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读书随笔(4)
侠义情怀不是梦
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里面写的侠，但我不做关于侠的梦。“千古文人侠客梦”，侠客再怎么扶剑远行，笑傲江湖；再怎么快意恩仇，替天行道，都不过是活在书中的人物。谁指望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们纷纷从书中跳到你身边，替你打抱不平，为老百姓主持公道，那显然是白日做梦。从这个角度说，武侠小说有它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容易让人麻醉，让人逃避，让人产生幻想。所以我这里不想谈侠客，只想谈谈侠义情怀。
所谓侠义情怀，就是一个人身上有那么一点侠的味道。他可能是一个文人，也可能是一个小老百姓，甚至是一个乞丐。
最先让我理解这种情怀的，是汪曾淇先生的小说《岁寒三友》。小说中写了三个朋友：一个是开绒线店和草帽厂的王瘦吾，一个是开炮仗店的陶虎臣，第三个是画画的靳彝甫。靳彝甫有两盒爱若性命的东西，是三块田黄石章，其中的一块有文征明刻的边款。“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后来，王瘦吾、陶虎臣家道中落，已经到上吊寻死的地步了。这时，外出游历三年才归来的靳彝甫听说后，先每家送了五块钱，并让他们各等一天。第三天，也就是腊月三十，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家乡出去的一位名流）送去了。
靳彝甫的形象感动了我很多天。他没有剑，也不会武功，但他身上的侠气令人景仰。
这还是小说。但我相信汪曾祺先生是有所本的，靳彝甫这个人物形象远比武侠小说中的剑客真实可信。另外，这种侠义和一般剑客身上的哥们义气是有很大区别的。大多数剑客是主持正义的，但也有一些不问是非，只是一味地愚忠，像聂政、荆轲这样的刺客，谁先找上门，他就为谁卖命；更有像武松、李逵这样的莽撞汉子，一开杀戒，往往伤及无辜。
真正的侠义，讲求大是大非，不愚忠，不计利害得失。这样的实例有很多，信陵君和袁崇焕墓的守墓人就是最好的注脚。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人文精神的史学家，司马迁欣赏“春秋四公子”，并单独为他们写列传，但他对四个人的评价是有高低之分的。在我看来，他最欣赏的是信陵君，其次平原君，其次孟尝君，最后是春申君。为什么？因为司马迁是一个“义”字当头的史学家。
“春秋四公子”都有三千食客，但他们对待食客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孟尝君虽然聚集了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但他养他们，是为了日后之用；平原君身边固然有毛遂这样的贤士，但他鄙视引车卖浆者流，“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 独有信陵君，不仅交往隐士侯嬴、屠夫朱亥，而且乐于交往那些可能毫无用处的博徒卖浆者。而他的窃符救赵，更是有大义存焉。在魏王慑于秦王虎威，只求自保，拥兵观望的时候，信陵君通过魏王身边的如姬，窃得兵符，解了邯郸之围。他自己呢？却被魏王怀疑，在赵国呆了十年，后来好不容易回到魏国，魏王仍不信任他，不让他做将领，信陵君“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可以说，他为窃符救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明代的唐顺之在《信陵君救赵论》中抨击信陵君不遵守朝廷制度去请求魏王发兵，而是偷窃兵符；他救赵的动机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亲戚等等，这不过是书生之论。在当时的情况下，信陵君再怎么请求，魏王会发兵吗？信陵君救赵，解了邯郸之围，同时不也解了秦对魏国的威胁吗？怎么能说是只为了亲戚呢？
南怀瑾先生对信陵君窃符救赵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信陵君只是一种私人的义气，对朋友是尽心尽力了，但对上不忠实，违背了大义。在南先生看来，魏王才是大义，魏国的国家利益才是大义。我不敢苟同。首先，魏王是个明主吗？如果魏王是个平庸之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就是个庸主），你对他忠实，不就是对道义的践踏吗？其次，魏国的利益不正是因赵国被救而得到保护了吗？就跟抗美援朝一样，难道说中国出兵朝鲜是违背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佩服司马迁。他是一个真正懂得大义的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着强烈侠义情怀的史学家。
第二个例子就是为袁崇焕守墓三百余年的佘家人。1630年，一代抗清儒将袁崇焕被崇祯帝冤杀，其帐下谋士佘氏舍家忘死偷葬袁帅首级。此后300多年来，佘家世代为袁大将军守墓，到今天的佘幼芝女士，已是佘家第17 代守墓人了。随着政府对袁崇焕墓的修复，以后的袁崇焕墓将有专人管理，佘幼芝因此成为最后一代守墓人。这三百余年的守墓史，对佘家人来说，是出于对袁将军的忠；但在我们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侠义？这种现实中的侠义，比多少郭靖、令狐冲更让人感叹不已。
行剑攻杀，快意恩仇，潇洒；横行长街，剧饮豪赌，痛快；藐视名利，放歌山林，飘逸；翩然归去，浪迹天涯，自由。但这是书，是梦。为什么大刀王五救不出谭嗣同，为什么鉴湖女侠秋瑾轻易就被清政府的爪牙逮捕？这说明现实中有侠客，但他们显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那么多的文人宁愿做各种各样的侠客梦，也不会在现实中为一个老幼病残孕让座，更不会在有人遭到抢劫时挺身而出，他们在很多时候，是惯于做一个看客的。所以我不做侠客梦，而是更倾向于呼唤一种侠义情怀，这种情怀如能一点点焕发出来，必将构成一幅可歌可泣的人文图景。这才是我所期待的。
原载《四川文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