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个“基本国策”，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的。把“计划生育”改变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就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大变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到1980年一孩政策开始在城乡实施，并且逐步加大了惩罚超生的力度。到1984年，在乡村有调整，规定在乡村，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经过允许，可以生育二胎，但是禁止生育三胎。对于少数民族，前期以宣传为主，后期逐渐规定为二孩政策。就是说，中国计划生育，是与时俱进的“基本国策”，而不是僵化不变的“基本国策”。2010年以后，中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也不会停止与时俱进的步伐。
一、“基本国策”起风云， “四家争鸣”论短长
中国的计划生育，现在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战国”时代。而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四家争鸣”，呈现“四论鼎足”的局面。第一种理论是“紧缩论”，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还要奖励“丁克化”，把中国人口由13亿减少到3亿。第二种理论是“稳定论”，主张保持适度生育水平，限制过高，防止过低。第三种理论是“渐变论”，主张大稳定、小调整，通过渐进性的变化，逐步由一孩政策过渡到二孩政策。第四种理论是“突变论”，认为改变现行政策势所必然，放开二孩政策刻不容缓，要尽快“废独”——废除独生子女政策。
“紧缩”论——把13亿人变成3亿人
坚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人员李小平。
程恩富认为，中国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必须继续坚持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坚持“城乡一孩，特殊二孩，严禁三孩，奖励无孩”，以便中国人口尽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加快赶上美国、日本、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人均生活水平；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和中国加速老龄化没有必然联系，“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减少人口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等。
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严重过剩，如果没有大幅度的绝对降低，在生存水平和生存环境上，中国就不能赶上发达国家。他认为必须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中国人口零增长。他提出中国人口总目标是3~5亿，要用两个100年来实现：在第一个100年里，把中国人口由13亿减少到8~10亿。在下一个100年，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5亿。就是在200年的时间内，把中国人由13亿减少到3亿，留下一个零头，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剩与人均资源不足的矛盾。在李小平“人口大目标”的要求之下，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就不是20年或30年的权宜之计，而是200年的长远大计。
“稳定”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防止过高过低稳定现行政策，把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防止过高或过低，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以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等权威部门负责人的观点。
张维庆说，中国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段，会出现一个生育小高峰，中国的生育水平会呈现回升状态，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有将近1个亿，他们已经进入生育旺盛期，如果在这10年期间调整生育政策，将使中国生育率有一个大提高，给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后患。他认为计划生育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只能稳定、不能动摇。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10年之内，是别想动了。
李斌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阶段。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提出，“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这种稳定论、维持论、现状论，也就是现行政策“最好”论、现行政策“不变”论。
“渐变”论——大稳定、小调整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渐变”学派，其渐变的主张，很重要的战略考虑是：保持“生育维稳”，防止大起大落。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要渐变，而不能不变，是由于自前中国人口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性别结构问题，就是男女数量失衡；二是年龄结构问题，年轻劳动力后继匮乏，难以持续，老龄化加剧。而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与现行生育政策关系极大，必须在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改变。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一刀切，应该在一个漫长慎重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在老龄化和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地区，可以加大变革力度，而在大部分地区要逐渐改变，不能一下子放开，防止负面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肪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不等于一孩政策，而是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独生子女政策从一开始就明确是“一代人”的政策，这条政策不可能永远不变。但是作为一条已经执行了30年的政策，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只能渐进改革。
“突变”论——中国进入“废独”机遇期
主张立即坚决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突变”论，主要根据有以下四点：
一是认为计划生育属于战略决策失误，应该纠正。人口专家易富贤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控制人口的工程，当初根本没有进行科学论证，是非常草率的，计划生育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决策失误。计划生育导致中国1990年之后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了，尤其是200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早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已经把中国的传统生育文化破坏殆尽，使中国生育率处于超低的危险水平，新生儿比例降到全球的10%。中国生育危机，呼唤新的生育政策。
