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百年诞辰忆萧红
6516000000016

第16章 怀萧红

怀 萧 红

—纪念她的六年祭

袁大顿

到今天,萧红的逝去,已是六年祭了。

前些天我又来到浅水之滨,拜扫她的墓地,然而当我伫立在这寒荒的墓地之前,墓地尽让荒草野卉丛生着,坟的周围,堆砌上一圈子的白麻石,中间只站立着一块木板,写上四个嶙峋的字:“萧红之墓”(这四个字还是端木蕻良用血泪写就的)。我的眼前仿佛一片黑,凄楚的泪水汩汩地涌上来,这哀思无可寄托,在悲痛中我噬碎了自己的心。

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惨痛的吗?八年的离别,而今天面对着却是这么一个荒凉的坟头。萧红死了吗?她最喜爱穿那件盘着金边的枣红色的长绒旗袍,不是分明还在我的眼前摇晃?还有那一双明亮的眸子;那额际的一缕低垂的流海;在脑后的左右两根小辫打成钉锤形样式,还是那么一闪一闪地,在我眼底活跃呢?然而这一切都和欢乐的回忆,在一起成了我的心上暗影了。

我初认识萧红,是1940年的春天(那时她偕着端木自重庆来港),在大东酒店的文协欢迎会上。但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直到后来大家在时代批评社搞《时代文学》的时候,我们见面和谈话的机缘才频数起来。很快,我们之间便建立了一种强然的友情。

萧红开始为《时代批评》写文章,那是一个长篇《马伯乐》的后半部,故事正发展至马伯乐一家人流亡到沪滨,笔调是那么的细腻,柔和,而又哀伤的。我很喜爱,当时我还特地找了一个精致的标题头花,去编排这个长篇。然而发刊了不够半年,她便病倒了。

不久,她就进入玛丽医院去疗养。

由于《时代文学》编务的关系,差不多我每天就要去九龙会端木蕻良,那时端木的腿部也正患着风湿瘫痪症,行动很迟钝,有好多次,我就是陪伴着他去探访萧红。萧红的病榻是在玛丽医院楼院的前方走廊上,正面环围着的半面海,看着那浩瀚的海,那大块的万里长空,吸着旷野的新鲜空气,这时萧红的心境,还是很愉快的。在寂寥中她把一本圣经读完了,见到我们来,总嚷着太寂寞,要我们下次带点新书给她看,但医生老是不许,我们没办法,只得送给她一些画报,她笑了,她说我们把她当成儿童来看待。

在11月中,有一次,因为她早先健康时写就的《马伯乐》的一部分积稿,发表到第九章(这时马伯乐已再流徙至华中了)时,已发表完了,看来这故事的发展还很长,我于是又到玛丽医院去探候她,并告诉她《马伯乐》的积稿已刊完了,续稿怎么办,这一问,她怔住了说:“大顿,这我可不能写了,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算完了吧。我很可惜,还没有把那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代。”我看出她当时神情好像很愁沉似的,这时我也难过极了。跟着她又说,语气却变了:

“年轻人要多用功……年轻人有着生命的欢欣,身体壮实的爱好,美的欣慕,打扮的留恋,知识的吸取;我们要使他们能发掘生命的幽微隐秘,寻出被拘囚被捶楚得体无完肤了的人类的真理!”这番话,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是的,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年人,萧红在那里正是我的一个好教师。然而,《马伯乐》就有如她的“红楼”一样,又成为一件未竟的著作了。

到了11月底,萧红因为厌倦于医院的生活,又迁回尖沙嘴乐道的寓所里来了。但这时萧红的病相却越发深沉了,这时端木因为要陪侍着他的《时代文学》的编务,我因之便愈形繁起来,我到九龙城的机会便愈频数起来。因为端木走不开,所以那时他和她的好些事情,我都替她俩来搞。

这时,来探候萧红的友人真多,比如茅盾、巴人、骆宾基、杨刚等等常来,我于是也替她俩招待客人,有时,她神志不怎安,需要休憩了,我也替她权充挡驾来访的人的“门人”。

由于在家医疗的不便,萧红的病一天比一天更糟了。白天她睡得也很不宁,卧榻常常要南移又要北转,端木和我就像给她摆动摇篮一样地去把她的床摆东又摆西。她喉头的痰越来越多了,我替她买痰盂,买药品一天有时得跑上几趟。她是很自信的,她要常常知道自己病态的变化。有一次,她要我替她到屈臣氏药房买一支试体温的摄氏水银管,因为不在行,给买了一支华氏的回来,于是她笑了(在这时她的笑是难得见的),笑后,却温顺地给我解释了一套体温管的使用法。萧红真挚的心魂的大门,在苦难临头时也为人打开的。12月6日,我因事离开香港,想不到8日太平洋战争就发生了,而萧红就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离开了人间。

