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与抗战无关”的文章，也有“叫人忘了抗战”的文章，例如乐府歌辞的研究，律诗起源之探讨，二郎神传说之解释，新出土的古器的考证，乃至研究某一地方的蛇和鼠的种类，这些都可以说是“与抗战无关”的文章。在抗战初期，文坛上有过一种议论，以为任何学术都不会与抗战绝对无关，问题的要点在于治学者的态度和立场，这一见解，当然是对的。从最广义而言，任何学术即使间接又间接都能为抗战服务。好像也有过这样的主张：小学生的算术教本应当“抗战化”。如何“抗战化”呢？一个鸡蛋加两个鸭蛋之类的习题可以不用鸡蛋而代以机关枪、大炮、敌我资源的数字、敌人侵占我土地的面积、摧残我文化机关的数字等等。这用意是可敬的，但对问题的看法不免机械些罢？如果转弯抹角来证明某一地方的蛇和鼠之研究与抗战有关，想来也可能，但总觉得无此必要。凡对于民族文化的“新生”有帮助的，也就是对于抗战有帮助：这一个总原则该可以说明“有关”与“无关”之“关”的意义了罢！
这样说来，不论是研究乐府歌辞，律诗起源，民间传说，出土古器，……都可以在“有关”“无关”之间自择一途。坚持着求真理的精神，依据着科学的方法，为了扫除武断、独断、盲从、因袭，等等痼习而所作的研究功夫，就都是与抗战有关的，因为都是对于民族文化的“新生”有帮助的；否则，即使表面上搽着“抗战”的保护色，终究是欺人自欺，一无是处。
“叫人忘了抗战”的文章那就完全是另一面目了。这一种的文章，倒也不同于专供有闲者消遣，或供春情期的公子哥儿刺激刺激的什么“浪漫”的作品（说得不客气些，便是色情的作品）；不同之点在于后者非但使人一望而知“这里没有抗战”，并且作者老老实实也没企图自饰以“抗战”的保护色，更进一步说，作者构思之时根本就不信“抗战”与他或他的读者有关，或者就是他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在“抗战”的中国。但前者则不然。这一类的文章，就妙在题目是“抗战的”，或与抗战“有关”，作者是在正容厉色地说教，他那种全身心都浸在抗战里的功架，当真叫人看了肃然起敬；然而人们读了文章以后则又如何呢？忘了抗战！更明白地说，便是忘了这“战”应如何方能“抗”，方能“抗”到底，方能“抗”到胜利到来，所以，这一类文章不问主观如何，客观上是“叫人忘了抗战”的！
这一类的文章，亦复五花八门，不一其式。比方说，夸张了非主要的论点，甚至无中生有，大吹其蜃楼海市，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这是一个方式；指鹿为马，把问题缠夹起来，弄成了天下无真是非的空气，以疲劳人们的理解，麻痹人们的理性，这是又一个方式；大唱高调，以超越现实阶段的急进姿态来抵消切切实实求进步的主张，这也是一个方式；从现实中割裂片段而把它们独立起来，复援古以证今，而使这些独立的片段神秘化起来，最终则既厚诬了历史亦歪曲了现实，这是方式之又一；至于老老实实不在现实中找题目，回避了当前迫切的问题，而大唱其未来的狂想曲，既以自我陶醉，亦以催眠读者，这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去年曾有一时大为流行，不过比较起来，态度可是“天真”得多了。
在文艺的领域内，像这样的“叫人忘了抗战”的抗战作品，也时有发现，例如把恋爱和反间谍扭合而成的作品，这中间不但有色情，有“英雄主义”，也还有江湖“好汉”的气质，——什么都有，就可惜没有怎样才能够使人不忘记如何真能抗到底，抗到胜利。
话说到这里，不禁想起抗战初期的文艺作品虽然幼稚，虽然单调（即所谓差不多罢），那种严肃而抓紧现实的风气，实在可敬可爱。又想这几年来，无论以作品以理论来和那些不正确倾向作斗争的努力，实在不曾发挥尽致。要不是读者的批判力是提高了，恐怕文艺界的逆流还要猖獗些罢？读者的眼光之变得更尖锐，是受了现实之赐。严厉的现实锻炼了人们。新力量在成长，只待一声春雷，万紫千红，是会一齐怒放的。
1944年5月12日。
（原载1944年8月《微波》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