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成功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先得学会付出常人所不能付出的代价！爱因斯坦有一个公式：A=x+y+z，其中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努力，y代表正确的方法，z代表少说废话。由此可见，成功不仅需要我们经历艰苦的磨炼，有时候甚至需要我们承认自己的失败或者放弃很多东西。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 一
泛驾之马①可就驰驱，跃冶之金②终归型范③；只一优游不振④，便终身无个进步。白沙⑤云：“为人多病⑥未足羞，一生无病是吾忧。”真确之论也。
迷津指点：
① 泛驾之马：泛，翻覆之意；驾，车子。比喻性情顽劣、不受控制的马。
② 跃冶之金：跃，踊跃；冶，冶炼。比喻自我炫耀，力求表现。
③ 型范：浇铸金属用的模子。
④ 优游不振：散漫而不自奋。优游，悠然自得，此处有散漫的意思。
⑤ 白沙：明代哲学家陈献章。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人，故世称“白沙先生”，著有《白沙子全集》。
⑥ 病：诟病，指责。
古文译读：
一匹性情凶悍不易控御的马，只要训练有素驾驭得法，仍然可以骑上它飞奔疾驰；在熔化时爆出熔炉的金属，最终还是被注入模型铸成器具。一个人如果只贪图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就会使精神陷入委靡不振的状态，如此就会一辈子都没有什么作为。所以明代学者陈献章说：“做人有过失并没什么可耻的，一生中完美没有一点过错才值得我担忧。”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 二
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①字；弥天罪过，当不得一个悔②字。
迷津指点：
① 矜：自夸、傲慢。
② 悔：悔改，悔过。
古文译读：
一个人即使立下了盖世无双的功劳，一旦居功自傲也会落得前功尽弃的下场；一个人即使犯下了滔天的罪孽，一旦他真心悔改也就赎回了从前的罪过。
■ 三
声妓①晚景②从良③，一世之烟花④无碍⑤；贞妇⑥白头失守⑦，半生之清苦⑧俱非。语云：看人只看后半截⑨。真良言也。
迷津指点：
① 声妓：亦作“声伎”，旧时宫廷及贵族家中的歌姬舞女，此处泛指妓女。
② 晚景：晚年的光景，此指晚年。
③ 从良：意思是妓女脱离乐籍而嫁人。
④ 烟花：妓女或艺伎。唐·黄滔《闺怨》诗：“塞上无烟花，宁思妾颜色。”此指娼妓生涯。
⑤ 无碍：没有阻碍，没有妨碍。
⑥ 贞妇：从一而终的妇女。《礼记·丧服四制》：“礼以治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贞妇，皆可得而察焉。”
⑦ 失守：谓丧失节操。
⑧ 清苦：清寒辛苦。
⑨ 后半截：后半生，即晚年。
古文译读：
烟花女子虽然曾坠入风尘，可是如果到了晚年能从良嫁人，那么一生的卖笑生涯对婚后的生活没什么妨碍；贞洁烈女操守了大半辈子，然而晚年却红杏出墙，那么她半生守寡的清寒辛苦都就化成了泡影。俗话说：“看人的功过得失关键是看他的晚节。”此话真是至理名言啊！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不改，斯谓过矣。”
孔子是名扬天下的贤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但是，在一个孩子面前，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并勇于承认，是为大家风范。
一次，孔子带着子路、子贡、颜渊三位弟子到海州游览当地风土民情。忽然，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声响。于是孔子对子路说：“山的那边在打雷和下雨，为何还要赶着去？我们不如停下歇歇。”子路答道：“这不是雷雨声，而是海浪拍岸之声。”
孔子从未见过大海，便和弟子们一同来到海边的朐阳山下。看到眼前水天相连、海阔无际的自然美景，他们感到兴奋不已。
这时，孔子感到又热又渴，就让颜渊去舀海水来喝。颜渊刚拿起盛器，忽听得身后有人在笑，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回头一看，是个渔家孩子，于是问他笑什么。那个孩子笑着回答道：“海水又咸又涩，不能喝。”说完，他把盛淡水的竹筒递给了孔子。
孔子喝完水，十分感激那个孩子，正想道谢，海风突然吹来了一阵急雨。四处张望，见并无遮风挡雨的亭子。子路大声嚷道：“糟糕，现在到哪里去躲雨呢？”只听那个渔家孩子对大家说：“你们都不用着急，请跟我来。附近有一个我平时藏鱼的山洞，可以用来躲雨。”
说完，那个孩子便领着他们一行人来到那个山洞。孔子站在洞口，看着雨中的海景，不由得诗兴大发，吟出了两句诗：“风吹海水千层浪，雨打沙滩万点坑。”子路、子贡、颜渊都齐声赞扬孔子的诗作得好，而那个孩子却持反对态度，他对孔子说：“你没有数过，怎么知道是千层浪、万点坑呢？”听到孩子的反诘，孔子不由得心服口服，表示赞同。
事后，孔子回想起这几件事，歉疚而又自责地对弟子说：“我以前讲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看来这并不妥当，还是应该提倡‘学而知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只要勇于承认，自觉改正，依然可以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在人际关系中，也能获得更广阔的天地。反之，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错误百般争辩、遮掩，往往会失去许多亲信，从而陷入孤立无助之境。
晋灵公是晋襄公之子，继位后不行君道，荒淫无道。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晋灵公向老百姓征收大量赋税，致使民不聊生。更为荒诞的是，他性情非常残暴，经常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并以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为乐。晋灵公不但喜欢玩弹弓，还爱养一些硕大无比、凶猛异常的狗，对待不听话的侍者，灵公便放狗去咬。
一天，因为厨师送上来的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并放在筐里，让宫女们用头顶着经过朝堂。正好，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在了解情况后，他们感到非常气愤，更为晋灵公的无道而忧虑，便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
晋灵公看到士季站在宫殿前，知道他是为自己杀死厨师的事情而来，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三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并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叩头回答说：“哪个人能不犯错误呢？犯了错误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好事了。《诗·大雅·荡》说：‘事情容易有好开端，但很难有个好结局。’如果这样，那么弥补过失的人就太少了。您如能始终坚持向善，那么国家就有了保障，而不仅是臣子们有了依靠。《诗·大雅·烝民》又说：‘天子有了过失，只有仲山甫来弥补。’这是说周宣王能补救过失。国君能够弥补过失，君位就不会失去了。”
