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北京，成为新中国“无妓社会”第一城。
以北京为示范，全国各大城市封闭妓院、消灭娼妓的行动掀起高潮。
“逐步消灭”——天津娼妓三年绝迹与北京的“一夜禁娼”不同，天津采取了“寓禁于限，逐步消灭”的方针，在3年中使娼妓绝迹。
天津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当时，天津有妓院448家，妓女2000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有2万多人。
天津市政府根据天津实际情况，采取暂不取缔、严格管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逐步灭亡的方针，在鼓励帮助妓女脱离妓院的同时，对她们做了妥善的转业安排。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其中结婚的有200多人，回原籍的100多人，做工学艺的50多人，私逃的60多人。天津市政府对全市妓院开展宣传教育攻势，推行一系列整改措施，动员妓院老板转营其他行业，鼓励妓女跳出火坑重新做人。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减少99家，妓女减少329人。停业妓院的妓女中有148人结婚，140人回原籍，25人从事生产，16人等待安排新职业。
截止到1950年年底，妓女转业、回原籍、出嫁的已达1706人。
为加速天津娼妓业的灭亡，从1951年开始，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府对娼妓业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依法逮捕了一批恶霸妓院老板，并于1950年12月8日到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10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天津600多年的娼妓制度，被扫进垃圾堆。
“封闭改造”——上海七千妓女全部变新人
上海灭妓，实行“全面封闭，收容改造”的方针。
上海在日寇占领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并划定当时的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搭客，军警不得干涉。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当时上海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3.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亨、美国水兵纷纷涌入上海，刺激娼妓业大发展，上海进入娼妓全盛期。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统计，1947年， “上海以卖笑为生者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数倍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人民政府加大对妓院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难。到1950年年底妓院由522家缩减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缩减到559人。
1951年镇反运动展开，人民政府逮捕100余名妓院恶霸，迫使一批妓院破产。
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1951年11月中旬，上海市委发出《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使7000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彻底铲除。
三、中国女性“被娼妓”，中国男性当自责
中国女性“被娼妓”，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一是充当娼妓的中国女性，作为“性劳工”，她们“被”黄色企业的老板剥削；二是充当“小姐”的中国女性，作为“性服务者”，她们“被”一批又一批嫖客玩弄；三是作为中国禁娼“严打”的直接对象，她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扫黄风暴中“被”打击。
“被娼妓”的中国女性，在上述三“被”中，陷于无可奈何的痛苦困境。
中国女性“被娼妓”，中国男性难道不应该“被严打”吗？
娼妓——女性的不幸，男性的罪孽
在社会上，我们总是看到这样的现实：****为生存，****为享受。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无法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来消除的。一些女人不得不豁出自己的身体去拼生存、谋发展。正是由于中国男人在权力和财富上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他们“挟钱权”以进行“性腐败”。
****，意味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直接的肉体剥削，体现了男性集团针对女性群体的性别压迫，标示着女性贫困、苦难和人性的压抑。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起这样一种秩序：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某种考虑而委身于某个男子。
妓女，在本质上是弱者，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妓女，在本质上是被男性强制、压制和掠夺的群体。有妓女的社会，是男女实际地位不平等的男性强势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制造中国妓女的罪魁祸首，就是堕落的中国男性。所以，娼妓现象，在本质上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压迫”、“性剥削”、“性迫害”，是女性的不幸，是男性的罪孽。
一个社会，娼妓泛滥，人们将其说成是女性的道德堕落和品质败坏，也有人将其说成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实际上，妓女多产，是男性的堕落，是男性的败坏，是男性的耻辱。当那些男性特别是那些掌握权力、占有财富的“富贵男性”，那些引领和主导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的“精英男性”、“高级男性”，持续享受妓女的“性福”并且还要把这种享受合法化和公开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男人还有多少品德和修养可言！他们应该被审判、被处罚！
有人说，中国女人有愈演愈烈的“妓女倾向”，中国在现代化，中国妇女在妓女化。
这种说法，是把中国女性妖魔化。
实际上，是中国一些男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腐化”，越来越“嫖客化”。是他们强烈腐败的“性福”需求，是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占有，是他们对权力资源的滥用，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妓女市场。如果中国的男性都忠于一夫一妻，不出去寻花问柳，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大的不正之权和那么多的不明之财，不掠夺和垄断社会和国家的资源，没有“******”和“嫖妓女”的资本，中国特色“性市场”的发展，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动力和潜力呢？
