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建国以来******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7页。
全本《水浒传》塑造的宋江形象，是个忠义的化身。但是，尽管作者大量地虚构了许许多多宋江故事的细节，还是难于回避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的事实，宋江是个无可争议的悲剧人物。
历史人物宋江和小说人物宋江都失败了，都是悲剧人物。那么，怎样看待宋江的投降，怎样看待宋江的失败呢？数百年来，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不同历史时代和社会地位的读者，对此问题歧见纷呈，莫衷一是。
胜利与失败，革命与投降，斗争与妥协……这些问题，经常跑出来叩问革命家******的心扉。在这样的岁月里解读《水浒传》中的宋江，******当然不免对宋江的失败和投降发表一些评论。
宋江失败是因为不容于现实社会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宋江失败的原因，在******有文字记载的言论，大约起始于1926年。
那年的5月至9月，******在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为了说明现实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来阐述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其例证之一，便是“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皇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出来组织造反”。以此来反观国民革命，非有农民运动的开展，不能成功，“设全国的农民组织起来，不知其力量大到怎样了”。（陈晋：《******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这里讲的宋江，既是历史上的宋江，也是小说中的宋江，或者说小说中的宋江形象给予他以深刻的影响。在讲授中，他肯定了农民起义在促使封建王朝崩溃中的作用，也指出了宋江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实社会”。
在1926年的时候，******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和术语中，“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阶级利益”这两个词，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基本上表述的是同一内容。那时，******认为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或暴力斗争，其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其代表农民利益，而不容于地主阶级利益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就此问题，他还讲到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和朱元璋起义，他说：
黄巢：山东人，当时科举不第，气愤而起，由山东至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大肆烧劫，这是农民暴动的一个很显明的例子。他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其所以失败者，以始终暴动所致也。
李自成：当时陕省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追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以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还说：
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子兴而起。初犹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王子今：《******与中国史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107—108页）
历史上黄巢、宋江、李自成起义的失败，皆因其“代表农民利益”而不容于现实社会；而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夺取了政权，是因为“遂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农民起义的斗争成果被地主阶级篡夺了。一个是起义被剿杀，一个是胜利成果被篡夺，这里讲了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两种结局，指出其局限性。但这不否定农民革命战争的巨大历史作用，它摧毁了旧的封建王朝，带来历史变迁，多多少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应该说，此时******关于包括宋江起义在内的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原因的归结，虽然是深刻的，但不够全面。13年后的1939年12月，当他作为****领袖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时，他的理论分析不仅深刻而且全面了。他指出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他说：
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25页）
当然，从1926年到1939年，******指出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客观必然性，其目的正在于避免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斗争的失败。从1926年起，他在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宋江起义等历史上农民革命经验教训时，就发现和指出了封建社会农民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规律：被压迫阶级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的进步包含着一个永恒的法则———对压迫阶级造反有理。农民阶级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但也带有天然的革命性，只有在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充分依靠千百万农民的伟力，才能产生无穷的力量，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无疑，******从《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起义中，也悟出了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重视宋江形象的讨论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对古典文学遗产和以往的艺术形象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就成为时代要求和历史必然。
《水浒传》是作为最具有“民主性”的文学作品走入新时期评论家视野的。宋江更是从延安时起，就是作为农民义军领袖出现在新编平剧《三打祝家庄》中的，随着《水浒传》是“农民运动的史诗”的新的定位的确立，宋江是“农民革命领袖”的认定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但是，《水浒传》的主题是多义的，宋江的形象是复杂的。从解放初到“****”前，评论界对宋江的形象，争论激烈，分歧很大。
