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灶头以外，后舱那班客人却也苦了。灶在船尾，因而那五组的烧饭者必须以后舱为走廊，川流不息的人，捧着锅子、木柴、菜蔬，淋着水，飞散着煤烟地在后舱那班客人的膝上跨过跳过，腿旁踹过挤过，特别是因为那五组的各个主持者最善于利用童工，所以油汤滴滴搭搭，把一间后舱淋个不亦乐乎。
前舱那几位先生都有老有小，其中一家还是“三代见面”的。虽在船中，而且又是逃难，是在那样一条统舱风格的船，可是诸位先生的“家庭”之中依然保持传统的规矩；老爷们还是那种悠闲而尊严的风度，他们抱膝清谈，或者吆喝他们的小儿女、太太们主持家政——那是缩小到只有烧饭一件事了，但在船上，在七组人合用一具原始工具的船上，在窄狭到挤不下三个人，而同时必然有三个人以上在那里动作的烧饭地方——船尾，这一项家政实在是够苦的。老爷们只在船靠埠（打尖或过宿）的时候，上岸去买菜蔬，这是他们纡尊的惟一例，但买菜蔬就含有“对外”的性质，所以也还是无违于“男女分工”的传统精神的。
然而几位先生可以赞佩之处，尚不止此。他们之占有这前舱，是用集体名义向船上包了下来的，他们中间一共有五个单位，——即五个家庭，各家人口数目不等，各家人口中老小的数目亦不等，因此，在现在这社会中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一定会在他们中间发生，这就是如何分配地位与分摊船钱的问题。究竟他们的问题如何解决——换言之，是以人数来计算金钱的分摊呢，或以地盘的大小来决定分摊数目的多寡呢，局外人未易妄猜，但是看到他们的划地而住，疆界俨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就不妨断定他们是把前舱的总面积分为若干方尺甚至方寸，然后按寸计值，各无争论。这当然是最公平的办法，同时也是最能尊重各人的自由的办法，在各人的小天地中，各有绝对的主权，痰盂作为便桶，保存了一整天才倒掉，这是各个小天地中最起码的一件事，而“家教”之好又表现在孩子们的知礼守法，越界的事情绝无仅有。从这点上看，便可知道诸位先生之间的“君子协定”确是大家能够在字面上、精神上严格遵守的，他们提供了“绅士相处如豪猪，彼此间必保持相当距离”——这一作风的真凭实据。
这一种木船是所谓“韩江船”，底平，肚阔，两头尖，而船头尤为特别，尖头高翘，计其“坡度”，高低相差不下于三公尺。从尖头到前舱的前端，约长丈许，这都是属于船头的区域，这一区域，在前舱交界处最宽，约五尺，由此渐狭，渐翘而高，至尖端，则仅容一人坐，而离尖端四尺处，有一孔，船停时即以竹篙插孔中，像用别针钉蜻蜓似的就将船钉在浅水的东江内了。行船不以橹，亦不以桨，而用篙子，四人或六人，分两组在船头上来来往往地撑，篙长丈余，坚木制成，形状实如长柄之桨，惟下端扁平部分仅阔三寸许，倘以划水，则嫌无力。撑时，以篙入水中，肩胛顶住了篙上端如把手之工字柄，从船头高翘之尖端向下行，渐行身渐伛伏，将近前舱处，亦即撑的一个单位动作完了时，那简直是顶住了那篙子用力在爬，其辛苦可想而知。撑篙者如为四人，则分两组，左右列，各组之二人一来一往，而与其对组之人相配合，倘为六人，亦分两组，亦左右列，而左右组各人一来一往之行动亦必与对组相配合。工作紧张的时候，但见那丈把长的高翘的船头上，船夫们往来上下历历落落若甚杂乱，但其实他们各人的动作都有配合，所以船能平稳向前。
这一项工作，一看就知道很辛苦，所以通常撑了一程，就得换班，备有六个船夫的一条船通常只能有四个人在撑，盖要留二人作为轮流换班时补充之用。如果六人一齐上马，那只好撑一程歇一程了。上水每小时仅能行五里，船夫日须吃四顿饭，船老板倘不带点货，兼做生意，除了开销，就没有好处了。
东江枯水期行船，掌舵的非内行不可，要能熟识“航线”，方不致搁浅在江中的暗滩上。表面看极其宽阔的江面，往往只有一条狭路可供木船安全通行，如果偏了就会搁浅，船底被沙砾胶住，进退不得，那时惟有减少船的载重量，雇人下水把船抬起，方能出险。用人力撑的时候，掌舵者仍在工作，原因即在船须觅路前进，而此路惟舵工熟识。
东江路上，时有土匪抢劫客商。瘦狗垅，离惠阳八十里，曾为那些拦江劫掠者出没之所，后经独九旅痛剿，这才好些，然而船家倘非不得已，必不泊瘦狗垅宿夜。旧历大年初四，早七时发水口，十时三十分至横沥，水口至横沥仅二十里，十二时发横沥，北风甚劲，三十里至瘦狗垅，天已黑，遂不得不在此地寄泊。时同行者三船，船家请客人们公摊些钱出来，给他们在岸放哨的人作点心钱，于是每客人出一元。那一晚上，平安无事。岸上究竟有没有人放哨，不得而知，但三条船的船主和大部分伙计那夜确实辛苦了个通宵，却不是守望，而是赌博，大概是借赌博来防盗，因为惟有赌博能使他们通宵不睡。这一次开了头，以后就像有瘾，晚饭后，既冲了凉，客人们都睡了，三条船的船主伙计们便集中在一条船上赌博起来，这阵赌风，过了河源以后，方才平息了。