妓女“诚信”排前列——中华男儿失颜面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官员群体历来是民族的精英集团，是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是全社会的道德典范。而今天的某些官员，诚信度居然排名在妓女之后，令当代中国男性汗颜。
2009年6月至7月， 《求是》杂志的子刊《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进行了“信用小康”的调查。结果显示：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网民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中国官员“诚信”排位在中国妓女之后，又是一个震撼性的记录。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妓女的情操远远高于那些嫖妓的达官贵人。例如明代后期，深明大义的秦淮名妓李香君等人，为保汉人的大明，对与其交往的文人名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他们不要为高官厚禄而降清，要为保卫大明挺身而出。然而，她们寄于深情厚望的那些文人名士，却纷纷归顺了清朝，使她们的心血付之东流。悲愤之下，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河自尽。遗憾的是，在为中国崛起奋力拼搏的今天，作为带头人的官员阶层，其在民众心目中的诚信度居然排列在妓女后面，不能不说是政府的信任危机。
妓女再怎么拿自己的身子换钱财，毕竟身子还是自己的，而且绝大多数妓女也是被逼无奈。而那些拿别人的东西、拿国家和人民的资源为自己换利益，拿人民赋予的权力替自己谋暴利，还一副冠冕堂皇的人，其思想境界的确是远在妓女之下的。
“妓女”诚信高于“官员”——中国男性的耻辱。
嫖客远比妓女多——警惕中国男人“嫖客化”
根据相关资料，近20年来，中国的****者日趋众多。有专家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7年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期每年查处****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实际发生率的5%，甚至更少。警方人士主观推测则为10%。据此推算，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实际****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对****情况的全国分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在20~64岁的男性总人口中，承认曾经与小姐（暗娼、性工作者）发生过性交合的人占6.4%。按照年龄组来看，35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3.6%的人这样做过；而35岁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9%。最高的是25~29岁的人，高达12.7%。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话，那么35岁（含）以上的人只有5.5%接受过性服务，而35岁以下的人却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约8个男人里就有一个嫖客。
其中，25~29岁的人高达16.5%；也就是大约6个男人里就有一个。调查数据还表明：在那些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里，有39.2%的人是发生在调查之前3个月以内，在6个月之内的占50.0%，在一年之内的占71.6%，在5年之内的占88.5%。也就是说，在1998年8月到2000年8月之内，中国性产业曾经出现了急剧增长，比此前5年之内的规模扩大了4倍还多。
中国男性，正在走向“嫖客化”。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成功男人，热衷于到黄色场所追逐和消费女性。由于男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有专家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的回答是：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男士的机会，比在其他场合多。
娼妓之路，竞成为高端女性的成功之路。
四、 “新娼妓文化”荒谬绝伦，创“无妓中国”不是空想
新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持续30年的“无妓时代”，这是一个奇迹。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总量“亚军国家”的中国，也完全有条件再创造一个“无妓社会”的新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应该具有一个娼妓现象长期存在与持续发展的特色；娼妓现象，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因素、和谐因素。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娼妓文化”，为中国娼妓现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根据，进行思想辩护。“新娼妓文化”鼓吹“娼妓必然论”、“娼妓有理论”、“娼妓有利论”；“新娼妓文化”认为禁止娼妓不理智、不科学、不客观，是绝对化、理想化、灾难化；“新娼妓文化”呼吁中国娼妓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新娼妓文化”的实质是：时代需要娼妓，中国需要娼妓。
历朝历代，娼妓都是不道德的代名词，而中国“新娼妓文化”，却要占领道德高地，把娼妓现象定位为“正常”现象甚至是积极因素。结果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议论娼妓多冷漠，争论禁娼很热烈。岂不怪哉？
计划经济可以无“妓”——市场经济必然有“娼”吗？
“新娼妓文化”者认为，现在禁娼，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彻底禁娼，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彻底禁娼的，这是由于市场化经济必然带来“性”的商品化，妇女****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体现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买卖规律，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一样，是不可能的。
其实，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娼妓现象的复活和恶性膨胀，有诸多原因，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原因。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要求、也不引导婚恋体制、两性体制的“商品化”和“娼妓化”。中国娼妓泛滥的真正原因，是旧的娼妓文化回潮，是西方腐朽娼妓文化侵蚀，是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是下岗失业问题突出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一批妇女生活无着，被迫****。此外，社会犯罪组织增多，导致一批妇女被贩卖，沦为妓女，以及对黄色势力打击力度不够等问题也是导致娼妓泛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