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庄当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到两年，生产队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老队长张志善不仅能干队长，而且带领家人靠种地过日子也是个好把式。
生产队开始土地承包时，张志善通过抓阄，承包了两块地，一块7亩，一块5亩3分。这两块地，离村庄都比较远，靠河滩比较近，而且都属于平时基本不长庄稼只长茅草的盐碱地。一般人看来，抓到这样的地无疑是倒霉透顶。但张志善并不在意这些。当大家抓完阄，还在那里议论谁家的地好，谁家的地孬的时候，张志善已经领着妻子杨素樱到了7亩地的滩头。
张志善对改良土壤颇有一些研究。承包地是初冬时节分的，一般人分到地后，并没有去管它，而是等待来年春天才考虑耕种。自从领到承包地后，张志善和妻子杨素樱整个冬天就没闲着。
张志善对土壤的改良先从翻土开始，利用一个冬天，他们夫妻二人把十多亩地翻了一遍，把上面长的茅草全部铲除。他们还把通过平时打扫院子积攒起来的鸟粪和自家养猪的猪粪掺在一起，全部运出来，均匀地洒在新翻过的承包地里。这个过程是异常艰难的。在此期间，张志善和妻子杨素樱究竟付出了多少汗水，谁也说不清楚。一个月不到，杨素樱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寒风刺骨，土地结冰，像石块一般坚硬，铁镐刨下去，有时只能砸出一个小坑。长期的劳动，让他们的脸庞皴裂，皮肤黝黑，像饱经风雨的矿工。
对于两块地究竟该种什么，张志善也费了一番脑筋，眼下已经错过种小麦的季节，他决定从种夏粮开始，那块较大的地，地势比较高，平时缺水，他确定种棉花。槐树庄人都知道，当地土壤适合种棉花，棉花也高产，只是收起来很麻烦，很多人怕麻烦，一般不愿种，张志善却反其道而行之，下决心种棉花。他认为，庄稼人干的就是体力活，而且一年到头有的是时间，不能怕麻烦。只要肯干，就不会饿死；只要肯干，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这是他长期以来的一个信念。
那块小一点的地，地势比较低，下雨时可以存些水，不是太干旱，他选择种地瓜。因为地瓜产量大，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好食物。当他筹划两块地第二年的耕作时，禁不住想到了秋天棉花和地瓜丰收时的情景。他想通过一家人的勤奋努力，过上比较殷实的生活，他还想向人们证明，即便自己不当生产队长，过得也比一般人要好。他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那十几亩地上。
耕种时节很快到了，家家户户忙于耕种。张志善专门跑到省城种子站，买来鲁面银山1号种子，他曾在广播里听说，这种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质地好，更重要的是抗棉铃虫。随后，他专门跑到相邻县，买回烟薯2号秧苗。因为，这种地瓜，适宜在沿海沿河地带种。他知道，粮食收成好不好，种子很重要。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买回种子和秧苗之后，他严格按照卖主教的方法播种，干得非常精细。棉花，每半米一棵。地瓜，每20公分一棵。对于这些要领，他熟记在心，并不时提醒妻子杨素樱，不要栽稀了，不要栽密了，也不要栽偏了。
庄稼种下之后，张志善并不是当甩手掌柜，他每天都和妻子到田间地头，及时观察庄稼的生长情况，该打杈时打杈，该翻秧时翻秧，该施肥时施肥，该浇水时浇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乐此不疲，从不叫苦。
秋天未到，整个村里的承包地就已经分出高下。张志善家种的地瓜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棉花地里白花花一片，收都收不过来。很多人家地里的棉花，稀稀拉拉立着，像一些干柴，上面挂着一些没发育好的棉苞。至于地瓜，不是被茅草遮蔽，就是只长秧子不长瓜。
