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
李宗仁于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到香港，蒋介石先后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芬等两次来港挽留李宗仁，李未表示什么。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再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一九五五年秋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事前他的思想转变有其发展的过程，主要是下面几种因素：
一、五十年代初，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在战史上，美国从没有被别的国家打败过，可是却败于建国不久的新中国，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李宗仁，认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二、一九五五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一月二十九日，美参议院还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而必须有所主张。
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的十年间，我五次上北京，为李宗仁回归祖国做准备。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为争取李宗仁归国，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一上北京，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
《对台湾问题的建议》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也给李宗仁很大的启发。
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发表后，引起北京的注意。因为从此时起，我在九龙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经常有进步人士登门拜访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在《大公报》工作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来看我，手中拿着一份刊载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大公报》给我看，希望我对这篇报告发表一些意见。我对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境地一无所知，能够说些什么话呢？所以我就顾左右而言他，使访客怅怅而归。
三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上面那两位朋友又两顾茅庐，金尧如一会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还要我提出条件。我说：“我去北京，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但此问题太大，容我考虑一天如何？”当即约定第二天下午三时在九龙太子道一家咖啡馆会晤，作出答复。
当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决心。我说建国以来，国内先后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频繁，海外一些知识界对大陆触目惊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但我自己去有独特的怀抱：第一，我对台湾所提“光复大陆”，认为是扯淡，不值一顾；第二，我对共产党互无成见；第三，共产党向来说话算数，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毅然北上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济深的策动，而是周总理决定的。黄绍竑曾对我说：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议，在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显，我之来京是出自总理的决定。
五月六日晚，张治中（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人，原名本尧，字文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年9月，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先生请我吃饭，他对我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翌日上午，我就写了一份题为《从美、日、港三方面来观察台湾问题》的报告交给张治中先生。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我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不久，周总理来了，他对周围的人打了一个招呼，就径直走到我同张治中站的地方来。文白先生正想给我介绍，总理已向我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一九三八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总理随即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说，你们陪思远看一看北京的名胜古迹。又对我说：我们过几天还要会面。
五月十二日中午，总理在中南海宴请我。刘仲容陪我从西北门进中南海，先同李克农副部长和苏公定谈了一会儿，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阁去，在那里受到总理热情的接待。在座的还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1881—1967，浙江绍兴人。前清举人，同盟会会员。早年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加入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次年退出共产党。1927年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驻苏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曾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1967年病逝于北京。）、黄绍竑、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以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彼此都一一握手问候。
宴会厅在紫光阁客厅后面，总理举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在宴会中，周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他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总理提到白崇禧时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他政治上没有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把他骗到台湾去了！
总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阐述人民解放军战略方针发展的进程。他说，在济南解放后，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可以攻坚了，立即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终于打败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他继续说，当一九四九年和谈时，我曾告诉刘仲容，要他对李德领先生说，把广西在安徽的四十六军调到南京来，这样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签署和平协议，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一错再错。
谈到台湾问题时，总理说：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彼此处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总理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不派人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总理还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
总理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总理日理万机，这一天的接见、宴会和谈话竟花了三个钟头。我真不胜荣幸之至。当然总理的话不光是对我个人说的，而是对海外爱国人士的一次真诚的召唤。
我回到香港，将此行函告李宗仁，他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何变化。
我二上北京，总理说李宗仁先生目前回国定居
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五九年，我回来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接到通知说，先去东北参观，然后回京听候周总理接见。
九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在紫光阁召见，在座的仅张治中、邵力子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
总理首先问东北之行的观感，我说建国仅十周年，但东北重工业建设已门类齐全，初具规模，发展是迅速的。
总理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的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总理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注：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的），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这是总理第一次表示要我赴欧同李宗仁会晤。
总理接着说：“你有一个女儿，叫林黛，在亚洲影展得到两次女主角奖。”我插口说：“一九五七年是《金莲花》，一九五八年是《千娇百媚》。”总理说：“这个问题是章士钊先生提出来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为应该争取你的女儿林黛归来。”总理没有说完，张治中插嘴说：“总理，你不知道，思远已经同林黛的母亲离婚了，女儿通常总是听妈妈的话，思远怎么可能对林黛施加影响呢？”
总理看着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原来你同思远都是三青团的，所以你帮着他呀！”说罢哈哈大笑，这个问题就没有谈下去了。
二十五日总理邀我乘坐他的专列同去参观密云水库，同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等。
