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小红蟹钻出洞穴，乘它趴着观望之际，轻轻拉绳将其掀翻在海涂上，然后迅速上前活捉之。——题记
我童年在王林施村所见祖先的发明中，有一样东西并非随时可见，那就是船尾舵。王林施紧挨永宁江，村头有一个20多米长的石板码头，笔直地逐级伸入江中，从早到晚有艄公在那里摇船摆渡，遇到台风时节则暂停。每当退潮时，停靠在码头上的船只便露出水面，船尾的舵自然也就看见了。
在我孩时的记忆里，船尾舵的形状就像一把大菜刀。这些船大多是捕鱼船，渔民们有时出海，有时就在江里把网竖起来，那一定是在退潮时分。渔民们一出海的话就得好几天，那会儿东海里有无数银白色的鳓鱼，通常他们在海上捕到就杀了，取出内脏扔掉，用盐腌起来，这样我们吃到的便是咸鳓鱼。尽管如此，仍然是我记忆里最美味的海鲜。此外，就数小黄鱼和水潺（又名豆腐鱼）了。
无舵的渡船大约可搭乘十来个乘客，少不了鸡鸭等家禽和农副产品，有时还有自行车，不过都是加强型的。渡船用的是大橹，艄公通过它来控制方向。大橹摇摆的幅度比较大，比小橹好掌控，后者如果不是行家摇着摇着很容易脱离金属槽臼。
每次我过渡时，总要跳到后甲板上帮艄公一起摇橹。渡船走的是Z字形，即先逆水行舟，逆水的距离取决于风浪大小。待走过一定距离后，再斜渡到对岸。艄公总是瞄准对岸码头的下水，抵达后再次逆水，慢慢接近码头。因为码头上没有废弃轮胎做防护，船头不可避免地要与坚硬的石头撞击。
每次轮渡的时间大约需20分钟，有时赶得不巧，候船的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因此，每逢我和母亲进城采购回来（通常是猪肉、食油、豆腐，也有西红柿或黄瓜等王林施村没有的蔬菜）。除了和母亲轮流挑担以外，快到码头时我总是抢先一步，看看渡船的位置。假如正好碰上渡船要开，我会喊住艄公请他稍候。
有意思的是，那时渡船就已被承包了，我记得无论村里村外人，每次过江的船费都是两分钱，全部收入归艄公。这样一来，生产队里就不另外给他记工分了，因此无需船票，服务态度也比较好。我长大以后，坐过不少轮渡，多数是汽车轮渡，著名的有直布罗陀海峡、波罗的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可是再也没见过艄公的橹了。
终于有一天，我读到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被深深地感动了。故事发生在湘川交界一条小溪渡口，摆渡人家只有爷爷和孙女翠翠两人，他们在渡船上悠然度日。城里有个洒脱、慷慨、大方的船总，两个儿子都十分优秀，他们在一次龙舟赛上与翠翠相识。兄弟俩都爱上了翠翠，翠翠也对老二有意，没想到老大却先请人提亲。爱情的悲剧从此揭开了序幕。
先是老大主动退走江湖，却不幸溺死于水上。老梢公与船总的友谊嘎然而至，随后他老人家便在一场雷声中默默死去。几乎是同时，老二也无法接受失去兄长的悲痛，离家出走了。小说结尾意味深长地写到翠翠等待意中人的决心，他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而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恒久魅力在于，悲剧的发生并非由于特权阶层的介入或强取豪夺，而是由于一种简单的误会，这正是沈从文的高明之处。
可是，在王林施村的渡口，我却从没有听说过这类爱情故事。事实上，每一位艄公都是男性村民，他们和女乘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不会知道。不过，一位村民给我讲过一则故事，反倒使我对艄公这个职业产生了一种另类看法。故事的题目我记得很牢，叫做《一个屁臭死三个和尚》，可惜内容我只记得三分之二。
说的是有一天黄昏，艄公在摆最后一次渡，乘客中有一位美貌的少妇。船行半途，这位少妇不小心放了一个屁，有位好事的村民想刁难她，挨个追问乘客，被一一否定了。眼看就要轮到少妇作答，她的脸刷地红了一半。艄公见此情况，赶忙一口认了下来。
靠岸以后，为报答艄公解围之恩，少妇邀他到家中小饮，并亲自下厨做了几个可口的小菜。不料，正当他们碰杯畅饮之时，听到笃笃的敲门声。原来，出海捕渔的丈夫提前返航，情急之下，少妇把艄公关进大衣柜里头。她匆匆收拾碗筷，慌称准备菜肴是为丈夫接风，于是小两口痛饮几杯，云雨一番后丈夫呼呼大睡。此时少妇才打开柜子，只见那艄公已经憋死了。
无奈之下，少妇借着酒力把他背出家门，准备把他扔进村头池塘。路过一处茅坑，正好遇到一个解手的村民，他见一女子背着一具尸首，吓得往后一仰，跌入粪池一命呜呼。可是，那第三个男人是如何送命的，我已经记不得了，而标题中所谓的和尚大概是指未婚男子吧。
渡口留给我最可怕的记忆则是在一次强台风过后。由于地处东海之滨，黄岩乃至整个台州每年都会遭受几次台风袭击。可以说，台州和温州常常是台风的重灾区。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台风是指在北太平洋西部大规模移动的一种热带气流，是从英文typhoon音译过来的。可是，我在王林施村的时候却不知道这些。以至于我在随笔集《数字和玫瑰》（三联书店，2003）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故乡是在东海之滨的一座县城，那里离台北只有两百多公里，并且是在正南的方向，所以从小我就以为所谓“台风”就是从台湾刮来的风(至少应该途经台湾海峡)，当时两岸政治和军事上的完全敌对也诱使我这样理解。我一直在心底里这样想当然，而从没有和任何人说起。
