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部分危机一样，围绕安德罗美达菌株发生的事件是远见和愚蠢、天真和无知的组合。因此，写下这些事件势必会冒犯某些牵涉其中的人。
然而我认为，重要的是把故事讲出来。这个国家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科学机构提供支持，不断有新发现，其中许多具有重要的政治或社会意义。在不久的将来，预计还会有很多安德罗美达式的危机发生。因此我相信，有必要让公众了解科学危机的发生以及处理的方式。
——迈克尔·克莱顿《安德罗美达菌株》[23]
6.临界规模
1981年1月15日，纽约，圣卢克—罗斯福医院
恩诺·波斯克看着白色泡沫从尼克的嘴巴里冒出来，接着从他的耳朵和鼻孔里渗出。11月中旬确诊后的几天里，这位年轻的酒保似乎好转了一些。他的脑部肿块消退了。尼克甚至偶尔还和恩诺开起玩笑来。然而诊断性手术之后，尼克再也没能恢复体力。他发了一次心脏病，又恢复了，然后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一根管子通到他的喉咙又进入肺部，以确保他能呼吸。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有时候会睁开眼睛看看高大健壮又极其无助的恩诺。恩诺确信尼克想表达些什么，但是他的眼睛接着又闭上了。他们把管子拔出来，直接在尼克的喉咙上开了个小口，以缓解他的呼吸困难，即便有力气他也没法说话了。他又发了两次心脏病，不过护士和机器还是把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医生说一种叫巨细胞的疱疹病毒正在他的身体里疯狂扩散，充满了每个器官，他的肺也已经被什么感染了。没有人说得清楚。
1月15日，星期四，一个清爽的早晨，恩诺和尼克的姐姐在他的床边守了一夜。这时，一位护士说道：“他好像是为了谁在使劲撑着呢。”尼克的姐姐转向恩诺，说出了那句躲不开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关了？”
机器断开了，恩诺低头看着这个他很久以前在火焰岛海滩上遇到的年轻人，曾经那么帅气、活泼。他就这样看着，当机器的信号声停止时，尼克的胸膛起伏了最后一次。
* * *
恩诺前往尼克的宾夕法尼亚老家参加了隆重的意大利式葬礼。这趟远门回来后，他无精打采地走进位于80街的公寓。他从未感到如此孤独。电话响了，一个匿名来电，对方张口便是脏话。恩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的爱人刚刚死了，你个混蛋！我刚刚从葬礼上回来！”他大喊道。
“哦，上帝啊，”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真诚的悔意。“对不起。”
2月1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技术员桑德拉·福特的小办公室坐落在一片红砖建筑群之中，那里是联邦政府监测公共卫生的神经中枢。此刻，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第二次查看戊烷脒申请表。戊烷脒是十来种极少被使用的药物之一，联邦政府通过与食药局（FDA）合作，统一储备此药供全国使用。这些药物没有广泛使用的许可，而且没有利润，商业公司也不愿意制造。如果医生要用，就找桑德拉·福特申请。
30岁的福特过去两年一直在疾控中心6号楼狭小的161室工作，她处理戊烷脒申请表，把小瓶装的药放进加固纸箱，外面再贴上“急件”标签。
她心想，干这一行不可能拯救世界，但是她的职责很重要，她为自己的认真负责自豪。这就是她为什么会把一位纽约医生交来的这份戊烷脒申请表看了两遍。表格上说，她需要此药来治疗一例肺囊虫肺炎患者。这并不奇怪，因为戊烷脒在治疗肺囊虫肺炎时最常用到。但是，和其他申请表不同的是，这位医生并没有说明她的病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罕见的肺炎。福特知道，只有人的自然免疫力降到最低时才会得肺囊虫病。她拿到的用药申请一般总是会提到免疫抑制的潜在成因。最常见的需要这种药物的是化疗后的白血病患儿，还有淋巴结病患者或者需要此药来阻止器官移植后的排异反应的患者。桑德拉在脑子里记了这份特别的申请表，有条不紊地将其归档，同时填好了订单。
华盛顿，雷伯恩众议院大厦
“你是支持总统还是反对总统？”
2月初，国会山的每个共和党人似乎都在重复这句话。全国上下好像都被新总统彻底弄晕了，他刚刚以友好的方式保证大幅削减联邦预算的规模，随后竟能宣布令美国蒙羞的伊朗人质危机结束了。由于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现任总统又连任失败，遭受打击的民主党人总体看起来很不安，就像高中毕业舞会上呆立一旁的青少年。在1981年的头几个月，他们似乎失去了斗志。
一直令人担心的里根政府预算报告刚一送到蒂姆·韦斯特摩兰德的办公室，他就拿在了手上。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走马上任的里根政府在削减国内开支方面打响的第一枪。整本文件摸上去还带着印刷机的余温，韦斯特摩兰德迅速翻到了有关医疗卫生项目的章节。作为众议院卫生与环境小组委员会的首席顾问，他将代表国会工作人员为民主党医疗卫生议案进行辩护。韦斯特摩兰德很感谢他的上司——洛杉矶国会议员亨利·威克斯曼，居然放弃了彻底的自由派立场，转而为联邦医疗开支说话。
这本预算报告在里根的就职典礼结束后没几天就迅速拼凑出来了，就像个潦草的手写笔记的大杂烩。卡特政府在医疗支出方面卡得很紧，但在韦斯特摩兰德看来，里根政府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里根的提案中，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情况不是很糟，仅比卡特提出的38.5亿少了1.27亿。然而当韦斯特摩兰德看到里根计划拨给疾控中心的预算时，他叹了口气。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想把卡特提议拨给疾控中心的3.27亿预算削减到1.61亿。
这些都不是特别令人惊讶的。里根总统已经就职，他承诺把联邦项目移交给各州。从疾控中心预算中削减的经费，将有近一半以固定拨款的形式转给各州，以便他们在地方管理类似项目。然而韦斯特摩兰德担心的是，削减疾控中心的预算会招致灾难。当国家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疾控中心就是前线阵地。过去10年间，疾控中心曾受命对付军团病[24]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25]。这可不是二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出来的特殊利益“政治拨款”或者社会工程计划。当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疾控中心就要出手。
纽约大学
琳达·罗本斯坦因医生一眼认出了保罗·波帕姆，知道他是瑞克·威利考夫的朋友。瑞克就是去年12月死于罕见皮肤癌的那名教师。保罗再次来纽约大学治疗牛皮癣。她告诉保罗，现在有6个人患上了那种癌症——卡波西肉瘤。有意思的是，他们全是男同性恋，她补充道。
洛杉矶，加州大学
手指上的真菌感染、腹泻、疱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告诉迈克尔·戈特利布医生。他说他已经发烧3个月了，体温一直是104华氏度，体重减了30磅，但喘不上气的问题是最近才有的。
乔尔·魏斯曼医生把病人转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希望他们能找出是什么在无情地摧残他的身体。迈克尔·戈特利布对检测报告感到震惊，这个人的症状与他去年诊治过的一个年轻人极其相似。无独有偶，第二位病人也是同性恋。肺部活检表明，这位30岁的病人和去年的患者一样，也得了肺囊虫病，戈特利布很吃惊。更惊人的是T细胞的缺失，去年那位患者也是如此。
* * *
当迈克尔·戈特利布和乔尔·魏斯曼以及另外两位专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戈特利布的办公室坐下来讨论病例时，戈特利布觉得魏斯曼看起来很焦虑。魏斯曼的确很焦虑，因为他还没有告诉戈特利布，他还有一位病人也有这些奇怪的症状，完全一模一样，包括现在突然变得不罕见的罕见肺炎。两起病例已然值得引起注意了，三起的话就是大事了，他觉得这预示着有更多的事会发生。
魏斯曼指出，那个人的免疫系统可能受到病毒影响而失效了，也许是某种新型的巨细胞病毒，或者巨细胞病毒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的结合体——这种与癌症有关联的病毒最容易引发单核细胞增多症。新病人的血液中，巨细胞水平明显升高，并且每天都在起伏。戈特利布同意巨细胞病毒和这种疾病有关，他会继续研究，但他不认为是巨细胞导致了疾病。这种病毒已经存在多年，根据记录，有高达93%的男同性恋感染过。如此普遍存在的病毒，不会只挑一小撮人下手。他们决定继续深入研究。不久，魏斯曼就把他的第二个肺囊虫病人送到了戈特利布那里，这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收的第三例此种病患了。和魏斯曼一样，戈特利布也明白有些大事正在发生，即使他不确定那是什么。他开始仔细钻研关于巨细胞病毒、器官移植病人的免疫疾病以及他能找到的一切跟免疫抑制有关的书籍，并着手构思一篇关于“肺炎的小流行”的论文。
纽约，圣卢克—罗斯福医院
把自己送到曼哈顿的高级医院看病，没有几个海地人能负担得起费用吧，迈克尔·兰格医生心想。而据众议院的人透露，病人是海地“终身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保镖。兰格注意到，患者受到严重的念珠菌感染，更糟的是，结核杆菌已布满全身。他的免疫系统显然已被攻陷，而且查不出原因。在另一间病房里，兰格也遇到类似的疑团——一位患有肺囊虫肺炎的吸毒者。据传，皇后区的一家医院正在治疗静脉注射吸毒者中爆发的肺炎。
3月3日，旧金山，加州大学
医生轻轻地把那名男婴从他母亲的子宫里取了出来。这次分娩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剖腹产，还因为这是一个“Rh溶血病婴儿”。由于一种不寻常的遗传并发症，他的身体携带自身血液的抗体。只有完全换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到下周他全身的血液将要换6次。
婴儿出生一周后，一位47岁的男子来到欧文纪念血库献血。捐献者看起来健康无恙。他的血液当天就被分解成各种成分。其中一部分，即具有凝血功能的血小板，第二天就在加州大学帕纳苏斯校区的医疗中心注入了病婴体内。
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一见面，基科·戈凡特斯就向比尔·克劳斯说起了去年同性恋大游行那晚，他第一次去浴池的事。比尔笑着拥抱了他，说他简直太单纯了。自从他们相遇的那天起，基科的健康纯洁一直让比尔着迷。
基科知道，在那家嘻哈舞酒吧，他对比尔是一见钟情。这个种马一样壮实的男人穿着斜纹的棉布裤子、网球鞋，胸肌和平坦的腹部在针织马球衫下若隐若现。
“我在市政厅上班。”比尔语气中透着自豪，一有可能就把话题往政治上带。
“市政厅在什么地方？”基科问。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在跟一个不知道市政厅在哪的人聊天，”比尔说，“我为哈里·布利特工作。”
“谁？”
“就是接替哈维·米尔克的那个人。”比尔回答，似乎这么说就全解释清楚了。
基科也没听说过哈维·米尔克。
“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比尔说，这让他有点高兴。
比尔不敢相信，基科已经在旧金山住了6个月了，竟然没跟人上过床。当看到基科床头放着印度教典籍《薄伽梵歌》时，他不禁嘲笑起这个诚挚的24岁青年来。
“你就像个小小孩。”做完爱之后，比尔总结道。
“还能怎么样呢？”基科问他。
基科被这位热切的政客迷住了，他看起来如此渴望帮助他人并改变世界。比尔向基科解释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同性恋政治、结盟的重要性以及他的新计划——把重要的同性恋活动家安置到不同政治领袖的办公室，以此提升同性恋的影响力。
“光是邀请这些人来参加你的鸡尾酒会是无法获得权力的。”比尔滔滔不绝地说，“你必须加入他们。”
但是，最令比尔感受到恶作剧般快感的，似乎是吓唬这位新人的敏感神经——他向基科解释勾搭手法的细微差别，以及浴池之类同性恋圣殿的惯例。
“这太脏了。”基科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闹哄哄的浴池性行为的看法。
“这不脏——你这是在做价值评判，”比尔答道，“如果当事人自己感觉不错，那就不脏。”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陌生人把手伸进他们的屁眼里？”基科问，“那跟爱情有什么关系？”
“那些人是从莫林[26]来的，”比尔解释道。当他感觉要跟人争论的时候就很难保持镇定，“他们一辈子都在受压制，现在他们变得有点极端，有点怪异，但是最终会恢复原状。就跟异性恋船员在船上待久了之后是一样的。”
就算招架不住了，比尔也很少承认自己的观点有漏洞。基科觉得比尔对于同性恋性行为的商业化过于敏感，并且急于防御，似乎是在为他自己的纵欲无度找理由。而基科那天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事实上，比尔很难协调好同性恋团体的性乐园和少数派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时，争议就产生了。性行为始于同志之爱，其中包含着温情和兄弟情。他第一次去浴池是在檀香山的时候，那次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自由。你可以在那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没人会推开你的手，也没人会说你变态。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当人们的口袋里冒出红手帕的时候，来自中西部保守地区的比尔感到有点愤怒。“这就是这些人和世界沟通的方式吗？”他感到不解，“让别人和自己拳交或者让人在自己身上撒尿？”
同性恋性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去人性化：一开始你和一个人上床，整夜相拥、聊天，第二天早上一起享用鸡蛋饼。后来早餐没了，因为鸡蛋饼吃多了终究会无聊，然后连一起过夜也没了，有了浴池以后，你连聊天都不需要了。还有“荣耀之洞”俱乐部、“玉米洞”俱乐部这样的时髦去处，在那里你甚至都不用看你在和谁性交。比尔的左派倾向让他将这些归咎于金钱的诱惑和商人的堕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场所，就是因为有利可图。比尔本人挺享受这种性爱的便利，有时候他会去第八大道的巨型浴池以及“霍华德”的周二老友之夜。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去人性化的性行为麻烦很多。
更麻烦的是异性恋加入后发生的事。1981年初，比尔卷入了“美洲豹书店”所引发的争议。“美洲豹书店”是卡斯特罗街区中心地带的一个性俱乐部，是旧金山十几家同性恋私人性俱乐部之一，它在图书方面的盈利远低于会费收入，只要交了会费就可以到后面的黑屋子鬼混。在那里，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正在进行所谓非自然性行为的人。这家店想扩张到三楼，但是街区的异性恋集会反对这种扩张将造成的分区变化。作为监事哈里·布利特的助手，比尔·克劳斯支持性俱乐部的主张，而布利特遭到一些保守街区的严厉批评。对比尔而言，这是事关阵地的当务之急。假如同性恋不能在他们唯一的地盘卡斯特罗街上说了算，那他们还能到哪里去发挥影响力？
尽管如此，这场争议还是让他对同性恋性产业的企业家们生出了一种苦涩的感觉。尽管“美洲豹书店”的老板在公开场合声称自己是反同性恋偏执狂的牺牲品，并希望得到同性恋的支持，但是一旦得到他所要求的分区，他就不再对城市政治表现出兴趣。在比尔看来，他就是一头只知道赚钱的猪。不过，比尔并不后悔参加这次政治活动，就算只是因为他确信直人不该介入同性恋性生活。在旧金山建立这样的性自由花了10年时间，他们不能有丝毫让步，否则将前功尽弃。
一天下午，当基科和比尔沿着卡斯特罗街散步时，比尔向他解释了一切，基科觉得整个推论过程愚蠢之至。
“我还是觉得脏。”基科说。
3月30日，旧金山，圣弗朗西斯医院
疼痛像沉重的木槌一样重重地砸在两只眼睛上，稍微动一动就感觉砸得更重了，就像有人要他坐在那儿忍受每一次痛苦的搏动。
詹姆斯·格朗德沃特医生知道这种情况很严重，雾蒙蒙的周一早晨，他要求肯·霍恩立即到医院来。和其他几个专家一样，格朗德沃特完全无法理解肯的健康为何会每况愈下。格朗德沃特看过很多皮肤病患者，知道什么样的状况是良性的，什么样的不是。不管肯·霍恩的紫色斑点是由什么造成的，肯定不是良性的。那个阴沉沉的早晨，他安排肯住院的时候非常确信这一点。
肯发烧不退已经好几周了，他抱怨说头痛得越来越厉害，今天又加了木槌重击般的剧痛。肯的脾气一个月比一个月暴躁。他不想做检查，只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与此同时，他的病情日益恶化。2月，他的脸颊和上颚出现了新的病灶。3月初，背部下方也布满病灶。
格朗德沃特觉得这可能是血管瘤，他把样本送去密歇根的一个实验室，但没有得出这方面的结论。对此，一位癌症专家也说不出所以然。肯住院数小时后，一位神经科医生来为他检查，看他为何如此虚弱。她给他做了个腰椎穿刺；结果发现了一种更令人费解的疾病——隐球菌感染。
当格朗德沃特听说这个诊断结果时，他觉得自己要晕倒了。除了头痛之外，其他的症状都找不到答案。他知道，隐球菌这种寄生微生物最常见于鸟类的排泄物。一个世纪以来，被隐球菌感染的鸽子粪每天都落在旧金山。为什么到了1981年3月突然会有人因为隐球菌而病倒呢？
* * *
1981年4月9日，詹姆斯·格朗德沃特的办公室收到了旧金山第一例卡波西肉瘤的诊断书，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位病理学家发来的。他认为，肯·霍恩的症状与这种病“吻合”，肿瘤也侵入了肯的淋巴结。但格朗德沃特认为，肯得的不是典型的卡波西肉瘤，不是能让意大利老人挨过10年的良性肿瘤。格朗德沃特开始对比他能联系上的所有病理学家及专家的诊断意见。肯得的是其他的病，假如格朗德沃特找不出病因的话，肯就要死了。
7.善意
1981年4月4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如果这家伙连某种简单的肿瘤都发现不了，那他该回医学院从头学习，桑德拉·福特心里这样想着，但还是摆出了专业风度，换了个方式再次问这位医生：为什么他那里患了肺囊虫肺炎需要戊烷脒的病人是两个而不是一个？福特觉得，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导致肺炎的免疫抑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位曼哈顿的医生再次回答，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年轻人会患肺囊虫肺炎。实际上，他们的免疫系统似乎没理由如此紊乱。但他们还是需要戊烷脒，因为他们对治疗肺囊虫病的常规磺胺类药物反应不佳。
