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你们先开枪！……”
——安泰罗什伯爵，丰特努瓦战役
欧洲对法国极其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是我们针对法国精英改革探索的切入点。事实上，在欧盟机构内部，如今做出的众多决策都关系到法国人的未来。然而，法国正在经历的是对欧盟的不适应，比如说我们在欧盟建设中越来越找不到应有的地位，这样的欧盟，我们越来越不熟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精英——知识、经济和政治精英，仍然对理想化的欧洲抱有真正的崇拜，而没有看到欧洲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精英，以及在法国负责欧盟政策的法国高级公务员，也必须对即将彻底远离我们的欧洲采用另外一个视角，是时候了。
在实现大有前途的共同理想之前，欧洲首先是个战场：正在布鲁塞尔如火如荼进行的影响力战争让参与方直接面对从根本上截然不同的利益，各方都希望从欧盟游戏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法国的高级公务员身处法国处理欧洲事务的第一线：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去战斗呢？因为这样的战斗结果将决定我们的国家在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集体冒险中的地位。他们是否准备好了面对真实的欧洲呢？他们应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政治性的，因为赋予欧盟体系中法国高级公务员使命的意义取决于我们看待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国的地位，这样的地位成为了意识形态分歧激烈讨论的对象。然而，我们的精英在处理欧洲事务过程中，只有采用清晰、实用的工作方法才能重新获得法国人民的信任。
法国失去了欧洲
首先来看第一个事实：法国失去了对欧洲的控制。戴高乐将军的担忧完全有理有据：英国人成为了布鲁塞尔博弈的赢家。他们如今是欧盟委员会里游说、决策程序、政治、经济、司法及文化方面最能干、最精明的操盘手，还让他们的语言占据了欧盟机构的主导地位。20年来，他们孜孜不倦地按照他们的观点，从自己的经济状况出发，根据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塑造着欧洲。我们的成功只是源于他们做出的让步。如果说这个事实可能看起来有些扎眼，甚至有些过分，这是因为我们不敢公开承认，这种状况意味着法国外交的失败。
第二个事实就是：法国行政部门精英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认为失去对欧洲的控制是种失败，而是将此看作法国欧盟化的积极信号，这种欧盟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法国愿意向欧洲让步多少。布鲁塞尔越是听不到法国的声音，我们越是应该“欢欣鼓舞”，我们可不是有能力让欧洲利益超越我们自私的法国国家利益嘛。我们的精英中间实际上流行着一种真正的“欧洲至上主义”，他们认为欧盟委员会完美地体现了欧洲理念，并且他们把这种理念看作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前景，从中映射出我们正在沦丧的所有关于国家的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质疑欧盟带来的真正好处或是去质疑我们从中发挥影响的方式就变得政治不正确了，因为欧盟不仅有利于我们伟大的理念，也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就业、政治、司法和文化，以及我们的愿景，有利于所有这一切。
然而，媒体经常反映的法国影响力的丧失，不单单损害了法国政府的自尊：它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精英、欧盟理念和法国人民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鸿沟，法国人在2005年5月29日的公投中投了反对票[1]。如今我们熟悉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欧盟不只是颠覆了我们的某些理念，它还冲击了我们的直接利益——我们的经济、就业以及影响力。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没有做出过任何严肃客观的经济分析（这有过吗？），因为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结果事实上从政治上来说将是非常残酷的，真正的欧洲在日常生活中不像不断给我们做出承诺的理想中的欧洲那么好。“欧盟经济爱国主义”这个命题之所以首先在法国提出，那是因为开放的欧洲和欧盟统一市场更有利于英国所代表的服务业，而不是法国代表的工业和农业：我们有些欧盟合作伙伴对多米尼克·德维尔潘2006年提出的方案反应激烈，反映出这涉及的是经济利益问题。
这个事实中存在三种可能性：要么我们低下头，对法国体制的不适应、对融入全球化的必要性进行忏悔，（虚伪地）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贸易主义秩序；要么采用一种纯粹但毫无用处的防守态度，尝试着保留我们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和公共赤字。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点是没有任何意愿介入欧盟相关机构，仅仅是对其做出整体接受或拒绝；要么，我们有再接再厉的雄心，也就是说再次致力于掌控如今完全脱离我们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得欧盟的普遍利益同样也成为法国的利益。因为欧盟的普遍利益，并不是27个成员国通过友好的大型圆桌会议讨论而形成的一致同意的成果，而是由最强者强加而造成的妥协，但目前我们处于输的一方。
培养欧洲的高级公务员：是的，但怎么做？
在这场欧盟范围的影响力大战中（要注意，英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大量渗透进我们位于布鲁塞尔的机构中了），高级公务员的培养和职业生涯成为了关键。而实际上，在法国，要想成为欧盟的高级公务员，只有两种方式：首先是有利于自身融入欧盟，也就是说，培养其作为欧盟高级公务员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是法国如今选择的路线，这也是法国最近推行国家行政学院改革的意义，这场改革伴随着它的院长在2005年推行的改名运动：国家行政学院从此有了个毫不做作但又非常奇怪的名字，“欧洲治理学院”（国家行政学院既不是欧洲的学院，也不是治理学院）。在既定框架内，为法国培养欧盟高级公务员的想法（也就是培养他们掌握决策工具）有着欧盟怀疑论的嫌疑，而且故意没有对“培养欧盟机构人才”的意义做出界定。这需要由每个学生来选择自己切入欧盟的角度，但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被明确要求去了解欧盟的复杂机构，为的是去对抗他们的英国同行，从而更好地捍卫法国利益。捍卫法国利益的角度，仿佛会将他们引向恐怖的民族主义反应，在这过程中，似乎忽略和牺牲法国利益足以推动欧盟朝前发展。总之，这就是目前的做法，我们可以证明，它不仅基于欧盟一体化过时和故意扭曲的研究角度，而且恐怕最终也会妨碍欧盟一体化进程。
