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要过很多关，其中名利这一关就很不好过。关于名利，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说法。例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在金山寺上俯瞰长江而立，看着千帆相竞的繁华江面，乾隆若有所思，不禁向身边的方丈问道：“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可知每天来来往往有多少船？”方丈沉思片刻后，回答说：“整个长江中来往的无非就是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的确，人活在世上，无论贫富贵贱、穷达逆顺，都免不了要和名利打交道。就连古代科举制度激励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的警言都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名利的重要性，以及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就算一个人再怎么“视金钱如粪土”，也不能否认“名”和“利”自始至终都是我们最基本的人生支点。“名”是人的精神追求，而“利”就是人的物质需要。
人皆有名利之心，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名利观。有的人爱财，但取之有道，用之有方；然而也有些人为追名逐利不择手段，甚至违背道义。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贪图名利最真实的写照，更是人的天性。但这种见利忘义的人往往不得善终，最后被名利所捉弄。
多少年来，民间就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可见和珅是多么深入人心，没有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然而事实上，历史上的大贪官和珅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文人，深受乾隆赏识，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和珅非常聪明，精通满、汉、蒙、藏几种语言，为满人中的佼佼者。不到三十岁，和珅已经权倾天下，官位之高、官职之多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然而这样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仕途家庭都非常美满的人，怎么就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最终身首异处，被后世不断唾骂呢？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贪”吧！
人为财死，权令智昏，和珅聪明有才，但也看不破“钱”、“权”二字。和珅自打进入官场后就原形毕露，一贪而不可收拾。从乾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的两年，和珅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机大臣与九门提督，其后又总揽国家的人事、军事、财政、外交等实权，凭借自己的权势疯狂地聚敛天下钱财。卖官、受贿、结党营私，拼命地捞钱……他占有土地80万亩、房屋2790间、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3个、玉器库2间，另有布庄、粮店等几十个。和珅共积聚白银9亿两，相当于大清王朝14年的财政收入。然而富可敌国的他，最终还是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1799年，和珅被嘉庆抄家，并赐死于狱中。想当年，他意气风发，飞黄腾达，步步青云，最后却落了个“缧绁泣孤臣”的悲惨结局，再多的财富也会烟消云散。
和珅辛苦一辈子敛的财，可到头来只能感叹“死后原知万事空”，而这就是天下贪官必然的下场。英国作家毛姆说过：“为欲望而疯狂，无异于替自己挖井掘墓。”的确，自古为了功名利禄而背信弃义的人，尽管是位高权重、才高八斗，或是贵为天子，但也难逃衰败消亡的命运。
名利是把双刃剑，既可能给人带来幸福，也可能带来痛苦，全看运用它的人智慧与否。人固然不必强求名利，也不必强拒名利。通常而言，这两种态度，都是对名利过于看重的反应，这样的心态不可能安宁。真正的平和心态，是对人对事抱着一颗平常心，一颗不卑不亢之心，不求额外的名利，也不拒绝正当的名利。要警惕的，只是不得当的、过度的虚名。
三国的张松之流可以说是三国名士，却贪婪成性，最后出卖自己的主子。西晋时期的张华也是位杰出的文人，但因贪恋相位而被赵王杀害。北宋权相之一蔡京，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却以贪渎闻名于世。还有唐朝的宋之问更是无耻，为了将一首诗据为己有，竟将自己的亲外甥杀死，而他也因为人品低劣遭人唾弃。孔子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个有才而贪图名利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句话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追求世俗的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
人人都有一颗追求名利的心，这是非常正常的，只是有的种子播下后没有发芽，而有的发了芽却没有开花结果。名利如过眼云烟，昙花一现，很少有人既开了花又结了果。因此，试着保持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名利，不因名利而烦恼的人才是最明智的，否则只会为名所累，被利所害。
拒绝名利是不真实的，因为毕竟人是有欲望的，但绝不能为名利所困扰，也绝不能为名利所驱使，更不能见利忘义。我们应当时时注意，用高尚品德稳稳地驾驭自己的名利之心。值得赞美的是，许多人能把个人之名利看做身外之物，他们既不为得到名利而沾沾自喜，也不因失去名利而痛苦不堪。
林芳仕，衡阳市农科所首席科学家，被全国的专家誉为“衡阳的袁隆平”。南方有2/3的杂交水稻种子都是他的科研成果，亩产达到了600公斤左右，是原来的3倍，基本解决了人民吃饭的问题。2000年，他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亲切接见。
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土气的穿着、木讷的谈吐，初见林芳仕，人们根本无法把他跟“衡阳市农科所首席科学家”挂上钩。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农民专家，用32年的努力为农民创造出了30亿元的价值。