福特估摸这个医生不是太无能，就是太懒。他也许没有把病人的病历摆在面前，也不愿意抬起他尊贵的屁股去隔壁房间找病历。然而，过去8个星期里她已经填了8张订单，病人都是患不明原因的肺囊虫病的成年男性。除一人外，其余7人都住在纽约。
洛杉矶，加州大学
4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迎来了第4位肺囊虫肺炎患者，这名黑人男性的症状正是目前迈克尔·戈特利布认为非常典型的：淋巴结肿大、发烧、体重减轻以及严重念珠菌感染。和其他三位肺囊虫肺炎患者一样，此人血液里的巨细胞病毒激增。这位36岁的病人是西洛杉矶一位知名内科医生介绍到戈特利布这里的，因为他听说戈特利布在研究患有这种免疫缺陷的男同性恋病人。戈特利布很吃惊，同性恋医生圈的小道消息传得可真快。
乔尔·魏斯曼医生告诉他，这种“微型传染病”可能源于某种巨细胞病毒井喷，也可能源于巨细胞与其他病毒结合产生的新型病毒。不管它是什么，对于这4名患者，戈特利布觉得在为医学杂志撰写一篇8月份的文章之前，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收集未来两年的数据了。人们必须弄清楚这件事，戈特利布这样想着，思绪如麻。他7月才来的洛杉矶，不过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联系人。
在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拥挤的市区办公室里，韦恩·山德拉医生接了个电话，他一下子就听出了戈特利布的声音。他们是老朋友了，一起在斯坦福做过住院医师，7月又一起搬到了南部。山德拉加入了一项为期两年的流行病学情报所项目，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从事田野调查的合作，第一站就在洛杉矶。山德拉在旧金山湾区待了三年，他讨厌洛杉矶，尽管他和戈特利布一说起合作项目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早在戈特利布打来电话之前，山德拉就曾建议研究传染性病原体的免疫反应。
“韦恩，”戈特利布说，“男同性恋中间，肺囊虫和巨细胞病毒的情况有点特殊。你能不能研究一下？”山德拉是自己人，这让戈特利布安心，要是不认识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骚扰电话。
戈特利布描述了这几个病例。在山德拉听来，这几个肺炎病人似乎经历了让免疫系统失灵的化疗。一放下电话，山德拉和一位同事提起了这事。她有点吃惊地指了指他的桌子。
“你那儿就有一份因巨细胞病毒感染死亡的报告。”她说。
山德拉浏览了一遍报告。一位29岁的律师上个月在圣莫妮卡死于巨细胞病毒肺炎。卫生部门因这种死因不常见而将其写进了报告，的确，巨细胞病毒通常并不致命。韦恩来到楼上的卫生部门实验室，专家们正在这里培养从死亡律师的肺部取出的巨细胞，以便查明这种巨细胞病毒株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竟能致人死亡。
山德拉知道这很重要，这也是他之前自愿效力于那个堪称“医疗界的和平工作队”的原因。他本想去某个不发达国家帮助真正的弱势群体，但是，当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戈特利布时，他感觉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由于在县卫生部工作，他有权查看任何病人的病历。山德拉驾车沿着拥挤的圣莫尼卡高速公路前往律师死亡的医院。尸检发现，此人肺里竟然还有另一种微生物，而死亡报告上只字未提。也许这是因为肺囊虫的发现会让其死因变得更加离奇。
用医学术语来说，任何不寻常的疾病爆发都是流行病。现在，在同一个城市，过去几个月里有5位男同性恋被诊断患有肺囊虫肺炎，在戈特利布和山德拉看来，这符合流行病的标准。一名患者已经死亡。戈特利布感到不安，他觉得会有更大的事发生，这背后潜藏着灾难性事件。几个月里就发生了5例不常见的疾病，这意味着在男同性恋中间它已经是常见病了，戈特利布认为，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它会变得更加普遍。
他还知道，最好能在再有人死亡之前在医学期刊上发表一篇这方面的报告。他打电话给全国最知名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一位副主编谈了谈。
“我发现了比军团病更可怕的东西，”他说，“从交稿到发表，最短需要多久？”
副主编解释说，专家评审小组需要3个月时间传阅文章，以保证其科学严谨，另外，审稿完毕后和正式发表前还会有一段时间。他不说戈特利布也明白，和所有的主流学术刊物一样，他们也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在正式发表以前对文章内容严格保密。一旦泄露给了大众媒体，杂志就不会发表相关文章了。
“我们愿意看一看，”副主编最后说，“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一定会发表。”
可这是紧急情况啊，戈特利布一边想着，一边沮丧地挂掉电话。遇上紧急情况，怎么能按常规办事呢。
这是接下来几年的艰苦日子里，戈特利布几乎每天都要念叨的话。这位年轻的医生即将被公认为发现本世纪公共卫生威胁的功臣，对他而言，这句话成了艾滋病蔓延的可怕咒语。
4月14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桑德拉·福特很想对这愚蠢的医生大喊大叫。10天里，曼哈顿的这名医生已经是第二次来申请戊烷脒用于两位未知原因的肺囊虫患者的治疗了。不仅如此，这两个病人就是上次申请表上提到的那两个人，已经用这个药治疗过了。桑德拉一年要填八九十份戊烷脒申请表，从没有为同一个人填过两份。药一起效，肺囊虫就会消失。她知道食药局会审核她收集的药物申请表，这种抗生素只有试验性新药证书，它的使用受到严格控制，如果她提交给食药局的年度报告中有太多未经解释的诊断，就会引来麻烦。而她发出了太多不完整的表格，不知道该怎么办。
4月17日，洛杉矶
当赤裸的身体在他身旁晃动时，这让克里夫·琼斯回想起同性恋生活中他最喜欢的部分——你可以遇见一个人，并在极短时间内与之发展出亲密关系。克里夫从未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将个人的性冒险看成征服；相反，他认为这只是小浪漫，是了解他人的简单途径。克里夫26岁了，从未有过所谓的“长期关系”，但他的生活不乏浪漫，比如和长滩来的英俊律师弗兰克的一段情。他们去年在萨克拉门托州的民主党大会上相遇。弗兰克是投身同性恋政治的成功律师，非常聪明，更重要的是，非常上进。当时，克里夫是去为旧金山议员阿特·艾格诺斯工作的，后者试图把民主党精英组织起来，支持州同性恋公民权利法案——1977年以来，艾格诺斯在每次立法会议上都会推介该法案。弗兰克认出克里夫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部关于旧金山同性恋政治的纪录片中出过镜，而克里夫喜欢再来一段浪漫史，于是他俩就好上了。当然，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弗兰克在长滩有情人。不过，当克里夫在洛杉矶的时候，他们会像今天一样偷偷约会一下午，或者借着在旧金山或民主党聚会的机会一起共度周末。
克里夫刚刚结束了一段与中西部民主党某位议员的感情，就在弗兰克返回长滩后一个星期，他又爱上了马林县的一位独立制片人。这就是克里夫心目中的浪漫关系。
后来，克里夫回想起那天弗兰克感觉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忘不了在洛杉矶的那个温暖午后。他们吃了顿悠闲的午餐，然后做爱。那天是1981年4月17日。一个美好的周五。
4月22日，旧金山，加州大学
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切变得温暖舒适起来。从密集的水泥和玻璃构成的一片医院大楼中望出去，可以看到金门大桥和马林岬角，严冬的大雨浇过之后，它们变成了深绿色。事业蒸蒸日上的马科斯·柯南特医生走出他工作了11年的皮肤科办公室，走了半个街区，来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庞然大物般的灰色门诊大楼。他的脑子里始终回想着老朋友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昨晚给他打的那个电话。
阿尔文说，他发现纽约在爆发卡波西肉瘤。在纽约大学办公室，他几天之内就接诊了两名卡波西肉瘤患者，于是开始着手调查。联系其他医生后，他很快得知，曼哈顿的其他医院也接诊了几例患有这种癌症的男性。他还透露，患者都是男同性恋，其中好些都热衷于拳交之类的重口味。
柯南特想起了自己在1969年准备皮肤科医师执业资格考试的事。他记得自己当时反复查看卡波西肉瘤的病理图片，由于太过罕见，他担心考试的时候难以辨识出来。从那时起，他的职业生涯中大概见过卡波西肉瘤六七次，通常是在研讨会上或演讲时。
马科斯·柯南特和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都对卡波西肉瘤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俩都是疱疹专家，而非洲的卡波西肉瘤一直与一种巨细胞疱疹病毒有关。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可能会首次发现某种病毒与癌症之间的联系，而科学家们已为此钻研多年。他们讨论了卡波西肉瘤与巨细胞病毒之间的关联，柯南特答应，次日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皮肤病医生的月度会议上，他作为特邀发言人，将会询问有关卡波西肉瘤的问题。
当柯南特问起是否有人碰到过卡波西肉瘤的异常病例时，吉姆·格朗德沃特惊呆了。他辛苦了好几个月，两周前才最终确诊肯·霍恩得的是卡波西肉瘤，现在纽约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我有个患卡波西肉瘤的男同性恋病人，目前在圣弗朗西斯医院。”他告诉柯南特。
哦，天哪！柯南特想，麻烦来了。就在那一刻，大家意识到在旧金山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病。
* * *
第二天，格朗德沃特打电话给弗里德曼—肯恩，告诉他肯·霍恩的情况。格朗德沃特惊讶地发现，肯的生活方式与纽约那些病人的是如此相似，他们都热衷于拳交。那天下午，格朗德沃特收到一封信，是他之前咨询过的一位纽约知名皮肤病专家寄来的。
“很难确定传染性病原体是否诱发了这种病变。”A·伯纳德·阿克曼医生这样写道。他还出人意料地预言，“我们最近在年轻的男同性恋中发现了大量的卡波西肉瘤病例，我们认为，这种病灶极有可能是由一种传染性病原体引起的。”
4月24日
和吉姆·格朗德沃特谈完以后，一直在给肯·霍恩治疗的传染病专家约翰·格莱特决定打电话到亚特兰大，向疾控中心汇报肯的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情况。然而，所有和他交谈过的疾控中心医生对此似乎都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格莱特觉得自己好像打了一圈骚扰电话。而在疾控中心，后来没人回想起肯就是在这一天成了第一个被上报的这种可怕的新疫病的患者。
纽约，火焰岛
一阵轻快的微风拂过大海，保罗·波帕姆和几个朋友带着个小盒子，步履沉重地走在沙滩上。旅游旺季已过，除了几个商人和前来检查冬季暴风雪造成的损失的房主，整个岛上只有他们。保罗看了看手捧瑞克·威利考夫骨灰的鲍勃，他从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什么，所以他什么也没说。他们走过一间被木板封闭的迪斯科舞厅，又走过几间门窗紧闭的房子，来到一处只看得到沙滩、天空和大海的地方。从布鲁克林来的这位五年级教师希望自己的骨灰能洒在这里，洒在他深爱的这座小岛的海滩上。太阳西沉，暮色降临，鲍勃倒出粗粝的白色灰烬，瑞克飞入了冰冷灰暗的大西洋的怀抱。保罗想，也许现在他可以放下了。
4月28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你怎么看他们正在研究的纽约州立大学那5个患了骨肉瘤的同性恋病例？”医生问桑德拉·福特。
福特说她从未听说过这类研究。放下电话后，这段对话令她坐立不安。他们正在调查皇后区同性恋中间发生的一些情况，与此同时，她收到的都是奇奇怪怪的戊烷脒申请单。过去两周，又有两个不明原因的免疫抑制患者需要用戊烷脒。其中一份来自那位在福特看来非常无能的曼哈顿医生，单单他一人就在过去3周内提交了5次戊烷脒用药申请。自2月以来，她已经填了9份用药申请，所有申请都带着谜样的色彩。
这种不清不楚的情况让生性有条不紊、专注细致的她有些不安，于是在周二下午，桑德拉给她的上司——寄生虫病研究处副主任——写了一份备忘录，汇报了9份戊烷脒用药申请的情况以及关于骨肉瘤的传闻。通过这种方式，疾控中心这位认真谨慎的GS-7药物技术人员向联邦政府发出了新疫情的警示。
5月17日，星期日，西洛杉矶
迈克尔·戈特利布和韦恩·山德拉坐在山德拉家的餐桌旁，四周是一叠叠夹着医学图表的整齐的文件夹。戈特利布听说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正在纽约研究卡波西肉瘤，便想赶在他之前发表自己的论文。山德拉突然想到，可以在医生们熟知的疾控中心每周简报《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这本6×8.5英寸的小册子会在每周五寄到全球数千家医院和卫生机构。任何在公共卫生或传染病领域工作的人都会阅读，从中了解有关国民健康方面的最新信息以及每星期各州发生的所有传染病病例，比如狂犬病、炭疽病、伤寒等。尽管这本小册子的学术地位不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之类的期刊，但在上面发文章几乎无需等待。5月初，山德拉打电话给疾控中心性病分部的老朋友玛丽·桂南，后者说她会找合适的渠道发表他们的报告。
这份报告需要对这一新情况的病例逐个详细描述。戈特利布在讨论每个患者的医学图表时，山德拉在把信息转化为《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偏爱的那种干巴巴、冗长枯燥的文字。报告提醒大家注意肺囊虫肺炎、巨细胞病毒以及常见于肺炎之前的口腔念珠菌病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所有这些患者都是同性恋，这一事实表明，在此类人群中，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或者通过性接触感染的疾病与肺囊虫肺炎之间存在关联。”
第二天，山德拉在电话里告知了报告的题目，非常简单——“洛杉矶：男同性恋中的肺囊虫肺炎”。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玛丽·桂南医生把报告交给了她的上司、性病分部的詹姆斯·科伦医生。他把报告还给她的时候，在上面写了四个字：“出大事了！”
疾控中心周报将发表有关肺囊虫肺炎的报告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机构。桂南又接到疾控中心的寄生虫疾病分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纽约已经有很多人死于肺囊虫肺炎了，可谁也不愿意告诉我们”。显然，有医生给医学期刊写了论文，现在还在审阅阶段，关于肺囊虫肺炎爆发的信息他们一个字也不能泄露，生怕失去在知名医学期刊发表文章的机会。曼哈顿的一份同性恋报纸《纽约人》已经发表过一篇报道，说有传言称不少男同性恋突然染上一种新型肺炎。但是，疾控中心的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联络人对此嗤之以鼻，告诉这家报纸这些谣言“毫无根据”。
这样不对，桂南想，我们最好调查一下。
5月30日，圣地亚哥
在准备疾控中心性传播疾病年会上的讲话时，大卫·奥斯特罗医生想，祝词要按顺序来。乙肝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健康问题，在一种乙肝疫苗的研发过程中，同性恋群体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医学界注意。过去三年，数千名男同性恋与疾控中心合作，不仅在世界上首次确立了乙肝流行病学，而且最终研制出了预防这种疾病的疫苗，要知道，在非洲和南亚这种疾病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从这些男同性恋身上抽取的成千上万份血样，现在还贮存在疾控中心的冷库里，以备将来研究之用。这种新疫苗将拯救全世界的数百万生命，而它的投产得益于同性恋群体的帮助。此外，奥斯特罗认为，疾控中心计划为男同性恋广泛接种疫苗，此举将成为在同性恋人群中消灭这种疾病的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情况正在好转，奥斯特罗在同性恋性传播疾病年会的演讲中告诉大家。这件事已经有了圆满的结局。就个人而言，奥斯特罗希望能从性传播疾病领域完全抽身，因为最严重的男同性恋性病如今看来已经有效攻克了。
就在这时，詹姆斯·科伦医生站了起来。奥斯特罗在肝炎和同性恋性病领域浸淫多年，因而一眼就认出了他。科伦开始讲述洛杉矶发现的5例肺囊虫肺炎，他说，疾控中心下周将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有关肺囊虫的报告，并且他们很快会成立工作组。
* * *
那天夜里，奥斯特罗、科伦、疾控中心的资深专家哈罗德·杰斐以及几位同性恋医生，聚在大卫·奥斯特罗位于海港假日酒店的房间里开会。春夜的一缕微风轻轻摇晃着窗外码头停靠的小船，奥斯特罗默默地想起这些年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帮助科伦和杰斐适应同性恋性行为中令人不适的细节，比如舔肛和拳交。一开始，科伦似乎有点紧张，但他在工作中还是全力以赴。杰斐和科伦都不是寻常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因为后者很少有机会接触男同性恋，即便有，也不愿意了解男同性恋的性行为细节。
也许肺炎是由于某些不良药品的作用引起的，奥斯特罗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是比较容易对付的。科伦同意这一点，认为或许某些环境因素可以解释疫情何以突然爆发。也许是他们用的亚硝酸盐吸入剂出了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假设之一。另一个更令人恐惧，“可能是种传染病”。
* * *
