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百年诞辰忆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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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鲁迅与萧红(节选)

鲁迅与萧红(节选)

姜德明

重要的叮嘱

萧红在上海举目无亲,生活是没有着落的。那时候,她常常冒着小雨,在落满了枯叶的环龙路上寂寞地走着。有时也到灯红酒绿的南京路上去看看。当她在永安公司看到那五光十色的化妆品,还有进口的巴黎香水的时候,她厌恶地说:“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当她实在忍受不住饥饿的时候,她在想:为了自己的创作,已经给鲁迅先生增加了负担;为了吃饭,难道还要麻烦鲁迅先生吗?最后,虽然难于启口,还是向先生提出想借一点钱。

11月17日,鲁迅先生慷慨地回答:“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鲁迅先生也想早一点同她相见,两天以后便在信中说:“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

就在这封信里,鲁迅知道萧红他们住在霞飞路一带,因为这是白俄的聚居区,他马上叮嘱萧红:“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居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鲁迅先生想得多么周到,他以为萧红来自最北边的哈尔滨,那里正是白俄的第二故乡,她很可能懂几句俄文。如果稍不注意,便有可能被特务告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共产党,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这样被害的青年,鲁迅先生已经看到不少了。

鲁迅先生在百忙中特意安排好时间,正式约定与萧红见面。鲁迅在信中说:“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小说,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书店,当然指的是内山书店。鲁迅先生还细心地给年轻人开列详细的乘车路线:“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多么想早一点看到先生啊。

在这以前,萧红还天真地问过鲁迅先生是否有着当先生和教授那样的架子,讲不讲什么规矩?鲁迅曾经诚恳地回答:“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没忘记我是学生出身,所以并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马上就要见到鲁迅先生了。萧红的心猛烈地跳动着,她不安地盼望着30日早一点到来。30日,好容易又从早上盼到了下午两点钟。

难忘的会见

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萧红按照鲁迅指引的路线,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

她轻轻地推开了书店的门,心里激动得怦怦地跳着,两只眼睛紧紧寻觅着一位老人……在这一天的《鲁迅日记》上则仅仅写着:“萧军、悄吟来访。”

日夜想念的鲁迅先生就站在跟前,现在该有多少心事,多少委屈向先生倾诉呢……

她从鲁迅文章的战斗锋芒里,一直想象着鲁迅先生一定会有着巨人的体魄,壮伟的风采。万没有想到先生却是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癯的老人,甚至有点不修边幅,样子朴素平凡得很。

鲁迅一见他们来了,手里拿起一顶旧毡帽,腋下夹着一个红底黑花格的布包,先开了口:“我们走吧!”说完便带头走出了内山书店。

事后,萧红向先生讲了她原来对先生的想象,以及她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惊愕和意外。鲁迅释然地回信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

在街上,鲁迅先生健步走在前面,最后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鲁迅领着一对年轻人找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要了一壶红茶。

这家小店里的座位并不太多,光线也不充足,简直显得有点冷清。鲁迅先生倒是常到这里来,然而并不是为了喝咖啡。因为店主人可能是个犹太人,中国话听不太懂,而且只要客人一到,他就打开唱机放起音乐来。这样,谈起话来是很方便的。鲁迅先生经常在这里同左联的一些朋友们商议事情。

坐了不大一会儿,许广平领着海婴也来了。她是为了照顾鲁迅先生的安全而来,同时也是为了看看萧红,她同鲁迅先生一样,也很关切这个东北姑娘的命运。一见面,许广平就笑着问萧红:“看我像个交际花吗?”因为在这以前,萧红听到一个谣言,说鲁迅的夫人是一名交际花。她还在信中向鲁迅先先报告过这件事。

多年以后,许广平在《忆萧红》里写到同她初次相见的感受:“……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鲁迅耐心地听着年轻人的叙述,临别的时候,许广平握住萧红的手,依依不舍地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

鲁迅怕萧红一时还不能领会许广平这话的含义,紧跟着便向萧红解释:“他们(指国民党反动当局)已经通缉我四年了。”那时由于环境所迫,鲁迅先生不得不过着半公开半隐匿的生活,这次相见就显得更珍贵了,鲁迅先生是冒了危险来看这两个东北流亡青年的。萧红以感激的眼神深情地望着先生。

最后,鲁迅掏出早已准备好了的二十元钱,这正是萧红他们来信要借的。

接过了这二十元钱,一股酸楚的感情袭上年轻人的心头。萧红在流浪生活中看够了人间冷酷的面孔,而这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安慰和温暖……她还看到,在这阴冷的初冬天气里,鲁迅先生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旧棉袍,脚下穿着一双旧的胶底帆布鞋,脖子上连一条围巾也没有。

