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
近一个时期，围绕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有很多议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来自马少华的《也谈近来关于时评的争议》、陈栋的《用开放与宽容来解救“时评危机”》、潘多拉的《拯救讽刺》和李建永的《“雷霆走精锐”——我看杂文》。笔者认为，这是基于当前时评和杂文创作现状而引发的一场有意义的论争。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言论写作大体呈现了“杂文式微”和“时评兴盛”的整体趋势。二者的反向运动几乎同步进行，这个趋势在近两三年来显得尤为突出，大有以时评写作取代杂文创作的架势。对此，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
喜的是：时评的兴盛打破了过去少数“评论员”垄断言论写作的褊狭局面，代之以公众广泛参与、争相发言的喜人局面。这种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多种不同意见表达的不确定性，在现有条件下比较充分地表达了普通群众对各种问题和社会事务的看法。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差别境界”的存在，正是“众声沸腾”的意义所在；没有“定于一尊”，恰恰是走向真理的最好路径。在一项决策、一个问题没有取得广泛共识的时候，充分听取不同意见、充分表达不同见解，在我看来比匆忙统一思想要重要得多、有意义得多。一些朋友基于当前时评写作中的某些浮躁之风提出严厉批评和深刻反思，甚至尖锐地提出“时评危机”的命题，在我看来，正是时评有力量、作者有勇气的表现。当一种文体被它的读者看出问题，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当它被作者自觉自愿地进行深刻反省之时，正是它有望自我超越，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的时候。如果说这种“自我觉醒”是某种“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是总体繁荣下的“危机”，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理性的“危机”，是充满希望的“危机”。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悲观。
但我确实还是有所忧虑的。忧的是时评写作的快餐化、粗鄙化、肤浅化。不能说时评当中没有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文章。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文章实在太少了！充斥于各报言论板上的大量时评，多数思想肤浅，观念陈旧，信息匮乏，逻辑混乱，文字粗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直白浅陋，粗制滥造，没有回味余地。许多文章的水准，也就相当于黑板报和意见栏的水平。这样的文章，充其量只能在“说什么”的意义上起作用，很难在“怎样说”上对人有所启发。而在我看来，“怎样说”虽然主要属形式和技巧层面的问题，但其重要性并不比“说什么”差多少。很多重要文章读者不爱看，并不是嫌它没内容，而是不满足于它对内容的拙劣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有时是决定“内容”的。只有把文章写得好看、耐看，不仅有理，而且有趣、有味儿，人家才能“入眼”、“入耳”，从而“入脑”。那种面目可憎、言语乏味的文章，纵然有微言大义存焉，人家不看，还是枉然。
说到这儿，就和杂文有了联系。笔者认为，时评也罢，杂文也罢，都是广义的言论。两种文体常常纠缠在一起，连各自的作者也很难清楚地界定它们的界限和差别。但作为时评的言论更趋向于新闻，作为杂文的言论更接近于文学。在具体写作中，既要遵循其共性规律，又不能忽略其个性特点，这恐怕也是大家并不否认的共识。既然杂文是“艺术的政论”，那么它就应该遵循文学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写作。有话直说、直抒胸臆，当然也不失为杂文的一种写法，但真正文艺性的杂文，起码还是要会叙述、善描摹、重思辨，还是要讲究结构、注重韵味、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写作这样的文章，必须有学养灌注、思辨训练、艺术启迪、语言感觉，而绝非什么人都能随意为之。包括朱某本人在内，对这样的美文虽不能至，但应该心向往之，当成一种目标来追求。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有话直说”。
杂文与时评，本是同根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要互相排斥，更无须相煎太急。如果把时评当做一种普及艺术，杂文就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基础越厚实、越牢固，杂文这座高楼才能越挺拔、越高峻。换句话说，或许没有必要请求每个时评作者都去尝试杂文。但对一个取法乎上的时评作者而言，似乎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炮制时评。
当然，必须啰唆一句：文章的好坏不由文体决定，关键看写得怎样。杂文而令人不忍卒读者所在多有，时评而读来叫人齿颊生香者并不鲜见。而二者兼善者，也并非绝对没有。此乃题外话，不说也罢。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５月３日）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我看李下的杂文创作