这次回港以后，着手把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又送到北京去，不久得总理寄语：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一九六〇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我三上北京，总理要我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
一九六〇年美国大选，年龄刚过四十岁的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人普遍对他给予期望，认为这位哈佛大学出身又当过参议员的年轻总统，将对杜勒斯制定的僵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缓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写给肯尼迪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李将来去函件都寄给我，嘱送周总理核阅。
一九六一年七月上旬，总理要我返国一行。在接见时对我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理重申派我到欧洲同李先生谈谈，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我四上北京，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欧洲周报》，刊有意大利女记者赛丽写的一篇《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李宗仁对该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全篇谈话洋溢着李氏向往祖国的热烈心情。
我同李宗仁先生约好，十二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十一月中我先返国向总理请示。那时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分别举行第三届第四次会议，总理忙得很。一天晚上，我在西总布胡同一特设的招待所被叩门声吵醒。开门一看，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西华厅等你。
那是晚上七时许，总理处理了一天的政务，还是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总理要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一是“四可”。那就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以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是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
三是要过“五关”。五关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
总理要我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亲送我到门外上车，殷殷嘱咐，使我深为感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我飞抵苏黎世，在某饭店同李先生会晤。转达了总理对李先生的期待，完成了我的特殊使命。由于我较原定时间迟到几天，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从而使李先生第二次离开美国时不致受人注意，终于顺利地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
我五上北京，总理让我去瑞士亲自接李宗仁回国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我接纽约电，知李宗仁已于十三日离美飞瑞士，即于十四日派石泓持电赴广州用电话向北京请示。十五日石泓返抵香港，谓总理要我去北京一行。
六月十八日中午十一时我飞抵北京，国务院“外办”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统战部礼堂，在那里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以及冯铉同志。
周荣鑫同志说，总理今早离开北京，出访非洲各国，临行他委托我们把下面几件事向你传达：
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你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谈话过后，周荣鑫等同志在统战部礼堂设便宴招待我。那时统战部的厨师以烧方块砖肉出名，我无例外地在那天中午享受了这味佳肴。次日我即离京南飞，准备赴欧。
我国签证延误，直到六月二十八日才飞抵苏黎世，那时李夫人郭德洁也飞抵瑞士了。
李宗仁想邀前国民党政府原地政部长吴尚鹰及其次子李志圣同行，他们久久未到，有关方面正准备安排我们去洛桑小住。七月十二日却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在十三日下午二时离开苏黎世。我们及时起程。在我们起飞不到两小时，台湾人马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函来找李宗仁了。
由于香港《快报》七月十四日报道李宗仁的行踪，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们在卡拉奇休息几天。
周总理热情欢迎李宗仁归来，待以上宾之礼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许，我同李宗仁夫妇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受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同他们在机场吃粤式早餐后，继续起飞，十一时抵上海。万万料想不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偕上海市委陈丕显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我们。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极了。
当晚陈丕显同志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即前法国总会）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及我本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均参加了。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总理昨晚通宵未眠，一直等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
七月十九日上午，总理在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我与罗青长、刘述周、姚仲康参加。
总理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证明他们情报落后了。
在谈到台湾前途时，总理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待将来时机成熟，自有人挺身而出，通过政治途径，将台湾重新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总理讲这些话时，满怀信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总理对李先生重申“四可”精神，他说：李先生说过，一回来就再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李先生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
七月二十日上午，周总理的专机先起飞二十分钟。等到李宗仁夫妇飞抵首都机场时，又受到周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待以上宾之礼。
总理对接待李宗仁返国异常重视，指定中央统战部成立接待办公室，整个接待工作是在总理直接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李宗仁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是李宗仁在上海时提出要求而得到总理当面答应的。九月二十四日，总理亲自指定吴冷西、龚澎、姚溱、张彦等四同志当招待会的顾问，指示周详，具体而微。
总理对我和石泓的照顾与关怀
总理布置工作，非常细致。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六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夫人举行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参加者有彭真、陈毅、罗瑞卿、蔡廷锴和夫人罗西欧、徐冰和夫人张晓梅、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还有平杰三、刘述周、罗青长、李金德。周总理进来时对大家说，今天请客的名单是我圈定的。
及散席，客人先行辞出，我看到总理站在他的汽车后门，向我招手。我走过去，总理问：“石泓同志什么时候到北京？”我说：“十八日。”总理又说：“石泓同志替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她到后我们要宴请她。”总理想得多周到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归根究底，是总理保护之功。每逢过年过节，总理总派人来看我们，问生活上有无困难。那时我们从海外带回来的钱还可以维持生活，所以总不愿意以个人小事麻烦总理，实际上他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周总理设宴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他过来向我祝酒，没有说什么。但在九月二十五日晚欢宴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总理特地到我的面前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两人很久没有见面了，让我们举起杯来互祝健康吧！”这是我所听到总理的最后的话。
一九七二年八月，总理关照统战部写一报告，每月发给我生活费。出乎意外的是，总理理除在报告上批照外，还另外写一张条子，特支我一笔生活补助费，总想想得多么深远，多么周到啊！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
从一九七二年八月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遵照总理的指示，把过去我所坐的汽车重新开回我的寓所（“文化大革命”后，我曾要求将汽来开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管理）。从此时起，我虽没有走上工作岗位，但生活却得到殷切的照顾，此皆拜总理之赐也。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晚，我应邀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总理以抱病之身，莅临主持。当他步入宴会厅时，立刻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他致祝酒词短短的几分钟内，座上响起掌声有十余次之多。总理感人之深，在这时充分显示出来，这是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我素来意志坚强，很少落泪。一九七六年一月上旬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看到总理慈祥的遗容宛然如生，一桩桩往事刹那间浮上心头，不禁悲极而哭，盖情之所至，实难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