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游，唐朝大臣，博州博乎（今山东在平）人。他生性贪婪、为人狡诈，贿赂权贵，官运亨通，由是数迁。历任渝州南平县令、大理司直、监察殿侍御史、节度判官、金部员外郎、御史、回纥粮科使、检校职方员外郎、河北副元帅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晋州刺史、郑州刺史、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道节度观察史，封爵为颍川县开国子。他身为藩帅，坐霸一方，与朝廷有二，巧于周旋，采取各种手段，盘剥民脂民膏，成为亿万巨富。朝廷诏拜他为宰相，也不为之动心。他贪欲过甚，野心恶性膨胀，发展到割据自立，导致身败名裂。
一
陈少游出身世家子弟。其祖父陈俨，一生为官，曾任唐安西副都护。父亲陈庆，亦吃皇粮，曾任右武卫兵曹参军。陈少游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他幼时聪明，口齿伶俐，机警过人，深受家人喜爱。少年时，拜师攻读《庄子》、《列子》、《老子》等经史子集，学业优秀。唐玄宗时，他进入崇玄馆读书，被馆内众儒生推举为“讲经”，专门在馆内定期举办的讲筵上讲经答难，声誉鹊起。当朝大学士陈希烈对他十分赏识，后来他参加科举考试，被补为渝州南平县（今四川巴县）令。
陈少游在南平县令任上，精明强干，治理有方，业绩突出，为当时人们所称赞，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官员。但人的本性难移，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过后，贪婪本质渐渐暴露，很快就成为一个贪官污吏。他长于权变，玩弄权术，贪污受贿，厚敛财货，结交权幸，屡获升迁。看一下他的升官图，真可谓“一帆风顺”。唐肃宗至德年间（756年~758年），累迁大理司直、监察殿侍御史、节度判官。宝应元年（762年）人为金部员外郎。不久，叉改为传御史、回纥粮料使、检校职方员外郎。763年，仆固怀恩奏任为河北副元帅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由于陈少游整天奔走于权贵豪门之间，到处游说，拍马逢迎，施行贿赂，他很快又升迁为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刺史、郑州刺史。时隔不久，泽潞（今山西阳城、长治一带）节度使李抱玉上表，请任陈少游为节度副使。陈少游受任并负责担任陈州（河南淮阳）、郑州留守，这时他已是官位十分显赫。
二
陈少游频繁升迁，每次升迁在当地任职时间都不长，任职流动了很多地方。贪得无厌的陈少游，每改任一职，都千方百计巧取豪夺，然后从搜刮来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用来行贿，买通官路，因而他屡得升迁，令世人刮目相看。他做官有一个诀窍：敛财——行贿——升官，形成一个循环。抓住官场腐败进行如此“良性循环”，他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贿财越来越广，路越走越宽，人生得意，非常风光。
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陈少游被任命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如此高的官职他是满意的，可当时的桂州文明未开，被人称做蛮荒地区，生存条件差，百姓贫穷，没多少油水可捞，加之离家太远，陈少游不想去，想托人换一个肥缺。于是他继续用行贿的办法，谋求改派。他开始在朝中寻找贿赂对象，想来想去，最终选中了最得皇帝宠信的宦官董秀。
董秀整天在代宗身边活动，掌管着枢密要事，对上对下说话很管用。陈少游探知董秀住处，便投宿在附近，等候董秀下朝回家。陈少游见到董秀，亲切而恭敬地询问他的生活情况，称董秀为“七郎”（在家中排行第七），问董秀：“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董秀谢道：“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陈少游见董秀家庭负担很重，便趁机说：“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余常须数求外人，方可接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履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见（现金）有大半，即请受纳，余到官续送。”陈少游的俸禄远低于董秀，随口即答应每年供钱五万贯，相当于董秀年俸的五倍，而且可以立刻兑现一半，如果不是贪污受贿，哪有这么多的钱？董秀做梦也不敢想有这等好事，听陈少游一说，欢喜无比，因此愿与陈少游厚相结交。陈少游对董秀流着眼泪说：“岭南瘴疬，恐不得生还见颜色。故我这次到岭南，真担心回不来了。”董秀一听，立即会意，说：“公美才，不当远出，请少待。”陈少游十分高兴，满心而归。他回家后细想，恐董秀力量不够，又暗中交结宰相元载，携带金帛十万贯，交给元载之子元仲武，答应每年向元载“馈赠金帛十万贯”。这样，元载和董秀两人配合，不几日，陈少游即改拜宣州刺史和宣州、歙州、池州都团练观察使。
安徽三州是一块肥地，陈少游得遂心愿，在当地大捞油水，数以百倍的把送元载和董秀的钱捞了回来。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陈少游又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道节度观察使，加银青光禄大夫，封爵为颍川县开国子。陈少游此刻权倾一时，大权在握，成为一方诸侯。
