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生存法则
除非极少数胸怀远大理想、打算浑水摸鱼建立不世伟业的英雄或奸雄，就一般人而言，大概很少有谁愿意生活在乱世。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句古老的俗话就说出了大众的心声。但是，生逢乱世或是身处承平，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上帝的骰子一掷，凡人的命运就已经不可更改。投生在太平时代的，只能感谢上帝的仁慈；堕落到乱世苦海的，也只能怨自己时运不济。
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乱世，更包括乱世中文人的命运——一个生在乱世的文人，他到底可以有哪些不同选择？在他的面前，究竟是乱世比承平多了些机遇，还是承平比乱世添了份安稳？他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又是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他们顽强地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治世不多，乱世却不在其少。每逢鼎新革故，短则二三十年，长则百余年乃至数百年，都可以归入乱世的范畴。一个人要是从孔子的春秋时代活到晚清，我猜仅仅兴亡之叹就会让他老人家一口气上不来。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论是生在乱世还是盛世，或者是不乱不盛的平淡之世，对只能拥有一次生命的个人来讲，第一要义就是在不妨碍他人及社会、并尽可能惠及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让自己活得更幸福更精彩。须知，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主耶稣以外，并没有第二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经受苦难的。
假设我们承认这个标准成立的话，也就为古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乱世生存法则。在此，我不妨举几个典型的古人为例子，看看在乱世里，一个文人的自由度有多大，他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做一次选择，并看看这些选择能够给他本人和与他同代的人民带来多大的幸福。
陶渊明、王冕和东汉美女蔡文姬的老爹
中国文人历来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这话虽然有些高蹈，也还是不乏可操作性的。
既然是乱世，那么一个文人在修身齐家之后，就会不幸地发现余下来要干的两件事——治国、平天下——已经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这时候，如果他们认定乱世的政府没有可供合作的价值，再比如他们已经对世道人心感到悲哀和厌弃，剩下可走的路就只有隐逸。诸葛亮的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也。
陶渊明在这方面似乎是一个为后人高山仰止的典范。公元405年秋天，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又一次挂印而去，这时距他出任彭泽令还不到三个月。此后，陶渊明隐居于故乡柴桑，过着吟风弄月的诗酒生活。
陶渊明的选择被后来的中国文人看做是一种豁达和英明之举，生逢乱世，还有什么比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与大自然的快乐更幸福的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从陶渊明留下的众多诗篇中，我们确乎看到了一个出世者那快乐忘形的背影。
但是，疑点并不是一点也没有。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必然应该有着他的经济基础，才可能面对“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惨状不但无动于衷，反而津津乐道——换了今天的农民，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了。其次，陶渊明对自然山水的过度热爱和热衷，让人对这种过犹不及的举动有些腹诽。这一腹诽后来苏东坡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但苏东坡是用赞赏的口吻说起陶渊明的——毕竟，古人老是怀念更古的人，这是人间的法则，没法。苏东坡认为，古人之所以可贵，贵在他们的真实。陶渊明耻于为五斗米折腰，因而辞官，这是率性而为；在乡下住久了，他偶然进城的时候，又对官员们的盛大排场有点眼红，这也是率性之举。
苏东坡的话可以做凭证的话，那么陶渊明身为乱世文人的选择，岂非完全出于不得已的下策吗？难道他在采菊东篱、遥望南山的时候，还在遥想着人间的荣华富贵吗？
