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尝试从纯粹的文化和非政治的角度去描写法国对文明的特殊贡献。它的作者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德国人，但对生命和思想的整体态度带有浓厚的英国色彩。库尔修先生对法国的批评是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思想格局较小，但更加完美精致，而且或许更加成熟，就像你与古人碰面时的感觉一样。因此，“法国诞生不了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他们会摧毁文明的花园和人性的王国。无限的概念无法在法国的哲学中自由存在”。换句话说，法国文化是人本古典主义，对于那些身处古典传统之外的人来说，它看上去就像一件精美的紧身衣。这就是库尔修先生的结论，除了书中所展现的博学之外，可以说这是任何英国人都会得出的结论。
但是，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的真正价值在于历史。假定法国思想确实是古典和静态的，而且比起英国或德国，法国更停留在十八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库尔修先生将一部分原因追溯到古罗马（法国人传承了古罗马文化），一部分原因追溯到法国人混杂的血统造成的人种差异。无疑这些都有其影响，但近代生活，特别是近代的经济生活要比远古的凯尔特人或拉丁人影响更大，难道不是吗？如果你去了解十九世纪的历史，你会发现法国一直是一个政治动荡不安的农业国家，无法发展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十九世纪，英国等国家迅速完成了城市化和高度整合，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被逐渐剥夺财产，而法国直到不久前仍然生活在先前的时代——政府孱弱，公共舆论有很强的影响力，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即便是现在，法国仍比我们更像是一个农业国。而农民总是有更好的品味但没什么新思想，而且他们对大自然并不感兴趣——这符合法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你在法国生活得出的结论就是：法国人与我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有点落后于时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则不得而知。
除了品味之外，还有其它法国特征能够被解释为非现代的思维习惯。譬如说，对于公平的热情，库尔修先生认为这是法国人的特征，这是正确的，它确实是旧式的激进主义的特征。在萨科和范泽迪[26]被处决的几天前，我站在一间英国人在马赛开办的银行的台阶上，和几个文员交谈时，一群工人鱼贯而过，打着“释放萨科与范泽迪”的旗号。这种事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或许会发生，但绝对不会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人——数以万计的人——真的对一桩不公的事情感到义愤填膺，认为失去一天的工资去喊出自己的心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听到那几个文员（英国人）说“噢，你就得把这些该死的无政府主义者给吊死”，你会心生感慨。当有人问及萨科与范泽迪是否真的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时，他们觉得很吃惊。在英国，一个世纪的政府高压统治使得欧·亨利所说的“对于警察根深蒂固的恐惧”到了任何公共抗议似乎都是不体面的事情的程度。但在法国，每个人都记得一定程度的民间混乱，就连工人们也在小酒馆里谈论“革命”——意思是下一场革命，而不是上一场革命。高度社会化的现代思想，将富人、政府、警察和大型报纸糅合而创造出的神明还没有演变出来——至少现在还没有。
你只能说还没有，因为问题的关键是法国会不会坚持它在文明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库尔修先生认为国家文化主要由传统决定，他认为法国的传统太强大而且太自信，很难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如果决定思想的因素是经济生活，那么法国人的思想一定会发生改变，而且会很快发生。自从一战之后，法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国家，我们与工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进程——譬如说，年轻一代的农民离开土地和小生意人被摧毁——已经开始了。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即使是扎根最深的法国特征或许也会消失。库尔修先生注意到，法国人没有肤色歧视，并认为这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所缺乏的品质。但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似乎也没有什么肤色歧视，因此，这一丑陋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近代史有关，我们知道法国人很快就会产生这种情感，并达到吉卜林式的程度。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或许是拉封丹[27]，但经过一个世纪的机械文明，这种类型将会很快改变，难道不是吗？或许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法国将会诞生他们的华兹华斯，他们的鲍德勒博士[28]、他们的惠特曼、他们的布什将军[29]——或其他现在似乎与法国格格不入的人。
库尔修先生的一个意见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法国的天主教会正在逐渐掌握权力，并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占据了上风，这是个坏消息，但在我们见过英国教会的恢复能力之后并不让人觉得吃惊。
这本书介绍了法国文学和思想，以及非政治层面的法国简史，内容很有趣而且很有意义。这本书的译文似乎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