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林黛之死，举世震悼，我以骨肉至亲，悲痛尤难言宜，兹乘她的《纪念特辑》出版之便，特以沉重的心情缕述她的一生经历，以告千千万万的读者。
林黛原名程月如，乳名和尚，林黛是她从影后的艺名，亦即她的英文名LINDA的音译。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她生于广西省会的南宁。当她呱呱坠地以后，我便到欧洲留学去了，她的母亲蒋秀华曾带着她到我的家乡宾阳大桥程村去住了一个时期，那里生活条件很差，所以她一出生便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我在巴黎屡次接到电召，急忙赋归。返抵桂林时我的朋友们直接把我送到藩台衙门旧址去，同新奉到任即将出发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吃了一顿晚餐，在座者还有李重毅先生。我们谈到深夜，然后我才能抽身回到优和街一号林黛的外婆祖居，与她母女见面，当时她的母亲拉着她的小手从房间走出来，这样说：“和尚，叫声‘爸爸’ ！”可是她只瞪着一双大而圆的眼睛，一声不响，这算是父女久别重逢的见面礼。
不久，我就依李宗仁先生临别的嘱咐，到南京向军事委员会代参谋长（因参谋总长程潜兼一战区司令长官正在平汉线指挥作战）白崇禧报到去了，后者派我以机要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帮忙。无奈南京外围吃紧，抗战重心移往武汉，等到军事局势稍为安定之后，我才把林黛母女接到武汉来，一叙家庭之乐。那时正在夏天，武昌热得可怕，我在公余之暇，总带着林黛漫步黄鹤楼头，欣赏大江东去，或同她到东湖去游泳。她后来所以成为有名的“漓江双鱼”之一，相信这跟她的童年生活大有关系。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武汉撤守之前，林黛便由她的母亲带到桂林去了。当我由南岳抵桂时，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一所房子，这是林黛的母亲节衣缩食把它建造起来的，虽非华居高楼，但有屋总胜无屋。这时我又被调为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因而在桂林待下来。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相信是林黛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她那时喜欢看连环图画，中西文在所不拘，我总是多方搜购，并每日抽出一部分时间来给她讲解。
可是霹雳一声，林黛的厄运来了。一九四〇年九月九日，我以意见兴趣不合，与林黛的母亲蒋秀华离婚。当我们在法政街寓所进行签名的时刻，林黛以双手抱着我的大腿号啕大哭说：“爸爸，不要同太太离婚！请看我的分上，不要同太太离婚！”（林黛叫她的妈妈总是称为太太）我顿时为她的热诚所感动，半晌说不出话来。终于以好言安慰她说：“月如，不要紧的，爸爸同太太离婚以后，你还是我的女儿，我们还是时常见面的。”这样，我就忍泪离开法正街寓所。现在回想起来，这正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我到香港殡仪馆看她大殓离开时的心情相仿佛。
之后，我个人搬到乐群社去，并以理事长名义住了全社设备最完善的套房。那时乐群社与宗惟赓先生利用乐群社的大礼堂合办乐群影院专映西片，我一有空就把林黛接来看电影，有时宗先生把她抱起来坐在膝盖上，以便对她讲解银幕上的情节。最近有一位女士从纽约写信给我，也怀念着乐群社时代的林黛，她在信中这样说：“桂林乐群社的她，只有六七岁，当时你常把她带在身边，她的明亮的大眸子，自小儿就闪着希望的光芒！”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大。
一九四一年，林黛到了读书的年龄，开始入桂林中山纪念小学肄业，这是办得很认真的一所小学，凡是广西高级军政人员的子女都送到那里去学习。在林黛同班同学中，有白崇禧的长子先道、次子先德，唐纪的儿子道一，王逊志的孙女淑媛。后者同她处得最好，长大后还保持往来，有一次林黛由南京返桂林省母，一同到漓江游泳，被目为“漓江双鱼”。这时她常坐我的私家包车上学，人小车而车大，高踞其中，意态甚豪，所以她从小就养成一种“目空一切”的气概。
一九四二年，我东调到重庆工作去了，过了不多天，战局紧张，湘桂路大撤退。林黛由她的妈妈蒋秀华托一个姓苏的朋友带到重庆去，交给我负责教养。我那时只身住在两路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特委托一两个女职员照顾她住在机关宿舍里。每天一清早，她就跑到我的处长室里来，盥洗和整头发。当时我时常诧异的一点，就是她对于穿着梳妆都处理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富有生活上的“自治精神”。那时她不过是八九岁而已。