从惠阳到观音阁，约一百三十里，敌人犯惠阳时，横沥很是吃紧，逃难的人们以及疏散的货物都以观音阁为安全起点，若过观音阁，便没有事了。这一理论，不知从何而来，但倘就平时的安全标尺来估计，观音阁以下，地方荒凉，沿途隔三四十里始有一小村镇，亦无驻军，当然安全的程度是有限的。观音阁以上，步步热闹起来，村镇多了，相距近了，治安状态自然比较好多了，而且据船家说，此后水路也较平易，不像观音阁以下那么暗滩多而且水流急。中央赈济委员会招待归国侨胞的招待站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观音阁。
六老隆
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这无名的小镇，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当沙鱼涌还是“******”的时候，成为走私商人的乐土。而老隆之繁荣，其意义尚不止此。
除了穿心而过的一条汽车路，其余全是湫隘的旧式街道。没有一家整洁的旅馆，也没有高楼大厦的店铺，全镇只有三四家理发店，其简陋也无以复加；然而，不要小看了这外貌不扬的小镇，它那些矮檐的铺子简简单单挂了一块某某号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进出，十万八万不算多。请注意，这还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时候。如果和湘桂路两端的衡阳和柳州来比较，那末，老隆自不免如小巫之见大巫，可是，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老隆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但这里的所有的买卖，其为就地消耗且为当地流动的冒险家而设者，却只有两项：酒饭馆和暗娼。而这两者，又都不重形式。在发财狂的“现实主义”的气氛中，食色两事的追求也是颇为原始性的了。而这，完成了老隆这暴发户的性格。
离惠阳三十里的一家杂货店里朝外贴了一副红纸的对联，上句是“目下一言为定”，下句是“早晚时价不同”。当时看了，颇为憬然。及至老隆，一打听到曲江的汽车票价，这才知道这两句话倘以形容老隆的车票行市，实在再确切也没有了。从老隆到曲江，有没有公路局的定期客车，我不大明白，但事实上，在老隆打算走曲江，你去打听车子的时候，决不会听到有公路客车（现在如何，我可不知道），因而虽有官定的票价，实际上只足备参考罢了。老隆有不少车票掮客，到处活动，嗅觉特别灵，当你在街上昂首踌躇的当儿，他们就会踅进身来兜搭道：去曲江么？有票，车子顶括括！于是他就会引你去看车子，讲价。“早晚时价不同”的意义这时你就真正体味到了。因为今天有多少车开出，有多少客人要走，就决定了票价的上落。掮客们对于今天有多少车开出，自然能知道，而对于客人的数目则因他们自伙中互通情报，所以也能估计得差不了多少。此外，车子的好坏，新旧，也参加着决定票价的高低。但这上头，掮客们颇能耍花样。往往你看定了是某车，抄下号码，而临时则该车没有了，或者说是今天不开了，那时候，你对掮客发脾气也不中用，他会劝诱你去坐另一部车，今天仍能动身，或者，你就等待那不可知的明天，客人们往往不愿等待，便只好迁就。
掮客们作成一桩买卖，向客人取佣金十分之一或不到十分之一，这在车票以外，也是临时讲定的。车票呢，掮客不过手，所以客人们即使有损失也不过舒服与时间而已。至于掮客向司机取多少佣金，那就要看司机先生的高兴了。
1943年2月，重庆。
［附记］
这是我在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间所写的关于东江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抢救一二千（有人说二三千）沦陷于香港的文化人的第一篇杂记。在这以前，即在一九四二年，我写过两个短篇，也是属于同一题材。后来（大约是一九四五年或更后些），我又把香港战时及战后我离开香港以前约十来日的经历写成《生活之一页》（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新群出版社有单行本），而在一九四八年夏秋之交（那时我在香港）方才有时间把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之下如何逃出沦陷区到达惠阳的一段过程比较详细地写了出来，发表时也题为《生活之一页》（这一部分，后来稍有修改，用《脱险杂记》的题目收入一九五二年四月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选集》，“新文学选集”第二辑）。《脱险杂记》所记，有极小部分和此篇的第一、二段可以参看。此篇第三段以下，记录了从惠阳到老隆的见闻，而从香港脱险到当时的后方桂林，这一整段的行程中，此篇所记，实属于最后一阶段，故虽写作时间最早，现在却不能不把它编在《脱险杂记》的后边。特此说明。
1958年11月14日，茅盾记于北京。
（原载1943年10月1日《半月文萃》第2卷第3期）
①曾大队长：指曾生。
②“十二·八”战事：指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