秋收过后，张志善家的棉花和地瓜取得大丰收。他家种得及时，收得也及时，有的人家的地瓜还在地里，他们已经交了公粮，将剩余的部分装进了自家的粮仓。
张志善是槐树庄交公粮时间最早、数量最足、质量最好的一个。每当秋收完了，他便把交公粮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夫妻两个推着小车进城交公粮，推了一趟又一趟。按照规定，承包农户要交小麦、地瓜干和棉花三种公粮，由于张志善家只种地瓜和棉花，没有小麦，他便用卖棉花的钱到集市上买上好的小麦来交。他家交的棉花，是最好的棉花，不仅饱满不干瘪，而且非常干净，不夹杂一点叶子，像雪一样白。其他人家交的棉花就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把最好的棉花留下，把最后一季又干又瘪，里面夹杂着碎叶子的棉花交来充数。
张志善家晾晒地瓜干是一道风景。收了地瓜切片之后，一般人家都是直接撒在地里，摞在一起的随手划拉一下就不管了，任凭自己晾干，张志善却不同，每当晾晒地瓜干时，他一个人专门负责用擦子擦，让妻子杨素樱和两个儿子负责摆，一家人干得非常认真仔细。对地瓜干的摆放，他有明确的要求，一是不能沾上土，要干净；二是一片摆一个地方，不能摞在一起；三是每片都要斜倚在一块土坷垃上，背面要通风，而不是直接摆在平地上，那样干得快。因此，张志善家晾晒的地瓜干，非常干净，虽然摆时费些功夫，但干得快，收得快，不担心长期不干被雨淋后发霉或烂掉。这样一来，他们总是上交最好的公粮。
张志善带头交公粮又早又好的消息是从收购站传到村里的，久而久之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但生产队每次集中开会，队长李世远都只字不提，他只是经常训斥那些交公粮拖拖拉拉、以次充好、数量不够的“落后分子”。有一次，他甚至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我再强调一次，秋收完了交公粮，谁要不交操他娘。”讲到这里，有人大笑，他板起脸说：“别笑，有什么好笑，还有下一句呢，操完他娘扒他家的房！”尽管他三番五次这样强调，人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便不交，他也没有真的去操谁的娘，扒谁家的房。
春耕时节又到了。以往，张志善总是习惯带着妻子动手翻耕，这年他决定用生产队里的牛来耕种。因为，自己翻耕虽然省事，但太累太辛苦了，半天下来，腰便累得直不起来。当时，虽然实行了联产承包，但生产队里的牛依然集中在饲养院里，谁家用牛耕种，要向队长提前挂号，依次等候，而且每次只能使用两个小时。
张志善家是让妻子杨素樱去找李世远挂号的。自从发生母亲火化事件之后，张志善就不再搭理李世远了。他认定，举报信是李世远写的。理由是其他人不像他了解那么多情况，而且他有举报的最基本动机——由原来的副队长取代他当队长，事实上他也是这一事件的唯一获利者。
李世远见杨素樱主动上门，对她十分客气，并告诉她一定尽早安排。
第三天晚上，李世远的女儿李小叶来敲张志善家的大门，李小叶是李世远的大女儿，比张成祥小一岁，低一年级，她告诉杨素樱，爸爸说，明天早上第一拨轮到你们家用牛，你们一早去饲养院去牵牛就可以了，他已经告诉饲养员了，是那头花牛。
这么快就轮到自己。张志善感到奇怪，他想，肯定是李世远做了亏心事，良心发现，照顾了他。
清晨，张志善早早地起床，他在一个竹竿上用铁丝栓了一个钩子，举到槐树上，往下勾了一些槐叶。妻子杨素樱见了，不解地问：“你勾槐叶干吗？”张志善说：“等一会儿喂牛。”
吃过早饭，张志善就直接去了饲养院，饲养员“张老矬”见了他，远远地打招呼：“来得挺早啊，我还没喂完牛呢！”张志善说：“没关系，我牵回家再喂喂，我准备好了槐叶，还有喂猪的豆饼。”
张老矬说：“那好，你牵走吧，牛跟着你也享福。记着啊，你们家用到十点，下一家是大鼻子家。”