我素来不相信命相之学，湘桂路撤退后，香港梅芳中学校长陈铁一也由桂林避到重庆来了。一天，他请我带林黛到他那里去饮下午茶，他无意中把林黛的掌纹拿来一看，几乎他惊讶得跳起来，他嚷着说：“不得了，思远，月如这个女孩子，她的事业纹一冲到天，将来在事业上将有不可意料的成就！”当时我只姑妄听之。自是陈校长认林黛为义女，并买了一块手表给她。不料十年以后，铁一先生之言果验。
又有一天，我带林黛到一家餐室里吃饭，适巧我们的同乡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甘乃光来到那里，于是大家坐在一起。甘乃光十分欣赏林黛那对大而明亮的眼睛，他说：“你的女儿生有这样一对眼睛，将是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但她生得太细小了，应该配点钙剂给她服用，来帮助她的发育。”可是我后来买了一瓶钙片给她，她连动都没有动过。林黛一上餐厅就点全餐，事实上她每菜稍尝辄止，留下胃口去嚼后面那味甜食。
当林黛寄寓中央团部那个时期，一般同事都很喜欢他，特别是女青年处的职员们，自处长张维桢（罗家伦夫人）依次都把她疼得宝贝似的，争先予以生活上的照顾。那时督导室主任涂公遂的女儿涂鲽和林黛生得一般高，一般大，同样闪耀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偶或她俩双双出入，竟有人错把她们误认为孪生姐妹。直到后来我迁到林森路广西银行后面一座两层高的楼房里，林黛又重新和我住在一起，同时她转入林森路一间重庆市立小学读书，以待胜利的来临。
一九四六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们随（政府迁都）回到南京来了。这是她第一次乘飞机远航，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人地生疏的政治中心城市，当我们的飞机在大校场机场降落时，她瞪大了一双大眼睛来观察目前到来的一切。当晚我们住在安乐酒店里，一个从上海来的年轻太太在餐厅中发现了我们，她把林黛抱在怀里，说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漂亮的小姑娘。后来彼此交谈，才知道她的丈夫姓徐，过去曾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那里工作过，现在改往上海经商。她主张我把林黛送到一个教会学校去做留校生，俾出以有计划的培养，我觉得这意思很好，当下一口答应了。
后来我们一家搬到中山北路吉兆里去，独占了六号上上下下三层楼房。那位徐太太经常来看我们，有时且带林黛去买东西或看电影。终经这位太太的大力帮忙，林黛不经任何考试手续，得入南京最出名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肄业，并且成为一名留宿生。此事办好以后，我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来。因为我那时还过着鳏居生活，由于工作关系，经常门庭若市似的延见着各方面的来宾。林黛虽然独处三楼，但也不能让她有一个宁静的读书环境。如果留校寄宿，那就好得多了。
不料事与愿违，过了两天，林黛忽然从学校里打电话来给我，说是无论如何要我把她接回来。我问她为何不习惯那里的集体生活？她说：“因为用冷水洗面！”结果我当然不答应。可是到了晚上，却发现她非常安详地憩在家里了。我问她怎样回来的？她说是她打电话给张美玲（我派专门照顾她的一个女职员）接她回来的。即此一端就可以知道她真是敢作敢为，连爸爸也无奈伊何！从此以后，她仍是汇文中学的一个走读生，白天到学校上课，夜晚住在家里。
中学生的林黛已经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可人，明眸皓齿，丽质天生，简直是人见人赞，许为可造之材。有一次，我到合肥探望我的好朋友安徽民政厅长韦永成，他的太太蒋华秀女士，乃国民政府蒋主席的亲侄女。我们久别重逢，一见面就以林黛的近况为话题。原来当他俩在桂林度蜜月时，就曾认林黛为契女。华秀女士无所出，深欲自行教养林黛成人。当下我很赞成，但我回到南京向林黛征询意见时不为她所同意。否则她以后的历史，又得重新写起。