1981年6月5日，周五，疾控中心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了关于这种传染病的第一份报告，是基于迈克尔·戈特利布和乔尔·魏斯曼医生过去几个月在洛杉矶看过的肺囊虫肺炎病例而完成的。在文章发表前一个星期，惊弓之鸟般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就如何处理文中提及的同性恋问题展开了辩论。性病分部的一些工作人员有长期跟同性恋群体打交道的经验，担心触及他们的敏感话题，而这个部门未来几个月还得和他们密切合作。同样，他们也理解同性恋群体在医学界内外都不是最受欢迎的少数群体，担心凸显该疫病在同性恋中流行会助长偏见。事实上，肝炎疫苗项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性恋群体的贡献这一点，在给国会和政府的报告中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因为担心该项目会被挤压。
所以，这份报告并没有出现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的第一页，而是放在了第二页上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凡是提到同性恋的字眼都从标题中删除了，最终它被简单地写成了“洛杉矶：肺囊虫肺炎”。
不要冒犯同性恋，也不要激怒恐同人士。这是应对这场疫情时要处理的一对问题，它们从疫病流行的第一天起就在撕扯。在最善良的意愿的鼓舞下，这样的争论为这些善意不可避免引向的终点铺平了道路。
8.最帅的那个
1981年6月9日，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接下来我会怎么样？”
詹姆斯·科伦医生盯着这个病人，仿佛在盯着另一个自己。这个人也是36岁，也毕业于常春藤名校，也在科伦的家乡底特律附近长大，也是一名成功的专业人士，尽管是在纽约从事演艺事业。与科伦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同性恋，过去15年一直住在格林威治村。
科伦已婚，育有2个孩子，在疾控中心工作这10年，他不得不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直到在亚特兰大落脚，成为疾控中心性病防治服务的负责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昨天会去参加一个为调查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肉瘤的爆发而仓促联合组建的特别工作组的首次会议，现在又搭乘早班飞机到纽约和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面谈，并且想亲眼看一看这些患者。这位演艺人士是科伦遇到的第一个这类患者。
尽管科伦知道自己应该表现得像个从疾控中心过来的大专家，但是，当对方问他自己的病情到底会如何发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大部分医生一样，他不喜欢承认自己给不出答案。然而今天他别无选择。这种病的发现不过才3天。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科伦说。
病人脱得只剩内衣，就像实验室的动物，这让替他做检查的科伦觉得有点尴尬。然而一看病变情况，他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不管这是什么，科伦想，这肯定不是教科书上提到的良性非洲卡波西肉瘤。这种疾病要更为凶险。
所有病人表现出的高识别度的同性恋特征也令科伦感到震惊。在和同性恋群体合作多年后，他很清楚光看外表是很难识别他们的。显然，身处大城市浓厚的同性恋亚文化氛围，使得这些患者毫不掩饰个人的同性恋身份。他们可不是昨天才开始偷偷张望外面的世界的。
这很奇怪，因为疾病往往不会对社会群体搞特殊对待。流行病可能有着严格的地理性，比如1976年在费城某家酒店，一群会议人员突然染上了军团病。疾病也可能出现在有着相似生理特征的人身上，比如使用“瑞来”卫生棉条导致中毒性休克综合征[27]的女性。然而在科伦的记忆中，流行病并不会基于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界定乃至性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来选择病人。但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三地的病人表现出的共性，的确就是同性恋身份和性病的高发率。那么，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一定有某种东西在危害他们的健康。
* * *
科伦回到亚特兰大，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KSOI）特别工作组正在热火朝天地追查线索，正是这种工作热情让美国疾控中心享有世界顶级医疗调查机构的盛誉。重叠感染、不明原因的免疫缺陷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学问题，所有这些使得该流行病无法归入任何单一的类型中。大约12名工作人员自愿加入了特别工作组，他们来自可能与该病有关的不同学科，其中包括免疫学、性病学、病毒学、癌症流行病学、毒理学和社会学。由于疾病的暴发还和同性恋肠病综合征有关，所以也邀请了寄生虫病研究专家加入。有科伦、哈罗德·杰斐、玛丽·桂南在，工作组的性病研究力量最强。科伦被任命为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组长，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工作组中唯一一个有秘书的人，而秘书能帮忙做会议纪要。
由于特别工作组每天开会分享笔记，该流行病的两个潜在原因被逐渐厘清。首先，这些病人的生活环境中可能存在一些相同的引发免疫问题的物质。虽然几乎所有的毒品都可能是罪魁祸首，但排第一的是催情剂或亚硝酸盐吸入剂。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该疾病由某种病原体引发，这种病原体不是某种新病毒，就是由业已存在的微生物结合而成的。尽管这两种假说几乎涵盖了一切可能性，但是疾控中心大部分工作人员还是确信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们以前战胜过疫病，以后也会。他们会采取老派的实地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而疾控中心的标志正是一只鞋底磨出一个洞的旧鞋子。[28]
大量的电话从全国各地打来，回应《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的报告，医生们不是在接电话，就是在打电话给联系人。由于这篇报告只谈及肺炎，所以最常见的说法是“我发现了肺囊虫肺炎，但我也在男同性恋身上发现了卡波西肉瘤”。无论洛杉矶患者的肺囊虫肺炎具体情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都和纽约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有关。
迈克尔·戈特利布发现，肺炎病人的辅助性T淋巴细胞少得出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玛丽·桂南动身去埃默里大学的医学图书馆查找一本免疫学的教科书。书上没有任何关于各种T细胞的内容，他们的发现是最新的。桂南打电话给在纽约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朋友唐娜·米德文。米德文向她介绍了自己从去年7月开始接诊的男同性恋身上出现的免疫问题，告诉她这些人的感染非常严重，最终很可能会衰竭而亡。
出于某种直觉，桂南给一家医药公司打了个电话，后者生产的是治疗严重疱疹感染的药物。他们向她提及一位纽约的医生，一直在接诊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男同性恋疱疹病人。那位医生告诉桂南，他认为这些感染的肆虐与肺囊虫肺炎有关。不过他还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些病例，因为他的论文医学杂志正在审阅中。
桂南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感到震惊。她对于治疗性病早已娴熟于心，只要注射治疗就会痊愈，但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她的头脑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一种会置人于死地的病出现了。她还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能找到跟环境有关的原因，从而把这些病例关联起来。她想，如果冒出新的致命性传染病，那就只能靠上天保佑了。
* * *
《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布肺囊虫肺炎报告以后，多家新闻社发表了有12段文字的报道，谈及此次肺炎爆发。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报纸大都没有将其放在头版，觉得这充其量不过是医学怪谈，很有可能是被科研机构和媒体的恐同人士夸大了。但与此同时，同性恋报纸又将肺囊虫肺炎这个复杂的术语开天辟地地简化成了适合用作新闻标题的词——“同性恋肺炎”。
6月12日，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
一名同性恋病人来到威利·罗森鲍姆医生的诊室，自称体重骤降，呼吸困难。罗森鲍姆医生诊断他患的也是肺囊虫肺炎，之前已经有一位葡萄牙出租车司机、一位扎伊尔航空公司雇员以及一位在中非生活过的法国妇女被诊断为这一疾病，但他对致病原因感到困惑。那天下午，从美国寄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描述了洛杉矶爆发的肺炎。罗森鲍姆明白他早上接诊的病人与此相关，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不可能是环境原因，洛杉矶几乎远在天边。一定是一种新的病原体。
6月16日，凤凰城，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
尽管才38岁，唐纳德·弗朗西斯已经是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并且是1970年代把天花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少数流行病学家之一。最近几年，他和同性恋群体合作肝炎疫苗项目，目前已圆满收官。
一听说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肉瘤患者的T淋巴细胞不明原因的枯竭，弗朗西斯立即打电话给他在哈佛的导师迈伦·埃塞克斯。当年正是在埃塞克斯的指导下，他通过研究猫白血病毒拿下了病毒学博士学位。
“这是人感染的猫白血病。”弗朗西斯说。
埃塞克斯知道弗朗西斯喜欢用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词语迅速给出结论，他也知道他这位昔日的学生凭借自己的非凡才华赢得了国际声誉。在研究致猫死亡的主病因猫白血病8年以后，埃塞克斯更感兴趣的是这种病和人类疾病之间的某些关联。他和弗朗西斯相信，病毒终有一天会与癌症以及其他严重的人类疾病发生联系，而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极少。他俩合作发表了8篇关于猫白血病的文章以及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后者认为某些人类淋巴瘤、白血病和免疫系统癌症可能与病毒感染有关。埃塞克斯坐下来听弗朗西斯讲自己的思路。
癌症与免疫抑制，弗朗西斯说。猫白血病和这种新的同性恋疾病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似乎是原发性感染（primary infection）削弱了免疫系统，从而让机会性感染钻了空子。在猫身上，猫白血病病毒击垮了猫的免疫系统，导致猫有可能患上各种癌症。显然，一些类似的病毒对男同性恋发起了同样的进攻，也让他们得了癌症。其次，猫白血病的潜伏期很长，而这种新型疾病也一定有很长的潜伏期，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在东、西海岸三大城市置人于死地，却无人发现它的存在的唯一原因。
多年来，弗朗西斯在非洲、亚洲和美洲治疗流行病，他的经验使他坚信，病毒是一群狡猾的小东西，为了生存而不断尝试打败人类。漫长的潜伏期就是阻止人类觉察并消灭它们的伎俩之一。弗朗西斯并不认为，同性恋健康问题是由巨细胞病毒或者人们讨论过的其他常见病毒引起的。这些病毒已存在多年，并未置人于死地。弗朗西斯说，应该是某种新病毒，甚至是逆转录病毒。
这番话引起了埃塞克斯的好奇心，尽管在他看来，大多数科学家会认为弗朗西斯的说法牵强附会。逆转录病毒是病毒亚群，充其量不过是一组奇怪的外来病毒。去年，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员罗伯特·加罗博士向大家介绍了一种逆转录病毒，它引起的白血病在日本很常见，这是病毒第一次和人类的一种癌症产生关联。不过，这是一个逆向的科学探索。加罗先发现了病毒，然后在全世界寻找它可能引发的疾病。机缘巧合，日本科学家正在研究T细胞白血病，并假定这是一种接触性传染性癌症，但是还没有找到元凶病毒。确认人类嗜T细胞病毒（HTLV）是病因，是病毒学上的重大突破，但是其漫长的潜伏期也令科学家们感到恐慌。这种病毒会在引起疾病之前到处传播，而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然而，很多科学家仍对逆转录病毒研究的未来持怀疑态度，许多人依然坚信逆转录病毒是动物病毒，因为几乎所有逆转录病毒都和鸡、猪或猫的疾病有关。埃塞克斯觉得这是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弗朗西斯的猜想值得注意。
弗朗西斯坚信自己的想法。他很快成为疾控中心下述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即一种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新型病毒正在导致男同性恋的免疫缺陷。
6月28日，旧金山
比尔·克劳斯因为备受关注而有点不自在，但他显然很享受基科·戈凡特斯为他组织的34岁生日派对。克里夫·琼斯、格温·克雷格以及哈维·米尔克俱乐部的所有老朋友都来了。每个人都举起香槟向比尔道贺，随后，他们要去市中心参加1981年的同性恋大游行。
参加过往年游行的人注意到，今年的气氛比过去沉闷，市政中心的广场也没有了游乐设施。今年的游行主题是“自由的前线”，它借鉴了当地流行的一种观点，即旧金山不仅是全国同性恋运动的前线，也是正在成形的对抗里根政府中的新宗教保守主义的战线。游行吸引了25万人，这是一年一度大游行的典型规模；当天下午，纽约亦有5万人参加了同性恋游行，这是有史以来曼哈顿举行的人数最多的同性恋游行之一。
当天，旧金山的同性恋报纸《哨兵》（The Sentinel）出了一期特刊，以5个短篇报道来谈及同性恋肺炎。尤为突出的是上面的一篇社论，它向旧金山的同性恋群体——一群身上充斥着不安和自信的复杂情感的人——发问：“同性恋运动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向哪里去？”
7月1日，旧金山综合医院
保罗·沃伯丁医生是在盐湖城的犹他大学医院实习的博士后，为在独自值班的夜里保持清醒，有时候他会盯着高速公路上向西驶往旧金山的汽车尾灯看。他从未去过那里，但他知道，那是他实习期一满就会去的地方。对此他深信不疑，一如他深信自己会成为一名逆转录病毒学家。他在明尼苏达州一个乡村的奶牛场长大，奶牛场附近有家梅奥诊所，因而他很早就对医学着了迷。到了高中，实验室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在那里他用各种植物病毒做实验。进了大学，实验室这方宁静天地让他暂时摆脱了明尼苏达大学校园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他远离喧嚣几个小时，沉浸在肉眼不可见、却能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基因信息中。就在大学里他听说了逆转录病毒，他知道自己将毕生致力于了解它们。
如果保罗·沃伯丁没有在实习期间开始接触癌症患者，那他今天就会依然在实验室做研究。他爱上了癌症病人，爱那种能洞穿一切肤浅废话的坦诚。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太多的词不达意。人们总是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听些不明不白的事。癌症病人不会这样，他们的话里没有无关紧要的东西。保罗注意到病毒在带给人疾病的同时，似乎也让人展示出了最好的一面。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医院的逆转录病毒实验室工作3年后，沃伯丁开始在旧金山综合医院担任肿瘤科主任，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他才31岁，年纪轻轻就坐上了这样的位子。7月1日是他上班第一天，一位资深癌症专家拍了拍他的背，令他既紧张又兴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位专家指了指一个检查室。
“下一个大病在那儿等你呢，一个卡波西肉瘤患者。”他说。
沃伯丁以前从未听过“卡波西肉瘤”这个词。他不知道这位老专家在说什么。沃伯丁走进那间屋子，生平第一次，他看见一个病人身上融合了他对于逆转录病毒和绝症晚期病人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成了他终生奋斗的事业。
这位22岁的病人带着热情淳朴的南方口音。他是旧金山一个浴池的服务员，几天前因腹泻和体重减轻而入院，前天才刚刚确诊是卡波西肉瘤。沃伯丁从没有在年轻病人身上见过这样的症状。他骨瘦如柴，病灶布满全身，看上去就像胃癌晚期。而沃伯丁知道，他比癌症晚期还要糟，就像一个马上要死的人。
这个年轻人在旧金山没什么朋友，孤零零地住在破旧的田德隆区的一间公寓里。他久未与家人联络，也不明白为什么体重轻了这么多，身上的紫色斑点又是从哪儿来的。他吓坏了，孤独、无助、困窘。他的样子就这样留在了沃伯丁的脑海里，难以抹去。
听说纽约也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癌症病例，沃伯丁便打电话给圣卢克—罗斯福医院的迈克尔·兰格医生，比较了彼此的治疗记录。沃伯丁阅读了医学图书馆里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所有文献，并根据建议开始给病人化疗。但是，毫无效果。沃伯丁不知道该怎么办，全国上下的卡波西肉瘤专家也都束手无策。随后几个月里，沃伯丁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个年轻人痛苦而孤独地死去，他是后来在旧金山综合医院去世的几百人中的第一个。这真的是“下一个大病”。