在此，我们支持为欧盟培养高级公务员的第二种方式，要知道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都是法国未来的高级公务员，不管怎么说都被要求巧妙地捍卫法国在欧洲的立场和影响，并根据我们的雄心壮志去打造欧盟本身，以便走出这种防守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从长期来看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益处。总之，这里说的并不是一种反欧盟的观点，或是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而是现实主义的观点，基于对欧盟当前一体化进程的赞同，认可其当前的运作方式，而不是理想中希望的那种运作方式——只是希望从长远来看保证欧盟一体化的延续性。
随后我们来看看英国体制的几个关键词：英国高级公务员是通过快速升迁制度招募的，这种快速升迁包括内部渠道和外部渠道两种方式。在入学考试后，学制由“实习期”来决定，事实上这更可以说是学徒期（学生在此过程中没有实习生身份，英国不承认这一身份，而只承认初级公务员），并由各部委按照与私营部门招聘类似的程序招录年轻公务员来实施，这和法国毕业排名的体制不同。
在快速升迁制度当中还存在着一个精英渠道，对此外交部紧握大权：这就是欧盟快速升迁制度，每年通过该制度选拔十几位高级公务员去布鲁塞尔任职（类似于我们的“国家调任专家”）。如果和国家行政学院做个对比，这就好比毕业生排名中的“佼佼者”不去最高行政法院或是金融监察部，而是选择去布鲁塞尔任职。因此，“欧洲治理学院”应向那些人学习在欧盟的经验教训，尽管法国精英主动把他们当作怀有欧洲怀疑论的坏人。
调任到欧盟机构任职的英国高级公务员“与他们在欧盟的常设代表处及原来所在的部委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这和法国的做法不同”，最高行政法院2006年做出的关于欧盟的报告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点[2]。这份报告并没有肯定“这种紧密的工作关系”与我们欧盟事业白衣骑士的高尚理想精准吻合：这恰如其分地说的是英国人对欧盟委员会最有效的操纵和影响程序之一，这是公开接受的程序，而且能让他们直接巧妙地提出议案，至少是从上游环节了解欧盟众多的立法过程。这样的过程法国人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了解，而且法国人也只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加以修改（通常是我们这些糊涂虫专享的外交礼节的角度）。这听起来很悲哀吗？欢迎来到真实的欧洲。
以真实的欧洲对抗神秘的欧洲
这个真实的欧洲，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精英通常止步于机构层面，如同我们可以在描述欧盟的官方文件中找到的那样：“欧盟委员会是欧洲整体利益的载体，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体现的是成员国的立场，欧洲议会代表的是各成员国人民的合法性，欧洲法院确保遵守法律及实施各条约。”[3]
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描述为正统观点，这样的观点将官方确定的角色赋予各个机构。但问题是，这样的描述通常是人云亦云，基于的是无知或是欧洲联邦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才是更接近现实的版本，很多人肯定了解，但往往被忽略：欧盟委员会是一个寻求将其重要性及职能最大化的政治机构，但非常容易受到成员国的竞争性影响；欧盟部长理事会及欧洲理事会体现的是各成员国人民的合法性，这和欧洲议会一样；欧洲议会则是一个针对欧盟各机构，寻求将其地位及职能最大化的政治机构；欧洲法院是表现出坚韧的司法行动主义的机构，目的是宣扬欧盟一体化的超国家主义理念。
让我们对真实的欧洲进行抽茧剥丝式的梳理，首先从欧盟委员会开始。欧盟委员的政治日程可以简要地划分为三部分：在欧盟内部征集最佳方案并且不断提出新的立法议案，以增强欧盟在内外部的影响及政治视野；审慎且妥当地捍卫其所在成员国的利益，尤其要确保其能荣耀故国；致力于扩大欧盟委员会凌驾于成员国的权限，然而，欧盟委员通常只是其所在公署的代言人（这是其工作中几乎无意识的部分）。欧盟委员会内的权力属于各大公署的署长，上一次2005年署长改选时，法国人毫无意外地被彻底排除在最重要的公署之外（他们只是赢得了农业公署署长的位置）。各大公署对较高复杂程度的内容可做出判定，它们可以将欧盟委员引导至它们所偏向的政治选项：由至少十几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质疑各个部门的导向作用，而且有很多文件会摆在欧盟委员的桌上，已经附上了结论，可以直接签署。欧盟委员及其公署之间的职责范围划分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各部门可以从实体上游离在委员会之外，而且欧盟委员与其公署之间的会见都是以相对非常庄重的方式进行，但频率不高。因此，对于成员国来说，提升影响力的关键并不主要在于欧盟委员的水平，而在于各个公署，英国人对此做了很好的理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欧盟委员会的公务员大部分都是在欧盟开展职业生涯的公务员，他们的晋升希望在于欧盟。他们顽固地拒绝所有的自我批评，发展出了一个被层层包围的堡垒群，并且把所有的欧盟委员会改革计划当作成员国反对欧盟权力扩大的一种斗争工具[4]。他们关于欧盟普遍利益的概念非常简单：所有允许扩大欧盟委员会权限且限制欧盟其他机构及成员国权限的立法就是欧盟普遍利益。我们必须认清欧盟委员会这种常规工作的基本要素：欧盟委员会不是通过下达文件或发出立法提案来扩大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权能。欧盟委员会体现的是代理行为：它与欧洲法院一起，往往还联合欧洲议会，主要致力于扩大其政治影响，尤其是对抗欧洲理事会。尽管如此，也不应将欧盟的政治游戏看成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的斗争，恰恰相反，由于欧盟委员会负责起草、建议法令，各成员国利用它进行斗争；真正的战斗在于掌控欧盟委员会。各成员国事实上是欧盟立法的首批“请求人”，它们往往以具有共同利益的成员国联盟的身份进行请求，而不是各个成员国在同一时间发起请求。