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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操守言行要一致(7)

春秋战国时代,齐国有位才德出众的贤人,一生不出仕,以织席为业侍奉老母。有一次,他去向晏子借粮。晏子侍臣对晏子说:“这个人是有名的贤人,不肯结交权贵,也不以违背道义的方法求利避祸。此次来向您借粮,一定是因为仰慕您的德行才来的。”晏子派人拿来了粮食和金钱,这位贤人仅受粮而去。

不久,齐国国君突然怀疑晏子,晏子准备逃走避祸,临行前向这位贤人辞行。这人却淡淡地说:“请你多保重。”晏子非常失望。但他想到贤人乃有德之人,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便匆匆离去了。等晏子走后,这位贤人对他的朋友说:“晏子曾借粮给我,等于是养了我的父母。我没能力帮他避难,但我决心以死相报。”说完自刎而亡。

此事震动了齐国。齐国国君明白自己听信谗言的错误,便亲自追回了晏子。后人赞叹道:贤人与晏子以德相交,无怨无恨,多么难得啊!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人物,王国维和鲁迅,他俩的生活经历也很值得喜欢交朋友的人们借鉴。

王国维早年曾在上海参加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罗振玉发现王国维才华横溢,智力过人,非常赏识他,时常在经济上接济他,后来又资助他留学日本。两人先为好友,后又结为亲家。王国维为了报答罗振玉的提携之恩,甚至将自己的著作和名誉卖给了他。可是,王国维始终都只看到了罗振玉的表面现象,却从未去深究过罗振玉的“德行”如何。他做梦也未想到罗振玉原是个卑劣无耻的小人,其帮助王国维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1927年,王国维思想苦闷,生活潦倒,罗振玉露出了他那虚伪自私、冷酷无情的真面目。他不但宣布与王国维绝交,还在经济上横加勒逼。“朋友”的反目和落井下石,使王国维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最后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

同王国维的遭遇相反,鲁迅却在一生中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鲁迅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与朋友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之所以如此,是与鲁迅注重以德交友密切相连的。鲁迅早年从师章太炎,后又与蔡元培结下了友谊。鲁迅还与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结为挚友,曾不顾生命危险,为营救瞿秋白四处奔走。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密交往,以及后来与左联革命青年的接触,都对鲁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郭沫若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他说:“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也未始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这也说明,交友以德,是何等的重要!

明朝的苏浚,在著名的《鸡鸣偶记》中,曾将朋友分为四种:“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遂,昵友也;利则相合,患则相倾,贼友也。”

因此,交友一定要慎重选择,多交畏友、密友,不交昵友、贼友。也就是要注重将朋友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这也是对孟子“友其德”的进一步具体化。

道德至上的社会氛围中,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内发挥作用的主要不是法律规范、行政命令,也不是金钱地位,而是由“仁、义、忠、信”归纳和表现出来的心与心之间的感动、激励、鼓舞、征服,进而转换成巨大的力量和自发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往往可以超越既有的规范和约束。“士为知己者死”,掂出了“忠义”二字的分量,因而要使人为我所用,不惜赴汤蹈火,不惜牺牲一切地为我所用,就必须将心比心,以诚待人,建立起极度亲密的私人关系。

韩傀在韩国作相国时,严遂也为韩王重用,这两人是政敌,一次在朝廷上争起来,严遂拔剑刺韩,幸被人救解开,严遂知道难免一死,就逃离韩国,流浪在外,寻找能替他报仇的人。到了齐国,有人告诉他,“软地市井里的聂政是个勇士,因躲避仇人隐遁在屠夫之间。”严遂就有意和他交往,希望能建立私人之间的友谊。

他预备了酒筵请聂政母亲饮酒,拿出百镒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但聂政坚决辞谢严遂的厚意。“我虽家境贫寒,以杀狗为业,可早晚还能得些好吃的食物奉养老母,不敢接受您的赏赐。”严遂直接告诉了他心底的秘密,但仍然被聂政拒绝,“我之所以自贬志气,辱没身份,只为奉养老母,有老母在,生命不敢轻易托人。”严遂也不勉强,尽宾主之礼后离去。

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除去葬服之后,聂政感慨地说:“唉,我不过是个市井小民,杀狗屠夫,严遂身为卿相,不远千里,屈枉车马和我结交,我却无以相报。贤德的人受到使人感情激愤的羞辱,而来亲近我这样低贱的人,我怎能无动于衷,现老母已尽天年,我当为知己者死。”于是前往濮阳,找到严遂,随后提着宝剑独自来到韩国。