在路上,萧红又想起刚刚交给鲁迅先生的那厚厚一叠《八月的乡村》的原稿,那是她替萧军抄写的。萧红后悔自己一向写不来大字,埋怨自己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不知要使先生看起来多么费力。她是用复写纸抄的,有的简直模糊得无法辨认了。

回到住处,萧红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马上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流露了见到先生以后的不安和自谴的心情,以及拿到鲁迅的钱以后内心多么矛盾,更没有想到先生竟被迫害到这种程度,连行动的自由都很有限。

12月6日,鲁迅先生在回信中反转过来安慰萧红:“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俄国一个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接着,鲁迅又宽慰萧红,不必为他的安危顾虑。鲁迅说:“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血汗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鲁迅的心里装着整个民族的忧乐,他的心同所有被压迫的人们的心一起跳动着。

爱护这文苑新秀

萧红决定留在上海,尝试着要闯入那门禁森严的文坛。现在她已经找到了最可信任的老师,有了依靠,有了勇气。

她开始写作,关在屋里一时竟烦躁得静不下来,好像什么也写不出似的。鲁迅先生知道了这情况以后,马上写信来开导她:“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与此同时,鲁迅开始看萧红的中篇《生死场》,他吃惊于萧红对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更吃惊于看上去还有点纤弱的萧红,却能把“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绘得“力透纸背”。鲁迅欣喜地发现了一个新人,看到在文学队伍里又将站出一个威武的新兵。许广平回忆说,当时鲁迅先生“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这自然是同萧军来作比较,因为鲁迅以为:“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景宋:《追忆萧红》)

鲁迅先生高兴地把这陌生的新人引进文艺界。许广平说:“流亡到来的两颗倔犟的心,生疏,落寞,用作欢迎的热情,希望,换不来宿食。这境遇,如果延长得过久,是可怕的必然会消蚀了他们的。因此,为了给他们介绍可以接谈的朋友,在鲁迅邀请的一个宴会里,我们又相见了。”(景宋:《忆萧红》)

1934年12月17日,鲁迅与许广平联名邀请萧红于19日下午六时,在梁园豫菜馆吃饭。12月18日的《鲁迅日记》上记载着,鲁迅在这天的午后,亲自“往梁园豫菜馆定菜”。在邀请信中还告诉萧红:“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鲁迅又细心地介绍了去菜馆的路线图,唯恐她人地生疏不易找到:“梁园的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捧着信,泪水模糊了萧红的眼睛。

19日黄昏,萧红应邀赴宴。这是鲁迅专为一对文学新人举行的宴会。鲁迅先生特地邀请了茅盾先生,这也是一位一向关心青年的前辈作家。鲁迅有意让茅盾见见这位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从此,萧红又有幸结识了茅盾先生,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鼓舞。在座的“可以随便谈天的”人当中,还有叶紫和聂绀弩等人。这是萧红第一次同上海文艺界人士正式接触。她该怎样感激鲁迅先生这种用心周到的安排呢!作为饮宴的主人,看到萧红已经开始迈步文苑,那种喜悦的心情也是难以描述的。饮宴开始的时候,许广平还出去看了一转,回来在鲁迅先生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原来鲁迅先生让她去看一看有没有特务在盯梢。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次饮宴啊!

当萧红从家乡流浪出来的时候,她随身带了件小玩意儿。那是用来活动手部筋骨的两只光滑的核桃,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用手滚弄得已经变成了紫红色。这是萧红心爱的东西,因为是祖父留给她的纪念品。流浪生活中,实在悲戚难忍的时候,她常常摆弄着它们,想念着祖父。祖父是自己的亲人,祖父心爱的小物件曾经给她带来不少的安慰,如今她觉得又找到了亲人,好像连这小东西也找到了它的去处。萧红便把这珍贵的纪念品在宴席上送给了海婴。细心的许广平为之感动地说,萧红“把这些患难中的随身伴侣,或传家宝见赠了。”

选自《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8年8月

和萧红偶然相识

萧 军

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笔生涯

到了哈尔滨以后,我把妻子打发回故乡去了(随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此后不知要到何方去,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请她不必再等待我了,另行改嫁吧),陪伴着我的身边唯一的“财产”只剩下了一支手枪了。

由于生活所迫,我开始用了一些笔名试着向几家报社投了一些短稿。这些报社文章是登出来了,但他们是不给稿费的。

这时哈尔滨像点样的只有一家《国际协报》,它是民办的,那时还没被日本人所收买。

我投了一篇稿子去,同时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稿费。这时我和一位朋友F住在道外一家小旅馆中。

