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铿锵有力地说：“社会主义决不能让人民挨饿受穷，一定要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周曰礼一针见血地指出：“‘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实质是消极怠工，根子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重念遍这句话！”
万里调任安徽省委书记
1977年6月，盛夏的北京绿树成荫，市民或短衣短裤，或一袭长裙，他们的脸上都充满着喜庆，敏感的北京市民已经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解决安徽问题的重要会议隆重召开了。
根据会前邓小平的建议，会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赴任安徽，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组成新的省委领导班子，推动安徽的工作。
接到任命后，万里一行便匆匆地赶到了安徽省省会合肥。到达合肥的第二天，万里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在会上，万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号召全省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积极行动起来，尽快扭转安徽的落后局面，跟上全国的大好形势。
针对安徽的具体情况，万里采取了先稳定局面，再加大力度的办法，果断解决安徽问题。
会后，万里及时改组了安徽省领导班子，解除了很多不称职的各级领导班子的职务，组建了新的省委。
在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时，他走访了全省大部分地县，拿着前省委组织部印的地市县主要干部花名册，到一个地方就询问这些干部现在在哪里，希望请他们出来工作。
同时，万里采纳了省委副书记顾卓新的意见，大胆放宽政策，吸引人才。他们在全国招贤纳士，首先采取了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比如，凡是愿意到安徽来的知识分子，不仅能够解决待遇、户口问题，还可以解决夫妻的两地分居的困难，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经过万里的整顿，安徽很快恢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大局稳定之后，万里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农业、农村。万里在战争年代一直生活战斗在农村根据地，对农民是熟悉的，但进城后一直从事工业和城市工作。
这次，解决安徽的农业、农村问题，万里决定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做指示，只是看、问、听，争取尽快了解农村的现实情况。
万里是一位最不安于坐办公室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一位最喜欢轻装简从往下边跑的省委书记，他在安徽任职不足三年，跑遍了当时安徽的所有七十四个县市。他的足迹遍及穷乡僻壤，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农户田间地头。
于是，万里的“微服私访”开始了。
首先，万里决定到红军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区的金寨县，看望离休老红军，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到金寨后，万里步行爬山，进入深山老区，走进一家家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家中访贫问苦。他亲眼目睹那些为党和国家流过鲜血、牺牲了亲人的红军和烈士家属，如今有的生活非常贫困。这片曾经为国家养育出108位将军的革命根据地，如今穷得令人心寒。
在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等三个地区十几个县，万里了解到由于种种原因，这片富饶的土地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连肚子也填不饱。
多次巡察的所见所闻，令这位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怵目惊心，忧心如焚。
后来，万里曾回忆说：
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在一次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恳切地对那些干部说：
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再讨饭！
说着，他蓦地站起来，用手敲打着桌子，激愤地高声说道：
我上次说过，如果今年以后哪个县再发生讨饭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去讨！
最后，万里铿锵有力地说：
社会主义决不能让人民挨饿受穷，一定要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万里在告诫那些下属的同时，也在告诫自己：安徽的农业改革刻不容缓了！
万里探索解决农村问题
1977年仲夏的某一天，酷热难当，省委“学大寨办公室”主任周曰礼被万里等省委领导召到稻香楼。
原来，万里到安徽不久，就发现安徽的农业问题比较严重。万里清醒地认识到搞好“清查”，首先要安定民心，想安定民心则必须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所以他希望找一些谙知安徽农业实际情况的人来求计问策。
于是，万里跟省委副书记王光宇谈了自己的想法，王光宇向省委书记推荐了周曰礼。
原来，周曰礼在1961年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当年，曾希圣鉴于安徽农村的困境，征得毛泽东同意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支持，在安徽试着搞起了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责任田”，责任田对渡过灾荒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因此周曰礼对安徽农业是熟悉的。
于是，周曰礼在那个夏日，走进了当时万里办公室的稻香楼。省委的其他领导赵守一、王光宇陪同听取了周的汇报。
汇报开始后，万里开门见山地对周曰礼说，今天咱们不谈别的，就谈农村问题，你畅所欲言。
面对第一书记坦诚而信任的目光，周曰礼谈了心里话。周曰礼对当时农村的现状极为熟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实质是消极怠工，根子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接着，周曰礼他以见证者的身份，如实地讲述了安徽从建国后到1977年农业发展不寻常的历史以及农村怵目惊心的现状，并大胆地提出安徽不能再学大寨了。
汇报进行了整整一下午。当天没谈透彻，第二天继续谈。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万里敏锐地意识道周曰礼反映的情况很有价值，就让他拿出几条意见。
其后，省委把“学大寨办公室”改为“农村政策研究室”，省委派他们下到农村搞调研，收集群众对于农村发展经济的建议。
省委一声号令，省、地（市）县各级纷纷派工作组深入农村，仅滁州地委就派出300多个熟悉农村情况的干部下去，分赴到400个社队和农民交换意见，讨论着如何改变困难重重的农村经济。
工作组下去不久，群众的呼声被收集上来。一切事实表明，当务之急是实现生产队自主权，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搞好春耕、夏种，为秋季增产奠定基础，以解决农民的饥荒。
与此同时，农民还迫不及待地期冀改革，呼唤改革，安徽的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农村进行改革，赋予农民一定的自主权阻力很大。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却有如此的胆量与气魄！农业发展太迟缓了，人民太苦了！具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共产党员不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万里说，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为此，万里还向各级领导干部解释说：“调动积极性靠什么，一个靠领导，一个靠政策。”
千真万确，农业改革靠热情和责任还不够，还需要确实可行的政策。
根据万里的要求，为了给安徽省委的决策提供确实可靠的依据，安徽省农委很快起草了一份反映农村问题的“绝密件”呈送万里。
这份报告列举了当时安徽农村的一些真实的数据和一些怵目惊心的事实做佐证。
万里看了“绝密件”，再次要求周曰礼等人搞一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于是，省农委派调查组去当时的滁县地区进行深入的农村调查。
原来，早在万里到任之前，中共滁县地委曾经组织数百人的干部深入当地农村调查了解情况，然后将农村现状以及农村政策方面出现的偏差，给省委打过一个名为《关于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明：
