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后继任者也有盈余管理的动机。继任者进行盈余管理的考虑是因为，第一个财政年度中的会计收益与管理福利不相关，一般从上任后的第二年开始算起。况且继任者对过去的绩效不负责任。继任人会在接任当年采取倾销不理想营业项目和不盈利的部门等措施进行盈余管理。新任经理会对当年的会计报表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而人为地操纵会计报表，尽可能地抹黑接任时的公司绩效境况，越消极越好，一般来讲更换当年度的公司业绩会很糟糕。这其中伴随的盈余管理活动就是所谓的“大清洗”现象。一方面可以将过去劣等绩效归咎于前任，即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为以后自己负责任条件下的绩效水平的提高做铺垫，以创造两种绩效之间的悬殊性。提供了企业绩效改进的可能性和空间，从而对经理人的报酬福利产生积极影响。DeAnge1o（1988）发现继任经理人倾向于采取盈余管理调低收益，以此将业绩较差的原因归咎于其前任的决策失误，并使得下一年的利润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所以继任者存在减少收益（即利润冲洗）的动力。La Salle，Jones和Jain（1993）将此称为“责备假说”。但从继任后第二年起，继任者可能采取增加报告收益的盈余管理方案来显示其绩效的改进。Purlieu（1993）用73家美国上市公司的CEO更换为样本，检验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继任经理在第一年操纵收益项目将利润调低，目的是调低未来绩效的衡量参考标准；第二年在该经理管理下取得的收益都有显著提高。在非常规更换中继任经理有更强的动机和机会去实施盈余管理。
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上市公司的高管变更过程中也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例如奚俊芳等（2006）以2002和2003两年间发生第一大股东变更的120家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会计研究法研究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绩效。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公司经营业绩综合得分，考察了控制权转移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都发生变动的公司比没有变动的公司来说引起了公司业绩的提高，不过他们的回归分析表明，这些业绩的提高部分来自于盈余管理，这可能是更换后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通过盈余管理向继任者表明自己较高的管理效率。
李延喜，雷晶晶，姚宏（2009）以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数据，对不同治理结构下高管正常变更前一、两年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董事长在正常变更前一、两年有调增利润的行为，且变更前一年的调增现象比前两年要显著，但没有证据显示总经理正常变更前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还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董事长正常变更诱发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杜兴强，周泽将（2010）以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之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外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内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而言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附加检验也揭示，高管离职的原因会给继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和继任来源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6、股东财富效应与高管变更
公司的高管更换是公司的一项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重要性从更换公告发布前后股价的波动上可以体现出来。理论界有两种观点解释高层更换的股东财富效应。其一是特殊人力资本观，若离职的高管人员具有特殊的人力资本价值使得公司很难在经理人市场中找到合适的替代者，或者说寻找替代者的成本较高，这类高管人员的离职将影响到公司的价值，从而引起股价的波动。相反如果离职的高管人员只具有一般人力资本，寻找这类高管人员的成本很小，甚至可以认为，其契约成本为零，那么这类高层更换就不会影响到股价。另一种观点是信号传递观，高层更换向股市传递出某种信号，股价波动是对该信号的反应。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股市可能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是股市认同董事会的这一决策是为了提高公司未来的业绩；另一种反应则出乎董事会的意料，市场接收到的信号是公司需要更换高级管理人员说明公司之前的业绩不好，尤其是当公司做出更换决策之前的业绩较好时，市场会调低其对该公司经营业绩的预期值，从而市场对这一决策的反应就体现为负的累计超额报酬。
Brook等（1996）利用1970-1988年间588家公司的969次CEO继任样本研究了董事会组成与外部人继任CEO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自愿更换后，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继任，股票收益都表现出积极表现，表明股东认为对他们是利好消息。而当强制更换后，市场对内部和外部继任表现截然相反，表明此时外部任命对股东更有利。Desman和Lin（2002）检验了1990-1995年间331家英国上市公司CEO更换的宣布日前后的股价变化情况，发现很多公司选择不宣布CEO的离职。而与那些向伦敦证券市场正式宣布CEO更换消息的公司相比，这些不宣布消息公司的绩效更差，更换后失败的机率也更高。市场对更换的反映是消极的，市场视更换为财富缩减，尤其是当CEO被解雇后又从事其他工作的，即视更换为坏消息。然而这种消极市场反映更容易受到新闻媒体披露的影响，而不是公司披露的影响。他们还发现股价对高管离职消息披露的反映明显受到公司财务风险、更换原因和董事会是否宣布替代人选的影响。
我国一些学者也对高管变更前后的股东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研究结论却未能达成一致。朱琪等（2004）针对1997-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的282例样本，就其控制权变更公告日效应的平均超常收益率和累计平均超常收益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显示：（1）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的信号传递效应在[-2，2]区间上完全实现。（2）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公告日收益率变动呈现出如下趋势：在公告日信号传递效应区间，其收益率显著为正；随着传递时间延伸，收益率显著为负，从而在整体上，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制权变更对并购公司股东并未显示出明显绩效改善。
张龙，刘洪（2006）将更换后的继任者来源分为内部和外部，将继任方式分为控股股东指派和职业经理人两种形式，并利用沪深300指数成份股公司2001-2003年的301例董事长和总经理继任事件为研究样本，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了经营者继任的信号效应，用骤检验识别了经营者继任的管理效应。研究表明，内部提升总经理或选择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导致公司股价下跌：但是不论继任来源和选择方式如何，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变更均会导致公司系统风险水平发生显著变化。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结论，究其原因，一些研究从研究样本中剔除了那些发生在变更前后短时间内复杂事件的影响，如股利宣告效应等，这些研究包括，Reef（1987）、Warner（1988）等，而其他的研究则没有剔除这些事件的影响，如We1sbaeh（1988）等。
徐万里，钱锡红，梁瑞芝（2009）以2004年中国发生CEO继任的216家上市公司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CEO继任财富效应显著，与继任CEO的受教育程度、拥有MBA背景和国际经历正相关，与CEO的继任来源无显著关系。
7、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与高管变更
所谓高管团队稳定性是指在上市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或董事长）离职后引起的其他一般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Kina，Krakow和Main（1995）的研究表明，当CEO的更换是由破产程序、私有化改组或者接管活动造成的时，董事的更换与CEO的更换成正相关关系。作者认为董事更换频率的增加是因为低劣绩效的约束引起的。然而这种约束性活动将向外部传递内部控制机制的失败的信号。所以包括整个经理层、董事的约束性更换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缺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很少有证据表明在CEO更换后公司董事被更换。如Hamelin和Wiesbaden（1988）检验了142家公司13年期间的董事会的变化情况，没有发现外部董事在CEO更换后可能离开董事会的证据。还认为内部董事是CEO职位的内部候选者，内部董事更有可能支持他们的同事而不是外部人。因为外部人比他们的候选者更可能打破公司的现有策略。也有人争论说，新任CEO可能需要不同技术特长的董事，那么当原CEO被强制更换后，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董事会重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