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1999年中国最佳杂文》序言
没有哪一年像过去的一年这样热闹，没有哪一年像过去的一年这样引人思索。太多的轰轰烈烈、太多的不期而遇，使人目不暇接、困惑迷惘。当时间走过无数个千年，逝川之水悄然穿过历史、穿过人们迷茫的视野，好像并未留下多少鲜明的印痕。而过去的一年，因为时间的脚步已逼近世纪的门口，一切都仿佛具备了别样的含义。在“跨世纪”的喧嚣里，有人对历史作深情的回眸，有人对现实作多情的展望，也有人不动声色，说所谓“跨世纪”，不过是自然的流程而已，何必自作多情、虚张声势。
就在时间“自然的流程”里，1999年的确给我们带来不少或喜或悲、或激越或愤懑的复杂体验。岁末回首，竟然难以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心中的感受。
暮春时分，法轮功肆虐京城、泛滥华夏，流弊所至，无法言说；初夏时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一时间，群情激愤，不知其可；“三讲”教育方兴未艾、旷日持久，从严治党的强烈意愿显而易见；国庆五十周年盛典声势浩大，举国同庆，然则耗资巨万，令人心疼；澳门回归、远眺台岛，引发人们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深层思考。凡此种种，无不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展开。而l999年的杂文创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映入人们的眼帘。
作为杂文作者，我并不主张以简单配合的姿态去写杂文。我们的报刊上有无数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承载配合的使命。在此情形下，杂文的独立姿态就显得格外可贵与必要。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杂文可以独立于世外，成为孤芳自赏的花朵。恰恰相反，杂文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相面前，理当作出自己的反应。杂文家作为社会良知的化身，没有理由不对繁荣的泡沫、阴险的恐吓、恼人的痼疾和茫然的瞩望发表独特的见解。当群情激愤不可收拾的时候，当普天同庆喜极向泣的时候，当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的时候，当遥望未来仰天长叹的时候，杂文家需要与人民共歌哭，需要在“火”与“冰”的考验面前保持一份理智和清醒，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品格，发出民众的心声、良知的呼唤、正义的呐喊。
以这样的观点检视1999年的杂文创作，应该说是喜忧参半的。有令人拍案叫绝的佳作，但更多的是比较平常的作品。杂文也和文学大家族一样，在经历了新时期短暂的轰动效应以后，以其更趋平稳的姿态、更加平和的心境、更为平实的风格，面向读者、面向社会、面向新世纪。这种平静的态势或许不免让一些期待轰动效应的读者和作者感到失望，但我以为，这恰是杂文走向成熟的标志。
以题材和关注对象而论，这一年的杂文创作大体集中在十个方面：一是对反腐败问题的深入探索；二是对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呼唤；三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抗议和声讨；四是关于法轮功以及破除迷信问题的深沉反思；五是对人性复杂性的再认识；六是对以《雍正王朝》为代表的“皇帝回归现象”的理性批判；七是对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的无情揭露；八是对国际问题的特殊关注；九是对“浩然奇迹”的深刻追问；十是突破常规思维的勇敢尝试。
反腐败问题可谓老生常谈，对某些论者而言，已没有多少新话可说。尤其是鉴于反腐败实际进程的不尽如人意，群众对此的信心似乎已大不如前。其实，反腐败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杂文之于反腐败不能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尖锐的呼吁和无情的揭露而已。对此，杂文家心知肚明，还不至于将自己置于挽狂澜于既倒的地位。换言之，在现有的舆论环境下，可供杂文纵横驰骋的天地还有限，姿态的拘谨还不能全部怪在杂文家名下。因为在强大的社会机器面前，杂文家有限的勇气和才华毕竟是微不足道的。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退却和妥协，如若那样，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韧性的战斗精神”还从何谈起？纵观这一年的反腐败杂文，在“老话新说”方面依然作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产生了一批上乘之作，其中主要包括舒展的《预言和诤言》、谢云的《香港的挑战》、符号的《“传媒”杂思二题》、刘绍楹的《“精神贿赂”与“精神腐败”》、安立志的《重修开封府有感》、潘多拉的《可惜？可恶!》等。舒展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99财富论坛上的发言出发，借题发挥，深刻阐述了反腐败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从而使我们对反腐败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谢云从黄河生丢官事件，敏锐捕捉到香港回归祖国以后，我们更要从严治党、依法行政的极端重要性。