稿子登出来了,过了一两天忽然来了一个人,声称是报社编辑派他来的,带来了一封信和五元钱。

信是约我到报社去一次见见面;钱是他个人的一点敬意,是谈不上给稿费的。

五元钱虽然数目不算大,但对当时我们的处境来说却是相当顶用的。

我到报社去了,和编辑见了面。这是一位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带眼镜的,操着江浙口音,态度很热情而谦逊的人,他就是裴馨园(笔名老斐),《国际协报》的副刊部主编,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

F也到一家报社做编辑去了,我就搬到了裴家,食宿在那里,我助理他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一面继续写些各样稿子发表在副刊上。

这就是我正式从事文学事业,以卖文为生的开端。笔名就用“三郎”了。

至于我为什么要用“三郎”做笔名呢?由于我曾经有过两位好朋友,他们比我大一些,我排行第三位,并非我真正从我亲弟兄那里排行过来的。我的亲母生了我一个就死了,我父亲又是他们弟兄中的老大,结婚早,我的前面就没有哥哥。

其实,这“三郎”上面还有“酡颜”两个字,最近一位老朋友忽然发现我这个老名字,就开始在信中公然称呼起来了。

我在青年时期是喜欢喝喝酒的,酒量并不大,只要喝上一杯,脸色马上就要红涨起来。加上我的皮肤本来就近于红色的,所以喝过点酒以后就被人们讽为“关公下凡”了(传说《三国》蜀将关羽的脸色是红的,所谓“面如重枣”)。

一次,偶尔翻读《楚辞》,在一处文字中看到了:“玉人欲醉,朱颜酡些。”为了解嘲自己,就用了“酡颜”二字加上了“三郎”,还把“酡颜三郎”这四个字篆凿在自己练武术用的剑身上。

我还为自己取过一个“辽西醉侠”的诨号,还请人给刻了一颗大印章。但是人们却把“醉侠”不怀好意地叫做“醉虾”,我就弃而不用了。其实我喝过酒的颜色确是和煮熟了的蟹虾很相似的。如今年龄大了,也无兴趣再喝酒了,喝了以后并不感到再有什么愉快,所以就干脆(并非绝对)戒了它。

我的第一篇发表在《国际协报》上的文章名叫《飘落的樱花》,其次是《桃色的线》和《孤雏》,……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早已经忘却了。

由于在报上不断刊载文章,就成了“知名人士”。在读者的眼睛里,有些文章写得还不错,从思想、感情上能够给与人一些启示、动力和慰藉……所以就结识了一些青年的友人。

那时我的年龄约有二十四五岁,所结识的朋友中他们大部分全比我要年轻几岁,譬如:舒群、金剑啸、罗烽、白朗、金人……他们有的是十九,二十二三岁上下。

和萧红偶然相识

人生是很难于排除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尽管在这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后面是存在它的必然规律,但偶然究竟也还是“偶然”。

1932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斐(裴馨园)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

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去见她。

旅馆人员一直领我走到长长甬道尽头一间屋子前面,对我说:

“她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你自己去敲门吧。”这人就走了。

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由于甬道上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并没有灯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敞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

“您找谁?”

“张迺莹。”

“唔!……”

我不等待邀请就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这时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寻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来,把带去的书放在椅边一张桌子上,同时把老斐的“介绍信”递给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把这整个的房间扫瞄了一下,由诸种征候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间不久以前曾做过储藏室一类的地方,那股冲鼻的霉气就是由此而发的。

她双眼定定地似乎把那信不止看过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顶上灯光直射下来的地方,我发觉她那擎举着信纸的手指纤长,蜡型似的双手有着明显的颤动……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

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是沉默地观察着一切,研究一切,判断一切……

“我原先以为您是我在北京的朋友J君托来看我的,……原来您是报馆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将将读过您的这篇文章,……可惜没能读完全……”

她从一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扯过一张旧报纸指点着:

“我读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报纸,上面正是连载我的一篇题名为《孤雏》的短篇小说中的一段。原来在老斐信中他提过我的名字。

站起身来,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几本书说:

“这是老斐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我要走了。”我是准备要走了。

“我们谈一谈,……好吗?”

