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贪黩搜刮成风，刘瑾是一个集大成者。到明武宗朱厚照下令抄刘瑾家时，共抄出“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三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觚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匾，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龙袍四领，八爪金龙盔甲三十副，玉琴一，王瑶印一，共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名声显赫一时的刘瑾本不姓刘，其祖上原姓谈，是陕西省兴平县人。他六岁时净身并依附一个姓刘的宦官进入皇宫，以后就改为刘姓，甚至连他的生父也随他改名为刘荣。“父因子贵”，这位权阉的父亲后来还被封为后府都督同知之职。
刘瑾入宫是在明孝宗景泰年间，开始只是在乾清宫随时被人使唤的普通杂役，官名为“答应”。由于初来乍到，不谙宫中规矩，一次触犯了法禁，被关押起来，等候处死。恰好赶上大赦，被兔于死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用在刘瑾身上也许不太恰当，但是此后他却遇到并紧紧抓住了令他后来飞黄腾达的最大机遇。由于当时颇有地位的宦官李广的引荐，刘瑾因头脑机敏被转到东宫服侍太子朱厚照。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小心谨慎，时时留意，处处用心，逐渐得到太子的信任和依赖。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久病不愈，自知不起，下令召见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命传位于太子，让诸位大臣用心辅佐，选贤任能，共兴明室。第二天又召见太子，托付国事，当天中午即晏驾。
五月十八日，太子朱厚照在群臣朝拜下即位，成为明王朝第十位皇帝，历史上称为明武宗，年号改为正德。这位新皇帝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生性热衷玩乐，不喜朝政，习惯于宠信自己在东宫时的一班太监。这班太监中有八人最受宠幸，即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等人，被人称做“八虎”。“八虎”依仗着武宗的信任，一意横行，不把朝臣放在眼里。而在“八虎”中，为首的要算是刘瑾，他在宫中多年，既有胆识，又有口才，善于揣摩武宗的心思。这时，刘瑾负责钟鼓司，掌管皇帝出行时的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他充分利用武宗爱玩的心理，经常向皇帝献飞鹰、猎大、歌伎等，还悄悄地私带皇帝微服出宫游玩，博得武宗的极大欢心。刘瑾很快被升任为内官监太监，总督团营。内官监太监负责监造官室、皇陵以及宫中的御制用品等。刘瑾利用这个差使，安插亲信，并让皇帝设立皇庄三十多处，作为皇帝的私人家园。后来皇庄增加到三百多处，仅直隶一省就有三十六处之多。刘瑾派各级宦官管理皇庄，宦官们依仗着皇帝的威势盘剥百姓，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致使京畿一带农民深受其害。团营是明代军队的主力，明成祖朱棣把京城军队分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英宗时三大营被入侵的俺答部所摧毁，后来于谦在各地选练精锐部队，分为十营，称为团营。让刘瑾总督团营，等于把军权交给了他，为他后来专权提供了便利条件。
武宗皇帝被刘瑾等人引导得一味地耽于玩乐，厌倦朝政，对朝臣的奏折，他随便看一眼，写上“闻知”二字，就扔在一边。因为经常出宫纵乐，精力不支，早上不能按时起来上朝，使文武百官在殿外久久守候。朝廷群臣对刘瑾等人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大臣纷纷进谏。五官监侯杨源利用星象的变化来警告皇帝，刘健也乘当时京城一带阴雨连绵上疏道：陛下登基以来，未闻裁减冗员，却增加宦官把持的监局、城门及四方守备宦官的数量和费用，这样做致使阴阳失调，所以阴雨连月不止。请皇上亲政讲学，整肃纲纪。户部尚书韩文等人也纷纷上疏，请求处死刘瑾。武宗表面上称是，却并不照办。同时还有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御史王焕、赵伯，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等一大批朝臣交章论谏，可是武宗全然不听。