事实上，晋灵公并非真正认识了自己的过错，依然残暴无道。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十分讨厌，竟派刺客鉏麑去暗杀赵盾，鉏麑不愿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但又无法背弃国君的命令，于是选择以死明志。不久，这个作恶多端、触犯众怒的晋灵公便被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
晋灵公的死恰好从反面证明，一个人有错不改，任其发展，最终将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恶果。这就如同生病一样：小病不断，反倒健康；从来无疾，病来如山倒。我们之所以生病，是因为身体比较敏感，能及时对外界入侵作出反应，于是虽然小病不断，却是大病无患。相反，对外界入侵无法作出及时反应的人，自是“无病”，但一旦反应，必是伤筋动骨的重创。同理，一个人如果一味犯错误，而不知改正，那么，有一天就连后悔的余地都没有了。
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为过失而辩解，那么过失便会更醒目。”对待过失的态度，其实就是衡量一个人思想水平的尺度。明智者定会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勇于自责，修身克己，从而避免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
当然，承认错误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并不轻松。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出于面子或者为维护地位，知错不改，甚至还要找出无数个理由为自己辩解。然而，这样做只能欲盖弥彰，起到相反的作用。正所谓“知耻后勇真君子，过而能改有尊严”，敢于面对错误的人，不仅不会失去面子和尊严，反而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赞许。
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就是这样一位虚心纳谏、知错即改的明君。他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同时拥有“中兴之君”与“定鼎帝王”（开国皇帝的意思）两项头衔的帝王。国学大师南怀瑾曾这样高度评价过这位皇帝：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中，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榜样的，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
一次，刘秀外出打猎，由于难得摆脱繁忙的政务，一时兴起，不觉忘记了时间。等到刘秀和随行的侍卫回到洛阳城时，天色已晚，城门紧闭。身旁的侍卫高声叫门，要守门者为皇帝开门。没想到，为人耿直的守门官在城楼上答道：“朝廷有令，夜间无紧急情况，一律不开城门！”任侍卫官在门口磨破了嘴皮，甚至刘秀亲自下马解释，都无济于事，那个守门官硬是不肯开门。当时，早已疲惫不堪、饥渴难耐的刘秀非常恼怒，心想非得除掉这个不长眼的守门官不可。
次日，刘秀还没来得及传旨。那位守门官便送来奏章，义正词严地指责刘秀游猎废政、带头违令犯禁的错误。看到皇帝一脸严肃地盯着奏章，满朝文武都为那位守门官捏了一把汗。
谁知刘秀站起来，不怒反喜，不仅当场检讨了自己的过失，而且赞扬了勇于直谏的守门官，并赏赐他帛绢100匹、擢升为长沙太守。
看到皇帝闻过则喜、知错即改，朝中大臣无不深感敬服。
改过迁善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而且必须遵守和实行的原则。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这种知错就改的精神，不但丝毫无损于“面子”和“尊严”，相反还会使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从“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骂声中，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并积极改正，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所以说，犯错误并不算什么，关键是面对错误的心态是否正确和对待错误的处理办法是否有效。
吴佩孚虽然做了大半辈子祸国殃民的军阀，但他到了晚年却能秉持民族大义不受日寇的威胁，誓死捍卫国家主权。
1919年，全国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民族危亡，吴佩孚多次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当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大肆逮捕时，他认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这些学生不顾自己的性命，为国家、民族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让大总统释放学生，否则众怒难犯。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行为深得国人的赞许，认为他是一个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败走天津，并被山东督理、湖北督军等拒绝入境。在生命攸关之时，其部下建议逃入租界保命，吴佩孚却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未曾向外国人求救。
晚年的吴佩孚下台后，生活非常清苦，每个月都要靠张学良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尽管如此，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认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负有责任，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因此当张学良丢失东北三省后，他非常生气，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日本侵略者希望利用吴佩孚在社会上的威望拉拢他出山。为了说服吴佩孚，日本在北平、汉口分别设立大伯机关和竹机关，专门针对他进行策反活动。然而即使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艰难境遇下，吴佩孚始终不肯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当日本特务头子荒木表示愿意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他依然拒而不受，并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吴佩孚从未放弃民族气节，坚决不同日伪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