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地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为豪的思维习惯之一，我们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当然，出于社交礼节和外交辞令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天性直截了当地行事。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天性作一番适当的调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仍然被这种直截了当的本能控制着。假如我们同亚洲人民接触的时间足够长，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其实是处于完全相反的两极。亚洲的语言会强调繁复又啰唆的尊称，而我们则绝对不会这样，在这方面，有些亚洲民族的语言甚至比汉语还要复杂和精细。迂回曲折和拐弯抹角是为我们所忽视的内容，而且，我们也不会去借用别称来委婉地表达原本极为简单的意思，但亚洲民族的语言却远没有那么简单明了。比方说，汉语在形容某个人去世时会有多如牛毛的表达方式，这些词语中没有一个是粗鲁的，也没有一个是冒犯的。另外，替代语并不会由死者的身份决定，而是在不同的场合之下有不同的形式。我们在这里就只作一般性的讨论，并不会专门涉及语言的诚挚特性。用词“不必拘泥于字面的意义”，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当你明白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时候，你所需要关注的就不是诚挚特性了，而是方法问题了。
假如你用自己并不熟练的汉语同中国人交往了一段并不长久的时间，那么，你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假如仅仅是听中国人说话，那么，你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意图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假如你精通了汉语，能听得懂所有的词汇和俗语，甚至是能够把你听到的每一个句子写下来，即便如此，你也无法准确地了解说话人内心的意思。对于你来说，这便是最糟糕的事情，而且这一点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原本就不想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只会叙述一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希望你可以从中推论出全部或部分的意思。
如果你已经精通了汉语，那么强大的推理能力就将成为你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成功的关键。但是，不管你如何朝着这个方向使尽全力，你都难免会误入歧途的，因为如果要和实际需要相比，推理能力就毫无价值了。实际上，这个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周围人之中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吧，这是我们来中国之后最早接触的一些人，他们的重要性在于，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他们最初就是这个民族的代表——他们是我们的仆人。一天清晨，男仆司空见惯地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主人面前，他说自己的一位姨妈生病了，因此不得不告几天假去看望她。我们对此只能作出以下的推断：男仆要么根本就没有姨妈，要么就是姨妈没有生病，还有一种可能是男仆并没有去看望她的打算。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判断：男仆很有可能与厨子发生了一些误会，而后者的威望明显要高于前者，因此，他的对手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来暗示他要承认这个现实，并且找个托词来退位让贤。
假如某个人替你办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你又无法及时拿出钱财来进行报答，那么，当你以后把自认为最能够表达自己心意的东西给他时，他一定会礼貌而又坚定地拒绝。他会说，为了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接受你的礼物是有损道德的。假如你始终坚持让他收下的话，那他就会说你看错了人，还会说你这是在侮辱他。可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道理其实很简单，他看不上你的酬谢，价格实在是太低廉了。这就如同奥利佛·特威斯特（Oliver Twist），他“想要得更多”。当然，也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意思，他或许是在暗示你现在或者是不久的将来，应该根据你的能力送给他更想得到的东西。假如现在就收下了你的赏金，那他以后就再也无法张口了，所以他宁愿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再说，等到时机更有利时再旧事重提。
每当谈到自己的利益时，中国人都会非常谨慎，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换作谈论别人的利益，那中国人就会更加谨小慎微了。之所以会这样，恐怕一方面是出于一般人害怕得罪别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则是害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闲暇的时候，中国人非常喜欢聊天，他们的直觉可以帮助他们辨别出什么时候是不适宜交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谈到有关外国人的话题时，他们往往会守口如瓶。因此，你在大多数的场合中会看到周围一些表情呆滞的人在指给我们“要点”，而这些“要点”会给我们考虑如何对待他人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是，除非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做法会产生有利于他们的结果，比如说得到保护或远离风险，否则，他们的本能依旧会使他们保持那份缄默，于是，一种难以预知的沉默就会始终伴随着我们的那些朋友。