符号从常见的新闻现象出发，从舆论监督对反腐败可能产生的重要作用方面作了深刻分析。指出欲根治腐败，必须从法律、行政、党纪、舆论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就舆论而言，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对“正面宣传为主”以及“要帮忙、不要添乱”等新闻宣传的原则，必须作辩证的思索，而不能作庸俗化的理解。宣传英雄事迹是“正面宣传”，揭露丑恶现象同样是“正面宣传”；树立孔繁森的光辉形象是“帮忙”，鞭挞王宝森的丑恶行径同样是“帮忙”，而不是“添乱”。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不解决，舆论监督就无异于一句空话。刘绍楹对溜须拍马现象的批判不停留于个人品质层面，而是上升到“精神贿赂”和“精神腐败”的高度加以论述，给人以深刻的警示作用。安立志从重修开封府一事入手，条分缕析，层层深入，从制度、体制和人们的思维定式等角度，深刻透析了妨碍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层次原因。而潘多拉以其独到的视角，对“腐败分子可惜论”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读来痛快淋漓、令人击节。所有这些杂文作品，都力图在原有格局下有所突破，尽量给读者以新意。或以识见过人，或以结构创新，或以语言出彩。平心而论，这种努力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愈益明显，朝野上下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杂文家应该是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群体之一，诉诸以往的论说，亦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然而由于这一问题特有的难度和复杂性，迄今依然不见振聋发聩之作。过去一年中，在有限的空间里，杂文家们作了艰苦的探索和尝试，涌现出公刘的《“傍黑”与变黑》、王春瑜的《月下谁敢追萧何？》、吴昊的《下有对策》、张心阳的《被删去的真话》、杨庆春的《人权与特权》、刘洪波的《谁的利益》等佳作。老作家公刘以沉郁的历史眼光审视变革时代的现实，从“傍款”、“傍官”现象入手，深刻分析了“傍黑”现象复杂的历史渊源和体制背景，从而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王春瑜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背景，从人们所不熟悉的萧何的另一面入手，从容辨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极端腐朽性，呼吁人们首先从思想观念上从中世纪的阴影中挣扎出来，真正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吴昊对“下有对策”的分析没有停留在一般抨击上，而是透过表象探寻形成这种现象的体制原因，并力图从制度上根除之。张心阳对四川綦江大桥垮塌事件的分析，表面上是从一个小学生的预警受到母亲的善意修改说起，实则精准地触摸到了我们的体制难以吸纳真话、难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内在弊端。所论由小见大、充满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理性力量，使人不禁把思索的触角伸到体制的深处。而杨庆春以人的基本权利作为论述的切入点，提出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让“有权者无权禁止别人讲话，无权者有权对权力者发言”的精彩论断。刘洪波在“利益”辨析中冲破迷彩的幌子，睿智地提出“谁的利益”的尖锐诘问。不仅使我们对那些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盗用人民财富的窃贼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且引人进一步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权利的被盗用？
20世纪末最让中国人铭心刻骨的，大概莫过于中国驻南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这一残酷事件了。当和平与发展日渐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主题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如此背离国际法、背离人类社会基本道义准则的暴行会在顷刻间发生。一时间，极度的愤怒充满了每个中国人的心，无尽的忧虑包围着每一个华夏儿女。美国的导弹不啻是一簇险恶的“试探气球”，它试出了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突发事件面前的应变能力，试出了我们的国际战略策略研究水平，试出了我们的综合国力，试出了民众的心理承受底线，试出了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真正地位……在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重大事件面前，杂文家似乎也和民众一样，愤怒的情绪遮盖了理智的头脑，以至于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未能写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杂文。