这个天真的常识错误就这样保留下来，直到我考上大学以后才得以纠正。
话说那次可怕的强台风正赶上夏季的大潮水，村里的码头、橘林、池塘和晒谷场全被淹了，很多人家里进了水。幸亏施老太太家的地基比较高，但江水还是抵达了最高一级台阶。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邻居们坐着水桶相互串门。
等到台风过去，潮水退走的次日，一则消息迅速传遍全村：码头上泊着一具尸体。于是，很多大人小孩都赶往那里看热闹，我乘母亲没注意，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去了码头。那一幕情景令我终生难忘，一具头发脱光、全身浮肿的裸体男尸依附在码头下水的一棵木桩上，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爬满了苍蝇。
显而易见，遇难者在江水里已经浸泡数日，且并非本村人，他是随潮水漂过来的。我不知道后来警察有没有查出他的身份和来历，但自那以后的许多天里，我吃饭都没有胃口，夜里睡觉时也会经常做恶梦。毕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尸体，而且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当然，渡口也留给过我温馨的记忆，但并非在日出或日落时分。对此我后来也感到奇怪，那本该是渡口最美丽的时刻。之所以忽略这一美景，想必是由于村民们祖祖辈辈已司空见惯了，而我本人那时也没接受过美的教育和艺术熏陶。让我期待的一刻是，往来于黄岩县城和海门镇之间的小火轮每天两次经过渡口。
有时候，遇到有本村的乘客搭乘，那就需要渡船接应，因为王林施村的码头吃水不够深，那艘可以承载一百多位乘客的小火轮无法停靠，因此需要艄公把渡船摇到江中接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位乘客收接应摆渡费五分钱。由于轮船到达的时间随潮水变化，因此很难确定，想要搭乘的人往往提前坐在渡船上，等着小火轮在江湾尽头出现。
永宁江本是椒江下游的一条支流，九曲十八弯之后在离开王林施村不到五公里的三江口，与从临海方向流来的一条较大的河流——灵江汇合，变成了椒江①，后者最宽处足有一千五百多米。椒江注入东海的地方便是海门，唐宋以来就是商贸重镇和海上门户，近代有“小上海”的美称。
作为浙东重要港口的地理位置，海门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跃变成了台州市府所在地，而黄岩则成为它的一个区，曾引发故乡人民强烈不满，此乃后话。我本人有幸搭乘过几次小火轮，可是每次都是往黄岩方向，因而一直未能到达那条宽阔的椒江。不过说实在的，即便不搭乘小火轮，站在码头上看它与轮渡交接，对那时的我来说也已是一种享受。
既然渡口靠近东海，自然有海涂了。小时候除了在田野里放风筝以外，最好玩的莫过于在海涂上抓蟹和弹涂了。弹涂的外形和味道都有点像泥鳅，是惟一能离水在陆上活动的鱼。蟹不是现在我们吃的大螃蟹，而是那些与大人的半个拇指一样大小的小红蟹。每当潮水退走，海涂上留下少量贝壳，有仰有卧，小伙伴们会抢着把它们捡走。更多的是小红蟹，它们喜欢从洞里钻出来晒太阳。
这些小红蟹个个很机敏，离开自己的洞穴不会太远。每当有人靠近时，便迅速爬回洞口，消失不见。但我和小伙伴们总有办法，我们会把连接长绳的一个个铁丝小圈放在洞口，再蹲伏在五、六米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一旦小红蟹钻出洞穴，乘它趴着观望之际，轻轻拉绳将其掀翻在海涂上，然后迅速上前去活捉之。
这种捕捉小红蟹的方法有些类似于在橘林的溪沟边捉青蛙，后一种游戏我将在下面的文字里提到。但由于捉小红蟹是在开阔的海涂上，因此更好玩也更浪漫一些。多年以后，我携家人驱车返回黄岩，也曾到过王林施村，看到过我和母亲从前住过的施老太太的平房，它依然好好地坐落在池塘边，只不过在村民新盖楼房的映衬之下，显得更加矮小了。同样变小的还有我们屋前的晒谷场，它已经完成了放映露天电影的使命。
那次我没有去渡口，因为听说下游已筑起堤坝，永宁江水复又变清了，真正吻合了它的名字——永宁江或澄江。这样一来，海涂肯定不见了，轮渡和小火轮消失了，甚至码头也迁往下游了。不过，在我的一首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作《再远一点》里，留存了那片海涂的影子。
再远一点
再远一点
我们将看到
人群像砂粒
堆砌在一起
彼此相似
再远一点
我们将看到
房屋像贝壳
或仰或卧
难以分辨
再远一点
我们将看到
城市在陷落
市民们纷纷出逃
搭乘超员的旅客快车
再远一点
1988，杭州
①椒江，全长两百多公里，仅次于钱塘江和瓯江的浙江第三大水系，其干流灵江发源于仙居和缙云两县交界的括苍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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