中国人在把坏消息努力地暗示给别人时会下一番决心，观察这样的情形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其实，坦诚无误地传达消息在此情况下是最佳办法，但是，实际的做法却与此差别很大。在通常情况下，转弯抹角、迂回曲折的方式是最平常不过的了，中国人总是会隐晦地暗示这是一件不能也不可告人的事情。给我们报信的人会极为不安地环视四周，就好像是在担心有一个间谍窥伺在附近一样。他会尽量压低声音，甚至是神秘地耳语，还会举起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来暗示他没有说出的那个人是谁，你从他的手势上可以看出他暗指的是某家的老三。在他含糊其辞地议论一番之后，事情的严重性也就显露了出来，就在事情的紧要之处即将被说出的时候，他却突然戛然而止了，据此做出判断的根据被他隐匿了起来。这时，他会意味深长地点一点头，就好像是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吧，不是吗？”在这个过程之中，那个可怜的而且不开窍的外国人简直是不知所云，他也没觉得自己应该明白什么。然而，事情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报信人”（这样的称呼并不正确）又回到原先的状态，你又被丢在了茫然无知的浑浑噩噩之中，但你对此不应该感到任何的奇怪，因为迟早有一天，他一定会向你暗示他的正确性。
同其他的民族一样，中国人也具备以下这个特点：希望尽可能长久地隐瞒坏消息，即便是在不得不公布的时候，也会运用伪装的形式。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所要求的“好形式”附带了太强的欺瞒性，所以，我们会对此感到震惊，甚至认为是毫无意义。我们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奶奶与两位低声耳语的朋友不期而遇了。这两位朋友是专程来报告她的孙子在外地去世的不幸消息的，但是，那两个人却反复地保证他们只是在聊闲天，可半个小时之后就真相大白了。除此之外，我还听说有一位离家几个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的一件事情，当他路过最后的一个村子时，朋友们劝他不要在那里逗留看戏，他从中正确地推断出：他的母亲过世了。我曾经受托给一位离家在外的人捎一封信件，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当他不在家中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幸去世了，邻居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瓜分了他家中所有的东西。按理说那些东西应该留给他这个孤苦伶仃的人，然而，那封信的封皮上却写着这样几个醒目的大字：“平安家信”。
在中国人使用的一些数字上面也体现出了他们的欺瞒才能。有这样一部五卷册的书籍，标题分别为仁、义、礼、智、信，这本书是以五德的既定顺序命名的。受人推崇的《康熙字典》共有四十多卷，然而，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按偏旁部首来排列的，而是根据十二“甲子”进行编排的。考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时所居住的密室就是用千年经典中的上千个不重复的字来做标记的。
家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的称谓也能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在中国，妇女其实是没有名字的，她们仅有两个姓氏，分别是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因此，妇女会被称为“某某氏”。假如有一位与你相熟的中国人对你说“小黑子他妈生病了”，那么，他肯定认为你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也许你根本就不知道“小黑子”是何许人也，然而对方会想当然地认为你知道。但是，假如那位妇女并没有孩子，那事情可就难办了。于是，那位妇女或许就有了“小黑子他婶”等拐弯抹角的称呼。在中国，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称自己的丈夫为“外边的”，意思就是指丈夫是离家在外挣钱养家的人。可是，对于那些年轻的已婚妇女就不那么好办了，她们既没有孩子，也没有任何暗示关系的词语，于是，每当要提起自己丈夫的时候，她们就会陷于窘境，有些时候她们会把丈夫称为“老师”。有一次，一位年轻妇女在被逼得无法可想的时候，我听见她用丈夫的职业来做称呼：“油坊是这么说的。”
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在去往战场的路上经过了一片沼泽地，他停下来向泥淖中的青蛙深深鞠躬，希望士兵们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并且能够像他所赞美的青蛙一样英勇。对于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西方人而言，有一种“巨大的推论力”蕴涵在那位将军对他部队的要求中。但是，如果同那些与中国人患难与共的外国人所遇到的乞求相比较，这种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同时也是一年中讨债的日子。当一位熟人来见笔者的时候，他刚一见面就做出了含有深意的手势。那个人先是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然后又指了指同他说话的人，最后又指向自己，在此过程中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真的不明白他的意思，虽然我也对此表示了歉意，但还是没有得到原谅。那个人认为通过他打的手势不难得出以下的推论：他希望能借点儿钱花，而且还要求严格保密，仅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可以了。“吃喝嫖赌”是最常见的四种恶习，现在又加上了一种，那就是抽大烟。有的时候，人们会伸出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来评论某人，意思就是说那个人“五毒俱全”，也就是说他沾染上了所有的恶习。
