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前，随着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在一部分对这种困境和危机较为敏感的西方哲学家中，就已开始探索西方哲学发展的新道路，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他们开始酝酿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不过，由于这种转型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加上西方哲学家不能不具有的其他局限性，因此这种转型当时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它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家所进行的从近代到现代的哲学转型已开始明朗化。当时的西方哲学大都仍然具有某些近代哲学的特征，但又已开始从哲学思维方式上超越近代，并对近代哲学的主要缺陷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一些在20世纪流行的主要哲学思潮和流派这时大都已出现了其早期形态，为后来这些流派正式形成作了重要的先行准备。20世纪下半期首先在法国，接着在其他西方各国仿佛成了时髦思潮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观念其实早在这一时期就已提出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看作是西方近代哲学转到现代哲学的过渡时期。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一书中有较为全面的阐释。本章对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以及这一转型的基本含义等问题作必要的重述。至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后来对这种转型的发展，本书下面的有关篇章中将另作具体阐释。
第一节 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根据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但这种共同背景对二者又有着不同意义。对于同一背景，不同的哲学倾向可以有不同的取向，由此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现代西方哲学本身又具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思潮，它们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也各有其独特性。这些在具体谈论这些派别和思潮时应当阐释。此处限于从整体上谈论现代西方哲学背景，相对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背景，这些就是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特殊背景。阐释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就是揭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
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大致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时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大体上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开始暴露，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为一个与资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地位的独立阶级以及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为了使之能继续存在下去，需要对之加以变更，在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更。但是，西方哲学家无论在对待处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上还是在进行哲学变更的方向和目标上，都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尽管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他们中有的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和罪恶也有所揭露和批判，在特定情况下还表现得相当激进，甚至还能提出某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是他们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不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体现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的阶级，不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不可能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更的目标。他们在社会变更方面的主张只能停留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范围内的社会的改革或改良，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变更，使资本主义在新的条件下能继续存在，甚至还争取能有所发展。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在哲学上所要求进行的变更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必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
上述观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早就提出并反复论证过，在这方面大家的观点大多接近。但如下两个问题往往存在较大分歧。第一，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困境和危机是否意味着它在近期内就会灭亡，是否意味着它不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第二，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学说是否必然都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的，是否只能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两个问题也就是如何重新认识转型期的资本主义以及如何重新评价转型期的西方哲学的问题。前者涉及西方现代哲学的社会历史根据，后者涉及其思想理论根据。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
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得出的一个根本性结论。谁不承认它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对这一结论的具体解释上，例如在对“灭亡”和“胜利”的具体过程和道路的解释上，马克思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将其简单化和绝对化，而是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对现实历史发展的新认识而不断有所调整和更新。
在19世纪中期，特别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他们自己的革命性的新理论的40年代，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开始处于危机和困境之中。经济危机在西方各国先后爆发，以合乎理性为标榜的各种社会秩序越来越陷入动荡局面，以推翻资本主义、争取阶级解放为目标的工人革命运动四处兴起。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腐朽没落，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临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时期即将到来。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正是宣布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必将实现。“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9]
但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因而完全正确。但19世纪中期与导致“灭亡”和“胜利”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方面还不很明朗，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的有关材料还不很充分，“灭亡”和“胜利”的进程没有像他们当时估计的那样快速。与无产阶级在酝酿，甚至准备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也察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和困境的趋势，也在寻找摆脱危机和困境的道路。各种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又对之作出某些改造的理论和方案（包括倡导以发展科学技术和实行产业革命为特征的“新启蒙主义”和各种类型的社会改良主义）先后出现。由于它们都不过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相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之采取了批判态度。然而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应当承认它们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起了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尚能促使资本主义继续有所发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对资本主义后来尚具有一定活力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都有所察觉。由于逝世较晚，恩格斯有更多机会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变化作更深入的观察，因此对这种情况的揭示更为明确。