7月2日，旧金山，加州大学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楼上的办公室里，马科斯·柯南特草草地写了份备忘录给当地的另外一小撮专家，他们也对卡波西肉瘤的爆发很有兴趣。现在他知道，旧金山有6个卡波西肉瘤患者，由于此地是同性恋圣地，他估计未来几个月还会出现更多的病例。
“假如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的判断没有错，未来12至18个月里，我们将在此地看到40到50个男性卡波西肉瘤患者。”柯南特写道，“其中半数会有暴发性疾病，并可能死亡。虽然未雨绸缪并非美国人的天性，但我还是认为，组建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特别工作组，由它来决定如何对转诊到我们这里来的病例进行调查，可能是个明智的做法。”
几天以后，柯南特在教员俱乐部提议组建一个卡波西肉瘤诊所。医生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合理的办法。把当地的患者集中在一起，一方面能帮助医生理清思路对付困局，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患者得到最专业的治疗。没过几周，诊所就成立了，就算不出于其他考虑，就为了上述理由，这也差不多是解决医学问题最明智的方案了。柯南特后来反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4年来美国几乎没有其他医疗机构认真地在本单位开始这方面的治疗工作，这种新的流行病很少被当作简单的医疗问题来处理。
* * *
关于卡波西肉瘤爆发的第一份官方报告，1981年7月4日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此时距离全球55个国家的帆船齐聚纽约港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那一天已经过了5年。这份报告题为“纽约与加州：男同性恋中的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它以最平实的语言勾勒出了卡波西肉瘤患者的常见症状，这些患者中20人住在纽约，6人住在加州。其中4人发过一次肺囊虫肺炎，其他人则患上了严重的疱疹、念珠菌感染、隐球菌脑膜炎和弓形虫病。报告还公布了新发现的10例男同性恋肺囊虫肺炎患者，其中6人来自旧金山湾区。
这份报告指出，“在年轻的男同性恋中，30个月内出现这个数量的卡波西肉瘤病例是很不寻常的”，“从未有任何报告提及卡波西肉瘤和性取向之间的关系。这些患者的暴发性疾病临床病程，也不同于老年病患的经典描述……男同性恋中新确诊的10例肺囊虫肺炎表明，之前报告的5例并非孤立的现象。此外，疾控中心还接到报告，说纽约的4名男同性恋已经发展成了严重的、渐进式肛周单纯疱疹感染，并有证据表明出现了细胞免疫缺陷。3例已经死亡，1例患有全身性巨细胞病毒感染……目前尚不清楚卡波西肉瘤、肺囊虫肺炎以及男同性恋中的其他严重疾病之间是否相关，或如何相关。”
就在报告发表前几天，疾控中心性传播疾病分部的负责人保罗·温斯纳抓住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医生谈了一次话，这是他第一次为不胜烦恼的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要求更多经费，这样的谈话以后还有多次。他说：“我认为这事比我们想的要严重得多。”
* * *
《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报告那一天，杰克·诺因莫名的疼痛和双腿麻木住进了格林威治村的圣文森特医院。医生诊断他患了一种罕见的淋巴癌，而这种病常见于儿童。
杰克入院的第二天，保罗·波帕姆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有关卡波西肉瘤的文章。一个月前，他和杰克分了手，但心里仍然惦记着旧情人。他立即觉得杰克身上罕见的癌症与6个月前杀死他最好的朋友瑞克·威利考夫的皮肤癌之间有某种关联。算上瑞克和尼克，杰克是火焰岛海洋街上那栋房子里患怪病的第3人了。
7月5日，旧金山，阿什伯里街1040号
去他妈的医生，肯·霍恩心想，我才不回去呢。
窗外，黄昏的天空从紫色渐渐暗成了黑色，汽车的前灯蜿蜒地穿过金门大桥。肯的宠物鹦鹉在笼子里不安地踱来踱去。肯的胃有点涨，但他把胃里冒上来的恶臭强压了回去。7天前，他从第三次入住的圣弗朗西斯医院出院。他们说他得的是某种肺炎，和他的皮肤癌一样说不清楚，现在有传言说这种病也在洛杉矶和纽约出现了。他很虚弱，感觉自己又要吐了。但是，他不想打电话给吉姆·格朗德沃特，因为医生会让他再次住院，捅他、戳他、给他做各种检查，然后告诉他病很严重，却不告诉他为什么。电话铃响了，而且响个不停，尖利的铃声让他头痛欲裂，在朝电话走过去时他被绊了一下。
肯的姐姐打开公寓门的时候已近午夜。她发现肯躺在他卧室的地板上，在倒地的时候他的嘴唇磕到了床边的桌子，流了血。她摸了摸他的额头，很烫。
急诊室里，肯拒绝跟医生说话，他们给他量脉搏和血压的时候，他茫然地盯着别处。一躺上床，他就开始胡言乱语，偶尔还尖叫。护士们忙不迭地进出他的病房。有时他会忽然惊起、哀求，然后一声不吭。
“求你了，”护士听见他在漆黑的病房里呼号，“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 * *
《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的卡波西肉瘤报告，得到了为期一天的媒体关注，作为义务性报道上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由此通过各种渠道登上了全国主要大报。文章写得很谨慎巧妙，既不冒犯任何人，也不至于引起恐慌。有可能出现新的感染因子的观点被淡化了，更偏向于假设——要么和环境因素有关，主要指亚硝酸盐吸入剂之类的催情剂；要么是由旧病毒发展成的新病毒株，尤其是《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中详细讨论的巨细胞病毒。但在未来一年内，这一天是该新疫情获得关注最多的一天。7月的第一周过后，新疫情失去了报刊的关注，并成为大部分男同性恋感兴趣的话题。
在旧金山，比尔·克劳斯把新疫情的报道归咎于媒体的反同性恋偏见。他认为，记者从不谈论同性恋群体做的有积极意义的事，但是才病倒几个人，他们就来劲了。
克里夫·琼斯把早上的《旧金山纪事报》文章剪了下来，贴在他办公室的布告栏上，上方是他手写的标题：“就在情况好转的时候”。
多伦多
如果盖坦·杜加斯遇到困难，他会决心用最快的办法去战胜它，而且会满怀信心地行动。当他决定退出美发行业成为一名空乘时，他仔细研究了工作要求，然后开始努力。加拿大航空公司要求空乘人员会两种语言，于是从没在魁北克法语区之外生活过的杜嘉斯搬到了温哥华，当时他连一句英文也不会。在新的语言环境下，他很快便掌握了工作所需的语言技能。
看到第一篇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报道后，他对美国最好的治疗中心做了一番研究，然后直奔纽约大学——在此，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和琳达·罗本斯坦因收治了绝大部分的卡波西肉瘤患者。他告诉朋友们，他会战胜这种疾病。他的加拿大医生什么也没做。而他自己几天内就约到了纽约大学的门诊。
* * *
走出格林威治村的“三部曲餐馆”时，保罗·波帕姆认出了盖坦·杜加斯，他正沿着克里斯托弗大街走来。老天，那家伙真帅，保罗心想。难怪杰克·诺去年万圣节的时候跟他勾搭上了。保罗知道，这一对后来还一起度过好几次周末。
“杰克在圣文森特医院，”保罗说，“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见到你。”
盖坦笑容满面地与他闲聊，但并没有提及自己为何到这里来。
几天后，盖坦花言巧语地哄一位同是空乘的朋友跟他去圣文森特医院看望一位老伙计。这位朋友从多伦多来，为了帮盖坦度过化疗的第一周。盖坦已经住进了纽约大学医院提供给非卧床病人的公寓，在去圣文森特医院的路上他心情很好。两个年轻人都没想到，这位曾经英俊的病人竟已如此憔悴。
“也许下周我就能起来了。”杰克叹了口气。
在两位访客看来，杰克哪儿也去不了了，不止下周，也许永远。
回纽约大学的路上，盖坦坐在出租车里一言不发。他的朋友想，这是盖坦第一次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
化疗结束后，盖坦回到了蒙特利尔。他已经向加拿大航空公司请了假，决定利用他还能享受的航空公司通行证过一种更悠闲的日子，像从前那样在海滨寻欢作乐。他每个月会回纽约大学做一次治疗，当头发开始脱落时，他就剃了光头，这样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他看起来就像尤·伯连纳[29]，非常迷人。穿梭在旧金山、洛杉矶、温哥华、多伦多和纽约之间，他意识到假如继续待在灯光暗淡的浴池里，没有人会问他关于紫色斑点的尴尬问题。他还是最帅的那个。
9.“埋伏牌”催情剂
1981年7月，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詹姆斯·科伦最终得到了官方消息，有3个月时间他将会被告知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爆发的详细信息。这意味着他可以全职从事该流行病的研究，而据他所知，研究这一新健康问题的环境目前是非常恶劣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上司们不感兴趣。他每周都会和疾控中心的主任会面，就连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卫生官员、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助理卫生部长爱德华·布兰特也定期给他打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但是，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一样，布兰特也支持疾控中心预算削减，他相信各州有能力更好地处理各自的卫生问题。
科伦知道，经费的削减意味着人手的大幅减少，从事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研究的工作人员几乎随时都可能被解雇。其中包括一些关键人物，比如哈罗德·杰斐，他经验丰富，是研究同性恋性传播疾病的资深人士，并迅速成为卡波西肉瘤流行病学的协调人。但是一年前，当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荣誉研究员之后，他就失去了在工作组的职位，科伦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他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科伦意识到他不能指望雇用新人了。他不得不拉拢其他部门的员工，充实自己的人手。所幸，疾控中心普遍都是年轻而又充满激情的团队，新的不解之谜总会让他们中间的山姆·斯贝德[30]脱颖而出，再则疾控中心处理过的问题中很少会有如此神秘难解的——这样奇怪的感染居然出现在那么分散的地方。
有无数线索需要追踪。有各种假说需要消除。肺囊虫肺炎的爆发到底是新情况，抑或只是不曾上报的一般状况？举例而言，1976年对军团病暴发的最初调查表明，这种肺炎已经存在多年，但直到它突袭费城的军团会议导致29人死亡，人们才发现它。
药物技术员桑德拉·福特有条不紊地重新检查了过去所有的戊烷脒文件，想看看之前的肺囊虫肺炎病例有没有与该疾病的新模式相符的。果然，她发现有9位病人戊烷脒申请表上的描述与新型肺囊虫肺炎病患的情况完全符合，而所有病例都是1980年下半年报告的。她没发现1979年以前有任何同性恋肺炎患者，由此可见，这些都是新出现的病例。
研究人员还试图确定，这种疾病是否确实出现在地理上彼此孤立的三个同性恋集中的大城市。对这三个城市的病例进行研究是否会得出结论，即因为这些城市的同性恋生活都是快节奏的，所以只有生活丰富多彩、节奏快的同性恋才会得这种病？是否全美国的同性恋都会罹患此病，只是因为人数如此之少，所以没被发现？特别工作组决定对城市展开调查，按其同性恋性病发病率高、中、低来分别进行对照。他们将洛杉矶和纽约列为发病率最高的城市，亚特兰大和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列为中等发病率的城市，俄克拉何马和奥尔巴尼列为最低的城市。疾控中心流行病情报学服务部门（EIS）的官员走访皮肤病学家、肿瘤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内科医生，搜寻这些城市的医院记录，以了解可能未报告的病例。他们带着预期的结果返回。在洛杉矶，特别是纽约，发现了数十个新病例，但是同性恋性病发病率为中和低的城市几乎未发现病例。
疾控中心还需要对他们正在研究的内容有个标准的定义。工作组成员经过多次讨论后认为，一个尚未命名的综合征的病例定义应包括卡波西肉瘤患者，或者未接受化学免疫抑制的肺囊虫肺炎患者。他们必须年满15岁，以确保没有错将先天性免疫病例包括在内；而且必须小于60岁，因此老年男性中的卡波西肉瘤患者也不会错误地混入其中。
和工作组的大部分人一样，科伦热切地希望这种疾病可以追溯到催情剂上面。毕竟，糟糕的吸入剂可能会引发免疫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疾病只限于三大城市，考虑到东、西海岸一些富裕的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被污染的催情剂小瓶可以轻易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之间流通。患有上述疾病的每个患者几乎都吸催情剂。假如它确实是罪魁祸首，疾控中心只需反催情剂即可。他们可以禁止使用，把装它们的小瓶都砸了，结束这场疫情。就该这样。
科伦还有一种不太乐观的想法，他怀疑这不是问题的答案。毕竟，美国仅1980年一年就售出近500万支亚硝酸盐吸入剂。同性恋人群中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因而第一批病人使用硝酸盐催情剂并不令人吃惊。而且科伦感觉催情剂的原理太简单了，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容易流行的疫病。
7月，工作组成员达成共识：他们需要做的是一项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他们将把患卡波西肉瘤及肺囊虫肺炎的病人与没有患病者进行对照。患者与对照者之间的差异会指向疫病发作的原因。哈罗德·杰斐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流行病学专家打电话，求教如何开展病例对照研究。后者解释说，很简单，用一年时间准备访谈文件，然后决定以谁为对照者；第二年进行访谈；第三年分析数据并将其汇总成一篇精彩的文章在医疗杂志发表。
“3年时间，我们可以完成一项出色的研究。”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家告诉他。
杰斐想知道这些专家们是否听说了，在舒适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实验室外，真的有人正死于这种疾病。上述过程可能适用于研究乳腺癌或黑色素瘤，但是杰斐担心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国家卫生研究院所有机构的研究进程都是慢悠悠的，但疾控中心耗不起时间。
“我们希望在3个月内完成研究，而不是3年。”他说。
当然，用于病例对照研究的问卷和方案就需要数周时间完成。第一批报告的41个病例中，已有8例死亡，很多人明显奄奄一息，工作组感到他们等不及了。科伦及他的工作组在7月的第二周决定，所有调查人员进入现场，实地研究，与他们能够找到的美国境内的每一位病人交谈。加州人哈罗德·杰斐整理好行装去了旧金山，布鲁克林出生的玛丽·桂南飞往纽约。
7月17日，纽约
对玛丽·桂南而言，这又是研究同性恋癌症的寻常一日。她早上6点醒来，与同性恋医生及同性恋社区领袖共进早餐，并且一遍遍地问“社区内有什么新情况”，到底是什么新的因素引发了这场灾难。
早上的剩余时间以及下午，她跑遍了曼哈顿的各家医院，走病房，看病人，直到晚上7:30才回到酒店房间。通常，她会打4个小时的电话，但是今晚，她已经答应了千里迢迢飞来纽约的丈夫，答应出去吃晚餐，庆祝他们的纪念日。
喝香槟的时候，桂南向她丈夫吐露，这是她公共卫生职业生涯中处理过的最耗费精力的工作。玛丽·桂南高挑美丽，金发飘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2岁要年轻。她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和直率的举止，掩盖了她出于母性的敏感对这种疫病特有的担忧。同事们认为，也许这就是她能成为如此优秀的实地调查员的原因。她给人的印象是，既强大到足以接受任何残酷的事实，又能感同身受，让人觉得她真心实意地在乎。随着曼哈顿的夏天越来越闷热，桂南能感到每一次访谈都让她心碎得更加厉害。
太可怕了，她说。这些人是那么年轻、聪明、才华横溢，而且非常配合。他们努力回想任何一个有用的细节，最后，他们会问：“预后如何？”
桂南不得不回答“不知道”。和许多癌症患者一样，许多人都相信总有办法治愈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对路子。一旦找对了，他们就能战胜病魔，这个病终究只是一段噩梦，会慢慢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然而两周后，她会接到电话，说病人已经去世了。
桂南感到无助、害怕。这是她遇到过的最邪恶的疾病。她拼命思考这些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差别。她知道疾控中心需要把每一个能想到的假说放入病例对照研究中。他们有没有去过越南？也许这是橙剂[31]的延后效应？他们的祖母是否患过癌症？也许这就是基因作祟，只不过现在才显示出来；又或许就是一些饮食风尚出了岔子。
调查还发现，其中有几例病人根本不是男同性恋，而是吸毒成瘾者。桂南心想，在疾控中心，人们不太愿意相信静脉注射吸毒者可能会卷入这种疫病，纽约医生似乎也只关注同性恋这个角度。“他说他不是同性恋，但他肯定是。”医生会跟她耳语。
问题在于，吸毒者似乎不会得卡波西肉瘤，他们得的是更致命的肺囊虫肺炎。大部分人在上报到疾控中心以前就已经死亡。桂南谨慎地向那些还在世的瘾君子询问了他们的性行为癖好。这是她在纽约几个星期以来获得的最有意义的线索。在亚特兰大，这些吸毒者并没有受到认真对待，但多年来走访梅毒病患的经历让桂南有了第六感，能分辨人们什么时候在撒谎，什么时候在讲真话。她并不觉得这些将死之人在性生活问题上撒了谎。她知道乙肝是男同性恋和静脉注射吸毒者都会得的，正如这几周来她始终相信，假设一种新疾病可能也是如此是合理的。
这种分析合乎生物学逻辑。像乙肝这样的病毒可以在男同性恋之间通过性传播，也可以在静脉注射吸毒者之间通过血液传播。桂南在心里提醒自己，要观察血友病患者以及输血接受者的病例。作为乙肝病毒的其他主要受害者，他们也有可能通过血液制品感染了这种病毒。