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水浒》七十一回本。1953年11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中，曾经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涉及宋江到底是农民起义领袖还是一个“动摇分子”、“一个卑鄙的奴才”。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冯雪峰在1954年的《文艺报》上连载《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文中说《水浒》中的宋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一个光辉的艺术形象”，“是一个为人民所欢迎的英雄”。他的这一论点被当时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在1955年3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刘中《谈水浒中的几个问题》就说：“宋江形象的创造是很薄弱的，甚至是不真实的，因而也是失败的。”1959年出版的两部由高等学校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采用的还是冯雪峰的论点。时间过去了四五年，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由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对宋江形象的评价上，提出了“两面性格”论。一说“宋江的性格始终是双重的：反抗性和妥协性纠缠在一起”。“反抗和妥协两面互有消长，有时妥协的一面会占上风”。一说“革命性和妥协性在这样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身上得到了结合”。
时间又过了一二年，1965年和1966年，有的评论者又对上述这些教科书的论点提出了商榷。针对“两面性格”论指出：“在宋江身上看不到始终是双重性格”，“非但不应该将宋江理解为《水浒传》中正面的英雄形象，任意美化，盲目赞扬；而且应该将宋江看作梁山好汉中的异己分子，葬送农民起义的叛徒，镇压其他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对其浓厚的妥协思想和错误的投降路线，必须无情鞭挞，严肃批判。”
概括建国初到****前评论界对宋江形象的意见，可分为三种：
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光辉的英雄形象，不仅是阶级斗争的英雄，而且是民族斗争的英雄。宋江的农民革命思想是典型的，他爱人民，济人贫苦，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具有组织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是梁山泊最适当的领袖。梁山泊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和他有血肉不可分的关系。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具有悲剧的矛盾性格，但革命性是主要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一个猥琐而又虚伪的人，是一个整天哼着“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封建主义的奴才，在受招安后则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的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总结他们为什么失败的教训。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
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面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陈晋：《******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4页）
在1965年前后，对宋江如何评价，******似乎没再发表别的具体意见，或者说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对怎样看待农民起义中领袖人物的投降，有一件材料却曲折地表露了******的态度。
1964年7月25日，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热烈讨论。《光明日报》编印了“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8月，反映之十主要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的一些意见。
******看了这期反映，写下批语：“此文有些道理。”（《建国以来******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0页）
两位历史系主任的文章有些什么道理呢？
蔡尚思说，对李秀成既不应该全盘肯定，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基本上同意戚本禹的意见，可和他的看法又不完全相同。他的有些看法比较片面，比如在分析李秀成投降原因的时候，说李秀成盖忠王府太奢华浪费，是为了个人享受；又说李秀成早就有了投降的念头。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吴泽说，目前报纸讨论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是因为怕死。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我们要想了解这个点，就需要把它放在一根线上来考察，而要了解这根线，又不能不把它和整个面联系起来，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这里的线，指的是李秀成的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李秀成的投降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本来，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农民是要分化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后不是走向失败，就是走向封建转化。太平天国也是这样。它后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际上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太平天国后期已经逐渐封建化，李秀成的阶级界限当然也就日益模糊了。所以等到李秀成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致对曾国藩抱有幻想，写下了《自述》。这就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说蔡、吴二位历史系主任的意见“有些道理”，说明******对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分析是同意的。据说，对《李秀成自述》******还说过这样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看来，对于革命队伍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太平天国时代的李秀成投降与北宋末年的宋江投降，都涉及农民起义领袖的结局，尽管作具体分析，二者之间有不同之处，但是，把史学界对李秀成评价的基调移用于宋江，突出其阶级异己分子和屠杀农民革命刽子手的形象，这个结论很容易为60年代以后的******所接受。十年以后，他指责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也不足为怪了。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结局是个悲剧，《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英雄好汉们的结局也是个悲剧。仔细分析整部小说，读者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山事业，成也宋江，败也宋江；宋江的造反生涯，成也忠义，败也忠义。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试看：综观梁山义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宋江的号召力、吸引力和团结组织之功，远远超过了王伦、晁盖和吴用、卢俊义等人，他创造了梁山的辉煌鼎盛时期；但是，正是他的影响，推动梁山队伍在军事连获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向朝廷投降的。没有宋江的威信威望，招安投降的阻力会更大。再者，当忠臣孝子的忠义思想是宋江思想意识中的“主旋律”，是他的思想基调。靠着这个思想的凝聚力，他把108位首领团聚到梁山泊；还是靠着这个思想的影响力，他又把108位“强盗”转化为“国家臣子”。宋江的功过，都与忠义思想息息相关。
看其造反上山，冲州撞府，劫富济贫，他是响当当的革命派；看其心系廊庙，盼望招安，奴颜婢膝，他是名副其实的投降派。
所以，******在1975年8月14日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中，讲到宋江时说：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建国以来******文稿》第13册，第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