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境中转型
全面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影响。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这些措施能否维持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是什么？
◎记者：在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陈志武：这次危机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的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简单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记者：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是政府开支不受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三项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作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的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的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进行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记者：很多人认为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陈志武：挑战的确很大。以往，我们常谈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谈到如果不转型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挑战，比如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转为消费，从重化工业主导转为轻化工业、服务业为主导，等等。这些问题这几年一直存在，现在也有。但今年的情况更为复杂，全球资源型商品价格在猛涨，石油价格比去年涨了一倍多，这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企业本来就是微利生存。
最近到湖南、江苏和上海，普遍听到的是中小企业感觉压力巨大，因为原材料价格在猛涨，但终端产品提价空间有限，加上新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让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许多，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支撑。
◎记者：但与之相伴的却是财政收入的大幅度超收，这样的局面是否正常？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根据我的了解，在湖南一些地方，他们估算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在40%~50%，比去年的31%高出许多，全国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经济领域，没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进行实质性改革。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是：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这个权力。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去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这样下去对于企业还怎么谈激励？如果有一天每赚1块钱就有5毛上缴给国家的话，企业还怎么活？而且在个人层面上还有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大家都在为抽象的“国家”干活。
◎记者：去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是5.1万亿，这到底是不是好事？
陈志武：不是件好事。很多学者和官员在看到税收占GDP比重的时候，总是喜欢和美国这样的私有制国家直接比较，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美国只有非常少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但是中国土地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很多重要行业都是由国企所垄断。有人说国企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标志之一就是央企数目由196家变为150家，但你不能不看这些国有企业涉及的资本额和规模是多大，单纯看国企的数量没有意义。中石油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市值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1万亿美元。所以，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如果把政府的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都包括进去，收入和财富在政府手中的集中度就更不得了。这就是在征税权不受民主宪政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会看到的政府占总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的局面，经济增长的好处越来越多地由政府享受，老百姓分享到的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