1971年，林芳仕参加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办的杂交水稻培训班，成为袁隆平的第三代弟子，并暗下决心要做个像袁隆平那样的人。70年代初，农民吃饱饭还成问题，杂交水稻才刚问世，而衡阳地区的杂交水稻只能作一季中晚稻栽培。为了解决杂交水稻作双季晚稻栽培的问题，林芳仕冒着酷暑，忍着蚊虫叮咬，不分昼夜地守在试验田边，对杂交水稻进行温度、开花、编号的记录。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精心培育的4亩多试验田终于结出了“硕果”，从而首次证明在南方稻区杂交水稻作晚稻栽培切实可行。1975年，林芳仕在衡阳实践秋季制种159亩，获得亩产29.5公斤的好收成，比当时在南宁制种亩产高出73％。
80年代，林芳仕又将优质杂交早稻栽培当做自己的攻关课题，着力提高粮食的品质。在十多年里，他先后培育出了“威优98”、“金优974”、“金优463”、“岳优136”等优质杂交早稻组合，具有产量高、米质优、抗性好等优点，在全国累计推广5000万亩，亩产量达到450~500公斤，其粮价每50公斤比常规稻高出20元以上，为农民增收25亿元。
1983年，他参与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获得了国务院特等发明奖。在此后十几年间，他的研究工作势如破竹，无数新品种新组合在试验田里结出了累累硕果。林芳仕用不屈不挠的科研精神破解了一道道研制杂交水稻的难题，并取得了令国内外专家刮目相看的成绩。
30多年来，他有21个春节在海南度过。刚去海南时，没有房子，他就搭起了草棚；没有水，他就地挖水井；没有科研设备，他因陋就简。遇到台风时，地里青菜全部死光，餐餐只能吃南瓜、豆腐、花生米。他白天选种，半夜还要起床去赶老鼠，就为了保护那些田里的种稻。同事们心疼他，可他只是淡然一笑：“我出身农民，这点苦不算啥。”
1995年春节，林芳仕一连10多天在海南做杂交水稻实验，高强度的工作最终使他累倒在田埂上。当被告知要开刀做手术时，他为了不影响工作，一直到实验完毕回到衡阳后才到医院做手术。
终于，贫瘠的土地上绽放出一朵朵绚烂的科研之花：30多年来，林芳仕在几亩窄窄的试验田里，育成了15个杂交水稻新组合，获得了9项省市级科技进步奖，并多次参与“三系杂交稻”、“两系杂交稻”、“超级稻”等国家重大攻关课题的研究。他选育出四个两系法籼粳杂交新组合，得到了袁隆平的高度评价。
作为衡阳市农科所首席科学家、高级园艺师，林芳仕从来没有休息过双休日，干的活比农民还辛苦，可他的年薪只有3.5万元。1992年，他父亲患脑血栓瘫痪，由于家境贫困，老人不肯花钱治疗。当时还在海南搞杂交水稻的林芳仕只能借钱寄回家，给父亲治病。因此，对自己挚爱的亲人，林芳仕的内心深处不时涌出一丝愧疚。
然而即使如此，他也从不贪图物质享受和所谓的名利。有人开出二十几万元的年薪，许诺解决两套住房，解决妻儿就业的诱人条件，要他跳槽，他不为所动。1994年，他辞去农科所副所长的职务，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他认为这一职务应酬太多，耽误了自己的科研时间。
“林老师从不好高骛远，从不贪图名利，”林芳仕的助手吴松青说，“他用的办公桌还是五六十年代添置的。”林芳仕的“金优974”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有关部门奖给他5万元。作为项目负责人，他可以全拿，但他把奖金的一多半分给了助手，他与妻子拿到的奖金不足2万元。对物质享受满足于现状的他，对科研却始终追求更高境界，时刻以榜样的力量激励自己的科研团队奋发上进。
林芳仕每次在外出差，只要看到有用的参考资料他都会自己买来送给助手，鼓励他们多出成果。而每次报成果，共同发表论文时，他都是“急流勇退”，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助手将自己的论文《高产杂交早稻金优463》寄往国内一家部级杂志，怕文章不发表，就署上了林芳仕的名字。他知道后，连忙打电话到杂志社，硬是说服编辑将自己的名字删去才罢休。
“全国先进工作者”、“衡阳市首批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科技兴衡十大功臣”、“省优秀专家”、“衡阳市学科带头人”——近年来，他头上的光环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耀眼。然而，林芳仕对这些看得很淡，他对记者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些就像稻花，最终会消逝，人们需要的是稻谷。”
人生于世，若能学水的清澈本性和“利万物而不争”的品格，则不仅精神居于高处，人生也将进入开阔处。要达到如此境界，最需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想留个好名声，无可厚非，但不能为名所累。若淡泊名利，不为名利而争，人生必甚畅意。然而面对种种诱惑不为所动，是需要有真定力的。人生许多变数都由心灵的彷徨引发，练就一颗守拙守朴的平常心，用一个淡字观照世间千情万态。正所谓“轻看名利淡如水”，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动静相宜、取舍有法的道理。
唐白居易《闲坐看书贻诸少年》诗云：“书中见往事，历历知福祸。多取终厚亡，疾驱必先坠。劝君少干名，名为锢身锁。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那些视名利为身外之物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名利；而一味贪图功名利禄，甚至见利忘义的人，只能是引火烧身。所以，古人提醒人们：“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一代宗师季羡林在学术领域创下的辉煌业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俄语、法语等12国语言，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其研究领域贯通中西古今，留给我们的人文学术遗产丰厚翔实、珍贵无比，堪称中华子孙世代传承的学术“瑰宝”。季老先生遽然辞世，世人无不深感悲痛和惋惜。正如北大资深教授、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所说：“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国学研究时代的结束，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
最让人们叹服的是，季先生不仅在学业上有如此高的成就，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我们的楷模。他谦逊低调、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使我们的心里升起一股敬仰之情。
许多北大师生都记得一次新学期开学时，衣着朴素的季老为他们看守行李，而且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季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取得的学术成就可以说无人能比，但他常常谦虚地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