二是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计划生育后遗症”、“计划生育综合征”越来越突出。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老龄化社会加速提前到来。强制计划生育不仅行政成本高昂，而且使漠视生命、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等现象，司空见惯。“一胎化”已经走到尽头，基本国策进入历史拐点，尽快“废独”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三是中央在决策“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代人”的特殊政策，是30年的政策，不能代代相传，始终不变。1980年9月25日， 《****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标志中国独生子女或“一孩化”政策的开始。《******》在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到2010年恰好是30年。2010年后，是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四是中国进入一个人口政策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认为，今后5年是启动生育政策调整的极好时机。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逐步平稳过渡到在适当晚育与间隔的前提下，城乡妇女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一开始就宣布两孩政策以后绝对不会再收紧，以免民众害怕政策变化而抢生。他认为，27~30岁的女性是生二胎的重点目标人群，这个人群的数量在2008~2013年间处于低谷，然后于2018年达到峰值。因此，今后5年是生育政策平稳改变的极好时机。如果等到5~10年后再调整，27~30岁的女性人数达到高峰，是非常不利于平稳过渡的。
“基本国策”不是“终极真理”——“计划生育”不是“研究禁区”
1980年9月25日，《****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为了消除对于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曾经专门指出：“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2l岁以下，65岁以下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一。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从1980年到2010年，30年过去了，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的研究结果，中国早在1995年便步入老龄化社会，比当初国家的推断提前了足足25年。这说明人口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说明基本国策与时俱进的迫切性。而在今天，我们研究基本国策，已经不能只是研究“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了，今天的生育问题已经和老龄化问题、“婚恋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今天，基本国策已不再是“计划生育”的专利，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国策体系。基本国策包括婚恋基本国策，老龄基本国策，生育基本国策，起码是三大国策的统一。计划生育不能成为基本国策的垄断者，基本国策也不能成为计划生育拒绝与时俱进的挡箭牌，更不能把基本国策变成了某个垄断部门的基本利益。
学术争鸣，是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中的贯彻，是思想自由的充分表现，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是科学决策的智力保证。对基本国策的研究，不能成为禁区。在基本国策决策前，要研究，以便为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在基本国策决策后，仍然要研究，为改进和调整政策提供学术准备。对于那些与现行基本国策不一致的研究成果，不能封闭，更不能封杀。
2008年以前，人口专家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呼吁人口政策调整。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他写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也一度成为禁书， “当时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图书馆都不敢要”。“转变发生在2008年中期，”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6月，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易富贤文章，随后，各级媒体如凤凰卫视、安徽卫视、国际先驱导报》、《环球财经》等纷纷向易富贤约稿、采访，并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都接受《大国空巢》并上架，华东师大人口所甚至将其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写书评。“人民网”强国论坛版主甚至发短信问他为什么最近没有去论坛。易富贤说： “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围绕基本国策的学术争鸣，之所以越来越活跃，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和婚恋危机的出现与发展。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在关于基本国策的学术争鸣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人口学者的学术“转舵”，中国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2009年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现在他们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体现了实事求是、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二、中国，世界“计划生育”思想的故乡
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问题，主张节制生育的，是中国人。中国是近代世界计划生育思想的故乡，是发源地。因为中国最早遭受人口过多之苦。当世界进入近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上最多，中国受到的人口压力也最大，中国人对于人口的思索也就最早。清朝时期，是中国人口的大发展时期，从清朝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人口洪峰”，“人口爆炸”性发展，这使得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尖锐突出，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思考和忧虑限制人口的问题。
乾隆为人口激增发愁——中国“计划生育”第一帝中国有世界最早忧虑人口众多成负担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清朝初期以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力提高，中国人口急速增长，其速度和绝对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在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政府利用保甲制度编查户口，当年全国人口数量是143411559人。此后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3亿大关，总人口为301487115人，全国在近50年中，人口增长1.1倍多。而在此期间，耕地面积扩大有限。在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垦田数量是7236327顷，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是7605694顷，在60年中仅仅增长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