在当今为数不少的杂文作者中，李下是以特色鲜明闻名于“杂坛”的。多年来，他始终奉行“杂而有文”的创作理念，笃信“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古训，身体力行“文艺性的杂文”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他曾在一个研讨会上说过：杂文要写得好，起码应做到“四有”：有事儿，指不能笼统空泛，要有较强的针对性；有趣儿，是说文字要生动活泼，幽默好读；有味儿，是指意味隽永，耐人寻味；有劲儿，是说要力倡真善美，给人以光明、希望和力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朋友和后学的角度看，我以为李下是通过“一心二意”来实现“四有”的。“一心”者，“恒心”也；“二意”者，“意义”、“意思”之谓也。
在不少人看来，杂文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有出息的学者，应该去写大块文章；有才华的作家，应该去炮制长篇小说。李下不这样看，也不因为有人这样看而烦恼。的确，论篇幅，杂文多属豆腐块，没有学术论文的冠冕堂皇，没有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但论其思想内涵和文章魅力，却未必在许多“鸿篇巨制”之下。全国每年发表百余万篇学术论文，出版上千部长篇小说，能为人所知者，十分有限，能为人熟悉和喜爱者，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在李下看来，重要的不是用什么体裁来写，而是写什么，怎样写。由于本职工作的关系，他写过不少像模像样的政治理论文章和思想评论，写过很多照世俗观念看来“很有分量”的东西。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替天行道”，而是要通过独立的思想、自由的品格、独特的表达，来抒写属于自己的文章。于是他选择了杂文这种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艺术的政论”，并且一写就是30年！尝试过杂文写作的朋友都不难想象，这是多么艰辛而难能可贵的30年！30年间，学识可能透支，思想可能枯竭，才思可能枯萎。岁月的磨洗，可能使一个杂文家慢慢钝化自己的感觉；生活的遭际，可能使一个原本好学深思的人对自己发生怀疑；更不要说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会使个人的存在变得多么渺小而微不足道。要在多种不确定因素的裹挟下做到头脑清醒，使杂文始终保持应有的独到见解、独特表达，必须有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和毅力。李下用自己不断的创作，不停的收获，很好地诠释了“恒心”的含义。一个人能够克服重重困难，长期坚持做一件别人看来或许十分卑微的事情，必然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对李下而言，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由此引发的深沉思考。他从辽阔的东北平原走来，身上始终带着鲜明的泥土气息。纵然后来考入最高学府，跨进神州第一刊，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但那种发自内心地对泥土和人民的质朴感情始终没有变。他以近乎本能的姿态站在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和他们同悲欢，与他们共患难。有人赞扬李下通过杂文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他说自己没有那么崇高，并不是什么凌驾在人民群众之上的“代言人”，而就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是为人民“自己”的利益在呐喊。
李下对杂文的“意义”和“价值”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追求。好学深思的他眼睛的转数比一般人快，脑子里的想法比普通人多。不时跳出来的各种想法经常撞击着他的心，使他常常处在思考之中。但哪些想法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哪些是表面热闹其实没有多少内涵的；哪些题材是可以写成杂文的，哪些只适合用言论表达；哪些问题适宜当下涉及，哪些问题只能留待将来……诸如此类的诘问总要在他的脑中反复琢磨几回。在严格的遴选甄别过程中，很多第一时间被热切推崇的灵感，都在接下来的深思中被否定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他的杂文，多是这种“淘汰”的结果，多能在其中找到某种或大或小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
如果一篇杂文仅仅有“意义”、有“价值”，而缺少应有的“意思”、“意趣”，深刻的思想不是通过富有韵味的形式和语言表达出来，如李下所说，不能“写得好读、好玩”，那就不叫真正意义上的杂文。在这点上，李下具有高度的自觉。说到他的杂文创作，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幽默研究；说到他的幽默语言操作，就自然会想到他杂文中的幽默意味。他有一双幽默的眼睛，特别善于发现蕴涵在生活中的黑色幽默，并通过细腻的笔触、富有东北地域色彩的特定语言予以表达。比如，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特别是促进卷烟业的发展，某市市长号召全市人民抽烟；为了保护文物，某市文物局批准推倒古城墙；又比如，某地交通警察成了勒索司机的车匪路霸，某法院副院长成了违法乱纪、毒打群众的恶魔……他总是能够在别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生活中的幽默元素，并敏锐地揭示出其中特有的荒诞意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李下，正是这样一位集幽默气质与理性思辨于一身的形象。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出版过幽默理论研究专著和多种杂文专集，而是说生活中的李下原本就经常板着脸孔说笑话、“嬉皮笑脸”论正事。他是那种一说话就让人忍俊不禁、笑过之后又叫人陷入沉思的人。离开了他的幽默，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杂文；单纯注意他的幽默，就不能读懂他这个人。如果说幽默是一种“笑”，那么贯穿在李下杂文中的“笑”不是简单的“好玩儿”、“可乐”，而是在深思之后默然于心的那种愉悦。有人从中看到哈哈大笑，有人看到会心一笑；有人看到发自内心的朗笑，有人看到无可奈何的苦笑；有人看到居高临下的嘲笑，有人看到怀恨在心的冷笑……不管看到什么，总以一个“笑”字作结。这就清楚地彰显了李下杂文创作一个最重要的美学特征：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感情，使杂文真正成为文学的一支，成为“艺术的政论”。