中国人的礼仪过于复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他们的欺瞒才能。在我们看来，很多方法互相之间是很容易失礼的，因此他们的方法似乎是荒谬悖理的。比方说信封的叠法吧，如果你做错了，那么很有可能被当成是故意的冒犯。因为大意的缘故，没有把一个人的名字提升一行所造成的侮辱比英文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还严重。假如你在社交中一句话也没有说，这种失礼就会像没有到规定地点迎接宾客或没有根据宾客身份送出一定距离一样。在中国，只有个别的场合才是不需要讲话的。如果你在众多的礼节中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动作，那么，中国人立刻就会察觉到，而且这会被当做是一种隐含的侮辱。但是，无数可怜而无知的外国人在成为这样的牺牲品之后竟浑然不觉，甚至是对某种特别的礼遇一无所知。中国人在愤怒和恶语相加时都会表现出一种文学方面的才能，文雅的暗语到了他们的口中就变为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辱骂，外国人只有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真正含义。这就如同你吞下了一丸包裹着糖衣的苦药，你只有等到糖衣褪去之后才会感受到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比方说，短语（dongxi）写成文字的形式就是“东西”，它指的是某件物品，但如果说某人是“东西”，那就是辱骂了。还可以用这个词拐弯抹角地表达同样的意思，假如你说某个人不是“南北”，那你的意思也就是他是“东西”，所以，你同样骂那个人是“东西”了。
即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可以即兴虚构出某种貌似合理的借口，而他们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着实令人吃惊。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会去考虑这样的做法，也不会思考自己到底应该依靠什么样的方法来保住某个人的“面子”。在经过了最严格的压缩和积淀之后，事实也就成为了一种固定的习惯。然而，一些过分吹毛求疵的外国人甚至会要求获得一种超凡的求索能力，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都会对之穷追不舍。但是，假如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即使是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用坚定的信念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过去那种茫然无知的混乱状态，他轻而易举就可以避开，而且，他还可以从容脱身。“不知道”和“不明白”这两种回答就如同是仁慈的上帝一般，可以掩盖众多罪孽。
其实，你在北京每天发行的《邸报》上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事例，它们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我们说明问题的论据。中国人喜欢用古朴而典雅的语言，这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一种习惯，于是，“指鹿为马”的时尚被某些人推到了更高的层次，同时也被引入到更为高雅的范畴。《邸报》就如同是一个半透明的镜头，我们可以通过它看到中国政府的真实性质，而且，在这里所看到的要比其他窗口的总和还要多，“事情并不是其表象所呈现的那样”，即使是在中国，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邸报》这个奇妙的镜头更能让我们看清事实了。有人说中国人总是会忽略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去谈论其他的细枝末节，因此，除了凭借话语来推测真实意图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技巧了。假如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那么，中国官方生活就是我们能够发现的最为完善的例证了。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拘泥形式与矫揉造作在那里早已登峰造极。中国“头条新闻”的整个版面刊登的都是一些年老官吏的种种诉苦和渴望退位的请求，这一切到底代表了什么？他的请求遭到了无情的拒绝，他被要求立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煞有介事的长篇奏折中究竟暗示了什么情况？就像每份奏折中写到的那样，某位被指控犯有大罪的高官是无罪的，即便他是有罪的，他也一定会遮掩得毫无愧疚之感。奏折的作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作出引退的决定呢？是没有了足够的影响力，还是官场之中发生了变化？谁又将作出最终的裁决呢？
假如你是一个仔细研读北京《邸报》的人，那么，我要坚定地劝告你，你应该同时阅读每一份文件，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你了解到很多背后的真实情况，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原因。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比阅读迄今为止关于这个帝国的所有著作还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然而，直到今天，外界的一些野蛮人对中国的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理解其中所蕴涵的真意。我们对于此事的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假如我们只是通过中国人所说的话来理解他们的意图，而且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人，那么，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