桂南还注意到一点，也许仅仅是种巧合。她去纽约大学非卧床病人的公寓走访一名患者时，后者刚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一开始桂南有点不好意思，但这个人非常有魅力，讲话带着轻柔的法语口音，于是她开始询问他的情况。
这位病人颇为骄傲地坦陈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活跃。他是一名法裔加拿大空乘，其性生活与桂南走访过的别的男同性恋没什么不同。把在浴场的那些夜晚算在内的话，他估计自己一年有250次性接触，开始同性恋性生活已近10年，2500名性伴侣对他而言不在话下。事实上，他的一个“老伙计”也得了怪病，住在纽约的医院里，盖坦·杜加斯说。
后来，桂南跟工作组提及了这段对话，但大家还是没有头绪，即便盖坦谈到跟杰克·诺上过床，使这两名新疾病患者第一次通过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由于盖坦是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第一个确诊的艾滋病患者，疾控中心不再直接对他进行随访。病例对照研究只针对在美国生活的人。
7月29日，纽约，纽约大学医疗中心
拉里·克莱默看见大卫·杰克逊在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的候诊室，他吃了一惊。大卫是个古董商，年近四十，为人友善，样貌平凡，在布莱克街的一家店里卖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拉里被《纽约时报》上关于新癌症的文章搞得心烦意乱，所以来找弗里德曼—肯恩谈谈。弗里德曼—肯恩是为疾控中心整理早期卡波西肉瘤流行病学情况的医生。拉里的朋友们似乎都不在意，但他自己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不只是文字上的。他有性传播疾病的病史，和报纸上写的那些卡波西肉瘤患者一样。他认识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情况，这让他感觉大事不妙。当然，这位作家没有想到，一走进这位著名医生的办公室就遇上了熟人。大卫开始自言自语，仿佛正在试图厘清头脑中的一切事情。
“当我在火焰岛的海滩散步时，我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大卫说，“我要吃得健康，注意营养。”
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他诚恳地看着拉里，告诉拉里自己身上有些奇怪的紫色斑点。
“我没有朋友，”大卫说，“跟别人说这事让我觉得丢脸。你能来看看我吗？”
* * *
这才只是冰山一角，弗里德曼—肯恩告诉拉里·克莱默。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必须马上开始研究。
“我不认为有人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医生说，“你得帮忙。我需要经费做研究。政府拨款得等上两年。”
拉里已经听说一些人，一些火焰岛上的朋友，病倒了。他答应弗里德曼—肯恩会把这些人召集到自己的公寓来筹集一些经费。
“我该怎么做才能不得这病？”拉里问，试图把挥之不去的疑病症从自己的声音里驱除出去。
“如果我是个同性恋的话，我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弗里德曼—肯恩说。
拉里觉得医生的话莫名其妙，但他还是专心地听医生的下文。
“我会不再与人发生关系。”
* * *
刚迈出弗里德曼—肯恩的办公室，拉里大吃一惊，他看到了唐纳德·克林兹曼，杰弗瑞芭蕾舞团的资助人，也是拉里一个好朋友的情人，那两人一直分分合合。此刻，他是弗里德曼—肯恩下一个要见的病人。
“别告诉我你也生了这个病？”唐纳德问。
“没有。”拉里回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得了。”唐纳德平静地说。他是来验血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拉里给唐纳德·克林兹曼和拉里·马斯打了电话，后者是给纽约最重要的同性恋报纸《纽约人》写医疗新闻的医生。他还给保罗·波帕姆打了电话，因为听说保罗最好的朋友去年死于卡波西肉瘤。拉里叫他们到他的公寓来，一起商讨为研究提供一定资助的事。
马里兰，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
一年前引入新的荧光激活细胞分选仪（FACS）[32]时，大部分免疫学家觉得它不过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又一台昂贵的科学玩具。分选仪可以让计算机做以前人类手工做的事情，即从抑制性T细胞中分离出辅助性T淋巴细胞，然后计算它们的数量，看两者比例是否正常。比如，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每2个辅助性T淋巴细胞搭配1个抑制性T细胞，那么二者的正常比率是2:1。这种快速的计算并不能说明分选仪就是一个方便好用的工具。毕竟，T淋巴细胞亚群本身也才被发现不久，科学家还不确定各种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不确定其比率有何重要意义。根据大家在实验室的讨论结果，这些谜团估计还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找到答案。只有到那时，这些昂贵的累赘才有实用价值。
尽管如此，詹姆斯·古德特医生还是很高兴国家癌症研究所花了50万美元购买了一台第一代细胞分选仪，因为他接收了一名新病人，得的也是去年12月他第一次见到的那种罕见的皮肤癌。研究所的细胞分选仪非常新，在古德特用它分析他接诊的两位卡波西肉瘤患者的血液之前，没人用过。但辅助性T细胞与抑制性T细胞的比率大大偏离了正常范围，以致实验室技术人员都怀疑结果出了错。
出于直觉，古德特抽取了华盛顿地区来的15位外表健康的男同性恋的血样，发现其中一半人的免疫系统出现类似的不正常。这个结果让他的心一沉，就像电视上飞机在坠落前划下的一道优雅弧线。古德特知道，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免疫系统问题已然非常普遍。吉姆倾向于认为是毒性药物，并怀疑是催情剂。他开始设计一项针对男同性恋的研究，以检测自己的想法。
旧金山，市场南区
哈罗德·杰斐医生神情紧张地望向酒吧的大门。即使一阵夏日微风吹过，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浓烈的刺鼻性气味，像是电池酸液和植物性起酥油混合产生的怪味。“埋伏”酒吧看起来和杰斐听说的一样乌烟瘴气，是个地板踩上去黏哒哒的地方。这里还是催情剂的源头，旧金山的男同性恋对这种东西赞不绝口。店里的自有品牌催情剂在楼上的皮革店悄悄出售，杰斐的病人说它不会让人头疼。事实上，城里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声称使用过“埋伏牌”催情剂，这就是为什么杰斐和城市疾控调查员卡洛斯·伦登会光临哈里森街上这家脏兮兮的皮革酒吧。
“我不确定自己真想走进这种地方。”杰斐说。
“我去吧，”伦登语气平淡地说，“我该怎么说？”
“他们管那玩意儿叫‘真家伙’，”杰斐说，“就说你要‘真家伙’吧。”
伦登回来的时候，拿了个没有标签的琥珀色瓶子，杰斐把它收好，准备带回亚特兰大做化学分析。和玛丽·桂南一样，杰斐也去寻访一切可能的解释，他的调查集中于两个主要的假说：这种综合征要么是因为接触了某种有毒物质，比如“埋伏牌”催情剂；要么是新的传染源传播的一部分。
杰斐不相信他能在催情剂中找到解决办法。他想，如果这么简单，那老早就有人解决了。相反，杰斐的基本动机之一是了解这种新的疾病到底是什么。跟不断加入到这一疫情的调查研究中的医生一样，他也震惊于患者的病情如此之重。他们极度瘦弱，看上去像是刚刚被拖出饱受虐待的集中营；许多人虚弱到回答一个问题就要休息片刻。这位35岁的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家者曾见过癌症晚期病人，但从没见过如此年轻的。
从病情的严重性及病例的数量上看，杰斐确信它不是间歇性爆发的疫病，像军团病那样来一次突袭，然后销声匿迹。这场疫病是一种全新的、才刚刚开始定义自己并且在逐步成形的东西。杰斐走访下来只获得两条实质性的线索：“埋伏牌”催情剂；以及——毫无疑问的——性伴侣的数量。一个典型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或肺囊虫肺炎患者有数百个性伙伴，大部分来自同性恋浴场或性爱俱乐部，而这些地方的利润靠的就是提供源源不断的性交机会。“埋伏牌”催情剂可能为疫情的爆发提供了环境因素，但是杰斐相信，由于早期患者高度活跃的性生活，一种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病毒可能是这种神秘癌症与肺炎的诱因；詹姆斯·科伦和唐纳德·弗朗西斯也持同样的观点。
* * *
在回亚特兰大的飞机上，玛丽·桂南头疼得厉害。机舱里有股难闻的味道，太阳穴都要裂开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她从座位底下拖出自己的手提包，听到里面小玻璃瓶撞击的声音，注意到那股恶臭跟着她穿过东方航空的航站楼。她意识到，是那些催情剂搞的鬼。她去了每一家她能找到的色情书店，以便买到她能想到的每一种牌子的亚硝酸盐吸入剂。她自己去拿，因为纽约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谁也不愿意走进那种地方。
玛丽·桂南的一个同性恋联系人提出，这种疫病可能是由催情剂和科瑞牌起酥油的混合物引起的，这种起酥油是拳交爱好者常用的润滑剂。桂南委派一位同性恋朋友去格林威治村的各家卧室收集混合了催情剂的科瑞起酥油，然后把这一团团的东西拿回疾控中心进行化学分析。没有什么反常的。
杰斐和桂南回到疾控中心的时候，听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扩散了。《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布卡波西肉瘤报告才4周，疾控中心又收到了67例肿瘤或肺炎的报告。目前全国共有108例患者，其中43人已死亡。
在已知诊断日期的82例病患中，1980年患病的有20例，1981年头7个月里得病的有55例。科伦正在为《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准备一篇新的报告，以更新这种疾病的动态，这是未来9个月内发表的最后一篇相关报告。
工作组反复阅读了杰斐和桂南的研究。桂南十分确信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她访问过的人中间，有一些并不使用催情剂。当然，服食海洛因获取快感的人是不会玩迪斯科催情剂这种轻量级玩意儿的。杰斐在实验室化验了“埋伏牌”催情剂，发现其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不是通常供男同性恋使用的亚硝酸异丁酯，而是真正的亚硝酸戊酯，是一种必须凭处方才能获得的东西。当然，若是你去对了旧金山的皮革酒吧，就不难获得。杰斐知道，这种处方类的戊基已经使用了大约一个世纪，而且并不致死。
比尔·达罗对于杰斐和桂南搜集的初步数据感到震惊。作为一名有20年经验的性病专家，在疾控中心的人眼里，他是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在同性恋群体看来，他是个厉害的医生。42岁的他，在普遍三十出头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中，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分析危机时，他有一种冷静而专业的气质，因此，在听完他对纽约和加州的31例受访患者的分析之后，大家都感到恐慌。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比梅毒更厉害的性传播疾病。”他直截了当地总结道。
肝炎和阿米巴病不光通过性传播，还可以通过饮食，以及像肝炎那样通过共用注射器针头或输血感染。达罗说，这些新患者得的无疑是流行病。在这些病例中，唯一重要的事就是性伴侣的数量，这一点并非巧合，而恰恰就是在发病率低的情况下评估一个人罹患性传播疾病风险的唯一标准。
1981年8月初，比尔·达罗和另外六七个人在亚特兰大为此担心；全国上下，也许有十二三个临床医生及同性恋医生也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事的后果。达罗认为，问题在于如何让其余2.4亿美国人相信这是他们应该关心的事。
* * *
接下来的几周里，疾控中心的实地研究人员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复杂的同性恋性生活场所。当地的流行病专家，比如旧金山公共卫生部的塞尔玛·德里兹医生，飞到亚特兰大学习如何管理为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的22页调查问卷。当工作组成员解释某些病人一生有2000个以上的性伴侣时，总是有人惊得目瞪口呆，并且会问：“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1981年8月，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盖瑞·沃什领着跟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心理医生乔·布鲁尔穿过“罪恶之地”的转门，这家酒吧离卡斯特罗街不过几扇门。乔也是男同性恋。
“我要教你怎么勾搭人，”盖瑞的话语里带着他特有的果断，“没有人学不会。”
整个春天，乔都因为跟好了7年的爱人分了手而郁郁寡欢，一向热情四射的盖瑞受够了朋友的情绪低落。
“看见那边那个帅哥了吗？”盖瑞一边说，一边指向一个穿牛仔裤的金发男子，裤子那么贴身，谁都不禁注意到他没穿内裤。“首先，有人会过去跟他搭讪，但他不会怎么搭理。记住，永远不要做第一个搭讪的。”
盖瑞颇有深意地看了乔一眼，确保他听懂了。
“没人会跟第一个和自己说话的人回家，这样做会看起来很贱。”这位36岁的心理治疗师继续说道，“得手的总是第二个。”
乔靠在墙上看着，发现盖瑞的预言完全没错。盖瑞把乔从墙边拖走。
“不，不，不，”盖瑞像修女在批评祭坛前犯错的男孩一样，指点他说，“不要靠墙站。站出来一点，身子稍微转过来一点，这样大家就能注意到你了。”
尽管已经在旧金山做了7年的心理医生，但乔还是对同性恋圈里猎艳手段之复杂惊讶不已。他一直向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盖瑞是他见过的最荒淫无度的人。乔和盖瑞在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从1977年第一次见面那天起就成了好朋友。
在盖瑞·沃什看来，佐治亚州长大的乔·布鲁尔是个南方绅士，有着细腻的生活品味；而在乔看来，盖瑞具有中西部人特有的直率和不拘小节，讨人喜欢。他出身艾奥瓦的天主教劳工家庭，与乔的南部卫理公会家庭可谓大不相同。盖瑞似乎羡慕乔能维持长久又热烈的关系，乔则搞不懂盖瑞怎么能在有了一个那么棒的固定男友之后还到处拈花惹草。在专业上，乔和盖瑞是一对好搭档，他俩都是旧金山同性恋心理治疗的先驱，事实上，是他俩开创了同性恋伴侣心理咨询。
每当盖瑞不经意地摆出一个能提高猎艳几率的示范动作，他就忍不住狡黠地朝乔笑一笑。乔觉得这件事颇有讽刺意味，他和盖瑞的工作是指导同性恋伴侣在这个上帝创造的最大的性糖果店里如何克服困难、维持关系，而实际上，他和盖瑞自身在爱情生活中也遇到了麻烦。乔目前单身，但他讨厌单身。与此同时，盖瑞和他的爱人马修·克里格则为了“一夫一妻”和“个人自由”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马修想要婚姻，盖瑞则只想到处寻欢，于是马修也四处留情刺激盖瑞。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乔觉得这是典型的男性竞争心理。但是他也注意到，从整个猎艳方式来看，男同性恋群体的性生活方式似乎是由性别而非性取向决定的。
乔·布鲁尔对于卡斯特罗街的最初记忆是性爱之后的浪漫泡泡浴。他是1970年来的湾区，那时刚出柜不久，而不久前他还恳求心理治疗师把他“掰直”。靠着嬉闹做爱摆脱罪恶感，在初到卡斯特罗街时他获得了自由，而且同性性爱还充满了兄弟情谊。渐渐地，性行为中间的亲近不见了。不仅亲昵感消失了，而且很快大家的穿着打扮像是出来完成性交任务一样，又是手帕，又是钥匙，这让他们的猎艳行动更为高效，浴场实际上变成了速配便利店，肛交界的“7-11”。
每周大约有3000名男同性恋涌入第八大道和霍华德街口的“俱乐部”浴池，这个庞然大物任何时候都可以容纳多达800名顾客。乔觉得，滥交以及去人格化性爱的吸引力源于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他认为，这并不是男同性恋的问题，而是男性的问题。问题在于，根据定义，男同性恋亚文化的价值观之中缺乏调和大男子主义的因素，因此，后一种价值观在他们中间获得了比在异性恋男子中间更虔诚的尊崇，就连浴场里那些目光冷酷无情的侍者都是如此。滥交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在一个完全由男性构成的亚文化中，没有人说“不”，不像异性恋关系中有女性扮演调和的角色。某些异性恋男子私底下透露说，假如能找到愿意参与的女性，那么在浴池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匿名地性交真是个绝妙的点子。当然，同性恋男子常常对此表示赞同。
乔有时候想，这太频繁了。剥夺了人性，人只能通过越来越怪诞的性行为寻求更大的感官刺激。而乔更喜欢泡泡浴，期待能再次找到爱情。
盖瑞·沃什倒觉得男同性恋的性关系远没有这么复杂。他全身心地投入性解放运动，认为在一个遵守“一夫一妻”这种过时观念的社会，和很多人发生性关系是驱除所有男同性恋心中根深蒂固的罪恶感和疏离感的一种手段。私下里，盖瑞认为不喜欢经常性交的人都很无趣。他教导乔：生命在于学习，而性和其他事情一样，是合理的学习手段。
吃午饭时，他俩计划去一个同性恋度假胜地过周末，那地方在离旧金山北边有一小时车程的俄罗斯河边。后来，盖瑞取消了行程，说口腔得了酵母菌感染。乔一点不觉得意外，盖瑞好像总是会得这样那样的病。
8月7日，旧金山
到8月初，旧金山湾区有18名同性恋出现不明原因的免疫缺陷，其中2人已经死亡。
“没有人知道这种潜在危险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但是用几周时间谨慎行事总是对的。”当地的同性恋报纸《哨兵》对此发表社论，“就在几年前，政府花了数百万美元来研究只会影响极少数人的军团病的成因。迄今为止，还没有如此大量的经费用于研究卡波西肉瘤的成因和发展，而这是一种迅速致死的癌症，短期内致死人数远高于军团病。”
8月11日，纽约，第五大道2号
黄昏时分，空气依然闷热，80名男子拥入了拉里·克莱默位于华盛顿广场一角的公寓。保罗·波帕姆带来了他在火焰岛的室友恩诺·波斯克；卡波西肉瘤患者唐纳德·克林兹曼和他的情人一起来了。这些人在公寓里挤来挤去，分享着谁病了、谁看起来不太好之类的最新传闻。拉里扫了一眼，没发现有政治狂热分子夹杂在其中，他松了口气。相反，来的都是纽约最热门的同性恋夜生活场所的精英，这个岛上或时尚迪斯科舞厅里最炙手可热的人。当拉里向大家介绍那个跨坐在起居室中间平台上的微秃矮个男子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