面对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工人政党在资本主义发展出现新形势下的认识不足，特别是除了左倾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外，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倾修正主义也开始滋长，恩格斯当时的许多论著都致力于既维护和坚持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所阐释过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终将实现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明确承认他们在19世纪中期法兰西阶级斗争时代对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潜力估计不足。一直到19世纪末无产阶级更加成熟、其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明朗的条件下，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可能立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19世纪中期就更不可能了。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中谈到：在1848年爆发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那种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以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是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1848年难以想象的猛烈程度。那时有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纪律、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30]。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进行观察，注意研究它的新变化，发现其中可能产生和存在的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向未来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他们对这些因素的肯定实际上正是对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还具有合理性，还存在发展余地的肯定。
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股份公司和工人合作工厂，他们随即对其作了研究，并指出了其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联合生产方式的意义，而后者是转向社会主义的前提。关于股份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31]恩格斯也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32]关于工人合作工厂，马克思认为“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33]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中关注的主要只是武装起义这种非合法的斗争形式，随着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他们也越来越同时关注合法的斗争形式。恩格斯对德国工人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选权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他们对工人阶级的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34]
总的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而且始终坚持并根据新的形势而不断发展这一理论。但他们从未将这一理论简单化和绝对化，而是抱着与时俱进的观点来对此不断重新加以解释，把“灭亡”和“胜利”看作是一个随着新的形式的出现而不断改变其形式的历史过程。虽然他们的逝世使他们没有充分看到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更不可能作出准确预见，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一贯的求实态度实际上已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范围仍然具有发展余地的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的与时俱进的态度使他们与左的教条主义和以“民主社会主义”形式出现的右的机会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节 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理论趋向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是否仍有发展的余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向：它们只能是背离社会发展的潮流、从而只能是对近代哲学所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呢，还是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某些局限性而把西方哲学推向前进？
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都作了前一种回答，因为它可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断来作为理论根据。然而如果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及与之相应的哲学的发展状况，就会发觉后一种回答才真正符合他们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是以资本主义制度行将灭亡、社会主义制度行将胜利作为主要社会历史根据，而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确已陷入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为了使西方社会继续发展，必须进行社会变更。对这一点，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过深刻的揭示，许多西方思想家也是承认的。只是彼此的立场不同，对进行社会变更所制定的方向也必然大不相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出发，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他们关注的核心。在哲学和思想理论上，他们所关注的是在批判继承以往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并与同时代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包括各种改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党宣言》和他们当时的其他论著都体现了这种倾向。这具体表现在：他们无论是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还是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一切以继承休谟和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起来为特征的同时代的哲学，一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正像他们当时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对现存社会作出某些有效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一样，他们同样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是否还能够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进步还能作出某种贡献。出于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预计，这些问题必然不为他们所特别关注，甚至可能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总的说来，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他们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关系，哲学斗争直接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例如，马克思曾多次批判过孔德。他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35]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有一节《工人和孔德》，其中谈到：“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36]前一段话批判的主要是孔德企图建立的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而这正是孔德哲学中最消极的部分。在以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理性主义为顶点的近代体系哲学因与现实严重脱节而陷入不可解救的困境以后，孔德却企图用新的形式建立体系哲学，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种倒退。马克思的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否定态度。然而，孔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形而上学立场，孔德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及由此成为社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却完全没有为马克思所提及，说明他根本没有关注这一方面。至于后一段话，则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完全是从总结巴黎公社起义中孔德对工人运动的否定来批判孔德的。这种批判必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批判。