欧盟委员会顺便从中获取最大利益，以收取“贡赋”的形式扩大其职权。苏珊·施密特很好地表现出欧盟委员会拥有利用时间（不受国家政治的束缚）和制度机构来推进自己的布局的能力：她首先确定有可能反对一项法案的成员国，然后（在欧洲法院的协助下）逐一进行确认，直到这些成员国同样地成为欧盟法案的申请者[5]。苏珊·施密特[6]给出的典型案例是机场服务自由化，7个成员国最初对此表示反对。欧盟委员会从1990年起，逐个打破了国家垄断，直到1995年大多数国家通过了欧盟立法，因为它们将从中获益，假如没有欧盟立法，那它们已进行的机场改革会使自身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法国在欧盟中影响力的下降是非常显著的：如果欧盟委员会是一个真正不受各个国家影响的机构，那我们不用对此担心。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如果说欧盟委员会在全世界表现为欧盟的政治机构，那它所建议的立法以及它所捍卫的政策，相对于成员国的利益而言并不是中立的。欧盟委员会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成员国和各种游说集团的影响，而且最狡猾最积极的那方总是能够主导实施建议的政策内容。此外，很多欧盟委员与他们原籍国的常驻代表处每天都联系。有些国家甚至直接利用欧盟委员会的公职人员作为施加影响或直接提议欧盟法案的切入点。因此，在一个原本对其并不有利的机构中再次站稳脚跟，这对于法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完全是因为它是永恒的影响力战场，而目前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输了，我们要看看这是为什么。
从代理行为的角度来看，欧洲议会的作用类似于欧盟委员会，相较于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的斗争，它在进行持续的战争以扩大自身的权限，而且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它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以至于欧洲议会如今成了很有实力的政治机构，但法国人同样忽略了它。
和惯常的论调所暗示的相反，欧盟理事会甚至比欧洲议会更具有各民族的合法性。一切和在其他机构一样，英国将自己人安排到了欧盟理事会最好的位置，尤其是对外代表欧盟的总秘书处最好的职位上。
欧洲法院远非中立公正的仲裁者，在那里让·莫内的朋友们组成的其乐融融的俱乐部童话是不存在的。它成了一个斗争的机构，是欧盟委员会通过侵蚀成员国权限进行欧盟一体化进程战斗的盟友对象。欧洲法院的行动主义以及其在欧盟一体化中的政治权限从此为各成员国公认，也成为众多研究（及各种紧张局势）的关注点。然而，针对这一战略性机构的研究方法仍然非常幼稚。
从表面上来看，成员国是欧盟体系最为矛盾的一方。通常来说，它们的战略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机构的成分，这决定了长期的方向（比如：小国依附于联邦式的欧洲，从而扩大这些国家的影响；“大西洋主义”国家依附于和美国的关系等）；局势的成分，这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将欧盟当作媒体推广的平台；将欧盟委员会当作某些招致民众不满的政策的替罪羊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员国是欧盟的首要行为体，但它们相互孤立，它们各自行为的汇总并没有考虑到欧盟的总体进程，而欧盟不仅仅是各种相互对立利益的共鸣箱。
最后，再谈谈这一体系最为积极且最为谨慎的因素：游说集团，地区性、商业、工业、宗教性质的利益集团，成员国和外国秘密机构，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等。很有可能这些才是欧盟的首要捍卫者，因为欧盟赋予了它们前所未有的巨大优势，而在每个单独的国家，游说集团不可能获取如此优势，因为各国有其政治传统，往往坚决抵制少数群体，对五花八门的外部施压表现出更多质疑。
通过对欧盟主要参与者的简短描绘，我们想要表现什么呢？我们仅仅想说明，欧盟机构并不是游客眼中折叠式画册上那些毫无灵魂的人物像，而是一个个寻求将自己的影响力、地位及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参与方，在任何场合下都是这样（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观察家和研究院对此做了大量的描写，而他们的政府懂得如何利用所有这些结果）。“理想欧洲”对欧盟建设的贡献应该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也就是说排在最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且这并不会让欧盟建设变得如此不受欢迎。这仅仅意味着，如果借助于一系列手段，身处欧洲的各个国家不能从加入欧盟这一举动中找到持久的利益，如果不能让每个参与方在同意做出的贡献和期待的好处之间达到平衡，去明确而又积极地追求利益，那就不会有一个永恒、强大和统一的欧洲，一个能够有效自我防卫的欧洲。不要忘记，欧盟已经实现其历史目标，也就是保证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如今，在倾向于将自身作为目的的时代，在往往过于虚假的咒语般的激情中，把欧盟建设与拥护联邦制的明确计划联系起来远没有如此一目了然：大众面对向世界开放的、几乎没有规定其边界和身份的巨大市场，他们的感情很快就使得自己拒绝加入欧盟。
从欧盟运行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概况中，法国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我们可以得出和最高行政法院相同的结论，我们不能去质疑这种欧洲怀疑论：“如果法国不用其雄心壮志的决策及建议去维持欧盟制度，那它在面对其所感觉到很难避免而又无法取胜的计划时，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完全防守的地位。”[7]最高行政法院在这方面承认，如果法国只是含情脉脉地凝视着欧洲女神，就想让她给予各种好处，这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如果法国拒绝参与在布鲁塞尔如火如荼进行的影响力战争，而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规则仍然非常陌生或不熟悉，那欧洲就会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和挫折的危险，更何况传统上有利于法国施加影响力的政策（地区政策、农业）也会丧失其重要性。全民公投否决欧盟宪法，在这点上毫无疑问构成了深得人心的警告：未来把欧盟宣传为“文明的进步”来吸引更多成员国，是不够的。
