面指出“《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另一面又指出它是“一篇文字”，即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他还看到作者在这部宏伟史诗的构思中有一个中心人物———宋江，和一个中心地点———梁山泊，至于全书叙事的波浪起伏与前后照应之处，他都有细心的体会，虽间或失于拘泥穿凿，但对于作者的匠心亦多所阐发。正是因为能够从大处着眼，鸟瞰全书，而又不遗毫末，他才能够看到七十一回的大聚义是情节发展的顶峰，是一个“大结束”。金圣叹的评点中还总结了小说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的经验。他指出：“三十六人便是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他认为“《水浒》所叙述一百八人，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一百八个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他能看到小说刻画人物性格的卓越成就，而且能注意探索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面貌，对某些人物性格的分析往往有精细中肯的地方，如说“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点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均见《第五才子书读法》）。这些都是颇能道出《水浒传》作者在性格描写方面的成就与缺点的。他强调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个性化，如他说“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而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性，李逵粗卤而蛮，武松粗卤而放荡不羁，阮小七粗卤是义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这六个人都具有“粗卤”特点，可又不尽相同，各具特色。金批总结了刻画人物的许多艺术技巧，如“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注意人物“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第二十五回批语）等等。他还精到地指出，一部小说的艺术生命力的久暂，系于人物性格塑造成功与否：“别一部书看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性格都写出来。”（《第五才子书读法》）这些都是深得小说创作三昧之言。
再说金批“不对”的方面。
金圣叹是数百年前封建时代的落魄文人，思想世界里打下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这导致他评点《水浒传》时，精芜杂陈，瑕瑜互见，在发表了许多惊世骇俗光怪陆离的高见时，也夹杂着不少迂腐酸臭的封建观念和陈旧不堪的八股腔调。鲁迅先生曾经说金圣叹：“（《水浒传》）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7页）胡适也说过：“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了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名家解读〈水浒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5页）金圣叹的“八股气”表现在对小说“技法”的分析，而其“理学气”则表现在对小说思想倾向的分析。从批点《水浒传》的政治动机上说，金圣叹绝不同意宋江“忠义”受招安的描写，对梁山义军非斩尽杀绝而后快，他在《序二》中写道：“宋江等一百八人……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金圣叹进一步宣示自己批书的目的：“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所谓“未然之心”，岂不是预谋造反之心，犯上作乱之心。金圣叹以批书来“防”，可见其用心所在。
金圣叹的“八股气”表现在对小说“写作技法”的分析上。他的有些评语非常牵强，甚至无聊，比如他主观断定《水浒传》“独恶宋江”（《读第五才子书法》），就时时不忘告诉读者，小说中凡说宋江的好话都是“深文曲笔”、“皮里阳秋”，即作者是在反话正说，实在是用心良苦，没有必要。正应了那句话：“偏见比无知更糟糕。”
金圣叹思想和观念中的二重性是很明显的，充满着卫道与离经、正统与反叛、昏庸与清醒的矛盾。把他的有些议论放在一起，判若两人，异同天壤。所以毛泽东将其归结为“好的”和“不对”两方面，这也是金批的对立统一吧。即使这样，毛泽东也认为金批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使读者看书时“有个头绪”，提纲挈领地掌握其主旨和内容。
他进一步由此引申开去，讲到《晋绥日报》对所发表的材料加编者按的必要，有利于宣传群众和鼓舞群众，推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体现了办报人员的负责精神。他的评论中也隐含着这样的内容：现代新闻文体中的编者按，也可以向古代的评点派借鉴，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是件有意义有作为的事情。
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
金圣叹的文采风流冠绝一时，而其显著标志，则体现在《水浒传》的序言、夹批和回前总评上。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夸金圣叹说：
金圣叹会写文章，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你们（《人民日报》）报社不会写文章。（易严：《毛泽东与鲁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59页）
金圣叹可称得起是文章大家，他的评论，义理、辞章、考据都有漂亮的地方。金圣叹颇懂文法，比如他用白话文写的《读第五才子书法》，就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论见解：
如他指出：“《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俗语说：“画鬼容易画人难。”《水浒传》是画人之作，不搞“戏不够，神仙凑”。
金圣叹还指出：“《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这是说，《水浒传》不靠深奥的文字吓人，而是用普通平常的语言写极不平常的文章。这才是真本事。
金圣叹点出的有些文章作法，还是说得很内行的。如他所说的“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如武松打虎下冈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月色等是也。”故事情节发展急缓相间，动静错落，高低搭配，大小结合，产生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金氏深得为文之道。
文章的提笔即文章的起笔。像万事开头难一样，文章的开头不仅艰难，而且十分重要。毛泽东赞赏古人“立片言而居要”的文论思想，所以他评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我们且看“金本”第一回的回前总评，即评点《水浒传》“提笔”：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吾又闻古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语，然则王进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则国家之祥麟威凤、圆璧方圭者也。横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去矣。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寥寥四百余字，笔力千钧地提示了《水浒传》的“微言大义”：
一曰先写高俅在于提示“乱自上作”的主旨，把天下大乱的原因归结为封建上层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