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宽妈从品字形的最上面一层开始往下扫，先用竹刷把刷，再用抹布再抹一次，这样看起来就很干净了，刷到第二个台级时候，陶宽爷爷回来了，手里拿着晒了的棕树皮，只看到陶宽爹在扫垃圾，就问：你媳妇呢，陶宽爹努了努嘴，陶宽爷爷顺着陶宽爹努嘴的方向看去，看到陶宽妈正在刷灶台的的第二个台级，就连忙呵止住：你下来，这个我来，陶宽妈也不知道所以然，依然在那里抹，嘴里说着，没事，我能抹干净的。陶宽爷爷看着陶宽妈没有止住的意思，就走了进来，脸上有些沉不住气了，声调也高了些：叫你下来就下来，你到其他的地方去扫，灶司公女人不能碰，得男人来做。陶宽妈这才明白，不是扫得干净不干净的问题，而是自己是女人的身份的问题，外国人的教堂多，中国人的社公多，信仰不一样，文化也不同，社公是阴间最小的机构，类似我们现在的村部吧，保着一方的平常。同样的，一个家庭也有一个神位，除了敬祖先以外，那就是灶司公了。灶司公管着一家的平安，是联系地上的人家和天上的信使，这也是我们道教的切入点，虽说是迷信，但也让人觉得自己在做事的时候，有些管制，不至于做伤天害理的事来。道教认为：灶司公每天给每家做着统计，这家人做了什么积德的事，做了那些害人的事，都记着，等到了年底的腊月二十三日，就得去天堂是汇报你这一家人的功过是非。所以，农村人到了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都会做个小仪式来祭灶司公，顺便买些糖涂抹在灶司公的神位上，祈求灶司公能上天都说好话。其他的地方怎么搞，不知道，但在银井湾和它方圆四五十里的地方是这样做的，陶宽爷爷对这样的事也极其的虔诚，他认为灶司公是不能亵渎的，女人是不能碰的。陶宽妈也还是第一次当家做主，她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多神圣。她在娘家可能就没有像老陶家这样虔诚的礼敬这样的神。可谓无知者无罪，陶宽爷爷却在心里有些顾忌了。到现在我们看来，天上没有天堂，更没有神仙，有着都是深邃的太空，人类都能在太空建立歇脚的地方了，能有灶司公这样的信使吗，但搁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人民还是很相信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星球大战，更不知道哈勃望远镜能看到多远，他们只知道银井湾周围这一大片的天空，就连陶宽爷爷年轻外出的时候，也只能看到县城的光景，而那时候的县城也一样和银井湾一样的敬神敬菩萨。虽然那时候也有破四旧的运动，但山高皇帝远，那些运动并没有波及银井湾这样偏僻的山村。而留给陶宽爷爷最好的回忆是他小时候，能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能尝到甜蜜的糖。在没有砂糖以前，农村里是做米糖的，拿米去换，陶宽爷爷也继承了他的先辈们所留下来的传统，只不过在老陶家比其他的人家更虔诚罢了，也许是糖的因素，也有可能是陶宽爷爷本来就更信灶司公这样的神。不管家里有多穷，再怎么的，灶台还是要有的，没有了灶台就谈不上吃饭的问题，有了灶台就有了烟囱，有了烟囱就有了灶神的神位，也有了家里的道德的约束和对神的敬畏，有了敬畏，人心才能平静，才能不去害人，这也许是道教教化的作用，也是道教在农村能够生存的土壤。每家人在砌灶台的时候，都会给砌灶台的师傅煮几个蛋，一则是为了让砌灶台的师傅能拿出手艺来，让灶台砌得好烧又省柴火，有了一个能省柴火的灶台，家里人可能就轻松很多。二则是能让砌灶台的师傅能把灶台砌得更牢固些。一家人只有一个灶台，也不能说不好烧的就推倒了再砌一次。一个是经济不容许，再个就是有个灶司公这样的神位立在那里。南方的农村里，在砌灶台的时候，就把灶神安放在灶台的第二个台级上，讲究的人家，会吩咐砌灶台的师傅在砌灶台的时候，会在第二个台级上，砌上个桃形的土台子，桃形叶柄部位留个小孔，是插香的地方，这样既美观又实用，题显出主人家的审美观，也承载着主人家长寿的美好愿望。简单点的就做个小窝窝，留着插香就可以了，到了解放后，农村里就有了更新的方式，做个五角星，这样既显得自己跟上了时代，又能没有忘记党的恩情。有了第一家这样做，就会有第二家这样做，能做五角星的砌灶台的师傅就变得更吃香，在某些程度上说，这也是学会变通的结果。而通过这些，也提现了党在人民的心里扎下了根。老陶家的灶台是以前留下来的，既没有桃形，也不是五角星形，只是简单的一个小窝窝，能插下香就可以了，也许它的不突出，致使陶宽妈没有看到。南方农村的说法，如果哪家人运气不好的，碰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者是倒霉的事，人家都会说：那家人倒灶了，可见，灶台对于一家人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道听途说的：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家倒灶了，并不是说明他家的灶台倒了，不能生火做饭了，不能过生活了，而是理解成那家人碰到什么难处了，或者是真的过不下去了。灶台是一家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再差的就是没有灶台，用三个石头垒好，锅支在上面做饭，那是无奈人家的做法，是苦得不能再苦的人家了，但凡有个落脚的地方，首先立起来的就是灶台，有了灶台就有支锅的地方，也就有了做饭的地方，也就算是有个家了。有了家，就得有敬神灵的地方，灶台就承载了这样的功能，也算是有个户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