其次，如果法国真的想要实现保留其所有价值的历史方案，把欧洲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欧洲，同时这又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那它就应该对此采取措施：欧洲应该捍卫欧洲利益的理念是源自法国的理念，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今成功地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斗争。欧洲应该在工商业领域捍卫欧洲的经济，也就是说，恢复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是必须的。这种理念同样也是英国人强烈反对的法国式理念，他们负责贸易的欧盟代表彼得·曼德尔森尤其反对该理念[8]。如今，英国人称之为欧洲利益的，只是他们对欧洲利益的理解，也就是说，纯粹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往往还有美国人的利益）。然而，还是应该大声疾呼：欧洲利益只是各种冲突利益之间的一种妥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所有关键在于确保不会产生太严重的不平衡，以致损害欧盟任何一个成员的利益。
再说开去：事实就是英国人并不想要产生一个欧洲利益，因为这个利益事实上在面对他们的美国大哥时会表现出来。弗洛朗斯·奥特雷在《布鲁塞尔的美国》（2007年，瑟伊出版社）[9]一书中很好地界定了欧洲在众多案例中让自身利益得以承认所面临的保留和困难（微软、伽利略计划、欧盟REACH法规[10]等）。在此，本书作者引用雷蒙·阿隆的话进行总结，他于1934年在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写道：“到德国人那里，不要号称捍卫自由，而是要说保卫自己的利益。”按照这一说法，也就意味着“只有在表达我们利益的同时，我们才能在必要时候为保卫自由而奠定恰当的力量基础。”[11]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装出道德主义的样子。这无论对于欧洲还是法国都是正当的。法国人如果都没有能力从中构建自己的影响力网络，那他们又希望通过何种方式让欧洲的利益得到承认呢？
法国在欧洲的影响：极大衰退
回到欧盟机构及法国影响力衰退缘由这个话题上来：只有对高级公务员进行正确的评价，我们才能对我们的高级公务员培养提出恰当的措施。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衰退并不是最近的事情：从《阿姆斯特丹条约》起草开始，就看到了这一迹象。[12]
首先，这种衰退存在于数量和机构两个维度，一方面表现为欧盟机构中法语使用下降，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国近年来丢了一些重要岗位。过去的研究通常止步于这一事实，并没有将这两个数据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两种方法来衡量法语使用的衰退：在欧盟各机构会议中作为工作语言使用的比例，以及法语用作欧盟法律文本最初起草语言的比例。考虑到英语在国际关系中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这一趋势及其重要性的提高，法语用作欧盟机构间交流语言的范围在逐年缩小，不幸的是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与法语的边缘化现象努力地做斗争，尽管这一事实并不能直接归因于法国高级公务员的培养。相反，法律文本起草的问题反映了法语在欧盟体制内衰退的一个原因：缺少对欧盟行政机构内设职位任职及跟踪的投入，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职位被法国政府当成了次要职位。
无论是在欧盟机构还是在其他国际组织中，法国的传统做法都是努力让自己的国民担任具有重要政治和舆论前途的职位。那现在成什么样了呢？法国丢了欧盟机构中的一些重要岗位：法国欧盟委员雅克·巴罗获得了二流的职位（交通运输）；在欧盟委员办公室中影响不大（25位欧盟委员中，法国只有一位办公室主任及两位副主任）[13]；在上一届署长改选中失去了一些重要岗位。欧洲议会也未能幸免，议员雅克·弗洛克的议会报告[14]显示，欧洲议会的重要岗位几乎没有法国人担任，也就是说，在议会中的战略部门，尤其是涉及经济问题的部门以及协调人岗位，罕见法国人的身影。此外，与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相反，欧盟机构“下属”的法国公务员并没有成为影响力的传播驿站，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通过欧盟的选拔考试，独自进入欧盟机构的，他们中的第一代人在法国经历了“冷门选手”的遭遇，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没被大学校录取的一批人；第二是他们对法国外交完全不感兴趣（而且往往是鄙视），他们之间往往也只是保持着非常疏远的礼节性联系。然而，在欧盟机制中，所有的“小公务员”都有机会成为涉及4亿5000万欧洲人日常生活的欧盟指令的起草者。
然而，即使法国重新在欧盟机构中占据了具有远大政治前景的职位，那对我们的国家而言又会有什么样的真正好处呢？无论是担任欧洲央行领导人的让—克洛德·特里谢，还是担任世界贸易组织领导人的帕斯卡尔·拉米，在经常成为时事新闻的那些与法国政府的冲突中，并没有特别表现出照顾法国利益的倾向[15]。当然，出镜率很高的职位对于开展影响力工作并不是最有利的，因为身居这些岗位的人必须确保不能被人怀疑偏袒徇私。让—皮埃尔·罗班[16]曾就法国人超比例地担任国际高级公职这一现象，勇敢地提出以下问题：“这真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事实上，他这样写道：“自1944年成立32年以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担任总裁的有法国人（皮埃尔—保罗·施魏策尔，雅克·德拉罗西埃，米歇尔·康德苏），但它仍然是一个英美文化的机构。包括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在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大量毕业于大西洋彼岸的大学。30位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目前没有一位是法国人。至于欧洲央行，它形成了英国传统：工作语言、领导秘书、相关的人事培训课程都是英国的，即使英国都还不属于欧元区……法国当然具备获得一流岗位的能力，但是法国倾向于忽略那些在等级制度中不那么显眼却在体制生活中最终更具决定作用的岗位。”