“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医生说。而这句话将成为未来几年里对艾滋病疫情方方面面的隐喻。
他不知道造成这场疫病的原因是什么，但他知道患者有很多性伴侣，并且有长期的性病史。（拉里注意到很多人不安地挪了挪穿船鞋[33]的脚。）弗里德曼—肯恩警告说，要让世人都了解情况，认真对待。他又补充说，这项研究需要经费——现在就要。
弗里德曼—肯恩这番话让现场大部分人一时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对他们而言，这一刻如同分水岭，将他们的人生从此分为“以前”和“以后”。他们生命的日子将从此刻、从他们意识到一个残酷的意外已经打断了他们的人生计划之时开始计算。而恩诺·波斯克在这一刻突然想到，7个月前尼克的惨死可能与杰克·诺和瑞克·威利考夫的病有关。
当拉里希望有志愿者参与一些更大的筹款活动时，恩诺留下了，保罗·波帕姆也是。保罗从不涉足同性恋政治，并引以为傲，但这次不一样。两个朋友死了，还有一个奄奄一息。另有大约35人留下来在火焰岛的劳动节周末组织筹款会。拉里为弗里德曼—肯恩在纽约大学的研究项目募集到6635美元。这就是为当年余下时间抗击新疫情而筹集到的全部私人捐款。
有些人是怀着对弗里德曼—肯恩的愤怒离开拉里·克莱默的公寓的。他在有人问起如何避免得这种同性恋癌症时，竟然再次建议“停止性行为”。一些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同性恋不需要这种道德卫道士来对我们的性生活说三道四。另一些人则怀疑此次聚会不过是为了进一步鼓吹拉里那众所周知的反滥交观念。
但拉里认为这将是他的新事业的一个重要起点。接下来几天，他给一些重要人物写信，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疫病；又给卡文·克莱（Càlvin Klein）留了言，希望其能为研究出一份力；还请求《纽约时报》一位未出柜的记者，希望多多报道此事。自从《纽约时报》发表第一篇报道以来，一个月内病人翻了一倍，但此后，拉里再没读到过一个字。
9月7日，纽约，火焰岛，劳动节
“你疯了吗？”
保罗·波帕姆不明白这家伙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小题大做。”这个熟人继续说道，在抛给保罗一个奇怪的眼神之后，他朝着传出唐娜·莎曼歌声的“冰宫”大步走去。
保罗很惊讶，你怎么能不在乎呢？100多名男同性恋因为某种疾病倒下了，其中不少人已经死了，可是每个人都觉得保罗像是大联盟比赛时出来扫兴的那个人。保罗彻底怒了。天知道，他也喜欢派对，可现在是危机时刻。他请大家捐点钱，一两块也行，而人们不仅无视他的存在，还常常毫不掩饰对他的敌意。不是说他歇斯底里，就是说他参与了异性恋破坏同性恋社区的阴谋。对他无动于衷已经算是好的了。
这个周末从一开始就是一团糟。拉里·克莱默、恩诺·波斯克、保罗·波帕姆以及另外一小撮人，在去“松林”必经的码头附近拉了个横幅，上面写着“请为同性恋癌症捐款”。靠着在拉里公寓筹得的一部分经费，他们把志愿者拉里·马斯博士为《纽约人》撰写的文章印了几千份，放在火焰岛上两个同性恋社区“松林”和“樱桃园”家家户户的门口。每份复印件上还附了纸片，说明如何来支持弗里德曼—肯恩的研究。这一小波人估计他们能从参加1981年最后狂欢季的1.5万名男同性恋中筹到几千美元。
他们错了。
“走开，别来烦我。”这是他们最常见到的反应。
“这真叫人扫兴。”这是另一种反应。
“你们说的是什么？”这大概是他们收到的最客气的回应了。
恩诺对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家伙的回答感到吃惊，拉里则非常沮丧。该如何去帮助一个拒绝帮助的群体呢？他很困惑。保罗感到一种全然陌生的疏离感，他心想，这些都是我的同类啊。他认识这些面孔，看着他们多年来在“圣人”迪斯科跳舞，在圣马可浴池晃悠，在沙滩上晒太阳。他们会花10美元进“冰宫”，再花大概50美元买些支撑他们狂欢到天亮的药物，更别说花4000美元在火焰岛上租房消夏了。花上几块钱支持科学研究又能怎样呢？
那个周末总共筹到了124美元。保罗从没想到，人可以如此轻率。他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而未来会有更多人死去。
* * *
劳动节筹款惨淡收场几天以后，杰克·诺在圣文森特医院去世。自从独立日那天住院后，他就没有离开过医院，他死得极为痛苦，令医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同性恋疾病究竟有多可怕。
听说杰克的死讯后，保罗·波帕姆心里空荡荡的。他爱过杰克，如今他和瑞克、尼克一样，也死了。
后来，保罗忽然想到，下次碰见盖坦·杜加斯的时候得告诉他杰克的事。
10.科研机构的高尔夫球场
1981年9月15日，马里兰，贝塞斯达，国家卫生研究院
国家卫生研究院位于马里兰州丘陵地带，占地306英亩，那里靠近罗克韦尔收费公路，距离华盛顿西北10英里。各种疾病的流行和国会的倡议促使研究院每年发放40亿美元的经费给下属各研究机构，到1981年，包括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以及其他各种眼科、牙科和神经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它和另外5个研究所不同，基本不受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管辖，其主管有权直接向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助理部长汇报。凭借每年10亿美元的预算，国家癌症研究所是西方卫生研究机构中资金最雄厚的。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和各著名研究所的所长在石砌的豪华大厦里办公；大厦矗立在绿草如茵的山包上，好像大学校长庄严的校园帝国。因此，他们喜欢把卫生研究院所在地称为“校园”。在这里，科学家们摆脱了商业需求的影响，可以自由地进行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的研究。纯粹的科学研究。这意味着没人能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科学家们可以听从自身兴趣的指引，并由此不经意地获得对人类有益的发现。
卫生研究院的目标是纯学术性的，但是这座研究院所在的葱郁山丘以及白发科学家悠闲地漫步其间的景象，又让人觉得仿佛置身高尔夫球场。这是个又大又悠闲的俱乐部，只有精英才有资格进去，并且没有什么事需要匆匆忙忙。
9月15日，周二，国家癌症研究所召开卡波西肉瘤及机会性感染的学术会议，大会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缺乏紧迫感。大约50名正在诊治这类疾病的主要临床医生怀着很高的期望飞到了华盛顿，其中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戈特利布、纽约大学的琳达·罗本斯坦因以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马科斯·柯南特。终于，“大男孩们”开始行动了。疾控中心的参与令人放心，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疾控中心只是扑杀疫情的突击部队。作为一支快速部署的力量，可以依靠他们来应对危机，建立滩头阵地；而国家癌症研究所拥有经验更丰富的老手，3倍于疾控中心的经费，他们才是重型火力的部队。
现在全国已报告120多个病例，但病人的免疫缺陷依然无法解释，聚集在贝塞斯达的临床医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次疫情调查将是一段漫长的征程，需要癌症研究所提供大量资助。有传言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国家卫生研究院首次向院外机构提供癌症研究经费的前奏。美国这次爆发的疫情，投身其中的医生屈指可数，作为他们之中的关键人物，这次参会的医生知道他们最有可能成为这种加速的拨款过程的受益者。
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向大家介绍了他近日提交给出版机构的流行病学研究成果，详尽阐述了他在接触第一位患卡波西肉瘤的男同性恋之后5个月来，对于这一致命新疾病所了解的情况。稍后，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代表上台发言。有幸参加过情况简报会的医生知道，这不是讨论环节，所以当癌症研究所的专家开始讲述非洲的卡波西肉瘤情况时，他们都听傻眼了。
专家解释了这种非洲疾病的复杂性，也介绍了治疗的处方。几乎没怎么谈到免疫系统，对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之间的关系也不感兴趣，对可能的病毒病因或者任何可能的病因的讨论也寥寥无几。关于医生如何在非洲治疗卡波西肉瘤的讲座非常简短。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生们说，这类病人可采用放疗或高强度化疗。这些疗法是有效的。一位纽约来的临床医生提出，采用会对免疫系统造成伤害的化疗治疗免疫缺陷的病人可能会出问题，但他们似乎并不感兴趣。就这样，国家癌症研究所办了研讨会，然后宣布这天的会议取得了成功。
迈克尔·戈特利布对所有谈到班图人患卡波西肉瘤的内容大为震惊。这表明，似乎没人告诉过癌症研究所这些杰出的研究人员，非洲这种良性的卡波西肉瘤和导致美国病人死去的恶性皮肤癌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他曾经希望能制定一项多机构参与的新疾病研究计划，并与制药企业和全国的医生合作，开展治疗实验。然而，本次会议的实质性进展唯有癌症研究所含糊的保证，说他们会在未来某个时候接受联邦研究基金的申请。
知道这种拖延会使联邦研究经费的拨付滞后，戈特利布沮丧地离开了会场。科学界并没有动员起来抗击这种他认为极有可能遍及美国的传染病。他利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有理有据地完成了一篇关于肺囊虫肺炎病例的论文，准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然而，这份期刊似乎并不急着将其付梓，而是寄还给戈特利布，要他改这改那。这是科学期刊上第一篇关于全面治疗同性恋肺炎的文章，但直至12月才发表，此时离戈特利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第一份报告已有6个月之久。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会议加深了戈特利布的疑惑，他觉得没有人在乎此事，因为坐以待毙的都是同性恋。没有人站出来说同性恋死了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同性恋似乎得不到其他患者群体会得到的紧急关注。科学家并不关心，因为在这个领域得不到什么荣耀、名声及经费。只要报纸忽视这种疾病的暴发，他们就不可能获得名利，并且媒体也不喜欢报道同性恋的事情。于是没有人关心，而迈克尔·戈特利布唯一能做的就是返回洛杉矶，眼睁睁地看着更多人死去。
* * *
詹姆斯·科伦并不像其他人那么惊讶。他已经料到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人会谈论癌症，而不是更基本的免疫抑制问题，尽管很显然这才是疫病的关键问题。他知道，联邦政府部门的许多癌症研究人员就是不愿意相信疾控中心的判断，即新出现的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是相关的。为解决这个问题，科伦在他交给癌症研究所的最新病例报告中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统计类别，把病例分为卡波西肉瘤病人、肺囊虫肺炎病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同时患这两种病的病人。
尽管如此，科伦知道，最好的情况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医生对于疾控中心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科伦还没有办法让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人对同性恋疾病的研究产生兴趣，当然，从事没有实际目的的研究的科学家们也不肯服从命令参与其中。科伦能做的就是继续向贝塞斯达的会议施压，期待有人会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有多严重。他想，也许病例对照研究会说服他们。
旧金山，加州大学
这对年轻父母非常焦躁。他们的另一个孩子好好的，可这个男婴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他们知道，这个婴儿在经历了一系列改变其Rh溶血因子的输血后，头几个月对他而言会很艰难。可是，现在他已经7个月大了，还是一直生病，患有念珠菌病和耳部感染，抗生素毫无作用。免疫学家发现，这个孩子患有某种免疫功能障碍，但其症状又与婴儿先天免疫缺陷的情况不符。
与此同时，10月初，在另一位医生的诊室，一位47岁的男子自诉淋巴结肿大。他似乎总是很累，体重一直在下降，也许是因为没有胃口。更可怕的是他的眼睛问题：他的视网膜上不知什么原因多了一层白翳。医生注意到，他以前一直很健康。他甚至定期献血，不久前的3月就献了一次，而他的血液被输入了现在加州大学医院的那个婴儿体内。
1981年10月，旧金山，田德隆区
每个年轻英俊的男子都跑来问玛丽·桂南的房间号，这让那位同性恋事务接待员越来越好奇，就算一个女佣提及她在这位亚特兰大来的漂亮的金发女医生房间里发现一条血迹斑斑的床单，也不能帮忙解惑。
政府补贴一天只有75美元，因而桂南和哈罗德·杰斐只能住到旧金山田德隆区边上的一家破旅馆里，那里是该市犯罪率最高的街区。当接待员听桂南说她和哈罗德·杰斐是来进行同性恋癌症研究的，似乎放心了；在得知桂南的所有衣服都在一家洗衣店被偷了之后，甚至还礼貌地告诉她上哪儿买新衣服。接下来几天，桂南总不由自主地想着街上有人穿着她的内衣走来走去。
不过，病例对照研究被证明是对每个人的耐力测试。疾控中心的医生每天筋疲力尽地工作16个小时，走访美国境内目前还存活的75%的病人。特别工作组花了整个夏天把表格拼凑在一起，共22页、62个问题，其中涵盖了可能与疫情有关的所有能想到的行为和接触，甚至包括房子周围的植物、宠物、清洁剂和光化学物质。为了交叉匹配病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每位病人都选择了4个对照人。一个是年龄、背景有可比性的异性恋；一个是从性病诊所找来的男同性恋，其性生活相对活跃，性行为模式与病人相仿；一个是从私人诊所找来的男同性恋；一个是病人的朋友，但没有与病人发生过性关系。而最后一类人被证明是最难找的，因为看起来病人的每位朋友都曾与之发生性关系，而这通常是建立柏拉图式关系的前奏。在旧金山和纽约，这就是你遇到另一个男同性恋的办法。
通过观察对照人对性关系各方面问题的反应，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能够分辨出谁是同性恋，谁是异性恋。被问到性技巧的问题时，异性恋似乎感觉受到了冒犯，同性恋则津津乐道。一位男同性恋还拿出一个袖珍计算器来估计他一生有过的性伴侣。
医生带着冷漠处理从参与者体内抽取的血样，而这后来竟成了他们的噩梦。在从病人手臂抽血时，没人戴手套。毕竟，所谓“病原体”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说。然而，疾控中心的医生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确信，无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综合征，都不是他们能在整齐有序的问卷上看出来或列出来的。似乎只剩下几个因素能将病人与对照人区别开来，那就是性伴侣数量、性病发病率和去同性恋浴池的次数，而正是最后一种行为导致大量性伴侣成为可能。也许用计算机分析所有的细节问题会得出一些结果；但是对于玛丽·桂南这样的研究人员而言，一种新型致命病毒引发疾病的证据正在变得无可争议。
一天晚上，桂南在用餐时跟马科斯·柯南特谈起了她的忧惧，并惊讶地发现后者居然心有戚戚。在她着手研究病毒因子和流行病的传播时，她已经习惯于被人当作疯子来打发。眼前这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一清二楚，她想，尽管他对这种通过性传播的致命疾病对旧金山可能造成的影响的预测，令她非常不安。
柯南特说，要是我们不加快行动的话，光是这座城市就会有几千人死亡。待在这样一座生活丰富多彩、节奏快的城市，只能确保他们看过的这些病人会先没命。他警告说，如果这种病毒具有较长的潜伏期而且已经扩散，那它已经影响到“慢车道”上的同性恋的生命。
* * *
回到亚特兰大，玛丽·桂南受命复审那些声称是异性恋的病案。这是病例对照研究发现的最成问题的部分。有些病人显然不是同性恋，尽管他们确实承认吸食海洛因。遗憾的是，大部分瘾君子在疾控中心联系他们时已经死亡，因为他们通常得的是致死速度快的肺囊虫肺炎，而非致死较慢的卡波西肉瘤。在确认死者是不是异性恋时，他们的家属根本靠不住，因此在进行更直接的访谈之前，还不能肯定静脉注射吸毒存在致病风险。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新的传染病存在，令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感到震惊，但并非疾控中心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对癌症和肺炎的爆发大惊小怪。许多资深人士确信这是因为病人接触了某些有毒化学物质，但这种情况不会重复出现，这种疾病会神秘地消失一如它神秘地到来。也许5年以后他们能解开这个谜，而现在这就是件有趣的怪事，终究不是特别重要。
旧金山，加州大学
马科斯·柯南特一直在想办法让加州大学的其他专家对“同性恋瘟疫”感兴趣，“同性恋瘟疫”是同性恋媒体对这种疫病的蔑称。能有机会在黑色素瘤诊所与旧金山综合医院的肿瘤科主任保罗·沃伯丁不期而遇，柯南特显得特别意外。他觉得沃伯丁是那种会在危难时刻出手的医生。沃伯丁没有陷在某个僵化的专业领域，他还很年轻，不会受反同性恋偏见的困扰影响自己的科学及医学判断。当沃伯丁提到他认为卡波西肉瘤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肿瘤时，柯南特建议他俩一起去看看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的一名患者，此人有可能预示着未来疫情的走向。
西蒙·古兹曼试着朝走进自己房间的这位年轻英俊的医生微笑，带他来的是西蒙熟悉而又信赖的马科斯·柯南特。西蒙是墨西哥人，英文不太流利，但是沃伯丁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善良友好的同性恋，正大步迈向痛苦的英年早逝。当然，他身上有卡波西肉瘤的病灶，并且遭受着腹泻和疱疹的折磨，柯南特悄悄告诉沃伯丁，其他感染尚未确诊。有东西正在损坏他的肠子，但查不出是什么。
