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的危机到“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规劝，诸葛之心可谓人神共鉴。其一生擒孟获，定南方，出祁山，伐中原，的确做到了他所许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然而，恐怕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一生苦心扶持的蜀汉王国，在他死后仅二十来年，就败在了自己曾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君主刘禅手上。
刘禅的平庸无能与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是人所共知的，连先主刘备临终向诸葛托孤，也不得不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刘备的意思似乎是说，如他的儿子刘禅不能胜任的话，诸葛亮可自己做蜀国之君。不少人读书至此，大多称赞刘备的宽宏与气度。实则大谬也！这一招正是刘备把诸葛亮推向死心塌地为他的傻儿子做儿子（臣子）卖命的一条毒计。
以刘备一生之虚伪狡诈，安能不知诸葛亮知识分子气质中的那种恪守臣道、投桃报李的愚忠思想？岂能不知自己的儿子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刘备这一招欲擒故纵的手法便使得诸葛亮绝不敢动废主自立的“贼心”。是时，“孔明听毕，汗流满面，手足无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见《三国志》）
从此，以诸葛亮之智、之聪、之能，竟不得不听从于刘禅之蠢、之愚、之笨。
从此，一代贤相为了君臣父子那套鬼花样，竟把自己卖给了刘家王朝，把自己的命运绑在一个平庸王朝的战车之上……设若当初诸葛亮不为愚忠思想所囿，择贤主而尽其能，甚或自立为蜀中之主，三分天下究竟归谁之手，亦未可知也！
尽管诸葛亮一生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事必躬亲，最终也只落得五丈原一夕秋风，锦官城片片降幡！何也？只因他所从事的事业成功概率几近于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人格上是可敬的，在现实和历史中则是可悲的！
历史是公正的，它让刘备之类任何想家天下万世一系者在愚子笨孙身上做了了结；历史却又是不公正的，它让本该做君主、做父亲的人做了大臣、儿子……
窃以为，旧文虽短，但大体也算说清楚了刘备如何以虚伪之举赢得诸葛亮毕生的忠诚。大而化之，整整一套二十四史里，帝王们总是有相当的办法使那些怀着一腔热血随时准备货卖帝王家的知识分子为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哪怕他们所效忠的对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在这种惯性式的忠诚中，知识分子的人格萎缩了，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消失了，甚至连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而变得湿润起来，把那厚厚的历史弄得潮乎乎哭兮兮的。
刘备死后，诸葛亮更成为蜀汉里里外外的总当家。刘阿斗是不成才的，他对于诸葛亮这位相父除了感到敬畏外便是依赖。刘阿斗本身无才能治理天下——在诸葛亮总理国事时，大概也没有多少机会治理天下，实质上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名誉上的国家元首。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朝代如果君主年幼，其手下必然就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顾命大臣事实上掌管着国家政权。这些顾命大臣，乃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政出其门，法出其手，他们往往已达到了能废立君主的地步。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因为心怀异志或是时势使之然而凌驾于君主之上，或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或成了幼主成年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绊脚石。但诸葛亮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外：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于他，他是理所当然的顾命重臣，但恐怕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废了阿斗自立或重新另立君储；刘阿斗恐怕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设计铲除这位相父。应该说，他和刘阿斗之间的关系要比古往今来众多幼主和重臣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多，也和谐得多。
但是，以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猜测，对于身边有这么一个严肃到了刻板程度的相父，刘阿斗当然只能恪守他父亲临终的嘱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说不敢穷奢极欲地过把帝王瘾，恐怕就连花天酒地一场也担心会挨相父的批评。刘禅本无人君的素质与志向，从他后来的乐不思蜀更可以判断出这家伙是喜欢纵情于犬马声色之中的，但在诸葛亮去世之前，我们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刘禅作恶的证据。而诸葛亮刚一死，刘禅就看上了某位大臣的妻子，并以皇后召见的名义将这女子骗进宫去，“天地一家春”也；且开始日益倚重宦官黄皓这个蜀汉著名的奸臣。总之，当诸葛亮这位伟大的相父去世后，刘禅人性中的恶在如同岩浆般地压抑了十数载后，终于喷涌而出。