我们的影响力网络在欧盟机构中面临大幅下降及式微的同时，还存在着解释我们无能为力的第二个因素，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文化无法适应布鲁塞尔的政治。这事实上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我们逐一加以描述：意识形态、机制层面、“立场主义”和媒体宣传。而英国外交则显得更加适应，表现出实用主义，具有全局观且与时俱进，而且……冷漠无情，手里握有掌控欧盟体系的王牌。
我们的外交没有脱离对务虚精神的偏好，因为许多法国人甚至很多精英都被务虚精神吸引。他们想让欧洲符合他们重要乃至专门的意识形态设想。对幻想化、理想化、集中了所有美德的欧盟统一进程的迷恋（其最终完成将标志着一种崭新的幸福秩序的到来）成为了如今法国在欧洲了无生气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努力影响欧盟机构等于承认欧盟机构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幸福的秩序，这确实属于冒犯。具体来说，法国外交更加“欧盟化”，而非欧洲化，也就是说，它把欧盟委员会看成欧洲行政机关的体现，公正无私，保障整体利益，超越各个党派：第三共和国的神话在欧盟委员会的身上被再次激活。虽然法国总是带着因这样或那样的蠢事而失望的一家之主的口吻批评欧盟委员会，并且经常批评，但从心底里被这位宠爱的儿子身上透出的优秀气质所折服。法国在欧盟常驻代表处的代表们面对欧盟委员会时表现得和法国议员面对政府时一样——急于批评，但在投票时却又中规中矩，爱之深，责之切。正是这一原则主导了我们对欧盟的批评，但心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现在欧盟委员会对我们很陌生，坦率地说甚至抱有敌意。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盲目，在巴黎政治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课堂上一直被传授，并由欧洲崇拜的众多传道者公开传播，如今成果显现——法国精英无法对欧洲事务产生一个清晰且实用主义的看法，尤其在欧盟东扩之后更是如此。总之，“我们曾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欧盟身上，我们梦想这样的欧盟是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但我们发现25位成员组成的联盟，总体上来说是大西洋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它在犹豫是否信任我们，而且完全没有认真对待我们”。[17]
英国的榜样
且不谈在欧盟建设中涉及的意识形态先验原则，大家长期以来对英国实用主义外交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心知肚明，“让欧洲为己所用”的想法足以让这些英国人干劲十足。为此，英国针对欧盟问题的教育不同于法国进行的教育，有些方面可以进行比较：英国切入的角度主要是政治方面，也就是说它试图确定欧盟决策程序的权限，而在这一方面，法国教育保留的是更为中性和更为技术的方法，主要导向是宣传欧盟的意识形态。需要注意的是，据我们所了解，欧盟方面政治学的“《圣经》”——约瑟夫·威勒的《欧盟宪法》——尚未翻译成法语！[18]英国人通过对欧盟体系的详尽推理来进行欧盟问题的教学，以下是从伦敦的一所大学推荐给学生的研讨主题列表中摘录出来的部分案例：
机构
欧盟理事会是不是欧盟的政府机构？
欧盟理事会的组成是削弱了政策连贯性还是为其作出了贡献？
欧洲议会什么时候可以影响立法结果？
欧洲议会从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非正式”渠道和机制去影响立法结果？
欧盟委员会中的投票比重和投票规则有何含义？
如果可以，欧盟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政策制定者”？
如果成员国政府有动力将执行权力授权给欧盟委员会，那么它们为何还要成立“执行委员会”体系？
成员国为何将立法动议权交由欧盟委员会垄断？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公共服务机构，而非政府。”请对此展开讨论。
欧盟委员会是政府、官僚机构还是监管机构？
欧盟委员会对欧盟的政策制定有多大的影响力？
欧盟委员会的组成是削弱了政策连贯性还是为其做出了贡献？
“即使一项决策可以通过特定多数的方式来表决，欧盟理事会仍倾向于通过一致同意进行决策。”请对此展开讨论。
“《阿姆斯特丹条约》中的共同决策程序改革是欧洲议会对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一次胜利。”请对此展开讨论。
“在马斯特里赫特和阿姆斯特丹达成的增加欧洲议会权力的政府间协议解决的是减少民主逆差的需要。”请对此展开讨论。
司法
欧洲法院在欧洲法律秩序宪法化进程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解释范根德·恩·洛斯案判例的事实和影响。您认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秩序应该拥有何种特质？
谁是范根德·恩·洛斯案的最大赢家？谁又是最大输家？
是否可以采用无等级的观点对待国家主权？如果是，那欧共体条约的权限是否必须得到正当限制？
宪法和基本权利
“最近朝着《欧盟权利法案》的努力标志着在欧盟法律秩序中终结了对基本权利认可有瑕疵的进程。”请对此展开讨论。
请思考《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对欧盟现有基本权利法律的影响。
有人曾说，在基本权利方面，欧洲法院从保守的态度转向了积极的态度，并借此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基本权利的独立而又激进的判例。请从以下方面考虑是否如此：
· 欧洲法院在发展基本法律原则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和解释方法。
· 欧洲法院认为应该受到基本法律原则制约的因素。
法律和欧盟一体化
法律给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要素和决策程序？成员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自主的？
单纯从行为体—利益这个角度来看法律，是否正确？在“第戎黑醋栗酒”（Cassis de Dijon）这一传奇性案件中，欧共体法律如何重构了行为体—利益这一关系？
法律是不是“无价值导向”的工具？法律所植入的价值是否具有凝聚力？
我们是否应将欧共体法律视为法律及政治舞台上只具有利益的东西？
这样的推理让学生能够独自了解芒什海峡另一端在欧洲问题方面达到了何种政治认知度。我们也要清楚：在法国，只有当所有法国外交官及大部分高级公职人员在相关教育体系内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才会有机会重新在欧盟体系中立足。
