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和马林等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对马林的主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会者经过热烈讨论，经马林说服，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西湖会议后，中共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共识。随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相继加入国民党。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进一步确定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共代表团成员刘仁静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最近“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7]。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阐明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系统地阐述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此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客观条件和策略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讲了关于国共合作之策略的发展过程。接着，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与会同志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政治报告，但围绕是否让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张国焘等人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党员加入国民党。陈独秀等人虽然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的上述意见，坚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贬低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党的三大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的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三大宣言和决议等文件，在统一战线方面作出了下述诸方面的结论和决定：
1.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重大意义
决议在分析了国内形势之后，明确肯定党的二大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主张的正确性，肯定国民革命的宗旨在于实现上述主张。而要实现上述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实质上是讲，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是推进国民革命的前提条件。
2.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应致力于国民革命
宣言和决议对国民革命作了详细说明，并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指出党的中心工作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国外压迫。”“对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
3.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的方式问题
大会决议指明，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实现此种合作的组织形式。决议讲明了实行此种合作形式的必要性及实行此种合作后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要保持自己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刻也不能忘记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独立的革命旗帜。
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决定全体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为促进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民主革命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三大在党的统战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
中共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三大通过的决议大体符合了孙中山的主张，同时青年团等团体也认为决议“最合中国实际情形，并承认中国共产党决议所指示的，是中国目前革命的唯一道路”[8]。1923年曹锟僭窃国家政权，孙中山的思想又一次发生了转变，坚定他“共产党人是救活国民党的新鲜血液”的信念[9]。此后，孙中山开始积极地和共产党合作。不久中共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文件，认为国民运动是目前全部工作，因此共产党计划“扩大国民党的组织、矫正其观念，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10]。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会议讨论国民党的改组、改组的计划和纲要、国民党的章程、召开由4省或5省代表参加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改组委员会等问题。
11月25日，孙中山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其中指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原因，改组后的党纲“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组织训练“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11]，为改组确立了指导思想。1923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切将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12]。1924年1月，孙中山接待了李大钊、张国焘等，征求对《建国大纲》的意见。通过与中共共同努力，孙中山感觉到了改组国民党时机的成熟。
1月25日，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代表集会，讨论是否应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一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原则和正式声明，阐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动机和目的，以期孙中山对此表明见解。
1月3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式发表，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并规定了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内外政策。孙中山制定的新民主义与中共三大提出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被接受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因而使得中共三大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目标得以贯彻执行。
通过改组，大量的共产党人加入到了国民党，国民党一扫过去“自同盟会以来，即无精密组织，如民国成立改为国民党后，仅以议员为党员多少标准无甚组织”的状况[13]，使国民“揭三民主义这一真解”，振奋了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健全了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使正在濒临瓦解的国民党重新焕发了春青与活力。改组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健全了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便国民党建设成了有主义、有组织、有群众基础的党。国共两党正式建立合作关系的条件成熟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6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夏曦、张国焘、刘伯垂、李立三、王尽美等23人。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亲自主持大会的进行。大会主席团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担任。此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接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通过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章程和宣言；通过组织国民政府案；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举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此次大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如下：（1）关于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里已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2）关于民权主义。《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而“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3）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在实质上触及了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容。大会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同时，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这样，国民党的旧三民主义就转变为新三民主义。此种新三民主义，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一致或接近，从而成为两党的政治合作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党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号召全党，努力宣传这一宣言，“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主义的党”[14]。
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从组织路线上处理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这就是接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围绕着党章草案展开激烈的争论。以方瑞麟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提出反对“跨党”的主张。他们一方面极力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要求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对于这个问题，大小会激烈辩论历时五天。李大钊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严肃地解释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批驳了方瑞麟等人的主张。廖仲恺坚决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等人的提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确认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根据这条组织路线，不但全体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组织上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国民党组织系统在人员配备和干部使用方面也贯彻了这条路线。大会当选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3人；当选的1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7人。紧接此次大会之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此次会议确定的3名常委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1人。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所设的8个部中，共产党员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张善铭等分别担任组织、工人、农民、青年等部的秘书。此后，在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中，亦安排共产党人担任负责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等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林伯渠、李立三、林育南、项英等担任国民党武汉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于树德等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可以说，以国民党一大为起点，国民党开始贯彻体现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新的组织路线，改组后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胜利。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3]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9页。
[5]《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92年6月15日。
[6]《“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7-68页。
[7]《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2页。
[8]《关于中共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二大”与“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17页。
[9]陈锡琪：《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31页。
[10]《“二大”与“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11]《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30页。
[12]《“二大”与“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4页。
[13]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4页。
[1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