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又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好。请您谈吧!”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我静静地听取着。

“由于我欠了他们六百几十元钱,还不上,他们不让我再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下去了,竟把我挪来这间预备客房,做过储藏室的屋子来住了,又阴暗,又霉气!他妈的!……”

在她述说过程中,无意间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因为那上面画有一张图案式的花纹和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的较大的字,我问着她: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我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接着我又指点那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问着她:

“这些诗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些诗句,我今天大致还记忆着: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她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决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的快乐的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

事实上我当时的生活处境也确是不比她强多少的,仅从衣着上来对比,我当时只是穿了一件褪了颜色的粗布蓝色的学生装,一条有了补钉的灰色裤子,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没有袜子,一头蓬乱短发……而已,她那“西装革履”的设想破灭了。

临行时我指着桌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梁米饭问着她:

“这就是您的饭食吗?”

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的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终于我把衣装中的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勉强地说:

“留着买点什么吃吧!”就匆匆地向她道别了。

这仅有的五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

在临离开那家旅馆时,我到了账房了解一下她的具体情况。

据旅馆人员说,她和她的“丈夫”汪××在这旅馆已住了半年有余,除开房金以外还要供给他们的饮食,有时还要借钱使用,因此计算到现在已经欠了六百余元。一个月以前,汪某说回家去取钱,至今未回,信也没有,……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留在旅馆里,等待她丈夫回来还了钱,她就可以随便走了,……

旅馆并不知道他们还是“未婚”的关系,我也没必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真正的关系,只是警告他们说:

“钱不会少了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存心不良,别有打算的!……我警告你们!”

“我们没什么‘存心不良’,只是要欠债还钱。谁把钱给了,谁就可以领她走……”

我明知他们是“瞧我不起的”,但他们表面上还表示“客气”,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吃“报饭”的,轻易是不愿得罪的。

那时期一些在大都市里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一流,和官府、流氓……全有勾结,有的就是“一家人”。后来从侧面听说,他们待一个时期汪某再不回来,就要把她卖进“圈儿楼”(当时哈尔滨道外妓馆区),而且说她是自愿“押身还债”的,这就是当时可怕的处境。

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

稍稍长大以后,由于有了思想,有了意志……就要和腐朽的、顽固的家庭,学校,社会……作斗争!由于本身是无力的、孤单的、无助的……结果是失败了!遍体伤痕地失败了!几乎被拖进了万丈深渊,可怕的黑色地狱!

我们遇合了,我们结合了……就共同从事文学生涯。

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1932年终,报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们全鼓励她写一写,起始她是谦逊的,缺乏自信的……好则,这特刊是由熟人所编,文章不会落选,于是她就写了《王阿嫂的死》这个短篇被刊载了,受到朋友们的鼓励了……这就是她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北各省以后,首先是忙于军事征伐和建立伪政权的组织,对于文化方面的镇压和统治还没有提到首要日程上来,因此在哈尔滨还有着几家私营报纸和印刷业得以残存着。利用这一可乘的间隙,我们还可以尽可能开展一些文化、文艺方面的活动。

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尽管有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有的是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各自参加的地下组织都各有各自的体系,在思想意识上也各有各自的观点,存在着认识现实的差异和距离。但在“反满抗日”这一共同的目的上是同一的。

在《国际协报》上开辟了一个每周一次的“文艺”副刊。还在“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上办了一个名为《夜哨》的每周一次的副刊。

组织了一个“星星剧团”。

创办了一个“维纳斯画会”。

《国际协报》的副刊和星期副刊,那时由白朗(刘莉)负责编辑。

《夜哨》由我集稿而后寄给《大同报》副刊主编陈华,由他来选取。这副刊出到了二十一期因被发现有暴露日本兵在乡村“讨伐”过程中的恶行,被报馆当局勒令停刊了。

“星星剧团”导演是金剑啸,我是演员之一。

“维纳斯画会”主持者是金剑啸。会员有冯咏秋、白涛、萧红……我也是会员之一。

1933年秋,我把自己和萧红写过的文章,选拔了一下,出了一本小说、散文集名为《跋涉》。这里收有我的六篇文章,她的五篇文章。

随着一些反满抗日的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连被破坏,白色政治恐怖气氛一天比一天浓重起来。随着《夜哨》的被停刊,剧团的一个团员被捕了,从民教馆借用的画会房子也被收回了,展览会也无地可开了,只好把剧团解散,画会解散,加强个人写作的活动。捕人的事情,杀人的消息,经常发生,我们这些人在生活上、工作上,全进入了一种紧张的、时时刻刻做着有被逮捕可能的准备,很有点“朝不保夕”、“日不保夜”的趋势。

有的朋友一再地警告我们,敦促我们,应该赶快离开哈尔滨。

但是,我们投奔哪里去,投奔谁呢?怎样走法呢(这要一笔路费呀!)?单独我一个人还是方便的,萧红该怎么办呢?能丢下她不管吗?她的身体弱而多病,又无生活能力,……一切陷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

选自《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萧军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