犹幸不久之后，韦永成、蒋华秀伉俪也卸职回到南京来了。我们一有空就带着林黛泛舟玄武湖，欣赏水光山色，或驰车陵园大道，浏览郊区胜迹。本特辑所刊她在南京所拍之照片，便反映了这个时候生活的片断。深信在此时期，她的视野扩大了，而山川灵气所钟，也对她的气质发生影响作用。她后来所以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员，想与此不无关系。此外她又参加一些好友家庭里举行的私人舞会，在这些场合，她对于任何新式舞艺，只需稍观摩一下，就能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这表明她是恁地冰雪聪明，智慧天授。
俄而到了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南京为愁云惨雾所笼罩，特别在徐州战败的消息传到白下以后，首都一日数惊，执行紧急疏散。我为了林黛的安全，连忙派那位一向照顾她的女职员张美玲带她乘轮到武汉去，准备南迁返桂。是年十一月初，我因公飞汉，看到林黛已与她的母亲蒋秀华在武昌会合住在一道，遂连忙交给她母女一笔钱，嘱她们尽速回到桂林去。再一月，我与石泓女士在汉口结婚，婚后她亦只身返桂。是时林黛先后在桂林德智中学高中部及广西省立艺专肄业。
一九四九年是时局瞬息万变的一年，我深知前途无望，遂于七月初挈眷由桂经穗迁港，住大埔道一层楼宇中，是时林黛又与我久别重逢在一起，并令其重新向学。最初她在隔壁香江中学高中读了一两个月，旋即入香港半山区的莱敦书院（Royden House College）肄业，与一位朋友张岳灵的女公子们同学。到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她又入新亚书院深造。故那时我知她分心外骛，已无意于精研学问了，此亦环境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
一九五一年初我从东京旅行归来时，发现林黛已加入电影界。她把经过告诉我，多少带了一点神奇意味。原来名摄影家宗惟赓在九龙加连威老道开了一家“沙龙”影室，他替林黛拍了一张照片，放大之后，悬之门前，适为“长城”主人袁仰安所见，认为她线条明朗，具有上镜的基本条件，遂多方延揽，命其献身于银坛事业。此事在六年之后，我有一次与袁先生同车旅行观光，他亦说及此事经过，与林黛向我所言者完全相同。然林黛在“长城”碌碌无所表现，此又非袁先生所能逆睹。
自是以后，林黛如何成名，如何跃登“四届影后”的宝座，如何结婚生子，事迹昭彰，已为举世人士所共见共闻，余不再欲糟蹋读者宝贵的时间和本特辑珍贵的篇幅，再行缕述一遍。余所欲言者，只是她以年方三十的成熟年华，而在电影事业方面即有此辉煌的成就，不能不算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奇迹。这真如她的丈夫龙绳勋在其为林黛亲撰的墓志所说：“此不仅为中国电影史上空前所未有亦即为世界影坛所仅见。”
不过林黛在银坛上地位愈高，其意识形态就愈感孤立，其心理发展就越与现实社会脱节。她这些年来汲汲遑遑于财富的追求，汲汲遑遑于荣誉的保持，内心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大大地影响了她的家庭生活，这是说，她的脾气大了，不易伺候。我早见及此，当她住山景大厦时，我就曾告她以某些退一步想的道理，我说盛极而衰，穷则思变，这是吾人立身处世应有的感悟，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艺术天地太窄小了，或者认为你的艺术生命会有时而穷，何如另辟蹊径，走上另一条新的道路，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立刻在你眼前出现，你的前途还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她没有她的爸爸那样的决心和勇气，对此默然不作表示。我也无如之何。
当时我为此言，并不是暗示她已经从灿烂趋于暗淡，事实上她正如日丽中天，红得发紫，而她近来的票房纪录也在不断上涨。那么，我为何忽有此离奇的想法呢？最主要的是看到她精神生活的空虚，她在电影圈子里所接触到的一切，都不会对个人修养有多大帮助。像她那样绝顶聪明的人，当然不以现有的成就为满足。她可能具有突破现实环境的潜在意识，而其勇气及魄力不足以济之，因而造成内心的矛盾，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现象。一受感触，易走极端，源远流长其来已渐。去年底前，绳勋不时约我到他的大坑道家里与他们伉俪共餐。我深愿乘此机会，晓以人生真谛，激发其向上之心，惜天不假年，时不我与，而有七月十七日之变，惜哉痛哉！
林黛死矣，她的死是社会的悲剧，是这个时代最不幸的事件，同时给海外带来了最后一次的轰动。中外仕女闻其死也，悲唁之情，盈溢闾巷，腾插报章。现在她的坟前，仍有吊客常临，鲜花常满的迹象，这表明在千千万万的观众中，她的精神是不死的，她的声音笑貌永远刻绘在人们的心坎里。余书至此，除哀痛外，亦感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