法国外交的第二个特征是：机制层面，这意味着法国很难设想欧盟会按照与官方的组织机构图不一样的方式运行。法国对并行影响以及游说这套复杂游戏一无所知，因为法国的政治文化对游说游戏一向疑虑重重，因此反感在欧盟层面游说。然而，游说是欧盟机构政治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而且自这些机构诞生以来就是如此。在雅克·弗洛克看来，“游说是日常生活中欧洲形形色色人等的交汇点”[19]。弗洛朗斯·奥特雷指出，其原因在于，从美国开始的非欧盟国家立即认识到了参与的必要性，通过游说影响欧盟这个机器。有朝一日，欧盟将成为各国角逐经济利益的丛林，特别是面对经济上外国难以渗透的国家，欧盟层面的游说可能会奏效。此外，欧盟委员会天生容易受到游说行为的影响，这些行为给立法提案提供支持和源源不断的资源，而立法提案又会影响成员国的传统。游说的做法在国家范围内会遇到巨大困难，而在欧盟层面往往容易取得成功（所以有些人说，欧盟首先是冷门选手的舞台）。甚至国家也会采用这种方法，弗洛朗斯·奥特雷这样写道：“自1955年以来，安卡拉已经聘用了美国四大公共关系公司之一的伟达国际公关咨询公司以确保其游说效果（以便和欧盟签署统一的海关协议）。”[20]
但欧盟委员会的标准程序性质本身使得游说集团必不可少地在上游采取行动，面对来自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一个国家或是一小部分被孤立的国家从长期来说，总是无法承受正面拒绝的政治成本。而事实上，一旦欧盟委员会在内部通过了一项提案，并将该提案提交给了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那么修改该提案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现有的各项数据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因此，欧盟委员会起草提案的时候就必须一切协商妥当，这就把我们再次引向各个国家高级公务员的培训和职业跟踪这一关键问题上了。当欧盟委员会针对一个主题推出“绿皮书”（公开讨论的一般理念）时，未来相应的立法大纲已经逐渐成形。在推出“白皮书”（级别更高的提案）时，已经为时过晚了。正如最高行政法院报告记载的那样：“改革的这个准备阶段得到了部分成员国的特别关注，从这个阶段开始，甚至在提案尚未形成之前，它们会动用自己在欧盟委员会内部的所有网络进行干预，这样一来，就使得法律提案最后是由欧盟委员集体通过的。”[21]指出法国并不属于这类国家，这样做也是徒劳无益的……这和英国相反，我们将英国的外交文化形容为“整体外交”，也就是说这种外交会衡量各种可能施加影响的途径再综合考虑。当一份欧盟指令的法案到达欧盟委员团体层面时，就不可能对它进行深入修改，尽管这时法案尚未走出欧盟委员会。法国的不足在于，通常直到法案进入表面的机构流转流程时才对此做出反应：这和英国人全然不同，他们在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投入，以便用他们的理解来影响法案的提出。谁才是怀疑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人呢？
从这个时候起，法国参与欧盟机构的简单算术图，从数量上来说非常可观，但并没有考虑到其真正参与欧盟机构，也就是说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大幅下降的现实。弗洛朗斯·奥特雷因此断定，必须实施行政同化：“只要法国尚未皈依辩护术以及有些欧洲同伴擅长的灵活操控影响力，那么它让自己被聆听的能力以及考虑自己立场的能力就会下降。”[22]顺便提一下，法国企业长期以来也和法国的行政机关一样，不擅长游说。
法国外交的第三个方面：“立场主义”，这是制度认识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法国人通常不懂得去提前塑造或预先判断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标准，属于后知后觉。我们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拟定一个法国拥护的立场，并在红线范围内捍卫这个立场，而我们在一开始就天真地亮出了这些红线。这样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立场主义”。我们的对手对此非常熟悉，有时他们会对此进行嘲讽，但主要还是为此而发火，因为这往往会“以桌子上较手劲外交的形式”而结束，也就是，虽然，此时在秘密参加相关争议标准的参与者联盟内部已经达成非正式的一致意见，但法国还是想在最后时刻强行按自己的意见通过。不幸的是，在27个成员组成的欧盟当中，法国无法整体否决所有对其不利的政治力量，它最多只能对其中的某些提案稍作改动。而相对应的是，我们可以将英国外交形容为“与时俱进”：一方面，它的立场很少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尤其是它对潜在的易货贸易特别敏感，往往是这一领域的胜者；另一方面，英国经常按照自身的优势及观点在上游大量干涉提案的提出。
法国外交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它永恒的阿喀琉斯之踵——虚荣[23]。我们的外交注重媒体效应，它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成功，是媒体授衔仪式。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在担任欧盟主席国期间不惜任何代价促成签署《尼斯条约》，而这个条约对我们并不是非常有利。相反，英国担任主席国的任期结束于2005年12月，期间通过了对英国人非常有利的2007—2012年财政规划，尽管面临了媒体的负面压力，但他们坚持住了，由于他们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形象，从而完完全全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随着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欧盟机构内部，尤其是在欧盟委员会内部的渗透，最新的一个不利条件又让法国人雪上加霜：管理文化与等级制。这可能是陈词滥调，但值得重视，在欧盟机构内部，工作成绩首先是建立在已从事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上。付出决定成就。然而，法国人很难接受国家的等级制度（尤其是政府重要团体的等级制度）在欧盟机构中是无效的；这部分解释了相当少一部分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在欧盟委员会工作（20多人）。
总而言之，法国在欧洲影响力的下降处在这样一种背景当中：法国外交无法很好理解当代世界的重要问题，也无法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经历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法国一直以来都希望站在打造一个按照法国形象来塑造的政治欧洲的前沿，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它却在欧洲的几次重大危机当中落后了10年：德国统一、南斯拉夫问题、欧盟东扩。正如伊莎贝尔·拉塞尔和洛尔·曼德维尔所说，法国已经没有手段去实现其在国际政治中道德主义的雄心，而且我们的信用每年都因此遭受更大的损坏[24]。