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复等人见这种情况，十分失望，辞官不做，相率出京。户部尚书韩文与同僚议论朝政的多种弊端，经常悲愤交加，泣不成声。郎中李梦阳对他说：“公乃朝廷大臣，当与国家休戚相关，悲泣并不起作用。听说近来多人上书弹劾太监，皇上让内阁讨论，韩公如能带领诸位大臣再次上疏力争，刘瑾等人一定能被除掉。”韩文认为李梦阳说得有道理，毅然联合朝臣伏阙上书，把刘瑾等人比做汉代的十常侍、唐代的鱼朝恩，只知道迷惑君上以便于私利，不顾国家社稷，如不严加处置，将更加肆无忌惮，危害大明江山。“伏望陛下下定决心，铲除权宦，以解神人之共愤。”武宗接到奏疏，知道引起了群臣的公愤，只好把奏疏交给内阁讨论，并派司礼太监王岳、陈宽等到内阁议事，最后议定将刘瑾等八人遣送到南京。刘健、谢迁等人认为这样处置太轻，一定要杀掉“八虎”。武宗迫于群臣的压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答应处死刘瑾等人。然而，在朝臣计议已定，奏章都已经准备好的关键时刻，却有人泄露了秘密。吏部尚书焦芳是刘瑾的私党，以最快的速度把内阁的意见及皇帝的态度告诉了刘瑾。刘瑾大惊，当即带领马永成等八人赶赴武宗寝宫，围在皇帝面前放声痛哭。武宗原是在群臣逼迫下作出决定的，现在见刘瑾等人哭诉，心中后悔。刘瑾乘机挑拨道，王岳等人是为了要限制皇上的行动，勾结阁臣来控制陛下，以便除掉皇上的心腹。再说陛下虽然游玩，并没有贻误国事。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忠于皇上的人手里，阁臣们就不会如此大胆胁迫皇上了。武宗听了这番话，态度完全改变，不仅不杀刘瑾等人，反而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连夜收捕王岳等人，发配到南京。
次日一大早，群臣入朝，却听说形势急转直下，一时间手足无措。为首的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一致请求辞职。在刘瑾等人的策划下批准刘健、谢迁辞职，挽留李东阳。因李东阳对刘瑾等人态度比较温和，让他升迁内阁首辅，接替刘健的位置。吏部尚书焦芳因为向刘瑾告密有功，被命兼文渊阁大学士，人直内阁。在这场斗争中，反对刘瑾的五十多人被列为“奸党”，有的被处死，有的被贬逐，刘瑾等宦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此后，刘瑾进入司礼监，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司礼监是明代太监二十四衙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刘瑾大权在握，还不满足，他要进一步掌握更大的权力。他千方百计地引导武宗寻欢作乐，并总是在武宗玩得最高兴的时候递上朝臣的奏折，武宗当然很不耐烦，他让刘瑾直接去处理，不要来麻烦他。这样正中刘瑾的下怀，他经常用皇帝的名义处理政事，自作主张。
在诱导皇帝玩乐方面，刘瑾可谓是挖空了心思。
“豹房”，是明武宗独享的一个专用词。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武宗按照刘瑾的主意，在京城西华门外建起了规模庞大的秘室，称做“豹房”。他把这里当做自己的新家，整天在其中流连忘返。有个叫于永的锦衣卫都督同知，知道武宗对宫中的嫔妃都失去了兴趣，就向他献计说：“听说西域地方有绝色美女，容光照人，肌肤细腻，比起汉家女子要胜过百倍。”武宗果然相信，派人搜求西域美女，安置在豹房秘室，昼夜欢宴。
武宗久居官室，穷极无聊，又想寻求新的刺激。他让太监们模仿宫外市井街坊开店设铺，让宫女们都穿上平民百姓的服装在街上做买卖，自己也亲身参与其中，还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让人从中调节成交，以此为乐。有的太监在宫里开设“酒坊”，一些宫女就在里面舞蹈弹琴。
武宗还热衷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他下令修建了太素殿、凝翠殿、昭和殿、光蹊殿、崇智殿等。为使这些宫殿显得豪华气派，不惜工本，经手营建的太监和官吏们也趁机渔利，中饱私囊。
刘瑾不遗余力地让武宗玩乐，武宗觉得刘瑾对他是一片忠心，对刘瑾信任有加。官员们对刘瑾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使用匿名的方式上书皇上，告发刘瑾祸国殃民的罪行。武宗见过告状的奏折后竟毫不以为然地说：“我就是把天下给刘瑾也无不可。”他还把告状的信件交给刘瑾去处理，以示信任。为了追查告状者，刘瑾下令百官跪在奉天门外，刘瑾站在百官面前厉声呵斥，要写告状信的人自己站出来。由于天气炎热，又不准官员们喝水，许多人被渴得昏过去，有三人被热渴致死。直到日暮，无人应承，刘瑾下令把五品以下官吏三百多人统统收进锦衣卫大牢。第二天，首辅李东阳出面，上疏朝廷营救群臣。这时刘瑾也听说匿名告状信是宦官中反对他的人所写，这才放了众官员。