恩格斯把叔本华的哲学归结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消沉颓废情绪在哲学上的反映，是“迎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37]。这里的批判同样只是一种从当时工人运动出发作出的政治批判。至于叔本华对黑格尔等传统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精神活动中的确具有的非理性方面的揭示则没有涉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与他们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都是密切关注的。但从他们参与并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他们观察这些哲学的着眼点就是它们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杜林的理论作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就是因为杜林当时在“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的装扮下抛出了一个对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可能造成极大损害的体系，才促使恩格斯不得不放下其他工作而给予回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批判新康德主义者朗格，主要原因是朗格直接卷入了工人运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朗格的《工人运动》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而较少涉及其哲学理论的某些具体方面。至于一些不直接被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或不对后者直接产生损害的哲学流派，他们大都未涉及，更未去作系统的批判；即使批判，也大都只涉及其中的个别观点。总的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主要是政治批判。
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流派采取否定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特别是与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分析是一致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像他们当时分析的那样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那他们对西方哲学等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怎么可能采取肯定的态度呢！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以及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完全正确，但是受具体的历史发展时代等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不可能掌握充分的材料对这个“灭亡”和“胜利”的复杂进程和途径作出具体和准确的判断。19世纪中期以后各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所进行的各种改革部分具有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法德等国继英国之后所进行的产业革命更是大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余地。这些都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的预见。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晚年已有所察觉并作出了相当明确的揭示。这些上面已经谈到。
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继续具有发展的余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并不必然都是逆历史的潮流，而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它们并不必然都是脱离现实发展的哲学，并不必然都是纯粹否定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而需要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一样，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为了挽救处于危机和困境中的资本主义，也需要在哲学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也就是对处于危机和困境中的西方近代哲学加以改造，使之合乎新的现实环境发展的要求。这种改造从理论内容来说当然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但在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上则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因为这种改造的目标并不是发展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局限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使西方哲学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摆脱危机和困境。这种哲学改造的目标决定了西方哲学家不可能只是简单地恢复或者改进传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就是要建立某种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近代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要求的哲学。我们上面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变革目标是建立以直接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为根本哲学的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的新哲学，并把这种哲学当作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的精神武器。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变更归根到底也是建立摆脱纯粹抽象的思辨、返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适应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现社会改造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尽管他们由于受到阶级局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局限性的制约，在通向新哲学的这方向上必然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但他们在哲学上终究要通向一个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新的哲学发展方向。
19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它们还受到同时期自然科学以及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的强烈影响。我们上面已对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发展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它们怎样导致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作过较为具体的阐释。总的说来，促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产生或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那些科学和文化条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实现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条件。
还应当注意的是：哲学发展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经济、政治和其他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但毕竟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性。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英法德美等国由于所处的具体的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条件不同，其哲学在表现形式上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以不同形式倡导理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理性的权威，都把主客二元分立作为出发点，把探究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把建立与完满的理性秩序相统一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当作哲学的根本目标。正是这些共性把西方近代各国哲学联系起来，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理性主义等特征与西方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对推动后者的发展无疑起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在近代哲学后期的发展中理性越来越被绝对化和独断化，以致使它不仅与历史发展的现实脱节，也与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冲突，陷入了我们上面一再谈到的危机和困境之中。西方哲学要求得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和超越被绝对化的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说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而转向一种以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核心作用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及为摆脱这种危机和困境而进行的改造，不是某一个国家、更不是某一种哲学流派特有的现象，而是在西方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哲学上的改造意味着其理论取向的变更，这种变更不只是个别理论和观点的改变，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由此可见，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取向的变更，不仅可以从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科学等思想文化的变更中找到根据，也可以从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中找到根据。
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西方哲学理论取向的这种改变未能明显察觉，当然也不可能对其作出具体的论述，但他们一贯的求实的科学态度，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适时地作出了新的评价，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变更。