我们并不想不惜任何代价来美化英国的外交，也不是想让人认为就需要全盘照抄。法国应该对我们的国家文化以及我们的制度进行改革。外国取得的成功那么耀眼，而我们的失败又是如此明显，所以假如我们不再思索改革并抛弃改革的想法，我们将犯下错误。
同样不应从我们的思考中推导出，我们没有能力去弘扬我们的某些理念，而事实上仅仅是因为我们缺少方法或缺少在欧盟决策过程中的投入。法国影响力下降的一部分原因纯粹可以从我们某些公共政策的落伍特征中找到答案，在对我们享有盛名的社会模式进行改革之前，我们不可能输出这一模式。同样，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像宣传的那样，那它早已被世界各地模仿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就根本不成问题了。
在我们衷心呼吁重振法国在欧盟影响力的事业中（有这样的愿望是第一步，需要坦率而正式地迈出这一步），对高级公务员教育和跟踪培养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是负责塑造法国欧洲政策的重中之重。
欧洲高级公务员培养的得失
当今体制的优势和弱势是什么呢？优势即国家行政学院上一次进行的改革将欧盟事务教育这个问题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也就是放到了学制的中心。长达8个月的第一个教学模块全部围绕欧盟事务，并提供4个月的实习和深度教学。2006年，大约一半的学生都曾在欧盟机构或是多边机构（联合国等）中得到了实习职位，其他人则拿到了双边外交或是在国外行政机构中实习的岗位。
然而，这一新学制的缺陷存在于多个方面：首先是从其技术维度对实习进行限定。学生在欧盟委员会总署办公室实习之后，需要花几个月撰写与技术官僚治理主题相关的报告，因此，即使学生在实习之后会对布鲁塞尔的机构和行政文化有很好的掌握，但是在该学制模式下，他在理解欧盟运行政治实践这一层面仍然会毫无进展。目前，法国只是将欧盟对人才的教育理解为技能实习，拒绝对大学生进行欧盟问题的政治教育属于受到欧盟理想主义崇拜引导下的意识形态选择。而事实上，欧盟事务教育培训的好处只在表面上是切实的：我们仅仅是培训了一些为官僚机器的运行做了更好准备的公务员，但确定无疑的是他们仍然没有掌握决策机制各方面的实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之前曾说过，如今的学制使得高级公务员欧盟化了，也就是说，他们接受教育仿佛他们已经被召唤成为欧盟公务员了。有人对欧盟委员雅克·巴罗提出了以下问题：“您如何看待国家行政学院对欧盟越来越开放？”[25]他回答道：“考虑欧盟对他们来说应该是第二天性。”然而，法国高级公务员们“只考虑欧盟”，这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吗？如果他们能不去思考欧盟问题，能避免陷入对过去的欧洲、对神秘的欧洲的意识形态的考虑中，而是为法国以及欧洲的利益而努力，恐怕这样对法国更有好处。如果说法国高级公务员有个缺陷，那就是过于考虑欧盟，特别是在一个27个成员国组成的、充满了成员国和利益集团的各种竞争战略的欧洲。需要注意的是，雅克·巴罗并没有说“考虑欧洲”：他自然而然地将欧洲和欧盟融合了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利于欧盟委员会这一机构的意识形态的选择。然而“欧洲”理念中并非只有“欧盟委员会”，实际上丰富得多。
我们现在来说说当前体制的第二个缺陷：缺乏目标。在英国，官方要求高级公务员有捍卫英国利益的义务。这样的要求从未出现在国家行政学院学生的课程中，这些课程如今围绕着这种理念展开——“欧盟”（欧洲）和国家利益必定是趋同的。根据官方的信条，实际上就是不存在法国利益不同于欧洲利益的可能性，因为法国终究是要被召集融入进欧洲的，这是进步。很好，这也是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抱怨法国在欧洲影响力的丧失已经成为了陈词滥调，起不到任何作用。
当前体制的第三个缺陷，一部分属于国家行政学院本身：缺少对派往欧盟机构任职的法国公务员职业生涯的跟踪。最高行政法院自己承认，法国公务员到布鲁塞尔任职，并不会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镀金，有时还会成为一种限制，这与英国的体制不同，英国公务员到欧盟机构任职会带来更加有意义的前景。而被派遣的法国公务员和他们原来的行政机构之间却没有任何交流。不幸的是，这种变化需要法国行政文化的改变，而这在短期内恐怕无法实现。《观点报》报道了这种交流[26]：（欧盟委员会的）一位法国籍局长说，“英国大使每个月都会打电话给我，共进早餐。在早餐结束的时候，他会塞给我两张列表，一张是我局里空闲职位的列表，另一张是可以胜任这些职位的英国公务员名单”。而法国大使？“我每年只能见到他一次……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这说明了一切。
最后一个缺陷当然是技术性缺陷，但也很重要。国家行政学院学生在欧盟机构中实习的期限太短，不仅是因为学制的原因，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即欧盟实习生之间存在竞争。国家行政学院派至欧盟委员会的实习生实际上获得的身份是“结构性实习生”，也就是由各国政府推荐的实习生，与欧盟委员会直接选拔的“志愿实习生”不一样。“结构性实习生”的实习期越长，那从其工作中获益的欧盟委员会下属部门对其就会越感兴趣，因为实习时间越长，学生本人的工作效率会得到提高，从而所在部门的整体效率也越有可能提升。越是接近欧盟委员会等级制度的顶层，就越会得到更多重视，因此，考虑到这样的职位比较少，尤其是欧盟委员身边的职位，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就越是激烈。这样一来，如果每年只留出4个月去实习，那么，国家行政学院的法国实习生想得到欧盟委员会热门部门的承认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他们就无法与大部分成员国的实习生竞争。这些国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6个月是让欧盟战略性部门感兴趣的最短期限，欧盟委员办公室尤其如此。国家行政学院的实习生十有八九会发现越来越难在这些办公室找到实习岗位，比如英国的“结构性实习生”（又顺便提到……），他们有时实习会超过1年，最后有些人成了欧盟委员办公室真正的临时工作人员……然而，这些却并没有被正式统计在平衡各国影响力范围的官方数据中！此外，2006年之前，4个月的实习期可以通过实习生继续留任而得到延长，他们可以继续留在相同的岗位，如同原先的学制也允许实习生按照6个月为一个阶段，并且可以留任同一岗位；但在2006年进行的新的学制改革中，很不幸的是，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这造成了每年下半年在布鲁塞尔的职位空缺！相关部门不会像一位公主等待白马王子前来效劳那样，留着岗位空缺以等待法国实习生的出现。
