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不用过分抬高铁价就可以用他那五十泰伦的存款赚进一百泰伦泰伦（λανον）古币名，一泰伦值六十米那（μνα）。在古典时代爱琴海商业上通用的银泰伦重量约合现在的八十二磅；雅典泰伦重约五十七点七五磅。。这个投机事件被当时的执政（当时那里实行僭主政治）狄欧尼修发现，他以这个商人所采用的方法有损于政府的利益为由限令他马上离开叙拉古城，并且仅仅允许他带走自己的钱财。30这个商人囤积奇居的策略只是泰利斯垄断方法的变相，即两者的原则都于在造成对某一事物的专有。不过这类知识对于政治家们也是非常有用的：邦国类似家庭并且比家庭更为重大，也常有财货困难的时候。倘若国库亏绌，他们就需要运用各种方法赚钱，故事里的执政官狄欧尼反垄断的做法就是其中的一种。35因此有些政治家就专以理财的政绩而成名《施奈得（TGSchneider）校注本》（卷二65页）认为这是泛指雅典的“财务官员”。《纽曼校注本》（卷二208页）认为也许是专指雅典的欧毗卢（Eubulus）。参见缪勒编的《希腊历史残篇》（Muller，FrHistGr）卷一293《色奥庞波（Theopompus）残篇》96。。
章十二
前面1253b3—11。，我们讲到了要掌握家务管理技术需要注意三项要素——第一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家主如何管理奴隶的技术章三至七1253b14—1255b40。；第二是如何运用父权的技术；第三是关于运用夫权的技术。40父亲对子女的治理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治理虽然也是对自由人的统治，但也并不完全相同，父子关系就如同君王的统治，1259b夫妇关系则更像是共和政体。从天赋的角度来说，夫唱妇随应当是自然的状态，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例外；又如长者指挥幼者、成年人治理未成年儿童也是比较适宜的。然而在一般共和政体中，公民们交替执政，5也就是轮番做统治者；在这个共和政体内，大家认为所有公民都完全平等，没有丝毫的差别参见卷二1261a39；卷三1288a12。。
尽管如此，那些当上了统治者的人们，在言语、姿态σχ μασι，兰比诺（Lambinus）拉丁译文是vestitu（“服饰”）；维多利（Victorius）译为vestibus（“衣服”）；塞普尔维达（Sepulveda）和季芳尼（Gipnanius）译为ornatu（“装饰”）。这里依纽曼解释，译为“姿态”。参见鲍尼兹的《索引》（Bonitz，Index）739b59—740a5。
、礼仪上又往往摆出一些与那些被统治的人们不同的样子，这不得不使人想起有关阿马雪斯的那只脚盆的妙喻埃及人阿马雪斯（Amasis）出身庶民，后被立为王。他将自己金质的洗脚盆熔铸成一尊神像，后受到埃及人虔诚的膜拜。阿马雪斯有感于此，曾经喟然对他的臣民讲，“联本贱器，一旦登王位而成偶像，遂受万民崇仰”（《希罗多德》Ⅱ172）。。在家庭间，男女地位虽属平等，但是如同民众对于轮流担任的统治者的崇敬，丈夫也终身受到妻子的尊重。10另一方面，父权对于子女在性质上也类似于王权对于臣民，父亲和他的子女之间的尊卑不仅出于慈孝，还有因年龄的长幼而区分的高下，于是其在家庭中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严君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荷马将万民及诸神共戴的君王宙斯称为
“诸神及万民之父”，
也是正当、贴切的。15作为一国之君，他应该和他的臣民出生于同一个族类，然而又自然地高居大众之上；父子关系中长幼慈孝的体制也与此完全相符。
章十三
根据上述辨析，我们可以明白，家务重的是人事而非无生命的财物；20重的是人生的善德而非丰饶的家资，即我们所谓的“财富”；重的是自由人们（家族）的品行而非群奴的品行。有关奴隶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应当先在这里研讨一下。奴隶，除了作为劳役的工具，是否还具有其他更高尚的品质，比如勇毅、节制（克己）、25正义以及其他类似的品质克己、勇毅、正义、智慧或者明哲即为希腊人所崇尚的四德，这里亚里士多德只明举其三，没有说到“智慧”，意思似乎说即使奴隶也有些理性，也可能具备克己、勇毅、正义三德，但终究无法拥有智慧。参见章五254b20—26。？或者他在提供劳役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存在两方面的疑问：如果奴隶也有所谓的更高尚的善德，那么他同自由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反之，如果承认奴隶也是具有理性的人类，那么认为他完全没有善德就是荒谬的。类似这个有关奴隶的问题，也可以在妻儿方面进行考察；上述各种善德他们是否也具备？那些为人妻且称贤于世者是否由于她们同时能够如男人般克己、勇毅而富于正义呢？30是否可以用“放肆”或“谨慎”这类道德名词来批评一个小孩呢？我们应当从正面还是反面作出答复呢？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展开，使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自然而产生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否拥有相同的品德？如果说双方都应该具备“既善且美的品德”“美善”（καλοκγαθα），这个词常被希腊人用来称颂具备众德的完人。色诺芬的《回忆录》卷三章五，用这个词称骑士和甲兵的品德。参见《尼伦》卷四章七1124a1；《道德广论》（MagnMor）卷二章九1207b20等。这里，亚里士多德不再列举上面提到的三种品德，而另举这种妇孺难以具有的品德，在行文上使本题的悖理性质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