上面谈到，恩格斯晚年看到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根本变化而肯定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取普选权的意义，并认为旧式的武装起义已经过时[38]。同样，他也一直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变化在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例如恩格斯就指出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道德方面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39]恩格斯在商业道德这个具有很大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的领域对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能作出如此明确的肯定，表明他实际上已改变了以往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简单否定的态度。
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理论取向的态度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这种转型尽管具有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更的意义，毕竟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处于重重矛盾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的，它们在政治倾向上必然（至少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其采取否定态度是很自然的事。而且，这种变更过程是一个充满着种种曲折（其中有时还包含着各种类型的倒退）的过程，往往难以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人们对其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实证主义、唯意志论、新康德主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流派虽然已具有现代哲学的某些特征，但又仍然带有近代哲学的明显印记，人们完全可以据以将其列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范围。事实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对它们加以批判，在它们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斗争，彼此指责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只有到20世纪，随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思潮的兴起，才有其相对明确的形式。即使这些思潮，也仍然具有各种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抱着求实的态度，肯定它们对于近代哲学的进步，特别是在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各个方面发展中的意义，又要揭示和批判它们存在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并由此更加确信只有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代表当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三节 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
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是由西方近代哲学的走向终结和现代哲学趋于形成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构成的统一的过程。此处主要分析形成，但也将涉及终结。
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不是指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受到批判、并由此而在整个哲学的发展中不再发生明显的影响，而是指以倡导理性为旗号、以主客心物分立为出发点、以建立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为目标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在整体上陷入了危机和困境，从而失去了其现实性和合理性，必然被符合新的现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同样，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也并不是指个别的哲学家提出了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而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已经开始越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范围，一种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代发展和哲学本身发展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始建立。个别哲学家，甚至哲学流派的理论只有在符合和顺应终结和形成的总趋势的条件下，才能在终结和形成中起到其独特作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之所以被认为是西方近代哲学终结的标志，就在于它不只是这个学派本身的终结，而更主要的是体现了近代哲学的终结。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哲学之所以被当作西方现代哲学的先驱，甚至是其早期代表，就在于它们在19世纪中期以来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标志性作用。
各个历史时代的哲学的发展都不是单一和纯粹的，都既有与整个哲学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主流哲学，也有滞后或者超越这种趋势的非主流哲学。有的超越主流的哲学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这种意义只有到后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显现出来。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发展情况就是这样。在近代哲学的盛期，既仍然存在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密切相关的过了时的哲学，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近代哲学范围的哲学。例如，与笛卡尔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稍晚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以及其后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等都已对近代哲学中的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等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哲学显然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然而，尽管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后来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等早期现代哲学家超越近代哲学、开创现代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理论先驱，但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在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个理性主义时代尚无法在哲学中占有主流地位，不是作为那个时代哲学发展的标志性主流哲学，也还谈不上是现代哲学产生的标志。其实，即使是后来越来越被公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拓者的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哲学，在它们于19世纪早期提出时，也还未成为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因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当时的哲学发展中尚占统治地位，叔本华等人虽然声称其理论体现新时代的要求，但当时不仅不为多数人所理解，甚至往往成了被嘲弄的对象。
只有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发展才发生转折性变更，即由近代到现代的变更。因为只有到这时，作为近代哲学的社会历史基础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才因其内在矛盾的明显暴露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需进行变更。也只有到此时，与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西方近代哲学才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存在的基础才开始动摇。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发展，起到作为时代精神体现的作用，同样必须进行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哲学那样宏伟的哲学体系随着黑格尔在1831年的逝世迅速倒塌；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那种公开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动攻击的哲学却受到广泛欢迎和赞扬，甚至成了当时哲学发展中的标志性理论。西方哲学的这种变更正是从近代到现代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它标志着近代哲学走向终结，现代哲学开始形成。
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从来都不可能是骤然发生的，新旧哲学之间的更替也从来不可能是二者之间的全面决裂。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简单否定，而毋宁说是后者对前者的一种批判和超越，其中包含着对前者的某些因素的继承。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孔德等现代西方哲学的早期代表几乎都自觉地批判和否定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近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理论却又是在近代哲学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因而到处都显露出近代哲学的痕迹。尽管从哲学思维方式上说我们应当把现代和近代区分开来，但对具体的西方哲学家来说，他们的理论中现代和近代的内容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们只能从他们的理论的基本趋势上把他们看作是现代哲学家，而不能将他们的理论看成纯粹现代的。