亦文亦商杨学武
在当今杂文家队伍中，杨学武或许是个另类。众所周知，写杂文的大体是五类人：专家学者、传统作家、报刊编辑、少数官员和自由撰稿人。学武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又似乎与任何一种都搭界。他很年轻时就做了地方银行的行长，至今还担任着湖北省杂文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在仕途一片顺畅时弃官从商。赚得第一桶金后，他经常资助杂文创作活动，连续举办多届三峡杂文笔会和《四川文学》杂文征文。其贡献，远不止于个人的杂文创作，还在于努力营造良好的杂文生态环境。
如今的学武早已“背井离乡”来到京城，一面以个人身份涉足房地产业，一面从事杂文创作。他既是自己企业的员工，也是自己企业的老板；既是自己思想的主人，也是自己思想的打工仔。我之所以没有把他简单归入“自由撰稿人”行列，是因为他实在与通常的自由撰稿人还有区别。一个人的产业如果达到一定规模，他的身上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更多的社会责任。金钱带给人自由的同时，也给人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他这个“自由撰稿人”是必须打上引号的。
尽管如此，他毕竟还是自由的。与众多供职于单位的杂文家相比，他不必为功名利禄写作，也无须顾及那么多文章以外的东西。一个杂文家如果能够做到不为名、不为利、不信邪、不怕鬼，就基本可以进入相对纯粹的写作状态，就可以不看别人的脸色，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自由状态，是多少杂文家可望而不可即的。当然，个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难免受制于外在环境，受制于整体氛围，所谓“自由”只能是相对的。但正像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那样：闲暇和财富，是哲学研究的前提。独立自主的经济状况，使一个杂文家更容易以自由的精神、独立的品格去打造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一点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人雅士作为整体，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永远是“毛”，而不是“皮”，更不是有血有肉的自主生命。他们的价值只有嫁接到官府或达官显贵身上，才能得到可怜的实现。“学好文武艺”，必须“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必须“则仕”，否则就什么都不是。即便是一流的学者，到头来也不过给人当个“门客”、写写“策论”、“贡献一点遇见”而已。这还算“有结果”、“有出息”的。要是不幸沦为“破落文人”，就只能像孔乙己那样逢人便唠叨几句“多乎哉？不多也”，聊以自慰了。
学武外表瘦弱清秀，内里刚强倔犟，虽然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看上去还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虽然腰缠万贯，仍像湖北来京打工人员。因为笔名叫杨子，开始常被朋友们误认为是京穗两地同样操持文字的两位美女杨子。但看他写的东西，实在没有一点“柔媚”之气，丝毫看不出女性气质。比如《“欢迎领导天天来”》就用辛辣的笔触，非常到位地讽刺了某些地方专为领导视察而“美化环境”、“整顿治安”、“发放奖金”、“安居乐业”的丑恶现象，好像百姓的日子是专门过给领导看的。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领导一走，一切还是照旧。又比如《节日不宜》一文，更是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的文化中“瞒”和“骗”的痼疾。文中写道：在某些人尤其是某些领导眼里，针砭时弊的杂文是“不合时宜”的东西，特别是不适宜营造节日喜庆气氛的东西，因而也是“节日不宜”。过节需要的是“糖诗颂词”，怎么能乱舞“匕首投枪”呢？麻烦的是如今的节假日越来越多，元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不宜发杂文；春节万家团圆、喜气洋洋，不宜发杂文；“两会”群贤毕至、参政议政，不宜发杂文；“五一”劳工节日，不宜发杂文；“七一”党的生日，不宜发杂文；“八一”我军建军，不宜发杂文；“十一”为祖国母亲祝寿，更不宜发杂文……如此这般，一年中还有几天适宜发杂文呢？这种不把杂文当做“利于行”的“逆耳忠言”、不把杂文家当成难得诤友的可怕观念，正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不少同志的心目中。学武的杂文视角独特、行文大胆，常能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读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除上述文章外，他还写过不少有影响的好杂文，比如《从“最低要求”做起》、《“免于恐惧”说》、《是非功过现在也要评说》、《哪里有“清水衙门”》、《无“敌”不英雄》、《“娘哄儿子”论》、《“半部清史”治天下》、《告别演说也精彩》、《“现在我是谁？”》、《天下最难写的字》、《富豪的脑袋有多大》、《文人不敌美人》、《经济“说”家》、《“对联式悲歌”》等等。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翻翻他的《盛世明言》、《简单的复杂》等集子，我就不在这里罗列了。
（原载《北京日报》2007年４月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