比陶渊明隐逸得更成功的是画家王冕。在小学的课本上，我们就曾学过王冕如何在放牛时学习画荷花并成为大画家的故事。那时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刚刚在诸多农民起义将领中崭露头角的朱元璋也曾就军国大事问计于他。等到几年后，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朱明王朝，想到了王冕这位隐逸林泉的高士，打算委他以重任。王冕及时地得知了这一消息，并在特使到达他的草庐之前的那一个晚上，趁着月色，带着老母和几卷诗书踅进了江湖的风烟之中，从此不知所终。
比起陶渊明和王冕的选择要等而下之的是蔡邕，也就是东汉美女蔡文姬的老爹。蔡邕是东汉末年的大文人，早年做过几任小官。后来见董卓专权，遂隐居不出。董卓这样的军阀加大老粗也明白一个政府需要有几个文人来帮衬的道理，于是三番五次地要蔡邕出来做官。蔡邕先是婉拒，后来董卓愤怒地表示，敬酒不吃就等着吃罚酒吧，你有几颗脑袋呢？蔡老先生只有一颗脑袋，而且还要留着做学问，于是只得出来做官。
董卓为了表示对文人的优礼有加，三天之内将蔡邕连升数级，做到了部长的级别。不久，董卓败亡，按理，蔡邕应该为摆脱了威胁而高兴才对。不想，他大概是脑子里进了水，居然在文武百官弹冠相庆时大哭不止。为此，新兴的权贵王允理所当然地要了他那颗董卓没拿走的脑袋。
蔡邕老先生的悲剧可以理解为乱世文人在选择时的犹豫，正是这种不彻底的藕断丝连要了他的命。
欧阳修和薛居正的指责
其实，我们在这里不论是叙述陶渊明的饮酒采花还是王冕的月夜私奔，抑或蔡老先生的惊天一哭，这三位乱世文人的命运及选择，都不过是为了做一个铺陈。我的目的是要引出本文真正的主人公。他与前三位文人一样，也生在乱世，并且是更乱的乱世，用钱穆的话来说，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代”。这位文人居然有着迥异于此前乃至于此后若干乱世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此人就是我将其定位为公务员的冯道先生。
让我先对冯道来一个大体的勾勒，以便让读者老爷们能更顺利更轻松地进入他的故事。
冯道（公元882年―954年），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县东北）人。唐朝末年曾投奔军阀刘守业任参军，刘败后投奔河东监军张承业，张承业将他推荐与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升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和出帝时亦均任宰相。契丹灭晋后，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仍任太师。也就是说，冯道因接连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契丹五个朝代及十个皇帝——唐庄宗、唐明宗、唐闵帝、唐末帝、晋高祖、晋出帝、汉高祖、汉隐帝、周太祖、周世宗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政府中出任首相级别的要职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异类。
冯道让后人诟病不已的是他的政治气节。在儒家们看来，一个有操守的文人，是否能够在如此走马灯般转换的不同朝廷里任职，并且还出任得如鱼得水，乐不可支呢？答案当然是否。于是乎，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以少见的严厉说：“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虽然也承认冯道待人接物有古人之风，大臣之体，却依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公务员冯道恪尽职守的一生
冯道的政治气节到底该如何保守，才不至于如同薛居正所说的那样一女事了二夫，我们暂且搁下不表，倒是不妨先看看冯道在五朝十帝的政府里身居要职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不论是欧阳修还是薛居正，都在他们为冯道所撰写的传记里承认，冯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
冯道早年在李克用军中任掌书记，也算是高级军官了，可他居住在十分简陋的茅草屋里，连席子也没有，晚上就和衣睡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稻草上；吃的食物也与士兵们完全没有两样，从来没有要求开过小灶。领到了工资，他就将这些钱拿来和手下的士兵以及仆人一起改善生活。那年月，打了胜仗的军队抢几个民女做做露水夫妻，原本是司空惯的事情。冯道手下的士兵敬重他，怕他寂寞，偶尔送几个女人给他，冯道实在推脱不过，就像柳下惠似的将女人弄到别处安置起来，等到寻访到了她的家人再将她送回去。露水夫妻没做成，反而倒贴进去不少银两。
在唐庄宗手下任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加民政部长时，冯道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乡奔丧，竟然是徒步而行。当地的地方官听说中央首长回到了老家，纷纷备了礼品来看他，可无一例外地被冯道客客气气地婉言谢绝了。