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集体开发多种经营是“金钱挂帅”，关心群众生活是“福利主义”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如不把他们搞乱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这份报告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被压下了。万里到任后，发现了这份报告，掂出了报告的价值，立即转发全省各地、市委，并作了如下批语：
滁县地委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可以供各地参考。
省农委在滁县地区召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集体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安徽出台改革农村意见
1977年10月，秋风送爽，整个江淮大地一片金黄，正是农民收获的季节。
在此时，安徽省委正召集地、市农委主任召开座谈会，了解调查情况，研究解决办法。
会议开了一星期，当时在会上关于农村的讨论大家都认为困难很多，但对改变现有农村政策争议却很大，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搞了一个会议纪要。
万里对这个纪要大为赞赏，连声说好。因为那个纪要，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安徽农村的现实。
根据这个纪要，安徽省委提出解决农村困境的六条意见。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也就是后来说的“六条意见”。其主要内容是：
一、搞好农村的经济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三、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四、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五、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六、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看到这个《六条规定》后，万里非常认同，对于“六条意见”的实施是慎重的，为此，万里叫来农委的同志，让他们在合肥附近搞三个试点生产队，万里表示自己还要亲自同省委核心的赵守一、顾卓新一起听取农民的意见。
农委便在肥东的青春生产队和长风县吴山大队找了试点，把每个生产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干部；一部分是社员，一部分是贫困户和富裕户。
于是，关于农村改革试点的座谈会召开了。
开会的时候，农民反应热烈，里三层外三层围簇着很多人，像逛集市庙会。大家格外关心这件新鲜事，纷纷表示这个办法正好顺了农民的心意。万里等省委同志亲自听取了农民对“六条”的反映。
从晌午到黄昏，座谈会开了整整一下午，不少干部群众都对省委的决定拍手叫好。群众的拥护，更坚定了万里等省委领导的决心。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逐条讨论这份草案。
在讨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分歧很大。鉴于历史的教训，反对者有之；内心赞成，但又担心吃不准，持怀疑的人也不在少数。
大部分干部认为“六条”是解决安徽农业的及时雨；而少部分人则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六条”的精神正是多年来批判的“三自一包”、“单干风”。
有的同志说：“这不是社会主义方向！”
有的同志说“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到合作化前。”
更有一些老同志，对此改革措施，简直痛心疾首，大力反对。
针对这些思想分歧，万里在会上做了著名的讲话《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他指出：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集体经济要巩固、发展，还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万里还反复告诫与会干部，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如何搞，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啊！大家要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同时，万里还叮嘱农委：“不要勉强！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面的同志去做。如果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万里的讲话让干部们吃了定心丸，统一了思想，会议折衷了代表的意见，又做了不少处文字和提法上的修改润色。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六条规定”。
“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次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
《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1977年年底，文件下达后，万里对文件可能产生的效果并不确定，他就要记者到农村去听听反映。
他还感慨地对记者说：
我真羡慕你们这些记者，哪里都可以去，只要深入下去，就能听到真实情况，我们这些“当官的”要想听到真实情况，很不容易。我们一下去，地、县、区、公社直到生产队，都有人陪同，一大群人簇拥着你，真正的老百姓到不了眼前，听到的都是那些‘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有时连开一个座谈会，谁参加，谁讲什么内容，早给你准备好了，有的还拿着稿子念，这能听到多少真实情况？
看了记者一眼，万里略带羡慕地说：“你们记者不同，能够看到听到许多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情况。”
最后，万里郑重地强调说：“我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仅要讲好的一面，也要讲问题的一面，报喜也要报忧。”
在万里的一再强调报道真实的要求下，各地对“六条规定”的反应报了上来。
下去的记者调查回来后，向万里作了汇报，群众对“六条”的反映很好，他们最高兴的是：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条；还有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减轻农民负担等规定。但也有担心，怕说话不算数，怕政策再变。”
万里听后，高兴地说：“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太懂，更不理解它的深刻含义，所以应当很好地进行宣传报道。”
正如记者所汇报的那样，在当时安徽各地对“六条”是非常欢迎的。
在当时，新华通讯社资深记者张广友目睹了“六条”下发后，安徽农村的激动反应。他回忆说：
遵照万里的意见，我们到六安、滁县地区了解广大农民对“六条”文件的反应。
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们到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
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像看戏似的在听宣读文件。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
一位干部对我们说，农村开社员会会场秩序这样好，是过去少见的。文件刚念完一遍，
台下一些群众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
“再重念遍这句话！”
“念慢点儿！”
那时已是冬天，我问身旁的一位老汉：“冷不冷？”
他笑着说：“不冷，不冷！听到新精神，天冷心里热，冷点没关系！”
我又问他：“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
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不会再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
定远县严桥公社一些生产队干部说：“‘六条’规定实在好！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
“六条”在安徽省是一份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清除当时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是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作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
随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安徽省委的“六条”，非常兴奋，当即给予明确的肯定。
于是，一场农村的改革序幕就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