因此，从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换不是新旧哲学之间发生的突发式的断裂，而是一个相当长的由此及彼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转型期中，一些国家的哲学发展中可能出现动荡和混乱状态。新的哲学形态固然已脱离朦胧状态而越来越明显表现出来，但旧的哲学影响依然存在。社会上必然存在、事实上也的确仍然存在一些与传统哲学在理论取向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哲学流派和思潮；即使是新出现的哲学流派和思潮也往往具有不彻底、新旧混杂、折衷等特点。正因为如此，人们完全可以按照不同的思想倾向，甚至不同的着重点而对转型期的哲学作出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都可以找到理论根据。人们对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在性质、作用，甚至发生的时间上之所以有不同看法，与转型期哲学的这种复杂性密切相关。
西方现代哲学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形成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近现代新旧交织而又不断迈向现代的过程。由于西方各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条件都有所不同，新旧交织和前进的具体方式和道路必然有所不同，但这个总的趋势大体是一致的。
按历史年代来说，近代哲学最早在英国受到挑战。18世纪出现的休谟怀疑论主要是对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独断论的怀疑，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以近代哲学为集中表现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怀疑。休谟哲学本身当然不是现代哲学，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期这段时期内，当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在德国空前得势时，在英国却没有再出现过有重大影响的持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这意味着近代哲学在英国已经衰落，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必将出现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的法国哲学发展的情势与此大体相似。过去盛极一时的作为理性主义典范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越来越受到怀疑，以至被抛弃，这标志着具有积极作用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已经开始向反面转化。当时在公众中流行的往往是各种形态的折衷主义甚至唯灵论。这些哲学本身并未摆脱旧的形而上学，但它们的出现毕竟暴露了后者的堕落和陷入危机。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哲学变更的年代快要来临。
在德国，早在18世纪下半期，康德的批判哲学已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近代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他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意义上就企图为哲学的发展另辟蹊径。但是他本人并未能摆脱旧的哲学思维方式，以致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由他出发合乎逻辑地建立了集理性派形而上学大成的哲学体系。然而，随着黑格尔的逝世（1831）和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传统也很快受到怀疑和否定。德国所谓有教养的阶层之所以对哲学失去兴趣而热衷于牟取实际利益也正是这种怀疑和否定倾向的体现。
总之，在18世纪下半期、特别是19世纪上半期这段时期，欧洲各国哲学领域明显地处于萧条、冷落和凋零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不能笼统地说就是西方哲学的没落，更不意味着哲学的绝对荒芜，而是转型期往往难以避免的暂时的沉寂。因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无论是就其提出和被人接受来说，都需要人们一段时间的反思和比较。在这段旧的哲学思维方式已失去影响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尚未成熟的时期内，人们对哲学显得冷落或提出一些奇谈怪论，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就在这段冷落、动摇和混乱的时期内，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已有一些哲学家在酝酿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穆勒都在这一时期发出了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的呼声。他们由于分别强调非理性的人和实证科学，成了后来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早期代表。尽管19世纪上半期欧洲哲学领域的状况相当混乱，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的以理性独断和主客心物二分为特征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某些情况下仍占主导地位。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尚未引起西方舆论界的充分注意，未形成具有强大影响的哲学学派。但它们的出现却已无可逆转地预示着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的来临。
19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和认识发展的状况以及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各以其特有的方式对那里的哲学发展状况发生了深刻影响，而这些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否定，这意味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一步受到批判。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德国哲学中，继承叔本华传统的尼采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并公开要求排除一切实体性的存在，排除一切以构建体系为特征的形而上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国和法国的一些所谓生命哲学家也各以其独特的形式发展了这种思潮。又如，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奥等国的马赫主义以及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倾向，但又企图克服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残余，在反近代形而上学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在这期间，在西方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哲学流派，其中也有不少流派在理论上仍较多地保留着传统形而上学，甚至思辨唯心主义特征，它们与一些古典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或宗教哲学流派关系密切，往往是由后者脱胎而出的。但即使这些流派也仍与传统哲学有着重要区别，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超越后者的倾向。
总的说来，尽管“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称谓都有局限性，难以用它们准确地概括当时西方哲学的全貌，但它们大体上毕竟体现了当时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与上面的哲学流派有重要渊源关系的新流派。因此我们可以说，19世纪中期以来这些哲学思潮的正式形成和流行，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与近代哲学有重大差别的新的和更高的阶段，也就是现代哲学阶段。
至于20世纪下半期以来被广泛谈论的所谓后现代主义，从其理论取向来说，实际上与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大体一致。它们同样以反对和超越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的二元论、绝对理性主义、思辨形而上学等为主要特征。只不过它们在这些方面外表上更加彻底，实际上更加走向极端。从根本性的，或者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说，它们与现代西方哲学原则上是一致的。各种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有自己的特征，但它们大体上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形式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从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说都有原则的区别，就此而言它们本来是无法融合的。但是，二者作为现代哲学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当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有左的倾向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偏离了其本身而倒向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时，往往有人企图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内容融入其中，作为对左的倾向的“治疗”。这种融合有时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但有时也可能的确涉及到了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些弊端。关于这些，我们在本书以下篇章中将要较为具体地谈到，此处暂时不具体谈及。