正好韩国东孟举行盛会,韩王韩傀都在,身边都是手执利器的卫士,聂政不顾一切冲上去直刺韩傀,韩傀吓得赶紧抱住韩哀侯。聂政再刺,结果刺中哀侯,左右大乱,冲上前去,聂政杀了几十个护卫后,刺破自己的脸面,挖出眼睛,剖开腹部,肠子尽流,不久死去,韩国人都被他的浩气征服。(《战国策·韩傀相韩》)重仁义而轻生命,重个人友谊而轻社会约束,严遂深刻地利用了这一点,不惜降低身份以待义士,激励同时也是骗取聂政以身相报。聂政之死是严遂一手导演的悲剧,但他的用人之道却是至为成功的。图穷匕现,谋刺秦王的荆轲本来也是一介武夫,赵太子丹同严遂一样与他建立了不同寻常的私人友谊,荆轲为太子丹的精诚感化,才演出了这么一幕绝唱万世的历史悲剧。

交友确实是一门大学问。孟尝君的舍人中有一个与他的夫人私通,有人报告了孟尝君:“作为您的舍人,却胆敢与您夫人私通,这太不仁义了,我看您把他杀了。”孟尝君却宽容地说:“看到貌美而喜欢,这是人之常情,还是把这事放一边,别提了。”过了一年,孟尝君召见与夫人私通的那位舍人,“您我交往甚久,未予大任,小官您也不愿做。卫国君主和我有些交情,请允许我把您推荐到卫君那里去吧。”此人后来备受卫君重视。当齐卫两国邦交恶化时,卫君想约合天下诸侯去攻打齐国。此人力劝卫君打消此念,“齐卫两国先君歃血盟誓过:齐卫两国后代决不相互攻伐。您现在是违背了先君的盟约,也欺骗了孟尝君。今天您如果听我一言,打消此念,也就算了;如若不然,我就要把脖子上的血溅到您身上。”意思要和卫君拼命,卫君只好停止伐齐的计划。(《战国策·孟尝君舍人》)在一个重仁义廉耻的社会里,却做出践踏仁义廉耻的事,而且有损的是主人的面子,其舍人即使被杀,也死而无怨,而孟尝君却如此宽厚。他深知,自己虽然操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但如果不予追究,起死回生,则思德莫大,仁义无量,那将是一次无与伦比的心灵征服,于是日后灾祸化为功劳。

孟尝君一度被齐王贬斥,被驱逐出境,当再次得势回来时,齐人谭拾子在边境遇到他,“你是不是恨那些得势时趋之若鹜,失势时四散离去的人。”孟尝君点点头,“我想杀了他们。”谭拾子说:“这社会本来就是谁富贵就靠近他,谁贫贱就远离他。犹如集市,早晨人总是满满的,到了晚上就空荡无人。这不是人们爱早恨晚,而是根据需要来的,因此希望你不要恨那些人!”孟尝君就把五百块刻在木板上的仇人的名字削掉,不再提起。

(《战国策·孟尝君逐于齐而复返》)不管孟尝君是否认同了谭拾子的道理,他的行为是以礼对待非礼,以仁对待非仁,这样所产生的道德感化力量往往超过以礼待礼,以仁待仁。其智慧原理在于,处于重视社会舆论,强调道德自觉的社会中,以善待善,固然是善,如果以善待恶,通过恶的对比与反衬,善的形象更为突出,心理作用更为强烈。

交友接人之道是一种理性原则,是人通过努力才能认识和做到的。而且,交友接人之道也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结合各人的脾性,发扬所长,克服所短,也就是因人而异地对自然选择的交友接人加以矫正。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人过于随和,交友接人没多少原则,该交的交,不该交的也交,以至交了一些有损无益的朋友,使自己受到不良影响;另一种是为人过于苛刻,要求过高,择友偏严,天下没几个人能对胃口、能看上眼,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既没有交友的乐趣,又缺乏朋友间彼此激励的力量。孔子提出的交友接人之道,正是针对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解决的办法就不免各有偏蔽。因此王阳明告诉人们,对两方面的原则要善于运用,运用得当,就不会有偏蔽。

