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07页。
在研究******的传记和论著中，有一种观点时而出现，那就是判定******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因素，甚至简直就是民粹主义。学术上的讨论当然可以各抒己见，这个理论命题似乎于本书的主旨也没有什么联系，本不该涉及，但是，笔者所以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有的文章在论述******的“民粹主义倾向”时，常把******阐释和解读《水浒传》的材料作为例证。如有篇文章，作者采取与美籍英国学者斯特尔特·施拉姆教授（政治传记《******》的作者）对话的形式，多处举******与《水浒传》发生联系的事例来阐述******的“民粹主义”，该文写道：
自从19世纪中期那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民粹主义”以来，后继者不乏其人。但是谁也没有权力，没有机会，更没有勇气在一个大国范围内将这一理论投诸实践。惟有******例外。他集权力、机会、勇气于一身，把7亿人口的国家搞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试验室，结结实实地进行了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
……
1917年中秋节，******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议进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都遭到******反对。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答道：“学梁山泊好汉。”
刚好十年以后，******上井冈山，开始走上一条与此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的道路。（《******》第24页）
这样崇拜底层社会的造反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声称他已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在以后的造反道路上，他还是不断流露出这一“少年时代的热情”。1926年的文章是一例证，1927年在井冈山上对王佐、袁文才的收容和重用，则更为严重，当时即引起了**********的深切忧虑。
躲在上海的**********对这些旧式造反者并不像******那样有好感。相反，他们在收到关于毛的情况报告后深感不安。他们写信给朱德，要他与毛会合，以便纠正毛的错误。毛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只像《水浒》中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样为民除害，而没有唤起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起义。（《******》第103—104页）
把井冈山道路说成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并不过分。问题在于这一结论中，是否还结合了其他因素？这类因素很可能既是当初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日后大灾大难的伏线。1927年12月**********的信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身上的水浒倾向的第一次察觉。40年后，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招手的更为浪漫的姿态中，他们是否又嗅到了同样的气味呢？40年后他们的反应即使是正确的，但已为时过晚，再也没有新的力量可供调遣，与******的梁山习气相抗衡了。
1936年，******抵达延安，向全国各种力量发出呼吁，号召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引人注目的是，他于这年7月向国内哥老会发布的宣言。他甚至试图使哥老会的会员相信，他们的想法实际上是和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因为彼此都打富济贫，都反对外国压迫者而爱护本国同胞。（《******》，第164—165页）
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策略。但是在此之下，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联系呢？一条看不见的思想线联接在******的井冈山时代与延安时代之间。这条思想线到了延安整风时代将会看的十分清楚。他总是念念不忘《水浒》描写的那个下层农民集体造反的古老故事，也念念不忘潜行于现代社会之下的秘密会党，甚至坚持认为辛亥革命在南方的胜利是哥老会的胜利（《******》，第12页）。这段“对话”，值得讨论的党史、军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问题实在太多了，比如******“1926年的文章（指《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引者注）”何以是民粹主义的“例证”？******于“1927年在井冈山对王佐、袁文才的收容与重用”，何以是“更为严重”的民粹主义？井冈山道路何以“结合”了民粹主义“因素”？“躲在上海的**********”1927年12月27日给朱德的信，指责******“像《水浒》中的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样”，其内容是正确的吗？在******的井冈山时代与延安时代之间，真的有一条“看不见的”民粹主义的“思想线”联接着吗？这条民粹主义的思想线何以到了延安整风时代将会“看得十分清楚”？如果这一切都成立，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还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如果把这一系列****党史上的重要事件，都纳入到民粹主义的范围，那么一部党史岂不要重写？为本文主题所规定，笔者不可能面面俱到辨析辩驳上述问题，把问号拉直。本文仅就“对话”所涉及的******、《水浒传》和民粹主义三者的关系，说点自己的意见。请看“对话”的有关论点和关键性词句：
“这样崇拜底层社会的造反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题中应有之义”。
“毛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只像《水浒》中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样为民除害，而没有唤起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起义”。
“******身上的水浒倾向”。
“******的梁山习气”。
“他总是念念不忘《水浒》描写的那个下层农民集体造反的古老故事”。
阅读“对话”的这些内容，给人的强烈印象是：******民粹主义的政治特征、思想标志和文化性格，就是他身上的“水浒倾向”和“梁山习气”，就是他念念不忘乃至崇拜的“底层农民集体造反”。似乎是因为解读、阐释和运用《水浒传》，才使******成为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后继者”，而且他还有“勇气”在一个数亿人的大国“结结实实地进行了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
《水浒传》岂不是罪孽深重？
******读《水浒传》岂不是贻害无穷？
笔者不同意这些观点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笔者觉得“对话”作者忽略了一个常识：******是怎样对待民粹主义的？他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是否科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了他身上的“水浒倾向”和“梁山习气”是不是民粹主义的证据。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当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开始发展，但是小生产仍占优势。早期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拉甫罗夫等。他们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企图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因而有“民粹派”之称。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做是“历史的不幸”，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要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宣扬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而群众只是“群氓”；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遭到失败后，大多数民粹主义者放弃了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堕落为自由主义的民粹派。八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有丹尔逊、沃隆佐夫、米海洛夫斯基等。他们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与沙皇制度妥协，提出一些反动的“社会改造”计划交由沙皇政府实行。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原为民粹主义者，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来批判民粹主义。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思想理论上彻底粉碎了民粹主义，并在实践上纠正了民粹主义。
谁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投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尤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后，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批判民粹主义思潮是相当自觉的、坚强有力的。
民粹派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企图在小生产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明确地批判过这种观点。1944年8月，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说：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
1927年以后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但是———
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07页）
当着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及时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且从原则上规划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