而相对而言，黄一龙的《动手综合症》、蒋元明的《时间能抹平一切？》、朱健国的《如果早送防弹衣》、陈小川的《正经劝美国同行一句》等，算是对这一事件差强人意的一点表示。黄一龙先生阅历丰富、人情练达，其杂文作品具有举重若轻、大题小做的特点。尤以行文时分诙谐幽默、善用反讽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篇《动手综合症》，正是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小民不可妄议国际大事的环境里，黄文可谓巧妙聪明之作。虽说人微言轻，但字里行间依然透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蒋元明与美国方面的种种谬说短兵相接，虽然义正词严，但总有与强盗论理，秀才遇到兵的感觉。朱健国借称赞赠送防弹衣的义举，议论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极端重要性，言语之间忧愤之情溢于言表。朱文的可贵在于，没有停留于义愤和谴责，而是“化悲痛为自省”，反求诸己，这正是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做的。而陈小川以其一贯的幽默风格，从讽刺美国某些媒体颠倒黑白的宣传入手，无情嘲弄了“山姆大叔”的丑恶表演，其文诙谐洒脱，具有浓郁的北京风格。
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的疯狂肆虐，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然而细观近年来的种种怪状，就不难发现深藏于表象背后的深刻根源。李洪志以其初中的学历、浅陋的见识，居然欺骗了数以百万的善良人士，套用一句俗话：的确是发人深省的。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极大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道德失落、价值失范，成为当今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经过长期的政治运动，许多人的心灵无以寄托。不要侈谈什么理想信念了，就是一般的行为准则、办事规矩，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尔虞我诈、以邻为壑、不择手段、丧心病狂，成为当今某些人为人处世的基本逻辑。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出现了牧惠的《谈法轮功》、何满子的《破除迷信要破透》、李庚辰的《破除迷信二题》、潘多拉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慌》、笔者的《世纪末的奇特精神现象学》等杂文。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剖析法轮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见解。牧惠先生似乎不屑于和李洪志之流直接交手，而是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法轮功肆虐之前，早有明眼人揭露其内在的弊端，而于光远等前辈创办反对有神论杂志的申请却迟迟不能获准，这些现象难道不令人费解吗？其他论者以为，法轮功练习者并不都是先研究了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才去信奉李洪志的。事实上，把李洪志的胡说八道上升到什么观的高度去批判，真是对他的一种抬举。但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信仰与信任真空，企业的困境，风习的伪善，官员的腐败，民众的无助，的确给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当“个别官员”一面以布道的口吻大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面疯狂聚敛人民血汗和财富的时候；当一面宣说“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一面在工人的下岗面前无计可施的时候；当普通民众身染恶疾却在“白衣天使”面前遭遇索要红包丑恶嘴脸的时候；当忍受强权政治的屈辱而只能被动接受“失败就要挨打”的消极结论的时候……你让芸芸众生到哪儿去寻找灵魂的归宿？到哪儿去述说他们的孤独无告？到哪儿去排解心中的忧愤与不平？并非每一个公民都是共产党员，并非每一个人都自觉信奉辩证唯物论。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甚至一般的常识，普遍的公理，对他们可能都是一种奢侈。这些饥渴、困惑的灵魂需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填补,而不是靠一些虚妄的诺言、缥缈的理念和空头的支票可以打发的。不在“内因”上下工夫，我们的批判终究只能止于平民的义愤和百姓的控诉而已。