第四节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从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发展出现方向性转型以来已有一百多年。其间又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迁，大小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它们的理论特征各不相同。就对它们的思想的评价说，往往是真理与谬误并存，进步与倒退交织。抱着完全相反的立场和观点的人都不难从其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例证。但是，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和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觉它们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倾向于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他们大都放弃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随着各门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越来越具有独立地位，不需要建立在某种绝对的哲学原则基础上，更不需要哲学来代行其职能。它们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原有的知识体系，更不能继续被当作哲学的分支。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的确存在由此走向极端，以至主张根本取消哲学等片面性倾向；但大多数人承认科学并不能完全取代哲学，哲学仍然具有存在的意义。他们只是要求重新思考哲学和科学及其他一切知识的关系。有的人主张哲学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科学方法论；有的人认为哲学和科学分属不同领域。他们都要求重新思考哲学的本性和功能；但哲学究竟应当和可以做些什么？他们众说纷纭。近几十年来显得突出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大都强调哲学的“解构”等批判功能。尽管由于他们片面强调批判而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但他们针对的仍然主要是传统形而上学。相对于传统哲学被当作形而上学，有的西方哲学家把现代哲学的转向称为后形而上学的转向。
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有的西方哲学家更不否定自然界、物质世界本身先于人而自在地存在，有的人（例如詹姆士、杜威）甚至还肯定意识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人的大脑）的功能。他们往往只是要求不在哲学上把主客心物当作独立存在的实体，而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他们有的人由此肯定康德的“哥白尼变更”，但又批判康德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而没有真正克服二元论倾向。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进一步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来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企图把理论理性世界和实践理性世界归属于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后者正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发现或界定的世界。他们在这样做时往往存在片面性，有的人甚至走向极端。这特别表现在他们撇开（尽管并不都是简单否定）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客观基础，从而具有相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唯意志主义倾向。但是其锋芒毕竟主要是指向与二元分立相关的机械论、独断论和怀疑论，是对这些倾向的某种程度的否定。有的人还以人的生活和实践来解释人的创造性活动，提出不应以主客二分，而应以人（而且是与他人共在的人）的实践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正是实践使主客分离的世界转向了二者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以某种片面甚至歪曲的形式走向了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似的思想。总的说来，他们是从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来超越传统的二元分立哲学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是生活和实践的转向。
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近代哲学中所表现出的理性万能和理性独断倾向进行了公开挑战。他们要求超越理性的界限、转向非理性世界，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与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有的西方哲学家由此贬低理性的作用，夸大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心理活动的作用，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唯意志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但他们对非理性活动的揭示和研究毕竟扩大和加深了人们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有助于通向比理性世界更为广阔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达到对人的更全面和完整的理解。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还应当指出，许多西方哲学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理性，也不意味着必然走向反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而只意味着否定理性的独断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人的生存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意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的主要意义在于全面地认识和领悟人的生存，从人的生存活动本身之中领悟人的生存，并由此而更全面地认识和领悟人与世界的关系。哲学的出发点不应当是人的狭隘的理性，而是具有丰富多彩意义的生存。从这种意义说，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可以说是生存论的转向。
第四，西方近代哲学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然而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使哲学家们把人的存在抽象化了：把人要么看成与其对象相分离的纯主体，要么将其对象化而失去作为主体的意义，而这都掩盖了人的现实存在和人的本真性。现代西方哲学家在从哲学上重新研究人时大都一方面反对把人对象化，要求恢复人的本真的存在，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强调要把人看成完整的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认为人不是哲学体系中的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而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因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而获得意义。传统哲学的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实质上遗忘了人；而哲学的重建归根到底是向人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中一些人又反对把人当作纯粹主体，即孤立的、原子式的自我存在，而认为应当看成与其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或者说一定境遇中的存在。对人作为主体的肯定意味着同时对自我、他人和环境（客体）的肯定。他们要求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以主体间性（主体交互性）取代主体性，以主客的相互作用（生活、实践、过程）代替主客互为独立的实体。这种理论虽然同样有片面性，但毕竟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至少对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及把人的存在抽象化的传统人道主义的种种弊端作了有较大深度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超越。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还可以从重过程、轻实体的角度来分析。西方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往往以实体本体论为核心，强调存在的纯粹的实体性。当西方近代哲学家从主客分立出发构建其哲学体系时，其主体和客体都在不同层次上被归结为独立的实体。唯物主义者的物质和唯心主义者的精神往往都被归结为实体性的存在。甚至对理性和人，也往往赋予实体性的意义。西方现代各派哲学，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各派在批判近代形而上学、二元论、绝对理性主义时则大都排斥相关存在的纯粹的实体性，而强调存在的活动性和过程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观点虽然有片面性，有时甚至走向极端，但与近代哲学相比，在对人与世界的认识上都有重要的进步。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在用一种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重建哲学，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的确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与近代哲学比，现代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至于本书下面的篇章中将所要谈及的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超越近代哲学上可以说与现代西方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时代背景各有特色，但作为一种后近代哲学、后形而上学哲学，它们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些我们将在后面具体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