重振法国的建议
这些事实很明显，以下是一些建议，能够让法国高级公务员准备好去巧妙地捍卫法国在欧洲以及为欧洲努力的雄心壮志。
首先，必须保证在欧盟委员会（或是其他机构）最具政治性和战略性部门的实习期限达到6个月。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章节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重新回到以前实习学制的做法：第一阶段实习将达到6个月的时间，而第二阶段实习（8月15日至12月底）要短一些，但必须保证实习的连贯性。在这个时间段内，他们将有更多机会保留同一个岗位。这样一来，上半年派给欧盟委员的国家行政学院实习生岗位可以在下半年由第二个实习生来接替，并照此延续下去。
第二，在去欧盟机构实习之前，必须要安排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研讨，从而让他们掌握欧盟政治运行（非技术性运行）的诀窍，并强调他们今后实习以及去布鲁塞尔的意义。研讨课程可以同时由实践者（游说专家、现任欧盟公务员、外交官）和政治学教授讲授，唯一的目的就是介绍一个真实的欧洲，一个影响力战争下的欧洲，一个经济战下的欧洲，一个多方博弈的欧洲。理想的做法是必须要重新研究我们之前提到的所有政治问题，这是英国对欧洲事务培训的核心。研讨课程同样还可以请欧盟事务总署[SGAE，前欧盟经济合作问题部际委员会总署（SGCI）]和法国总统府代表来参与，免得学生去实习的时候还不像未来的欧盟公务员。
第三，不管学生被派往何种工作岗位，国家行政学院的所有学生在就业培训期间，在毕业排名结束后，都应该接受欧盟事务培训，这包括一门公共主干课和一门根据他们被派去工作的岗位而选择的专业课程。这样的培训目的在于：补充学生们的专业知识；让他们的实习经验与时俱进；让那些没有在欧盟实习过的学生做好准备；让学生们了解今后的使命。培训应当在国家行政学院进行，而且所有被派驻欧盟的专业人员在前往布鲁塞尔之前都应该接受这种欧盟事务培训。
第四，学生撰写的实习报告应以介绍实习期间提出的或通过的欧盟立法流转程序为统一主题。这是引导未来高级公务员走向众望所归的方向——拥有理解、预测和建言的能力发展的最佳方法。通过撰写这样的报告，学生能够了解不同行为体在遵循欧盟规则时不同行动的意义。这些行为体包括国内或国际利益集团成员国、外国政府、企业、欧盟机构以及个人。提及个人是因为对于国内政治而言，个人行为总会影响到欧盟事务。撰写报告是让学生了解这一切唯一恰当的方法。
第五，必须将欧盟问题列入国家行政学院入学考试笔试必答部分。事实上，现在考生考试，仍可以在笔试的时候选择“社会热点问题”，而把“欧盟问题”留到口试。在进入国家行政学院之前，考生应该把欧盟内容与法国的政治结合起来，因为国家行政学院的使命不应只是提供单纯的技能教学（这在入学考试前就应该认为是必备内容），还应提供政治培养，这才是其价值所在，才是其强项，而且，这也是其职责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它赖以存在的理由。
第六，国家行政学院入学考试在第二门外语口试的基础上，应该再包括一门外语的笔试，而且这是必考内容，而非像现在一样的选考内容。如此一来，所有学生必须准确掌握至少两门外语才能进入国家行政学院。这对当前的体制完全是否定性的：原来准备进入国家行政学院的大学生不需要在语言上花多大精力，因为在入学考试笔试时，语言并不是必考内容，而且在将来毕业排名时这个标准也没有多大改变。但是，选择外交生涯的学生如果没有语言的基础，会使得他们在语言交流上非常弱，这样的体制培养出来的高级公职人员，他们较低的外语水平会妨碍他们真正融入欧盟以及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机构。
最后，尽管存在实际困难，还是应该把国家行政学院迁到巴黎。斯特拉斯堡真正的不便之处在于，离布鲁塞尔这个欧盟真正的决策中心过于遥远。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驻地，位于国家行政学院目前校区的正对面，实际上只有在每个月召开全体会议的时候才会热闹上几天。此外，斯特拉斯堡的定位无法与发挥全球影响的抱负相匹配，尽管斯特拉斯堡有各种魅力和优势，但巴黎仍然是巴黎。对并入国家行政学院的欧洲研究中心的设想是，让其成为欧盟培训中心，并准备让它负责欧盟的选拔考试。然而，在这个方面，它肯定将被巴黎政治学院超越，而且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完成其标榜的宏伟目标的1/4时就销声匿迹。
当然，如果这些建议要得到预期效果并持续下去，那么，同时应当进行法国行政机构中欧盟事务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为此，最高行政法院在其2007年的报告中总结了一些应该实施的建议，这些建议很多都是对英国体制简单而纯粹地改编或照搬：在共和国总统职位下设一个“欧洲战略顾问”；在各部委中新设或保留与欧洲相关的机构等。但是要注意：机构改革并没有回应目的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想要借此做什么？回答是有策略性的，主要在于抛弃法国精英对神秘化的欧洲抱有的那种意识形态。
与此相对应，自2007年1月1日以来，在国家行政学院内部设立的欧盟问题高级研究培训项目（CHEE）成了展示声望的典型案例。法国重新注重利益投入，这个项目的效果还有待论证。对外国审计员进行的卓越培训不应就此取代建立一个对法国高级公务员及稍低层次公务员培训、推介、职业跟踪的制度，仅凭这种培训、推介、职业跟踪的制度就能够为宣传我们的抱负和捍卫我们的利益做出贡献。此外，不要幻想太多，只有法国重新在欧洲获得影响力，欧盟问题高级研究培训项目才会吸引真正的决策者加入。
当然，我们毫不怀疑，很多法国高级公务员已经认识到了我们试图描绘的现实情况，而且他们已经是这方面的知名专家。但他们不一定从中就能得出处理欧洲事务的正确方法。漠不关心及意识形态盲目这两者的长期混杂，事实上直到今天都在妨碍找出针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清晰而实用的处理办法。在对派往处理欧盟事务的法国高级公务员培训和职业跟踪进行任何改革之前，无论是在各个部委、双边和多边的大使馆，还是在欧盟机构本身，都应该进行文化上的现代化改革。为此，应该摒弃亲欧盟的理念——亲欧盟必然要牺牲国家利益，必然会将更多权限授权给欧盟，优先选择欧盟框架而非政府间的框架。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机制首先应该做出调整，以便再次征服我们曾经丢弃的欧盟委员会，倒不是出于欧盟利益的考虑，而是为我们自己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因为现在的机制并不一定符合法国以及欧洲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