对人性复杂性的再认识，是透视社会复杂性的有效窗口。没有对个体的充分把握，就谈不上对社会的准确认知。这方面的杂文易于写得丰满、写得富于变化、写得引人入胜。李国文的《屁股的功能》、冯日乾的《戚继光的无奈》、王乾荣的《无意识“杀人”》、张心阳的《崇尚愚蠢》、徐列的《因何“勇敢”》等，可视为此类杂文的成功探索。李国文的长篇杂文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意味深长。他从古往今来司空见惯的打屁股现象切入，层层剥笋、娓娓道来，把精神矮子的种种阴暗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指出历代文人的厄运，无不因此而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无不因此而来；说到底，就是大大小小的精神矮子对稍高于他的人的一种嫉妒，一种仇恨，一种报复，一种宣泄罢了。冯日乾对戚继光另一面的展示，其意不在如今颇为时髦的亮丑、泼污，而是力图表现制度重压下人性的扭曲，指出“人性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对戚继光的“失节”，寄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避免了评说历史人物易于走向偏执的老套。王乾荣从一则平常的事件入手，对潜藏于人们思想观念深处的“节烈观”给予了辛辣的批判和嘲讽。让人看出在堂皇的“颂歌”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陈腐观念在蠢蠢欲动，是无意识杀人的屠刀在肆意挥舞。而张心阳则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发现有一种劝人愚蠢的东西忽隐忽现，一部二十五史，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愚弄人民、劝人愚蠢的伪善史。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崇尚愚蠢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什么人最希望别人当傻瓜？就是在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度里只想用自己一个脑袋想问题和显示其权威的人。”徐列对轰动一时的朱朝辉飞跃黄河一事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当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为朱的“壮举”欢呼不已的时候，徐列敏锐地发现这是对人性、人的尊严的蔑视，在有限的篇幅里敬畏生命的现代观念跃然纸上，深厚的人文关怀诉诸笔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皇帝戏火暴荧屏，是l999年中国影视界的突出景观。当时间的脚步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忽然龙袍加身的封建帝王在亿万观众面前晃来晃去，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和声声喟叹。使人恍惚之间，不知今夕是何年。面对这种令人费解的“皇帝复归现象”，杂文家秉承新时期以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光荣传统，写下多篇力透纸背、文采斐然的优秀杂文。其中包括何满子的《还要为雍正爷隐恶扬善吗？》、邵燕祥的《皇帝热》、谢云的《看〈雍正王朝〉有感》、虞丹的《哲学家当皇帝》、章明的《“皇阿玛”叫得好亲热》、王春瑜的《另一种扫“黄”》、陈四益的《梦见好皇帝》、张金岭的《一曲“开明专制”的颂歌》、赵牧的《猪尾巴文化》等。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杂文创作的总体格局中，还不曾有任何其他一个题材吸引了老中青三代杂文家如此密集的火力。能够在歌舞升平之中发现封建主义的阴魂，并与之作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这是杂文家们的一贯品格，也是1999年杂文创作值得特殊书写的一笔。在自豪之余，我不禁想到二十年前邵燕祥先生写过的著名杂文《且不可巴望“好皇帝”》。时间悄然走过了二十个春秋，回首看当年的那篇旧作，我不无遗憾地发现，其思想力度和文体价值依然不在今天的文章之下。这固然证明了佳作的不朽，但同时也分明无情地证明了我们的反封建斗争是多么的老牛破车、步履蹒跚！
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场痼疾，也是杂文创作经常抨击的对象。而常见的招数无非是正面揭露，侧面曝光，理智分析，呼吁根治之类。可以说近年来的杂文创作在这方面求新求变不够。然而在这一年的杂文创作中，却涌现出一批不乏新意的佳作，陈四益的《谤木的变迁》、瓜田的《失落的目的》、冯日乾的《出“羊”相》和《作假与作孽》、梅桑榆的《假大空先生传》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四益史海钩沉，揭露政治作秀入木三分；瓜田追本溯源，剖析“形式异化”带给官僚主义者的种种好处，从而使人见出形式主义打而不死、愈挫愈奋的内在社会根源和制度体制根源。冯日乾的杂文在材料的选取和运用上，总是显出独到的见识和功力，“作假就是作孽”的判断一语中的，令热衷此道者无言以对。而梅桑榆的杂文向来长于以形象说话，藏议论于叙述和描摹之中，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视觉效果，使人过目不忘，存活于心。