刘瑾的威势一天天膨胀，在他的气焰逼迫下，有的朝臣被迫辞官不做，回归故里；留任的也大都不敢说话。为了对付反对他的官员，刘瑾采用特务手段监视他们。在以前成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基础上，他又建议设立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内行厂的权势在东厂、西厂之上，东厂、西厂都要受内行厂的节制和监视。至此，明代的宦官特务政治手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厂、西厂、内行厂在刘瑾的掌握下，罗织罪名，滥捕无辜，屡屡兴起大狱。他们用刑严酷，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民间百姓，甚至连宫内的人也不例外，只要被抓住把柄，就会轻者伤残，重者丧命。有一年过端午节，江西某地的百姓依照民俗在江中进行划龙舟竞渡，参与组织的人被抄没家产，流放他乡，理由是私造龙船，而龙船应当由皇帝专用，民间造龙船就是谋反之罪。内行厂还制造了许多特殊的刑具，设计了一些酷烈的刑罚，如凌迟处死等。短短几年间，被东厂、西厂、内行厂处死的就有数千人之众。他们不仅遍布京都大邑，连穷乡僻壤也常见踪迹，全国上下莫不惊恐不安，如在街上遇见身穿华丽服装，操京城口音、举止狂妄之徒，多被猜疑是厂、卫的特务，纷纷避之惟恐不及。
刘瑾为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权力，不仅派厂、卫特务四处打探，对官员和民众进行严密的监视，还把忠于自己的太监提拔重用，委以要职，让他们分别占据各边防要镇。北方边境鞑靼部经常入侵扰民，宣府、大同一带深受其害。由于有太监做监军，偶有小胜即向朝廷报捷，一再请功封赏，形成边境军功封赏逐渐虚冒泛滥。
刘瑾深知结纳朝臣的重要，所以他在培植宫内党羽——宦官们的同时，更注重援引顺从自己的朝廷大臣，结成死党。刘瑾之所以把持朝政、威势倾国，与他的这些党羽的追随拥戴是密不可分的。据《明史》记载，依附于刘瑾的朝臣有：“内阁则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则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玑、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璨、吏部朱恩、刑部刘樱、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各部侍郎、御史以上官员数十名。刘瑾专权时官居内阁辅臣高位的焦芳就是因为向刘瑾告密得以发迹的，尽管此人学识不高，为人阴险，但是在攀附权贵方面却很有“才干”。由于他“深结阉党以自固”，正德初年，被任命为有“六部之首”之说的吏部尚书。户部尚书韩文准备带领九卿参奏刘瑾，吏部作为六部的第一部应当首先签名，焦芳知道实情后暗地里把此事泄露给刘瑾。刘瑾下令罢免韩文、谢迁等人，而焦芳在继续把持吏部的同时又升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辅佐朝政。在内阁的几年里，他与刘瑾内外勾结，把持朝政，权倾一时。焦芳对刘瑾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见到刘瑾时说话言必称“千岁”，自称为“门下”。在处理政务时并未有什么主见，而是一味地顺从刘瑾的意愿。
左都御史刘宇在正德初年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刘瑾得势后，刘宇通过焦芳结识了刘瑾。当时刘瑾受贿一般不过几百两银子，刘宇舍得下本钱，出手就是一万两，刘瑾非常高兴，很快就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并加太子太傅衔。刘宇当了兵部尚书，大肆收受贿赂，后来又代许进任吏部尚书。刘宇的儿子刘仁当时考进士，在殿试时想进入一甲未成，就向刘瑾行贿，后来被授官职时与一甲的待遇相同。
大学士曹元是一个不学无术却非常圆滑的人，他当兵部尚书时，按照刘瑾的旨意任免将校等武官，后来又任吏部尚书并兼文渊阁大学士。身居高位，却没有多大本事，只会靠喝酒、讲笑话取悦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