鼎立的三国中，蜀汉原本最弱，到这时更是雪上加霜。此外，我们是否也可据上面的原因进一步猜测：其实刘禅一直希望诸葛相父早日归天，以便能尽早得享帝王之乐？那么，当诸葛亮出师北伐死于军中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后主刘禅一边假惺惺地抹着眼泪，一边肚里却在想：妈妈的，老子总算是熬出头了哟。
这种猜测并非毫无理由，我们可以从诸葛亮死后的一个细节看出刘禅对诸葛亮的态度。《三国志》引《襄阳记》称，诸葛亮死后，蜀人怀其德而请求朝廷为他立庙，但刘禅以礼秩不合而坚决不同意，于是百姓们只好在成都平原的阡陌间祭祠这位贤相。不久，又有言官向刘禅建议，即使不在全蜀为诸葛亮立庙，那也该在成都立一庙，但刘禅还是不同意。步兵校尉习隆和中书郎向充等人再次上表，认为“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古人如此，而当代则是“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小善小德也立庙，诸葛亮劳苦功高反不得立庙，这难道没有说明刘禅和相父之间有着某种耐人寻味的暧昧关系吗？这两位上表者很聪明，他们可能也体察到了刘禅的这种心态，因此在表折中劝刘禅为诸葛亮立庙，并不强调诸葛治国之功，而是说立了庙可以“尽顺民心”。这样，刘禅总算疙疙瘩瘩地同意了。多年以后，当杜甫来到成都时，犹自感叹：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除了腐朽，你别无选择
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方面显示出天才的管理能力。七擒孟获，这位蛮人领袖输得口服心服，从此蜀国后方安定达数十年之久；他所施行的严厉的法治，也使从来都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四川终于成了天下未安蜀先安。但令人惊讶的是，诸葛亮在他注入了几乎后半生大半心血的北伐战争中，虽然两出祁山，五进中原（《三国演义》中云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乃作家罗贯中信口开河，误也。），但这些连绵起伏的战争，不但没有出现在隆中对时他替刘备所想象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大好局面，恰恰相反，北伐反而造成了蜀汉国力的严重透支。以蜀汉之弱势而不断进攻强势之曹魏，并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方针，无论如何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但是，这一严重错误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真的是因为诸葛亮如陈寿所言“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是由于诸葛亮对军事的不成熟而导致的轻率举动吗？诸葛亮一生谨慎，岂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那么，原因就只有一个，即诸葛亮的勉力北伐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忠于自己当初的诺言，忠于当年和刘备在隆中对所立下的生死盟约。一言以蔽之，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是为了道义上和理想上的坚守。诚如是，当我们联想到连年北伐战争所造成的蜀汉后期朝无直言，民有菜色，而不知祸之将至的可怕现状时，不能不对诸葛亮的执著和忠贞感到既可敬可叹，更可怕可畏。
诸葛亮终于死在了北伐的军营，其实他本该死在锦官城的相府，死在丞相府的书房中。一个最高级别的文官死于战场上，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因此后人才会评价说：“兵者凶事，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战争是可怕的危险之事，治理国家的人不务必保境安民，让百姓休息，而热衷于开辟疆土，征伐天下，不能称为是明智之举。诸葛亮的确有辅佐君王的大才，但蜀国地处孤绝之地，士兵不到五万，原本可以闭关自守，这样就可以天下无事。但他没有一年不征伐魏国，其结果是师疲兵老，却没有得到一寸土地；更没有开创帝王的基业，反而使蜀国深受其害，人民都为了征伐带来的劳役而困苦不已。）
但是，后来人又怎能洞悉诸葛亮那内心的苦衷呢？他并不是不知道以小国而击大国乃是一种下策，也并不是不知道蜀汉的国力无法经得住这般折腾，只是他为了那位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主公，为了青年时代一个金属般的诺言，他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五丈原的秋风中，当诸葛亮终于闭上了太累的眼睛，蜀汉的丧钟已然敲响了。从此，日益腐败的蜀汉面对的是虎视眈眈的司马氏集团；姜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北伐更是让蜀汉雪上加霜。诸葛亮之死，同时还意味着自东汉以来数十年间的英雄时代的终结，下面接踵而来的将是一个后英雄时代。在后英雄时代里，阴谋代替了韬略，卑琐代替了磊落，谎言代替了真理，促狭代替了宽容。当钟会和邓艾的西征大军翻越了摩天岭，诸葛亮的儿子和孙子都将在绵竹城下血染沙场，为蜀汉这个撮尔小国献上最后一滴殷红的血液。
野史中载，某大将军为一位受伤的士兵吮战疮，这位士兵的母亲听说后痛哭不已，她认为将军的此举已将他的儿子推向了绝路，因为他的儿子一定会为了将军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关怀而为将军效命至死的。事实果然如同这位聪明而不幸的母亲所料：这个士兵在不久的追随将军的战斗中战死了。以诸葛亮而言，当年刘备三顾茅庐和在白帝托孤时，他就该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儿孙的结局——刘备就是那位吮战疮的将军。但据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诸葛亮，却无法知晓自己的命运。这枚云霄中的羽毛虽然轻盈而能恰到好处的乘风飞行，但最终当大风静止下来时，它仍然只能坠落于污浊的大地。
污浊的大地是一切高尚或卑鄙、纯洁或污秽的事物的最后归宿。在污浊的大地上，除了腐朽，你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