对于正在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来说，了解世界就是深刻了解自己，就是了解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小小寰球，就是把握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否有一双关注世界的眼睛，是杂文家胸襟与胆识的外在写照，是杂文创作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令人欣慰的是，在老一辈杂文家反省世界历史的同时，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觉培养和修炼自己的全球眼光，以期“睁开眼看世界”。他们充分利用外语和网络两大优势，将头脑与世界“接轨”，将判断与国际同步，从而为“对外开放”年代的杂文找到了更加精准的社会定位。在这一作者队伍中，有严秀(《“东方文明”琐议》)、冯英子(《与虎谋皮》)、黄一龙(《“秘密报告”随想》)、乐朋(《“赖莎同志”的姓氏》)、杨庆春(《为何不肯服罪？》)、张心阳、焦国标、潘多拉、余杰诸位先生。
在l999年的杂文创作格局中，“浩然奇迹”或许是一个值得提起的事件。关于“文革”期间各色人等的种种行迹，每个人都有自己评说的权利，浩然先生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整个国家的“大灾难”“大悲痛”当中独享“殊荣”的人，似乎应另当别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从“文革”灾难中走过的人都是受害者，只不过受难的形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抹去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以及这种经历所蕴涵的卑鄙与龌龊。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集体无意识”面前或许是卑微渺小的，甚至他个人在国家灾难面前的过失是可以原谅的。问题在于，灾难过后每个人采取的不同态度，恰是其人格、境界的真实写照。不是有的人迄今为止依然大唱什么“青春无悔”的高调吗？不是有人依然怀念“生活的馈赠”、恨不得再来一次吗？一个富于良知的知识分子，怎能在国家与民族的苦难面前毫无忏悔之意？怎能为自己荒唐岁月的种种“业绩”感到自豪呢？在这一如何对待历史、对待他人、对待良知的辩驳之中，章明的《浩然的确是个奇迹》、黄一龙的《庐山上的哲学问题》、吴非的《抚哭叛徒的吊客》、安立志的《过时的剪刀》、童志刚的《记忆为什么变得茫然？》、祝勇的《苍凉的回眸》、杨庆春的《反省奇迹》等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些文章虽然并不直接针对浩然先生，但所谈论的问题可谓殊途同归，同样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杂文的魅力在于突破常规的思维方式，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于“司空见惯”中发现别人习焉不察的东西。在1999年的杂文创作中，有一批作品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它们是符号的《约瑟夫的成分》，瓜田的《孩子必须立志当工人吗？》，鄢烈山的《“明目张胆”何罪？》，阮直的《研究“研究生”》，《被骗者更可恨》，吴非的《一句话的小波澜》等。符号从一次出访中的见闻，发出不同经济形式究竟如何定位、以什么标准定位的诘问，对于我们正在努力创造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大格局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瓜田从对孩子立志当科学家、当大官、大款的指责中，看出孩子的志向正是社会的真实导向，堂皇的指责不过是虚假的表演，而更深层的问题自然就是“孩子们为什么必须立志当工人”？鄢烈山一贯以雄辩著称于杂文界，对于中性词语“明目张胆”的辨析，深刻揭示了中国人只重“态度”，而轻态度背后的真实内容的恶劣做法。指出是否“明目张胆”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为什么事明目张胆，是为正义的事业，还是杀人越货？阮直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杂文家，在上述杂文中，他以表面的低姿态，从容袭击“正人君子”的伪善面孔。而对于上当受骗的人们，非但不寄予同情，反而反出“更可恨”的唾骂，理由是“他们连骗子的便宜也想占”。吴非从作品中一句话的修改，看出年轻一辈与某些前辈在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分歧。不无伤感的叹息过后，他还是独自上路了，留给前辈的，是毅然前行的决绝身影。
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和孙郁先生给我机会，使我有缘再次与杂文界各位师友合作。在本书选编过程中，为避免遗珠之憾，我采取了杂文家自选与我选相结合的办法，先向全国六十余位知名杂文家发信约稿，再在杂文家自选的基础上进一步筛选，最后确定选编篇目。囿于识见，肯定还有一些优秀的杂文作者未能进入视野。即便是现在的选本，也未必能够充分反映已入本书的杂文家的创作实绩。疏漏之处，只能留待下次改进了。
1999年12月北京亚运村
（《1999年中国最佳杂文》，朱铁志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１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