除此之外,同一个人,可以而且应该交各种不同的朋友。有情感上彼此爱戴的私人朋友,也有事业上互相依重的同志,有知心知意的挚友,也有互利互惠的一般朋友,还有知识上人格上能给我们以影响和帮助的朋友……交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分寸和原则。比如,你向一般事业上的朋友要求很深的私人感情,向互利互惠的朋友要求事事见真情,那就失之于苛刻,自己吃了亏,朋友感情也完了。又如,与师者长者交友不宜过于亲昵,与知心朋友相交也不能全无彼此……其微妙处交友中都需善加把握。

鲁迅为许寿裳题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朋友的珍贵。其实,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中,值得珍贵的远不仅是知心朋友,各种朋友均有其价值,无不应予珍重。因此,在现代掌握交友接人之道,意义格外重要。

严守操行不露锋

杨朱讲学,从鲁国南行,到楚国沛地,正巧老聃(即老子)到西边的秦地闲游。他早就想拜访老子,好当面请教,心想这次机会难得,不能错过。杨朱估计能在沛地的郊野遇上老聃,可是直至到了梁城方才见上面。老子一见杨朱,没等杨朱致候,就仰天长叹,说:“从前觉得你不错,听得进我的话。现在呢,唉,一副不堪教育的样子哟!”

杨朱没想到一见面老子就说他,一时摸不着头脑,室外不便长谈,便请老聃到驿馆再说。老聃跟着来到驿馆,住进房间。杨朱托盘端来脸盆、漱杯、面巾、发梳,到门口先脱鞋,双膝跪行进去,放下盥洗用具,让老子洗漱完毕,才恭恭敬敬地说道:“刚才学生本想请老师批评得具体些,又见老师忙着赶路,所以不敢开口。现在见老师呼吸已匀调了,敢请谈谈学生错在哪里?”

老聃也不掩饰,开口便说:“翻白眼望青天,你目中无人啊。跟你相处谁能自在!真正修养高尚、行为清白的人,总觉得自己不干净,真正品德优良的人总觉得自己不像样,自己有许多不足,始终保持本来面目,从不会自我感觉良好。”听了老子的话语,杨朱顿觉脸红,连连对老子说:“牢记在心了,牢记在心了。”杨朱从老子房间出来,便痛责自己,不但痛责,而且立即改掉傲气,见人主动打招呼,还主动帮助店老板干些杂务。此时的杨朱,想起前几天自己每次都是大模大样跨入驿馆客厅,旅客们见了纷纷起立恭迎,馆主亲手铺设坐席,主妇亲手捧上盥洗用具,旅客不敢与他同席而坐,连烤火时都不敢陪他烤,让他一个人烤霸王火,众人靠边坐。那时杨朱还美滋滋地,以为众人尊敬学者就应该如此,竟没想到这正是傲气在作怪啊!他听了老子的批评、革心洗面谦逊待人,再到客厅转转、看看,果然那些旅客不再把他当作大学者了,不但敢和他平起平坐,甚至还敢同他争贵宾席了。

为人处世能否严守操行,不露锋芒,即做到智勇权财不足自恃、不足自耀,也不足自夸。人与人之间的一般言行答对,看似区区小事,但能否有一种高深的修养,能否处理得稳妥、圆熟和周到些,往往就决定着事的成败、人的生死,也就是“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从效果上使各人为人处世的高下水准立见。所以注重精神修养的人,在这一方面不得不引起足够重视,不得不加大力度。

明末文人洪应明在他的《菜根谭》中写道:

爽口之味,皆烂肠腐骨之药,五分便无殃;快心之事,多损身败德之媒,五分便无悔。

帜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被杀,霍光败于权势逼群,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康节云:饮酒莫教成酪酊,看花慎勿至离披。皆哉言乎!

洪应明上面两则语句,其意思与庄子“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是一致的。在上二则语句中,洪应明还以历史上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具体史实论及相应的结论,我们也就略加介绍相应的人物事例来阐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的道理吧。

韩信作为刘邦麾下的头号战将,勇冠三军,不论是带兵方法或是军事谋略,都有远非刘邦所可企及之处,对此,刘邦与韩信都是心知肚明的。问题出自作为部下的韩信,对此毫不谦逊,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在你看来,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不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直肠直肚就答:“我是越多越好。”虽说这留下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千古美谈,但类似的言论及一些名位的要求,却使韩信成为了刘邦的心腹之患,并因此而被擒遭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