萧红于1934年,从遥远的中国北方走出,在孤独的生活着;却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春天的一道阳光,这一道阳光照射到哈尔滨附近的贫苦村庄,照射到羔羊,母鸡和老马,以及《生死场》中每个褴褛的农夫农妇的身上。

这一道阳光,花开3月的阳光,也照射到呼兰河,县城,县城里的大泥坑,扎彩铺,卖麻花的,卖豆腐的——以及自尊心很强的有二伯。他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欢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而趁那孩子往天空一望的工夫,就伸手取下孩子的帽子,放在长衫下又说:“家雀衔走了你的帽子。”

这一道阳光,又于1942年1月22日消失了,在宇宙间,永远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存在爱读她的作品的读者心上那一线不灭的温暖。

选自香港《星岛日报》,1948年1月22日

昙花一现的友情

—思忆萧红

金秉英

昙花是美丽的,但一现即逝,所以是珍贵的,见过的人也不多。昙花的花期,约在夏天,当满天繁星,露出笑眼,昙花便悄悄地开放了,一眨眼的工夫,悄悄地就凋谢了。昙花的花朵很大,清香四溢,然而缺少绿叶的扶持。那淡黄色的花瓣,顶端上又加一点粉红色的边缘,是那样的雅淡庄重,美而不艳,香而不浓。

所以,昙花一现,既说的是花,也可以说是人。而且我和萧红也正有一段昙花一现的友情。

我们相逢是那样的巧合,我们相识是那样的偶然,我们的交往,又是那样的短促;然而那情投意合的倾谈,那无视一切的笑语,留下的友情,是伴随着欢乐,深藏在我的心中,萦绕在我的梦里,整整四十年了。

那是1941年11月,我们住在九龙,有一天,和两位女友一同,过海到香港玛丽医院去探望在那里住院的朋友。看过之后,去乘电梯。按铃招呼了下行的电梯,不久电梯门开了,我们走了进去,正在关门,就在这时,一位白衣护士也恰好推着一辆坐着病人的车子到来,看到里面还有空,她们又正是要下到底楼去,便把车子推进电梯。

电梯开动以后,借着电梯内微弱的灯光,我才看清楚那辆车子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女病员,穿着白色毛巾的罩衣,长头发,梳着两条辫子,盘在头上。再一打量,面色苍白,可是那一双传神的大眼睛,给人感觉到另有一种风韵。似乎是那么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她到底像谁。或者是在哪里曾经见过,刹时间,我,觉得我很喜欢她,想和她说话,似乎她也在打量我。现在说来话长,当时只是几秒钟的了。只觉得电梯摇晃一下停了,已经到了底楼,女友们抢先走了出去,我却留在末尾,让她的车子推出去。这时她忽然问我:“你是北京人?”“嗯,你也是北京人?”我说。“不,我是东北人。”她答。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北京人?”她微笑着说:“听得出来。我的朋友中,许多人是从内地来的,他在街上听见人家说北京话,有时还会跟着人家听一会儿呢”。我又问“那为什么呢?”她答:“乡情”。确是如此,此时都寄居异乡,听见乡音,倍觉亲切。她抬起头来,我便告诉她:“我就是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向敌人岗哨敬礼,才离开了北京。”走到了大厅的门口,将要分手时,我们才互通姓名,交换了地址。匆匆问,她告诉我,她就要出院。这就是我和萧红最初相逢相识的过程。

当时我对萧红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她是从东北沦陷区,从封建家庭中逃出来的。再有就是从什么报刊杂志上看到,有两个青年在哈尔滨大水把她从一家旅馆窗户里救出来的故事,还有就是曾看过一两篇她的作品,如此而已。所以听她口里道出“我叫肃红”的时候,我只觉得她名字和人一样美。

过了两天,萧红差了女佣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大意是:她昨天已出院,但目前还不能出门,约我到她家去一谈。于是我欣然而往。

那时我家住在汉口道,距她家不远。第一次去她家,是由她的女佣引去的。当女佣推开了房门,让我进去,我一眼便看见萧红笑着说:“我耽心你不在家,你若在家,我想你是会来的。”又告诉我,她家里没有人,我们可以尽情地谈。