张志善说：“好咧，十点准时让他牵走。”说完，张志善接过“张老矬”递过来的绳子，牵起花牛往家走。
这头牛，是生产队里唯一的一头花牛，其他牛不是红色，就是黑色，几乎村里所有人都记得它。使过的人都说，这头牛最壮，最能干活，也最听话。按照“张老矬”的说法，如果在牛里评选积极分子，花牛是最好人选；如果记工分，其他牛一天记5分，花牛一天应该记8分。
张志善把花牛牵到家里，妻子按照他的吩咐，把豆饼和槐叶掺在一起，放在一个大盆里端到跟前让花牛吃。张志善自己去拾掇长久没有使用的铧犁。等花牛吃饱喝足，张志善让妻子牵着牛，自己用小车推着铧犁往那块小一点的地里走。
耕地是两人和牛的配合，张志善负责扶犁，妻子负责牵牛，花牛用力拉。
“嘚嘚嘚——！”“驾驾驾——！”“喔喔喔——！”“吁吁吁——！”张志善很熟悉驾牛的套路，花牛也听得懂他的语言。虽然张志善肩上背着鞭子，但他一次也没有抽牛，遇到花牛不太使劲的时候，他也只是在空中打一个响鞭，吓唬一下。
犁了两个来回时，张志善发现格外费劲，等到了地头，把铧犁抬起来一看，发现上面的螺丝已经松动。张志善暂时停下来，让牛休息一下，让妻子回家拿螺丝刀子。
等把铧犁修好，已经过了半个小时，这时候，张志善看见，“大鼻子”已经等在地头。看看时间快到了，张志善抓紧犁了两趟，便把花牛交给了“大鼻子”。
说是两个小时，其实张志善实际犁地时间也就一个多小时，总共犁了不到二亩地。张志善想，剩下的还是靠自己和妻子慢慢翻吧。
中午12点左右，张成祥放学回家，路过饲养院时，看到饲养院里围了很多人，于是便跑过去看热闹，却发现人中间躺着一头花牛，已经死了。人们议论纷纷，这牛，怎么死了呢？
“张老矬”说，上午张志善家和大鼻子家用的，“大鼻子”刚送回来，这不，突然倒地死了呢！我要赶紧去报告队长。
张成祥飞也似地往家跑，到了家里，父亲不在，只有母亲在做饭，他告诉母亲，那头花牛死了。母亲听了，一时不知所措，稍一愣神后对张成祥说，快去地里告诉你爹！张成祥便往地里跑。跑到地头，却没有发现父亲。
原来，父亲在地里听说了花牛死了的消息，早已去了饲养院。
那天中午，张志善没回家吃饭，他和饲养员“张老矬”、“大鼻子”被叫到大队部问话。负责问话的是副大队长，队长李世远也在场，但并没有多说话。
副大队长先询问了“张老矬”最近几天花牛的情况，有没有异常，以及早上交给张志善和中午“大鼻子”送回来时的情况，仔细询问了花牛临死前的状况。
随后，询问张志善情况，主要询问了这么几个问题：1、你从“张老矬”手里领走花牛时，花牛是否正常，有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地方？2、你领回牛时，是否喂它东西了？喂的什么？3、你从几点开始耕地的？耕了多少地？用了多少时间？期间有没有发现异常？4、你几点将牛交给长“大鼻子”的？交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异常？
对这些问题，张志善一一如实做了回答。
当他说起回家后曾喂牛槐叶和豆饼时，副大队长格外留意，并让他回家把剩余的槐叶和豆饼拿来看看。
于是，张志善回家，端着喂牛的盆子重新回到大队部。东西送到后，副大队长让他把东西留下，然后回家。
这时候，“张老矬”和“大鼻子”也已经各自回家。
回到家里的张志善一直惴惴不安，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花牛 本来好好的，怎么会死了呢？想起副大队长让他送喂牛的东西，不禁担心，他们该不会把责任怪到自己喂牛头上吧？
事情就是这样，你担心什么，什么就会找上门来。十天之后，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队长李世远主持，副大队长宣布经大队支部委员会关于对花牛之死的处理决定。主要意思是，花牛之死，与张志善喂养使用不当、饲养员“张老矬”管理失职、“大鼻子”使用不当有关，决定核减张志善比照工分1000分，折合人民币200元；核减张老矬比照工分300分，折合人民币60元；核减比照工分200分，折合人民币40元。同时，撤销“张老矬”饲养员职务。
