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董事长变更的情况下，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Roe×Protect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在0.05显著水平下显著。在总经理变更情况下，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Roe×Protect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在0.1显著水平下显著。而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的情况下，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Roe×Protect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是不显著。
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情况下，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Roe×Protect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是不显著，而在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情况下，在0.01显著水平下显著。这与前面分析的回归结果完全相符，这说明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第三节实证结果总结
一、实证结果相同之处
本文以高管变更作为研究对象，以高管是否发生变更的这个哑变量作为研究的自变量进行logit回归所得出的结论如下：
1、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呈现负的相关关系
本文在单独分析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的关系时发现，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不仅如此，本文再将制度环境变迁因素变量即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减少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指数、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引入到模型当中发现，企业的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仍旧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1中所论述的市场竞争能力越强，公司经营的状况越好，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小相符。即使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发生的变化，对于这种关系的影响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2、市场化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
本文在分析制度环境变迁因素中发现，市场化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假设2中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制度环境对公司股东利益保护的就越好，中小股东监督大股东和经理层的成本越小，促进公司的治理，此时的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的负相关性就越高。
3、要素市场发育指数与高管变更负相关
本文在分析要素市场发育指数与高管变更之间发现在董事长变更、总经理变更、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支持了第四章中的假设2，说明要素市场好的地区，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加大，人才的流动更加频繁，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
4、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变更负相关
本文发现在董事长变更、总经理变更、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等四种情况下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均为负数，且在不同程度下显著，这与第四章中的假设3相符，这就说明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力度越小，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加大，人才的流动更加频繁，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
5、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
本文在分析制度环境变迁第四个替代变量时引入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发现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在董事长变更、总经理变更、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等四种情况下负相关，且在不同程度下显著，这支持了第四章中的假设4，这就说明减少当地政府对于商品市场的保护力度越小，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加大，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
6、高管的年龄与高管变更显著负相关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高管的年龄与高管变更之间都呈现负相关关系，且在在0.01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高管的年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受企业竞争和制度环境的变化的影响。
7、资产负债比率与高管变更不显著正相关
资产负债率与高管变更的相关系数为正值，而且不显著，但是其数值非常小。这说明外部债务人监督或影响公司治理的动力不足，这与以往国内学者研究的结论基本相符。
8、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显著负相关
不管是采用经过行业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还是未调整的净资产收益率，都会出现公司的业绩与高管变更的显著负相关的关系。股东在没有有效衡量管理者的经营能力的体系时还是大都以公司的绩效作为衡量的标准，公司业绩差会影响到公司的价值，进而影响到股东的利益，高管变更的发生就再所难免。
9、股权制衡度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不显著
在董事长变更、总经理变更、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或非国有股等所有情况下第二大到到第五大股东对于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度与高管变更都是负相关，而且不显著。这与我国股权集中度较高，大部分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有很大的关系。
二、实证结果异常之处
本文在前文已经对于所提出的假设所对应的指标给出了大量的解释，但是在实际分析当中，我们还引入了大量的控制变量，虽然有些变量没有在假设中出现，但是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在进一步研究高管变更情况时需要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
1、高管是否领取薪水与高管变更关系不一致
本文在分析要素发育指数和高管变更，以及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与高管变更的两种情况下都是在总经理变更的分类中高管是否领取薪水与高管变更呈现正相关，但不显著。这与在其他分类情况下，高管是否领取薪水与高管变更呈现负相关，但十分显著不一样。
2、公司规模与高管变更负相关，显著性不同
通常来说，公司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高管层的稳定性，所以在本文研究中引入了公司规模变量，分析发现公司规模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是这种关系的显著性在不同的分类情况下不一样。在董事长变更和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这两种情况下公司规模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就是不显著，而在总经理变更、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等三种情况下这种关系就十分显著。
3、前十大股东关联度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和显著性均不同
本文在分析中发现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情况下前十大股东关联度与高管变更之间负相关，在0.1显著水平下显著。在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情况下前十大股东关联度与高管变更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
4、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变更关系不一致
我国设立独立董事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监督公司治理的行为，保护广大的股东的利益。但是本文在分析中发现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情况下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且在0.1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是在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情况下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变更正相关，但是不显著。
5、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变更关系不一致
本文在分析中发现在董事长变更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变更负相关，而在总经理变更、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变更正相关。同时，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变更正相关，而在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变更负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分析都是按照前文所提到的假设逐步开展分析的。从总体上来看都能够证实所提出的假设。但是在此当中为了深入发现影响高管变更的深层原因，本文将所研究的样本分为两大类别即第一大类为董事长变更、总经理变更、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的情况，第二大类为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发现市场竞争度、制度环境变迁因素即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指数、减少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指数、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等指标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实证分析当中却发现一些控制变量即高管是否领取薪水、公司规模、前十大股东关联度、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五个变量与高管变更的关系在不同的分组情况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与以往学者研究当中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情况类似。本文对于实证分析中在不同的分组情况得出相同或者不同的结论的进一步的深入剖析需要在下一章将进行详细的分析，以期能够发现影响高管变更的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