沃伯丁想起了他在旧金山综合医院第一天上班时遇到的那个无助的年轻人，他答应柯南特，他会签名加入柯南特正在组织的治疗这种新疾病的诊所。有了城里最大的医院以及著名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做后盾，柯南特信心大增。几周内，他就拨出了几个房间供实习医生夜间休息，并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卡波西肉瘤诊所。北加州的医生们开始将这类病人转给柯南特，以确保新疾病得到最好的治疗、研究和监测。柯南特负责皮肤病的治疗和学术活动，沃伯丁负责在综合医院治疗病人。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另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唐纳德·艾布拉姆斯也与诊所签约，并带来了自己的计划。自从1970年代末在地方医院当住院医师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同性恋患者不明原因的淋巴结肿大。其中一位患者是他的朋友，已经发展成了淋巴癌，另一位则因为奇怪的脑膜炎而倒下了。艾布拉姆斯坚信这些淋巴结问题与新疾病有关。于柯南特而言，艾布拉姆斯是又一位愿意把写论文和实验室工作搁在一边，为遏止新疾病而奋斗的医生。
当然，这些早期的努力靠的是山顶校园里各位专家挤出来的业余时间，资金的一部分来自柯南特的私人皮肤病诊所的收入。柯南特告诉自己，联邦政府的拨款会来的。这是他们9月在贝塞斯达承诺的。政府一旦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性，肯定会全力以赴。
1981年11月，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
詹姆斯·古德特向鲍勃·比格医生谈起了他的亚硝酸盐吸入剂研究。比格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流行病分部的研究员。该部门位于一处不起眼的办公楼里，离癌症研究所所在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丘陵园区有几英里。古德特的两名卡波西肉瘤患者引起了比格对新疫病的兴趣。比格在非洲生活多年，知道卡波西肉瘤是非洲大陆最为普遍的癌症之一。但是，他对催情剂致病理论持怀疑态度。同性恋群体使用亚硝酸盐吸入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此外，一种由社会现象引起的疾病呈现出一条渐进曲线，后续随着行为趋势的增长而缓慢上升。疾控中心新收到的卡波西肉瘤病例和肺囊虫肺炎病例的报告呈指数变化，这是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会随着传染性病原体在人群中的传播而急剧增长。比格想，肯定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追踪。在设计研究计划时，他的思路飘向了丹麦。
受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流行病分部的委派，他花了4年时间在加纳丛林里研究爱泼斯坦—巴尔病毒与伯基特淋巴瘤（Burkitt's lymphoma）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确信这种传染性病原体可以致癌。不过，就这一假设对美国的任一同性恋聚集区展开研究，都将因为一个事实而难以令人信服，即某些男同性恋已经感染了这种致病的病原体，但是人们无法准确地区分谁感染了，谁没有。比格觉得自己应该去一个有同性恋但还没有出现这种疾病的地方做研究。
纽约州的罗切斯特乍看是个很合适的地方，但事实证明它离新疾病的中心纽约太近了。一天，他突然想到一个更合适的研究地点，于是马上向上司申请飞往丹麦。奥胡斯是日德兰峡湾以北最大的城市，这里有相当数目的公开的同性恋，他们很可能会愿意配合；而且其地理位置远离美国的同性恋癌症中心区，还有一家重要的医疗中心。有了医疗中心的医生和未被感染的同性恋的帮助，比格可以开展研究，追踪新疾病，解开这个看似难解的谜团。这项工作的成本也很低，主要支出就是机票和他的薪水。
比格正忙于起草研究计划，这时，他接到消息说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头头们不会报销他的机票。他们私底下告诉比格，经费很紧张。研究同性恋癌症不是当务之急。
旧金山，圣弗朗西斯医院
上一次吉姆·格朗德沃特见到肯·霍恩的时候，不禁回想起一年前这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踏进他办公室的情景。现在的肯·霍恩闷闷不乐地躺在圣弗朗西斯医院阴暗的病房里，不复之前的活力，这种活力曾帮他熬过了肺囊虫肺炎、隐球菌脑膜炎和全身病毒感染造成的虚弱。尽管肯一度令人讨厌，但格朗德沃特佩服肯面对疾病的精神和勇气，他总是说服自己，肯会熬过来，会被治愈，重回其昔日生活——白天在湾区捷运系统工作，晚上在浴场快活。
如今，格朗德沃特注意到，肯的声音里已经没有了斗志。他似乎接受了自己即将死去的事实。他那曾经优美的舞者身材缩到了122磅，时常发烧到102华氏度[34]。由于巨细胞病毒疱疹感染损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已经失明了，而且大脑似乎在游离状态，如同患了痴呆症的老人一般。当然，年轻人是不会得痴呆症的。医务人员认为，他的神经灵敏度渐失要么是因为药物，要么是因为过去一年里接二连三地对抗疾病对身体造成的压力。
格朗德沃特此前从未见过有人被疾病折磨成这样。11月的某个早晨，他又像往常一样鼓励肯·霍恩坚持住，但是在离开肯的病房时，他心知死神即将降临，让这具饱受折磨的躯体得到解脱。
11月26日，在取下呼吸机后，肯·霍恩出现了呼吸困难。他们又把他救了回来，给他连上一种能帮助无法自主呼吸的患者呼吸的装置。11月底的一个晚上，北风裹挟着一堆堆暴风雨前的乌云掠过旧金山的天际线，肯的呼吸再次变得沉重而痛苦。
1981年11月30日凌晨1点，乔治·肯尼斯·霍恩痛苦地喘了最后一口气，从此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 * *
得知肯·霍恩的死讯，吉姆·格朗德沃特并不感到惊讶。然而在对他的遗体进行解剖后，医生们才发现肯所受到的感染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肯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隐球菌肺炎，这是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些只是显而易见的疾病。医生们发现，卡波西肉瘤的病灶不仅覆盖了他的皮肤，还波及他的肺部、支气管、脾脏、膀胱、淋巴、口腔和肾上腺。他的眼睛不仅被巨细胞病毒感染，还被隐球菌和肺囊虫原虫感染。在病理学家的记忆里，这是他们首次看到原生生物感染人的眼睛。
肯死后第二天，他的母亲从医院认领了他的遗体。当天下午，肯被火化，装进了一个小小的骨灰瓮里。
是肯的卡波西肉瘤引导人们在旧金山发现了这种后来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流行病。8个月前，他是全国第一例向疾控中心报告的卡波西肉瘤患者，疾控中心当时就对这个“第一”表示怀疑。现在，他是旧金山18例此类病患中的一个，也是旧金山市第4个、全美第74个死于此病的人。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人死去。
12月1日，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
肯·霍恩的遗体火化那天，詹姆斯·科伦口述了一份给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的备忘录。以科伦对政治的了解，他知道在全国卫生预算被砍的情况下，现在不是要求增加拨款的好时机，但同时他也确信，不解决的话，这种新疫病将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的每个成员都以为，记者现在肯定在到处找线索进行报道。军团病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几乎天天上报纸头版，这反过来又引起了国会议员的兴趣，后者欣然增加了拨款用于研究。然而，关于此次新疫病，报纸和电视几乎只字未提。相反，预算争夺战不得不偷偷地通过内部备忘录进行。11月，提交给疾控中心高层的一份特别工作组会议记录提到，正如一份备忘录所言，会议议题一再切换，从“讨论预算削减对于预算所要达到的科研目的造成的影响……”，到试图“在特定经费不能到位的情况下，想办法将其对研究的干扰降到最小”。
现在，詹姆斯·科伦已经完成了那份要求不高的半年预算计划，希望获得83.38万美元的经费，以便特别工作组开展下一年的工作。福格答应要去争取追加经费，而这只不过是公共卫生服务预算的1%的一小部分。科伦急切地等待着回复。
等了又等。
11.恶月升起
1981年12月，巴黎
雅克·莱博维奇医生容易激动，还没读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就陷入近乎狂喜的状态。一篇是迈克尔·戈特利布写的，关于男同性恋患肺囊虫肺炎的文章，一篇是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写的，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情况；都刊在一期上。他立刻回想起3年前，威利·罗森鲍姆医生转来的那个矮胖的葡萄牙司机。这个人也患了这种肺炎，一年前也死了。莱博维奇和罗森鲍姆不是很亲近的朋友。平心而论，也许他俩太像了，以致很难成为朋友。他们都身材健硕、线条优美，貌若明星，有着与刻板的医学领域不相符的充沛的专业精神；他们都散发着性感的魅力，但莱博维奇更愿意自己是房间里唯一一个有魅力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打电话给罗森鲍姆讲了戈特利布的文章。
“那个疫病——那个出租车司机，”这位39岁的免疫学家激动地说，“那个疫病3年前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是的，”罗森鲍姆说，“现在我这里就住了3个病人。”
罗森鲍姆告诉他，过去几个月里，有2名得病的男同性恋来找他，还有2名妇女，一个是扎伊尔人，还有一个是在非洲生活的法国人。不管这是什么病，肯定不是男同性恋独有的，而且一定和非洲有关，罗森鲍姆说。
鉴于自己的传染病研究背景，罗森鲍姆希望从那几个得了这种病的男同性恋入手，开展流行病学研究，以了解其中的模式。他不知道医院管理层对他从事同性恋疾病研究会怎么看，但他感觉这件事很重要，而且会越来越重要。
出于直觉，莱博维奇给他姐姐打了个电话，她是巴黎另一家医院的皮肤病学教授。果然，她也正在治疗两位患了卡波西肉瘤的男同性恋。莱博维奇和这两位患者进行了交谈，然后开始阅读所有从美国传过来的关于此病的文章。他惊讶地发现，尽管这种神秘的病症已经导致多人死亡，还有很多人在等死，但大众媒体很少提到它。对于这种病被宣传为同性恋疾病，他也感到很诧异。
他想，把一种疾病视为同性恋或异性恋特有的，这简直太像美国人干的事了，好像病毒聪明到能分辨人类行为的倾向似的。这些美国人不过是沉溺于性爱罢了。他毫不怀疑这就是某种病毒。其与非洲的关联让人立即联想到这是一种病毒因子，而非洲经常是新疾病萌芽的地方。肯定不是美国人一直在讨论的催情剂。他从未听说过催情剂，那位出租车司机肯定也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那两位从扎伊尔来的妇女了。他意识到，要是这个病在美国、法国和非洲都出现了，那就是会影响全球的大事了。
纽约，布朗克斯，爱因斯坦医学院
埃尔·鲁宾斯坦柔和的嗓音中带着浓重的以色列口音，在免疫病房的大部分患者——来自布朗克斯的那些可怜的黑人孩子听来，充满了异国情调又令人安心。这可不是贫困街区的居民所说的那种带浓重喉音的英语，那些街区多年来是美国底层贫困生活的写照。不知为何，鲁宾斯坦的口音听起来就像个医生。作为爱因斯坦医学院过敏与免疫科的主任，他在这些穷孩子身上见过免疫系统紊乱的各种情况，但是过去两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在他看来，毫无疑问，这些在布朗克斯底层社区长大的孩子所遭遇的，与曼哈顿时尚社区的时髦同性恋备受困扰的，都是同样的免疫学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始于1979年。当时，一位焦虑的母亲带着3个月大的婴儿来看病。验血结果表明，孩子的免疫缺陷问题明显不是鲁宾斯坦专攻的先天性免疫缺陷。它的情况截然不同，辅助性T细胞显著减少，还出现了先天性免疫缺陷不会有的血液异常现象。接下来的两年间，布朗克斯公立医院的临床医生开始频繁地打电话给鲁宾斯坦，说有孩子淋巴结肿大，甚至连最常见和良性的感染也明显无法抵御。医生注意到，其中一部分孩子的母亲吸毒成瘾。
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个孩子是在1981年末走进鲁宾斯坦的办公室的。他的母亲是成千上万的吸毒者之一，在附近的雅可比医院接受治疗，她淋巴结肿大，持续轻微感染，有明显的免疫缺陷迹象。现在，她的孩子也出现了相同症状。鲁宾斯坦知道，母子出现同样的症状，就不是先天免疫缺陷。他仔细研究了相关文献。也许这是由巨细胞病毒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引起的，但他了解到，那些感染的表现会有所不同。带着惶惶不安，他在他们的病历上写下了他认为正确的诊断意见——免疫缺陷，不管同性恋的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因何而起，现在这种疾病也开始在吸毒者中蔓延，而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孩子也未能幸免。
诊治这位母亲及其孩子的医生把鲁宾斯坦的诊断意见从病历上划掉了。
尽管鲁宾斯坦是位享有盛名的儿童免疫学家，但他无法让其他人相信他的分析，那些分析看上去不太可能发生。于是，他开始在市里的免疫学会议上提及这些病例，并警告说，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他医生则向他保证，说这肯定只是某种新型的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在冷泉港举行的一次免疫学会议上，鲁宾斯坦提出了更多数据，以证明他所看到的情况不可能是巨细胞病毒感染引起的。这是新病毒，它不仅在同性恋精英中蔓延，也在布朗克斯的贫民窟传播。不可能，科学家们告诉他，同性恋肺炎和同性恋癌症是男同性恋得的病。
12月，鲁宾斯坦撰写了一份摘要，准备在美国儿科学会会议上发言。在他看来，证据已经相当充分。他对5名婴儿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研究。有些得了肺囊虫肺炎，但所有婴儿都有着跟同性恋肺炎患者一样的T细胞模式。至少有3个孩子的父母是滥交的瘾君子。
鲁宾斯坦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必须站在屋顶上大声疾呼，让所有人都知道。儿童感染此病，意味着它不是从催情剂或者同性恋生活方式中任何特有的东西而来，是一种新病毒在作祟，母亲正在将这种病毒传给孩子，比如通过胎盘。全社会需要采取强硬措施，不仅因为男同性恋中出现了新型传染病，也因为那些吸毒者有可能把疾病传给下一代。
然而，这样的想法在科学界看来太牵强附会了——因为当科学家们把这种病当成同性恋癌症和同性恋肺炎时，一切问题都停留在同性恋身上，大家皆大欢喜。所以，儿科学会是不会接受鲁宾斯坦的摘要，也不会让他在会上发言的；免疫学家们私底下也窃窃私语，说这位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太过偏执。
旧金山公共卫生局
塞尔玛·德里兹医生静静地有条不紊地在旧公共卫生大楼的地下室翻了一上午，终于发现了合她心意的黑板。它不能太大，要不然传染病控制局三楼小办公室的墙上挂不下；但也不能太小，要能写得下所有的名称。她帮助疾控中心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在长期访谈中，她开始注意到一些模式并忽然有了个想法。如果一个人得了卡波西肉瘤，他的室友感染了致命的巨细胞病毒，后者的死因也许不是新疫病，但是德里兹毫不怀疑这与她在男同性恋身上发现的免疫缺陷有关。因而，她在她的黑色笔记本和卡片上认真记下了这些人的人际联系，然后把卡片收进她桌上的一个旧鞋盒里。
到12月，她已经收集了足够的人际联系信息来填进她办公室墙上的黑板，黑板上的圆圈分别代表肺囊虫肺炎、卡波西肉瘤、巨细胞病毒，圆圈之间画有箭头，从中她发现了规律。情人和室友，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所有的箭头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尽管还缺乏把理论提升到事实的坚实证据，但在德里兹看来，这种同性恋癌症具有传染性，是通过性行为传染的。
德里兹觉得，也许是时候发布公共卫生警报和官方警示了。可是，和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及公共卫生官员一样，她也希望疾控中心新近完成的病例对照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这将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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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最后几周里，纽约和旧金山各家医院的检查室也得出了另外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尽管它们的意义后来才显现出来。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卡波西肉瘤诊所，唐纳德·艾布拉姆斯医生已经开始对淋巴结肿大的研究，这种病人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他觉得，这些淋巴腺病变尽管还处在初级阶段，或者只是轻微的免疫缺陷问题，但与同性恋癌症有关。他还开始研究患有同性恋癌症和肺炎的人的固定性伴侣，以便从中找到线索，确定这种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假如真有，在出现致命表征之前它有多长的潜伏期。这些研究没有一分钱经费，但他想办法这里弄点，那里弄点，并从已然忙碌的日程中挤出时间来进行。他知道国家癌症研究所答应过要拨款，他可以坚持到那个时候。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詹姆斯·科伦医生害怕听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尽管健在的“同性恋瘟疫”患者中他与75%的人都交谈过，这种事在所难免：一个男人和他的长期伴侣住在一个很小很偏僻的镇上，生活心满意足，没有大城市的同性恋那样的紧张刺激，他也不用催情剂；但他快死了。后来发现，他的情人原来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一贯忠诚，只是在到纽约的时候头脑发热去了同性恋浴场。在这位固定伴侣生病后不久，推销员自己也病倒了。