处理决定宣布完毕，张志善一句话也没说，就往家走。散会之后，他先去了“大鼻子”家，问他“你觉得这样处理公正吗？”“大鼻子”说：“当然不公正。”“你准备怎么办？找吗？”“找管什么用？我认了。”随后，张志善又来找“张老矬”：“这也太不公正了吧？不是欺负人吗？”“张老矬”坐在那里不说话。“怎么？你也认了？”“张老矬”叹了口气：“不认，又有什么办法？活该咱们倒霉呗！”
当天晚上，张志善便去了大队。大队里没人，他直奔大队书记兼大队长家。开门的是书记的孩子：“你找我爹？他说他不在。”说完，就把门关上，任他怎么敲门，也不开。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以前，自己当队长的时候，关系不是处得也不错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张志善百思不得其解。
从书记家回来，他直奔庄头的小卖部，在那里买了一本子信纸、一瓶墨水。回到家里，他摊开纸就写申诉材料。
申诉材料写给公社的。张志善首先介绍了自己是谁，然后介绍了事情经过，对大队的处理决定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公平，对他是一种伤害。他列举的主要理由有：
自己喂牛，是好意，并不是恶意，而且是经过饲养员同意的；
喂牛槐叶和豆饼，不会是导致花牛死掉的原因，槐叶没毒，人都能吃，这是常识；
即便自己喂牛的食物有毒，大队也并没有对花牛做开胃检验，缺乏最基本的处罚证据；
那天上午耕地，本人只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时间，不会使牛累死；
本人将花牛交给下家“大鼻子”时，花牛还好好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退一步讲，即便花牛之死与自己有关，自己也不应该负主要责任。
材料最后，他说，花牛之死，与自己无关，而且一点关系也没有。大队对自己的处理，一点也没道理，为此请求公社对此进行调查，撤销大队对自己的不公平处理，还好人一个清白。
第二天一早，张志善便带上申诉材料，开始了他的上访生涯。
他先是到了公社，公社负责信访的干事接待了他，听他诉说了自己的情况，然后要他把材料留下，告诉他等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再作答复，让他一个月之后再来。
一个月后，张志善再次来到公社，信访干事告诉他，你反映的问题，已经向你们大队了解过了，他们处罚你的主要理由是未经生产队同意，自己私自喂牛。大队看了你的申诉材料后，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对你的处罚没有问题。你还是接受吧。
张志善听了，非常生气，差一点和负责信访的干事吵起来，最后，他要求将申诉材料还给他，他要拿着去找县里。
信访干事说，你的申诉材料已经转给了大队，不能再退给你，要想找县里也可以，自己回家重新写材料。
这一次，张成祥多了一个心眼，回家路上专门买了复写纸，重新写申诉材料时，先不写开头，一式三份，等写完之后，才在其中的一份上写上“尊敬的县领导”字样，然后把其他两份留起来。
材料写好后，张成祥去了县委，县委负责信访的股长接待了他，照例听他诉说了情况，把材料留下，让他一个月之后再来。一个月之后再来时，股长告诉他，你的事情，已经告诉公社了，材料也转过去了，你直接去找公社吧。
就这样，张成祥又重新来到公社，公社信访干事说，你怎么还找啊？快认了吧，找来找去的，你就不怕麻烦吗？
这一次，张志善更生气了。第二天，他坐上长途汽车直接去了省城。
就这样，为了花牛之死，张志善一连跑了大半年，从公社到县里，最后到省里。上级除了层层批转，让他找谁找谁，几乎没有其他办法，来回折腾的结果，除了他的头发慢慢变白，花了很多路费之外，没有任何效果。
夜里，杨素樱对丈夫说：咱别找了，咱也认了吧？
张志善说，我不在乎那200块钱，我咽不下这口气。这世道，难道没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