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回到鲁迅(2)
鲁迅去世七十周年祭
1937年12月，鲁迅去世一年多的时候，陈独秀写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文中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他指出，在民国十六七年，鲁迅还没有接近政党之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陈独秀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今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骂他的声音不绝于耳，捧他的声音更是甚嚣尘上。骂他的先是说他褊狭阴险、尖酸刻毒、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后来说他只有几个短篇和一些杂文，不够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说他被专制利用，一生都没有民主的思想；捧他的把他奉若神明，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的语录被革命小将拿来变成棍子，看谁不顺眼，劈头打过去，也着实厉害。再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遵命文学”的代表……
鲁迅是不会被骂杀的，他对青年作家的提携关爱，他的改造国民性的呐喊，他的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会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鲁迅同样不会被捧杀，他坚持真理、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文字，是与一切独裁者、专制者工具化的企图水火不容的。七十年的毁誉表明，鲁迅不是狗也不是神，而是一个人，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鲁迅去世七十年来，骂他的和捧他的声音都没能构成对他的致命伤害，但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却困扰了许多青年。这种观点认为后期的鲁迅，是给政治毒害了，断丧了，其实，简直是杀害了他的创作生命，那就是CP给他的训令；认为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却总是被专制利用，说明他的文字中有和专制相吻合的成分；“文革”期间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却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我愿意相信发出这类质疑的人并无恶意，但我要说这类质疑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它对鲁迅的伤害远胜过一切骂杀和捧杀。
不错，鲁迅说过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但他所理解的遵命文学是有严格定义的。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一文中，鲁迅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可惜很多人没有读懂这句话。他们以前期的鲁迅贬抑后期的鲁迅，认为鲁迅由前期崇尚进化论、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到后期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一种堕落，他之参加“左联”，向政党靠拢，是晚节不保，是生命中的污点。
正确的解读应该是：鲁迅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他前期选择进化论、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都是真实的、自主的选择，没有丝毫的做秀和强迫。很多人一听到马克思主义，一听到政党，就要皱眉头，他们其实是中了宣传的毒。读一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吧，它会廓清人们头脑中的迷雾，你听：“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够了，有这一段就够了！人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没有过错，有过错的是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之名而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对于政党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一个政党在其初期，代表人民的利益，是真理和进步的化身，鲁迅与它在精神上是契合的，他向这个政党的靠拢是自觉自愿的。我们不能以他后来的种种演变而否定他前期的光明正确，也不能以他前期的光明正确而得出其永远合理性的结论。而且，从心理上讲，鲁迅呐喊彷徨了那么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当然不可能永远彷徨下去，他也要有所信仰，他选择了代表真理和进步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说明他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诗人，而是立于田野天地间的战士。即使在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后，他也没有靠泯灭个性来换取什么领导权，而是始终葆有那份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这一点，从他与“四条汉子”的论争即可得到证明。他还说过：“我们这一翼（指‘左联’）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梁实秋在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之后，对新闻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近年思想又已改变，不复坚持普罗的那一套，而与上海各种派别的文艺作家（包括‘礼拜六派’）携手，联名发表宣言争取自由，可惜他在这时候死去了……”这些信息证明，鲁迅在靠拢主义或政党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认识不到这一层，那才是对鲁迅的亵渎。至于红卫兵不懂人道主义的质问就更荒唐可笑了——他们除了会背两句鲁迅语录之外，真能读懂鲁迅吗？不说他们，世间真正能读懂鲁迅的人，“多乎哉？不多也。”
读懂鲁迅，就读懂了中国。
瞿秋白评价鲁迅杂文的第一个特点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此论甚当。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在《两地书》中，他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阀混战没有了，白色恐怖消除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有人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是无与伦比的盛世，进而断言鲁迅已经过时，鲁迅风杂文应该寿终正寝。可是啊，离那摩天大楼不远就是贫民窟，在摩天大楼的建筑工地上日夜奔波的是衣衫褴褛的民工的身影，在广阔农村劳作的是老人和妇女的弱体。不错，很多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可是他们似乎也并不幸福，因为要为孩子的择校费着急，要为看病难犯愁，要为交通堵塞所困，要为城市污浊的空气头痛，更要为食品药品安全担忧。再看看鲁迅揭露的那些国民的劣根性吧：看客依然不少，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比比皆是；说真话的越来越少，说假话的越来越多，“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一句话，现实中充斥了太多的瞒和骗，媒体上的娱乐和戏说更使人们深陷其中而不自觉。