科伦知道，要证明一种病有传染性，必须以柯霍氏法则[35]来论证。根据这套已使用百年的标准，需从一个动物身上获取传染因子，注入另一动物体内，后者生病后，再从其体内提取传染因子，注入第三个对象体内，而第三个对象也因此病倒。这是证明一种病具有传染性的科学方法。推销员及其忠贞爱人的故事，并不满足柯霍氏法则的所有细节，但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它为疾控中心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的观点——即同性恋癌症和同性恋肺炎是一种新型传染病——提供了新的支持。
截至12月，据官方统计，15个州的152人患病。假如算上需要进一步观察的疑似病例，就有近180人，而且人数攀升极快。152人中只有一名女性，她是一位静脉注射吸毒者。玛丽·桂南医生负责处理所有疑似的异性恋病例，她相信吸毒者将在下一批免疫缺陷病例中占多数。但是，正式公布这一点还存在问题。吸毒者往往在报到疾控中心前就已经死了。工作组之外的卫生官员经常报告他们是同性恋，理由很奇怪——他们不太愿意让这种病摘掉“同性恋疾病”的帽子。他们会说，这些瘾君子终归会变成同性恋。
然而桂南并不相信。如果这些疾病能够通过共用注射针头传播，那么它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公共卫生的巨大威胁。桂南认为，吸毒者的病例中肯定预示着血友病感染以及因输血而染病的问题。此外，这种传染途径与乙肝非常相似，因此公共卫生当局应该发布指导方针，以帮助同性恋减少感染这种恐怖疾病的机会。
跟特别工作组的每个人一样，桂南也希望病例对照研究的冗长问卷最终形成的表格能够提供一些明确的答案。但她也明白，答案不会出现。尽管在过去6个月里，特别工作组通过挪用疾控中心的其他预算、人员分流已经迅速地开展了工作，但由于经费不足，以致研究在最紧要关头陷入僵局，难以前进。
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医生曾就疾控中心需要新的拨款以开展同性恋癌症方面的研究，与助理卫生部长爱德华·布兰特直接进行过交涉。布兰特亦认为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应该给予更多资助，但他也清楚，政府对于所有非军备开支都有严格限制，他说他必须设法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高额预算中争取这笔经费。毕竟，詹姆斯·科伦要求的83.38万美元只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一年预算的五千分之一。然而，国家卫生研究院没有任何回复。
进一步监测和流行病学研究都被推迟了。这些研究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成为解决疫病难题的关键，疾控中心的官员为之担心，但这些研究不得不延期。
与此同时，对尚未制表的数据的初步审查，显示出同性恋瘟疫病人与对照人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性行为。病人中还有一种使用催情剂和街头毒品的倾向，但这更多是反映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当然，工作组成员知道，性行为明显成为疾病的预测因素，意味着疾病是通过性传播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影响整个国家。不过，这种假设是基于粗略的评估。假如没有病例对照研究，不条分缕析，仅凭普通民众无法理解的科学统计数据，这样的结论在科学界也是站不住脚的。公开这些情况将会有损于疾控中心的信誉。
如此一来，疾控中心只能做出空洞的保证。他们叫大家不必惊慌；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恐同人士的轻举妄动。他们还说，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该病会传染，同性恋可以安心。在疫病蔓延期间，卫生官员心照不宣的一条政策是：没有定论时，就不要扰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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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猫白血病和乙肝的结合。”唐纳德·弗朗西斯和他的哈佛导师埃塞克斯医生说。这是他俩关于同性恋癌症的无数次电话讨论中的一个片段。
从一开始，弗朗西斯就认为是某种病原体导致了潜在的免疫抑制，以致同性恋癌症患者更易染上各种疾病。关于病例对照研究的谈话让弗朗西斯确信，这是一种比肝炎更明确的性传播疾病。以流行病学来看，事实非常清楚。
多年来在第三世界从事消灭流行病的工作，教会了弗朗西斯对付新疾病的方法——找到传染源，然后围堵，确保其不再扩散。他坚持认为，疾控中心应考虑控制这种疾病。至少血库应保持警惕。他想，如果这种疾病像肝炎一样传播，那么它肯定会在输血中出现。
12月10日，旧金山
“我叫鲍比·坎贝尔，患有同性恋癌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因为同性恋报纸《哨兵》上的这段文字，一位注册护士成为第一位公开病情的卡波西肉瘤患者。而接下来，旧金山市为唤起同性恋群体对免疫缺陷疾病的关注所进行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正是由此开始的。鲍比是塔科马人，去年秋天以前，他一直在这个同性恋的天堂过着正常的生活，即便和情人在卡斯特罗街区一带安顿下来之后，依然喜欢浴场和夜生活。9月下旬，他在大苏尔徒步一天后，注意到脚上有些紫色斑点。他以为是水泡，不以为意，但斑点变大了。他去找马科斯·柯南特医生，医生说他得了卡波西肉瘤。
纽约最大的同性恋报纸《纽约人》上面充斥着各种关于新疾病的报道，还刊登了拉里·马斯医生撰写的详细的医疗文章。可是在旧金山，同性恋报纸大都对此漠然视之，假如想登点什么的话，他们就选登马斯的文章段落。于是，鲍比·坎贝尔——旧金山第16位确诊的同性恋疾病患者——决定用自己的办法引起大家的重视，他称自己为“卡波西肉瘤海报男孩”。
“作为海报男孩，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对一项事业感兴趣并参与筹款，我希望为对付同性恋癌症做点什么，”他写道，“我写这些是因为我决心活下去。你也是，对不对？”
克里夫·琼斯的一位长期政治伙伴打电话给他，叫他12月去卡斯特罗街和鲍比会面。克里夫习惯于上班迟到一会儿，磨磨蹭蹭地喝点东西，他对于鲍比在《哨兵》上写的专栏很好奇。鲍比向克里夫展示了脚上的病灶，并告诉他自己计划成立一个同性恋癌症患者支持小组，希望市里能提供足够的帮助。克里夫答应帮忙，尽管他也不确定他们自己的项目人手够不够。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同性恋癌症患者，第一次相信《旧金山纪事报》上写的那些事都是真的，不是某些疯狂的头条记者臆造出来的。
几个星期后，鲍比就赊买了卡斯特罗街中心地带的一家街角药店，在迎街的橱窗贴上了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海报。比尔·克劳斯在店外徘徊了许久，盯着那些紫色的斑点看。他一直以为，这种病是纽约那些下流的拳交混混才会得的，这无疑是恐同媒体的炒作，只是病灶的图片令他非常不安，并在记忆里挥之不去。没过多久，他就再也不去浴场了。他跟自己说，过去一年左右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他厌倦了总是被人认出来。然而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不再去浴场跟那张图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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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克莱默始终认为，男同性恋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为避免染上这种致命的新综合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坚信，问题在于男同性恋如何对这些知识做出反应，而不是如何去获得这样的知识。因为试图直言不讳地提醒纽约的同性恋警惕卡波西肉瘤，拉里在1981年12月下旬卷入了争论。
“大致说来，克莱默的意思是我们同性恋做的某些事（毒品？性怪癖？）引起了卡波西肉瘤，”曼哈顿的同性恋作家罗伯特·谢斯莱给《纽约人》写了几封攻击克莱默的信，其中一封这样写道，“……危言耸听是危险的。诸如此类的专家已经告诉过我们，对于卡波西肉瘤的病因做任何假设不仅错误，也为时过早；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仔细审视一下感情牌总是有启发性的，因为它的后面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信息，而这才是打感情牌的真正用意。我认为，克莱默的感情牌隐含的信息就是罪恶感占了上风：同性恋该死，因为他们滥交……好好去读一读克莱默写的东西吧。我想你会发现他的潜台词永远是：同性恋犯下的罪，要以死偿还……我并不是轻视卡波西肉瘤的严重性，但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严重的问题：恐同症和反性爱论。”
拉里·克莱默和他的心理治疗师认真琢磨了这些攻击言论，以无礼的文章进行了回应。拉里写道，谢斯莱是个被抛弃的情人，他怒火中烧，因为拉里和他初次约会后就再不想见他了。不过，拉里的长文中绝大部分内容还是切题的。
“……我们正在做的事无异于在引爆定时炸弹，而这颗定时炸弹在导致一些人的免疫力崩溃。虽然我们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各种可疑病因被排除之前，小心行事难道不比不计后果地冒险要好吗？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吸不吸引……但是，指责发出警告的人难道不是愚蠢吗？”
“我不会为死亡而自豪。我怕极了死亡：不论死的是我的朋友，还是纽约的任何一个社区，抑或是任何可见的爱情。”
拉里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成了《纽约人》“读者来信”专栏的固定内容，以致有记者写文章进行讥讽，并假装是在辟谣“贝蒂·戴维斯已经签约在电影版‘读者来信’中扮演拉里·克莱默”。
与此同时，拉里对官方漠视这一流行病感到绝望。半数病人生活在纽约，但拉里呼吁《纽约时报》增加相关报道的信却石沉大海。即使自许为曼哈顿一切事务仲裁者的《村声》（Village Voice），迄今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同性恋疾病的文章。拉里打电话给纽约市长埃德·科赫的联络人，希望在同性恋社区开展一些公共卫生行动，助手说“明天回复你”，但从没有联络过拉里。筹款4个月来，只筹到11806美元。
“纽约每周会新增两例卡波西肉瘤患者。全美每天都会增加一个新病例。在争取有钱有势的异性恋群体对我们的帮助上，同性恋群体毫无建树。”拉里在给《纽约人》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假如卡波西肉瘤是异性恋患的新疾病，马上就会吸引媒体的持续关注，资助癌症研究的机构将收到来自各界的巨大压力，研究会紧锣密鼓地展开。”
纽约，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室
所有的奔波，所有的问卷调查，所有的头脑风暴，迄今都没有发现有任何关键因素是导致这种综合征的原因。总的来说，詹姆斯·科伦对疾控中心过去6个月的工作还是相当满意的。从发现第一例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到《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登出第一份报告，中间隔了18个月，然后又过了一个月才成立特别工作组，开始病例对照研究。相比之下，从迈克尔·戈特利布向疾控中心通报同性恋肺炎，到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第一篇报告，再到后来成立特别工作组，中间只有一个月；而3个月后就开始了病例对照研究。如果对比军团病，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那次疫情暴发期间，亚特兰大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手，在疫病尚能控制的阶段，科学家便找到了致病细菌，解开了谜团。
科伦认为，差别在于媒体的关注度。一旦中毒性休克综合征上了头版，就有了寻找答案的压力。《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第一份报告后几个月，特别工作组就发现了卫生棉条与疾病之间的关联。1976年，死于军团病的将士灵柩上覆着国旗的照片在报纸上铺天盖地。可是，关于同性恋疫病的报道就是没有出现。《纽约时报》只刊登了两篇相关报道，这为全国报纸不当回事定下了基调。直到1981年12月末，《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才开始第一次出现有关疫病的报道。工作组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媒体不感兴趣的原因只有一个：患者是同性恋。记者告诉科伦，编辑枪毙这类文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报纸被同性恋以及他们令人厌恶的性行为污染。
在去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室的出租车上，科伦在脑子里反复酝酿该对《早安美国》的采访者说些什么。因为资金短缺，科伦深知在全国媒体上亮相对于获得关注及研究经费都是至关重要的。令人惊讶的是，这居然是该疫病首次出现在全国电视新闻网。
采访原定为9分钟，但是因为黎巴嫩冲突最后被剪成150秒。采访者弗兰克·吉福德大声宣读了惊人的死亡人数以及不断攀升的病患人数，然后以一个令人无法礼貌回答的问题开始了提问环节，科伦几乎忍不住要叹气。
“这么可怕的病，”吉福德说，“怎么没人注意到呢？”
旧金山
马修·克里格一听说马科斯·柯南特要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皮肤病学会大会上分发关于卡波西肉瘤的小册子，就想帮忙筹划一个新闻发布会。马修已经辞去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新闻事务部的全职工作，现在他的时间一部分从事自由职业，另一部分用于为自己和爱人盖瑞·沃什寻找住处。即便讲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但他确实认为，同性恋癌症是件严重的事。马科斯·柯南特和吉姆·格朗德沃特用自己的钱做了本介绍卡波西肉瘤的全彩小册子，其中包括肯·霍恩的病变部位图片。在大会的最后一个环节之前，他们花了整个早上把一本本小册子放在新建的莫斯康会展中心的每一把椅子上。
回家路上，马修仔细研究了肯·霍恩的病灶图，他想到了盖瑞。最后，他满脑子都是揪心的恐惧：盖瑞身上那些奇怪的皮疹，各种小小的不适，还有手肘上一直没有消退的溃疡，这些都是同性恋癌症的症状。
马修冲进多洛雷斯街的公寓，他的焦虑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恐怕你要死了！”马修告诉盖瑞。
盖瑞翻了个白眼。
“别胡说八道。”
12月，丹麦，奥胡斯
凛冽的寒风从北海吹过奥胡斯，相比之下，华盛顿的天气不值一提。入夜，红色的心形装饰迎着狂风在拥挤的商店门口来回摆动，一切都是为了庆祝“心灵的盛宴”。鲍勃·比格医生更喜欢温暖季节里的斯堪的纳维亚，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研究不能再等了，即便国家癌症研究所认为流行病不是当务之急。他自己掏钱来到丹麦，召集了259名丹麦男同性恋编为一组进行研究。
可是，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令人不安。尽管他希望能在奥胡斯找到一群未受感染的研究对象，丹麦有关部门却报告说，在哥本哈根已经出现了5例不明原因的同性恋疾病。其中一些细节再次证实了比格的怀疑：这是一种传染病。一个病人是另一人的性伙伴。另一个年长男子在丹麦过着深柜生活，但每年去纽约住一个月，其间尽情地与黑人男性发生性行为。他们与纽约的关联是病毒引发疾病的最有力证据。
当丹麦研究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比格开始构思学术论文，提出他的结论，即假设一种病毒导致了这种疫病。“一种传染因子的实证”将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具前瞻性的成果，同时也是被极大忽略的。
洛杉矶
有关传染性病原体的最确凿的证据，不经意地出现在乔尔·魏斯曼医生位于谢尔曼—奥克斯的舒适办公室里。当时是1981年年底或1982年的头几周，具体日期后来被遗忘了，但关于这场尚未命名的疫病的一段最深刻的对话就发生在这一天。
又有一个朋友兼长期病人死于肺囊虫肺炎。魏斯曼和这个男人的情人聊着天，后者很健谈，对别人的事也知道得不少。他们是老朋友了，所以不介意告诉医生最近几周他跟一些人的混乱关系。他说，有五六个人病倒了，他们都去了那个派对。一个家伙和另一个家伙发生了关系，这个家伙又和别的家伙发生了关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快要死了。
他说话的时候，魏斯曼一直盯着办公室冷冷的灰色墙面。突然，他明白了这个人说的一切。魏斯曼认识他所说的每个人，他在自己的脑海里绘出了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一个个小圆圈，圆圈之间是箭头，一个指向另一个。
“哦，我的天啊，”他喊道，“你说的正是我提过的假说。它是对的！”
后来，魏斯曼回想起那一刻——一年前，就在这间办公室，美国报告的首例肺囊虫肺炎患者走了进来。他觉得那是他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瞬间，一种新的病毒正在杀死男同性恋。上帝啊，两年前就有那种派对了，现在它已经无所不在。只有上帝知道还要死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