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同事几个返回报社作最后的告别。
等到最后一间工作室收拾干净，外面已是墨黑如漆。临走前，一纸色彩斑斓的信封从垃圾堆里显露出“冰山”一角，同事把它递给了我。
曾在一些学校以“散文与生活”为题与学生作过交流，也曾在报纸副刊主持过“周末聊天室”栏目，专栏开辟之后，学生来信来稿踊跃。是哪位的来信呢？接到信的当时，我这样想着，也就下意识地挨近灯边瞟了几眼，却见背面贴了邮票的旁边还写了几个字：“梅老师救我！救我！”看到上面的字，我吓了一跳。这是谁家的孩子，哪所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信给我？她在哪里？她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撕开封口取出信件，一看内容，全是“救我！”“救我！”“救我……”一共有三十多个“救我”写满一张便纸。细细一看，上面还有红笔像老师圈阅作业一样，打的几个大大的“Χ”。信封右下角，还有不很清晰的几个“艳”字，这个“艳”，显然是女孩子的名字。
名字用笔写好，不知为什么却又用铅笔重重地在上面画了几个“Χ”。
这封信给我一种不祥之感！看来，我得迅速找到她。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个女孩子呢？
翻遍封里封外，找不到学校名称，也找不到住址。整整一个晚上，因为这封信的缘故，也因为晚餐上的酒的缘故，大脑依然停留在十分活跃的状态。辗转反侧，总是睡不了，刚一闭眼，就惊醒。到了三四点，才蒙眬睡去。
早晨，我是被一个噩梦惊醒的：那个叫艳的女子，披头散发，把信丢在我的手里拼命地跑，不管我如何叫如何追，她还是拼命地跑。最后跑向了一座漆黑的山头，一边跑，一边喊：“救我！”“救我！”我就是被这种声音喊醒的。可是想了好久，脑子里始终不记得曾经认识过哪个叫艳的女孩子。
除了跟一些学生有信件来往外，校外似乎不可能有谁遇到问题会想到我。拿出公务联络本，往县里几所中学挨个儿打电话。
一中、二中、三中没有，四中五中也没有。职高也没有。几所学校名字里叫艳的有四五十个，但除了早几年出门打工去的六名外，其余的都在学校读书。没有谁不在学校。那么，她又是谁呢？
再次接到女孩的信息，是在我赶往一所中学给女儿报名的那天下午。
炎热未退，离学校还有一两里路远的地方，送学生的专车、学生合租的的士、公共汽车排成长龙，行走缓慢得如蜗牛。等到我赶往交费处，已是下午三时。人多手续多，直忙到晚上五点，才找到女儿的宿舍。洗了把脸，把行李卷打开。
这时手机响了，一个不熟悉的手机号码。
“你好！请问是谁？”“是梅老师吗？”“你是谁？！我这会儿忙，等下打来行不？”我边把铺盖打开，边接听电话。这所中学近山腰，信号不好，时断时续，听不太清电话里的声音。
“……我不喜欢你这种口吻对我说话，你们大人都是这样！哼！”说完，对方关了机。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想，肯定是谁拨错了电话号码。
刚把蚊帐放下扎好，电话又响了：“你现在能见我吗？我要见你！”“你是谁？可以告诉我吗？”“我听过你的课，我给你写过信，我在我们学校。”“哪个学校？”“ΧΧ市ΧΧ一中。我要你马上来我这里。”电话里不断有被别人打断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我来见你好吗？告诉我你的具体位置。”“不行！现在就来！救我！救我……”接下来是盲音。
救我？那不就是……那不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女孩子吗？女孩所在的学校，是我曾经讲过课的一外市中学。给女儿留了几个字放在床上，抓起包就走。
来到女孩所在的学校门口，猛然想起，偌大一个学校，她在哪儿呢？我不禁为自己的大意懊恼起来。走到校门边的小餐馆，决定边吃饭，边等女孩的电话。
她一定还会打电话来的。我想。
点了饭菜刚开始吃，手机响了，赶忙走出这个声音混杂的小店，来到门口。
是一个朋友要事相约的电话。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天快黑了，我决定先回县城，等电话再来。
“梅老师！”刚走出校门几步，耳边有似曾相熟的叫喊声从后面传来，本能地回头，恰好看到骇人的一幕：一女孩从刚刚发动的摩托车上跳下，可能哪儿摔坏了，眉毛拧结在一块，嘴死命地咬着，接着听到女孩的呻吟声。我快步向她跑去，想把她扶起来。
可是刚走到她身边，女孩已被后面赶过来的一长着络缌胡子的中年男子抱起放到摩托车上，走远了。
本能地追了几步，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停下来。那辆车上，还放了铺盖行李和其他日常用品。
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孩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怔怔地想，这个女孩，就是那个叫艳的女孩子？
想到摩托车后座上的行李，猛一激灵：不对头！学校开课，她为什么反倒被家长接出了学校？一种不祥的预感潜入心头。似乎为了摆脱这种不祥的推测，进校门后，我便直接问到了该校的政工室。
政工室主任告诉我，这又是一个读书读出了毛病，不得不休学的高二学生。
在哪里治疗？我问主任。
ΧΧ康复医院。像这样的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呢！主任丢下我忙别的去了。
等到报社所有事务叫停，来到艳治疗所在的省城，已是第二年的早春时节。
去医院之前，我准备先到省城几所大学做一个学生心理压力情况调查。出门前我曾作过一些准备，设计了一些问题，打印了一些表格。没想调查还挺顺利。到第三天为止，发出表格500份，全部收回。