在每一个纪念鲁迅的日子里，他照旧会被人们抬出来，冠以“旗手”和“主将”的高帽，可是没有人意识到，其实现实离鲁迅很近，而现实中的人们离鲁迅的精神却越来越远。
读懂鲁迅就读懂了中国，可是要读懂鲁迅谈何容易！
日本的增田涉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谈到，当年柳原白莲女士问鲁迅：“您认为生在中国很不幸吗？”鲁迅回答说：“不！我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好。”他记得鲁迅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都湿润了。他进而认识到，鲁迅对中国所说的尖刻的坏话，那是出于从内心里真正爱自己的国家，是出于一种非常痛切的心情。可惜很多中国同胞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至今认为鲁迅一辈子与人争来斗去，是空耗生命，还不如写他的长篇《杨贵妃》或者当他的教授，他们不明白鲁迅在每一次论争中从来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辨明真理，为了更好地前进；他固然说过“一个都不宽恕”，可是他同样说过：“我的杂感集中……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我们要读懂鲁迅的憎，也要读懂他的爱；要读懂他的黑暗和苦闷，也要读懂他的亮色；要读懂他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也要读懂他的求真理求进步……读懂这些，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完整的鲁迅，我们的纪念才有意义，中国的现在才有希望。
原载凯迪网
媚俗的年代缺乏思想
—为《杂文选刊》创刊十五周年而作
和诗歌、小说、散文相比，杂文是当代文学中处境最为尴尬的一种文体。时下的杂文有“言而无文”之病，有缺少幽默之病，有这样那样的很多病，但最主要的病症还是缺乏思想。像邓拓《“伟大的空话”》、秦牧《鬣狗的风格》、邵燕祥《论不可巴望好皇帝》、鄢烈山《暴君的知己》、焦国标《回望农民》等，都可以称为一个时代的思想结晶，但这样的文章委实太少了。
今天，在歌舞升平的喧嚣中，在小康、休闲的鼓噪下，我们的大多数杂文作者已经脱离了生活，只会跟着媒体报道，就现象论现象，引申铺排，敷衍成文，只求在媒体上多露脸多赚点稿费，何求什么“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有的人则把杂文的不景气归因于言论的不自由。其实，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鲁迅的时代又何尝不是“戴着镣铐跳舞”？他说过，他的杂文是经过自己、编辑、总编辑、检查官抽四次骨头才得以面世的。而他的作品在抽过四次骨头之后还那么耐嚼有味，为什么？因为他思想深刻，有份量，而现在的杂文不要说抽四次，就是一次，也就变得如同白开水一样寡淡无味了。
聪明的当代人谁都知道思想的雷区在哪里，不是绕过去就是绝不近前。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别人止步的地方，他继续走下去，而且走得很深。
原载《杂文选刊》2003年第8期
杂文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在文学的诸样式中，我认为能体现深刻思想的是小说和杂文。但思想密度最大的当数杂文。因为杂文可以直接把思想说出来而不必像小说似的，要蕴藏在人物形象或故事情节的背后。但现在我们见到的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杂文确实为数不多。
在这样一个虚假繁荣的时期，我觉得有两类思想最为人称道：一种是“大胆”的思想，这种思想不见得有多深刻，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常识理性”，但由于别人都不敢说，你说出来了，你就有思想——《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就是这样的人，写“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写《回望农民》的焦国标是这类人；还有一种是“深刻”的思想，像鲁迅，当代的邵燕祥、牧惠、舒展、黄一龙，年轻的鄢烈山、朱健国、朱铁志、张心阳、苏中杰等，属此类。二者可能有交叉，比如很多思想既大胆又深刻，如此区分，只是一种直觉。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杂文的思想性呢？因为只有思想才是杂文的优势。和时评比，杂文的新闻性不如时评；和小说、散文比，杂文煽情方面不如它们。现在的杂文有被时评挤压的感觉，这不怪时评力量强大，主要还是怪杂文自己不争气。这个不争气，主要是缺乏思想。现在很多杂文就是抄一段新闻，发一点议论，就事论事，读者当然不买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不如读时评解气。但我个人仍然坚持认为杂文应该有大的作为，应该比时评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有人会问：杂文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套用毛主席的话，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头脑里固有的。我们不能说鲁迅天生就是个思想家，不是这么回事。我的理解，杂文的思想是从两个方面得来的，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是学别人的思想，是从书本上学；行万里路，是从实践中学，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关于读书，有一种提法，叫文史哲不分家，我觉得很有道理。现在不少年轻作家不爱看历史，写出来的东西就有点飘。杂文要深刻、老辣，必须把历史打通，至少要从历史中汲取一些智慧，否则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自以为全是创见，其实前人早就说过了。关于“行万里路”，我一直觉得现在的杂文作者最最缺乏的还不是读书而是社会实践。有些人对国情不理解，对人情世态体味不深，写出的东西也有点道理，可是太天真，让人读了，觉得像是生活在真空状态。鲁迅的东西多深刻！鲁迅可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整天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绝不是这样清闲的，他是在遭遇通缉，遭遇军阀混战，在与书报检查官们斗智斗勇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成熟逐渐深刻起来的。以他的杂文《沙》为例，里面说：“（大部分中国人）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官僚）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例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财从何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办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通篇都是名言警句，这样的深刻的思想就非一般的常识理性可及。现在时代不同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有些人过起了书斋生活，很少到基层中去，只是通过报纸、电视、网络了解社会，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杂文家必须要亲耳听听老百姓的声音，亲眼看看“弱势群体”的生活现状。只有这样，才能使杂文有真性情，有真见解。
杂文家不见得永远占有真理，但杂文家必须是真理的永远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