当时，冯道的家乡正好闹饥荒，冯道就拿出所有的家产，代替失职的国家对饥民进行赈济。此后，在守孝期间，冯道一直住在一间破屋子里，亲自耕田砍柴，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邻居有人因劳动力不济而使土地抛荒的，他就悄悄趁着夜色代为耕种，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表示感谢，他又像个古代雷锋叔叔似的不以为然。
总之，从这些行为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冯道的人品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而且，作为一名高级官员，他其实也是称职的，甚至是优秀的。
还是在任李克用的掌书记时，李克用的晋军与梁军在黄河两岸对峙，晋军久攻不下，粮食消耗很快。一天，大将郭崇韬向李克用建议说：“臣以为将校太多，大多不过是些吃闲饭的，战时又起不了多少作用，不如罢免一些罢。”
李克用听了很生气，赌气说他不再任这支联军的最高首长了，要回老家太原去，并叫一旁的冯道立即起草辞呈。一时之间，气氛搞得十分紧张。
冯道只是答应着，却不肯动身。李克用一连催了几遍，冯道才徐徐说道：“我所掌的就是笔墨，大王您的命令，我哪敢不写？但是，现在大王您屡立大功，军中岂能缺得了您做主帅？郭将军所谏，也不算很不妥，您不同意的话拒绝就行了，何必大动肝火还要辞职呢？传出去，岂不搞得军中人心惶惶，要是敌人知道了，更会造谣生事的。”一席话，使李克用收回成命，转怒为喜，冯道的处变能力也可见一斑。
后唐明宗天成年间，中原一带连年丰收，国家无事。为此，唐明宗颇有些沾沾自喜，冯道却向兴奋中的明宗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
冯道说：“早年我出使中山，要经过井陉天险，怕马有个闪失，总是小心翼翼地抓住缰绳，但到了平地的时候就没什么顾虑了，认为不会再出事了，没想到在平地上突然摔下来受了伤。在危险的地方，人总是由于格外谨慎而获得安全；但居于太平的环境，往往因放松警惕而大祸临头。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一时的太平和丰收而得意。”
唐明宗又问他：“丰收之年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就会改善呢？”
冯道回答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看来，三农问题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接着，冯道又给唐明宗念了唐代诗人聂夷中那首著名的《田家诗》：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但照逃亡屋。
唐明宗听了，叹息了一回，让左右将这首诗抄下来当做座右铭，不时低头诵读一番。
唐明宗手下的一个将军，在临河县偶然获得一只玉杯，杯子上面刻画着“传国宝万岁杯”字样，将杯子进贡给了唐明宗。唐明宗非常喜爱，有一天就拿出来给冯道欣赏。
按常理度之，冯道大不了随喜一番说几句凑趣的话就是了，可他偏是这时也不忘对明宗敲警钟。他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物而已，而皇帝应该有的宝物却是无形的。”
明宗听不懂这种高深的话，冯道就给他解释仁义才是帝王之宝。明宗出身行伍，听得云里雾里，冯道走后，他又找左右近侍仔细询问，终于搞懂了冯道的意思，于是“嘉纳之”。
后唐亡后，冯道为后晋效劳。后晋是由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所建。石本是一个势力并不大的军阀，为了获得强大的契丹的支持，不仅向契丹称臣，而且称儿皇帝。938年，后晋需要派一位官员出使契丹，这显然是一件烫手的事情，满朝文武全都顾左右而言他。末了，只有冯道徐徐说道：“此事只能由我去了。”
这件事情，后来大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对冯道批评说：“他（指晋高祖石敬瑭——引者注）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
范文澜的批评委实有点让人替冯道委屈，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划幽云十六州及称儿皇帝诸事早由石敬瑭拍板，冯道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决策权可言的，那么余下的就是如何恪尽职守，奉公行事了。
再说，一旦搞僵了与契丹的关系，契丹强而后晋弱，契丹铁骑随时可以南下牧马。弱国的外交比起强国来，要困难得多，冯道在出任特使的经历中，却表现得相当出色，并不亚于当今一流的外交家。看来，大历史学家不懂人情世故，刻意于道德批判，也不稀奇。
听说后晋派出的特使是首相冯道，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打算亲自到郊外迎接，大臣们劝阻说从来就没有天子迎接宰相的先例，耶律德光这才作罢。
纵观中国史，当南北朝鼎立之时，南方大凡多文采俊秀之辈，每自出使北国，往往被北国因爱其才而强留下来，并加以高位。比如诗人庾信在南朝的官并不大，但到了北朝，好像坐上了直升机，一直升到位极人臣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