表格不够，我走近校园旁的一家打印店。就在手刚搁在门把上时，倒吸一口冷气：玻璃门上、墙壁上、外面大树干上全是印制的“A级通缉令”。原来，一桩校园凶杀案在大学林立的省城早已闹得沸沸扬扬。我从报人手中买下一份省城早报，边看，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诱因实实令我不解：我真的不敢相信，仅仅是因为牌桌上的一点小摩擦，身为大学骄子的马加爵竟用一把铁锤残忍地杀害了和他平时关系要好的四位同学！杀人偿命。无可置疑，哪怕他再值人生花季，马加爵都将会如一朵未开的花一只无法爬上枝头的鸟，带着与这个季节不和谐的悲鸣声骤然凋零。
只是，作为大学骄子的他，完全有理由有条件活得讲前途讲道德讲理性讲人性一些，为何一定要以残暴地结束他人生命来选择自己的人生悲剧呢？！当晚的电视新闻——一则高校生自杀的消息又不可抵挡地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一大学学子欲投江自杀，自己没有成功，反倒是苦心救他的好心人惨遭了葬身水底的不幸。
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进入不了睡眠状态。对比马加爵的杀“他”，这则关于大学生自杀的新闻因为有它的普遍性，人们可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把它遗忘。但是，把它和近年各大媒体传出的高校生自杀等资讯联系在一起，我不得不为这些曾为人之骄子的他们触目惊心的轻率或厌世行为而痛心。近几年，我国高校自杀已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也就是在前些年，全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防止大学生自杀”为主题的大型会议在武汉召开，起因是武汉高校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发生了12起自杀事件！更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天，我将大学生自杀作为一个问题摆在校园里与学生展开讨论时，许多学生对自杀——这种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却表现出无以想象的宽容和淡漠。网载：某知名高校一成绩优异的学生仅因个子矮小自杀，有的同学竟然激愤地将矛头直指社会，他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学生在自杀，但实质上，却是这个社会的很多不公杀了他们”。
由不得我不在心底打下一个大大的结：如今的学生，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中国没有合格的心理医生”——《南方周末》曾引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的这句话作为健康版的通栏标题。
初看这句话，它并不一定经得起反驳。但它毕竟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心理呵护。一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如果经过极其漫长的痛苦挣扎过程，患者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自我拯救和得不到他人有效的心理援助，他极有可能采取一些终极手段——自杀（自残）或杀“他”等危害社会之举。许多徘徊在社会边缘、正处在人格形成期的青年学子更是如此。
一桩桩校园学子自杀案件与杀“他”案件已经足以让人心惊，但是，当你把眼光放到自杀者后面，你还会看到比他们的自杀更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竟然还有着那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在这条路上观望与徘徊——早在前两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座谈会公布调查统计结果就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就达12.9%，有焦虑不安、恐惧和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6%以上，我国17岁以下未成年人约3.4亿，有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障碍者约3000万人。其中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6%至32%，大学生中，16%左右有心理障碍，5.2%的学生承认在过去一年中有过严重的自杀性行为。而今年媒体报道的数字又有明显上升趋势。
那个叫艳的女孩，那个马加爵，那个自杀未遂的男生，那些还在逼仄的路上等待观望的众多学子，他们的压力来源到底有哪些？他们究竟有着怎样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带着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自艳所在的那所医院开始，我先后到两省18所大（中）学、7所脑院、康复医院进行走访调查，接触了1000多名师生、200多名患者及其家属。在这段时间里，与学生有过彻夜长谈，假借患者身份住过康复医院病房，假以实习医生的身份跟班坐诊过心理咨询门诊，随医师回访过痊愈后的患者。除此之外，我还得到医院的许可，进入病案室看到了许多患者的第一手资料。
半年多的时间，透过一副副陌生、麻木的面孔，一缕缕空洞、怪异的目光，穿越他们委顿的表相，我终究还是进入到他们思想的内核，看到了他们藏在心底最深的渴望，也听到了从他们心里流淌出来的最真实的声音。
那是一些泪水浸透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