不记得我们见面时有过寒暄、客套,不记得我们的话题是怎样起头的。只记得从此便开始了我们的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谈话。我每天下午都去看她,谈上一两个小时。我若一天不去,她必差女佣来找。她的精神很好,我们谈话的兴致很高,我们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性格爽朗,爱说爱笑,甚于都爱穿红颜色的衣服……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从来没有争执过,我们是那样地情意投合,而当时话料之多,真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我们又都爱笑,笑伴着话,话又伴着笑,有时笑得流出了眼泪。曾记得有一次谈笑的太过了,引起萧红一阵呛咳,我当时吓得手足无措,等她咳过之后,我准备走,她挽留我,拉着我的手说:“我喜欢你。”此景此情,犹历历在目。这种友情,虽只是昙花一现,虽只是留下了七零八落的回忆,亦足以使人终身珍惜。

相隔四十年的岁月,在我记忆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片断:

萧红要和我这个北京人比一比烙葱油饼。她说,我们不一定信基督教,但是过圣诞节还是好玩的。她提出约几个朋友,来个圣诞节聚餐,参加的人每人自备材料,做个自己的拿手菜。恍惚到了圣诞节这天,她不但能下地招待客人,而且还能下厨房亲手烙饼来款待客人;恍惚她还屈指计算过,还有二十几天才是圣诞节……当时的萧红哪里想到自己便从此一病不起;而留在我印象中当时的萧红又哪里像一个一病不起的人!

还有一次萧红问我:“你喜欢海吗?”我告诉她我没有在海边住过,只是从上海到香港,曾经乘坐过几次海轮。有一次遇上风暴,船摇摆颠簸,人吐得要死。她听得笑了,她叫我若要去浅水湾,路上要留心。她还告诉我在一处公路拐弯的地方,展现出一幅平静的海的图景,那里的海水是湛蓝蓝的,还透明,很美。

萧红又告诉我,海是非常可爱的。当时她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满怀激情向我描述早霞、夕阳、月夜大海的变化景色。可惜我记不清,只记得她曾描绘过这样的画面,海水有时很平静,就像风平浪静时明镜般的湖面,碧蓝一片,无边无际,撒满了细小的银珠,粼粼荡漾,海,无比温柔,教人怀恋。海水有时不平静,便咆哮起来,惊心动魄,巨浪一个追逐一个,拍击着岩石。大海用自己的波浪把岩石上的一切污泥杂草,冲涮干净。海,胸怀广阔,令人神往。当时我是静静地倾听着,因为萧红口里描绘的海是那样动人,而萧红说话的神情又不同寻常,说到末尾,已经成了细语低声。我曾想过,这是说海吗?是不是有所寄托?

接着第二天萧红便约我明年两人同去青岛观海。我们可以整天都在海边上……坐在海边石头上谈天。只有我们两人,那就意味着各不带家属,可是她又说,带个男朋友去,替我们提提皮箱,跑跑腿。我当然允诺。记得她说过:“明年我一定会好了。”当时听这话,只觉得是理所当然,而今天想到这里,也不禁心酸。因为再一天的下午,我去时,萧红忽然卧倒在床上,精神萎靡,我问她,她说是伤风了,吃点药就会好的,我信以为真。谁曾料到从此她就倒在床上了。

我又一次去看萧红时,她睡着了,我站在床边看了一会返身而出。没料到,从此却永别了。

当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市面混乱,传说纷纭,一日几惊。日军占领青山后,英军将放弃九龙,人心惶惶,纷纷逃往香港,这时我很牵挂着萧红。

直到我们逃出香港,到达桂林,才听说因为香港的炮声,使病中的萧红受惊吓而死。这个消息使我十分悲痛,但内心深处,又信疑参半。萧红这么一个热爱生活,对生活怀有强烈的憧憬,经受过众多磨难的人,当有顽强的生命力,就这样烟消云散,飘然而逝,使人难以置信。甚而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有人为了什么目的,故意宣扬萧红已死,而萧红还正在什么地方生活着;或者是某些好心的朋友,为了掩护萧红去解放区,故作惊人语。那么总有一天,我还会像在九龙汉口道一样收到有人送萧红约我的便条。

美妙的幻想常常是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破。当我不能不信萧红真的是离开人世了,我才知道萧红原来是这样一位知名的、受人爱戴的女作家。我觉得我们之间,尽管一生一死,忽然升起了一座无形的高山。多少年来多少次我想写篇文章悼念萧红,但是,想到人微言轻,更何况“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终于止笔。

四十年的光阴,弹指已过,如今春风又绿江南岸,岁月惊人,年事渐老。而萧红当时的青岛观海之约,还萦绕在我的梦中;萧红当时的一言一笑,却也欲忘不能。悼念萧红那闪电般的一生,像昙花一样,花凋谢了,芳香永留人间。纪念我们那一段短促的交往,虽然只是昙花一现,而留下给我的,正是隽永的回忆,极为珍贵的难忘的友情。

选自《萧红研究(一)》,孙延林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