三
扬州是鱼米之乡、富饶之地，对于贪婪成性的陈少游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他到任后，装模作样地安抚了当地百姓，又玩弄权术让下属用心为他办事，便急不可待地开始搜刮百姓。
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国运日见衰败，北方藩镇割据，对朝廷阳奉阴违，钱财不按时上缴，国库开支只有依靠江淮、江南地区的税粮。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宣歙、福建、浙东、浙西、淮南、江西、湖南、江东等八道，是国家的主要财源。陈少游在元载和董秀的庇护下，一直在这一带任职。陈少游占据这一方宝地，“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他除向元载和董秀送交许诺的钱之外，又多方贿赂，借以固位。他贪婪地吞噬民脂民膏，十年之间一变而成为亿万富翁。
陈少游贪婪的本性难移，他财富多得自己也说不清，却还在他的“敛财——行贿——升官，敛更多财——行更多的贿——升更大的官”这样一个螺旋式循环中忙碌。他的行贿范围不断扩大，触角一直伸进后宫，“由是美声达于中禁”，不断传进皇帝耳中。
陈少游了解到宰相元载渐渐被皇帝猜疑，于是开始疏远元载，认为这把老骨头没用了。元载的儿子元伯和贬官到扬州，陈少游却落井下石，玩两面派手法，“外与之交结，而阴使人伺其过失，密以上闻”。唐代宗收到陈少游的密疏，认为他有忠心，更加信任他。
四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藩镇叛乱愈演愈烈，以致发生“径原兵变”，唐德宗被迫出幸奉天（现陕西乾县）。这时，汴东两税使包佶正在扬州，手中掌握着东南地区新征集的赋税八百万贯。有人向陈少游透露了这一信息，陈少游利令智昏，认为“贼据京师床及收复，遂协取其财物”。陈少游派人见包佶，强索赋税文簿，并提出借贷二百万贯钱以助军饷。包佶不同意，陈少游威胁要谋害他的命，包信很害怕，不敢再继续坚持。包佶想来想去只好直接去见陈少游，想当面晓之以理，加以劝止。但陈少游此时已窥探朝廷，不予理睬。“于是财用悉为少游所掠”。包信已意识到性命难保，逃跑到白沙（在今扬州东），等陈少游派人追赶时，包佶已逃过江，不知去向。包佶所率领的专门守护财物的三千军队也被陈少游全数夺为已有。
包佶在逃亡路上，深感责任重大，写好奏表，讲明陈少游掠夺财物之事，用蜡丸封藏，托人日夜兼程赶赴唐德宗的行所，上奏唐德宗。唐德宗阅后大怒，但考虑到当时国家动荡不安，自己也在逃亡之中，为了稳住陈少游，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少游国守臣，取信之财，防他盗耳，席何伤！”陈少游得到这一消息，已经目无朝廷的他，果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一年，唐政府与地方藩镇军阀的战争达到空前的高峰。淄青镇将军李纳与淮西镇将军李希烈联合起来，向东南运河推进，唐政府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权，使漕运中断，唐政府物资供应发生严重的困难。
朝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大臣的陈少游手握重兵，占据战略要地，不去救国，而是忧患自己的前途安危和财产得失，由贪赃发展到贪生怕死。当已经称帝的李希烈声言要袭击江淮时，陈少游害怕了，断然采取了背叛唐政府的态度。他派参谋副官温述由寿州（现属安徽）送钱给李希烈，表示归降，并说明寿州、舒州（治今安徽安庆）、庐州（治今合肥）、壕州（治今安徽蚌埠），已经在他的带领下收戈卷甲，听候调遣。李希烈立即以皇帝的身份下赦受降，并委任陈少游仍担任原职。
脚踏两只船，陈少游仍不放心，他惟恐李希烈改变主意进攻扬州使他财物受损，又派另一巡官携带大量财物，奔赴郓州（今山东郓城）去见李纳，厚结李纳，想左右逢源。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军收复京城长安，并击溃李希烈收复汴州，镇海军节度使武装押运大批物资入京，唐政府终于渡过了一场险风恶浪，局势逐渐缓和下来。
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陈少游，看风向大变，朝廷已是胜券在握，于是拼命掩盖与李希烈、李纳的勾结真相，听说镇海军节度使运贡粮入京，自己马上向百姓摊派粮款，也向朝廷送上贡粮二十万斛，以示自己的忠心。而在这时，包佶入朝，亲自向皇帝汇报了陈少游强夺财赋之事。
陈少游感到自己已是穷途末路，决心抵赖不认这笔账，以图苟延残喘。他上表说所取包信财赋，皆用于军事，是当时平定战乱急需，现在战事已结束，愿如数偿还，决不拖欠。
经过战争摧残，东南地区经济已是萎靡不振，百姓难以为生，地方政府根本无力偿还高达八百万贯的钱帛物资。陈少游为了保命保官及保住自己的亿万资产，不顾人民死活，重税厚敛，像强盗一样掠夺，老百姓对他深恶痛绝，恨之入骨。
偿还朝廷财赋刚刚完毕，想松一口气的陈少游还没睡上几个安稳觉，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又暴露出来，有人把他背叛朝廷，投降李希烈、李纳的事给抖了出来，并把从李希烈处缴获的证据送到朝廷。陈少游再也赖不过去，因为李希烈称帝时的《起居注》白纸黑字记录着陈少游某月某日上表归顺的条款。陈少游此时知道自己彻底完了，辛苦大半生积累的财富也保不住了，他又气又急又怕，未等朝廷传唤，便“惭惶发疾，数日而终”。结束了贪婪的生命，把自己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