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中国开始跟西方相互熟悉、相互交往。中国签署的承认欧美各国存在和利益的第一批条约距今也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然而那些条约仅仅起到了一般性的介绍作用，缺乏建立和维护双方友好关系等具体条款。如果中国对外国人和外国商贸开放的口岸仍然只局限于沿海的三四个城市，如果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游历的自由仍被严格禁止，如果各国的外交使团仍不能常驻北京，如果我们的外交使团依然只能滞留在军舰上、停留于中国的南北海岸，如果这些现象都还存在并且持续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永远无法全面地了解中国人，而中国人也不可能深入认识我们。
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直至1861年《天津条约》的签订，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大致跟前面所述一致。此后，外国外交使团才得到常驻北京的权利，外国人也才获得在中国境内游历的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一块儿，互相审视着对方。先进而且具有进取精神的西方人满怀期待，他们碰到了具有保守孤傲、雍容自尊、心绪平和等特征的中国人，于是积极进取与温和保守发生了碰撞。已经处于蒸汽、钢铁、电气时代的西方世界正在步步紧逼仍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世界。读者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孔夫子愿意会见一位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那么我们便让他们相识并交往，然后他们互相形成对彼此的印象和看法。然而事实上，孔夫子根本就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会面。理解了这个背景，读者对于东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便会有较为准确的定位。
中西方之间绝对不存在交往的共同基础，也没有共同的利益背景。其实，我们非常渴望拓展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然而中国却小心翼翼地在控制着这个贸易尺度。中国与我们的贸易往来只限于广州，那里也是唯一允许进行贸易的中国口岸。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人将成捆的生丝和成箱的茶叶从牢固的要塞上用绳子传递给我们，我们再将墨西哥银圆和英国鸦片用绳子递回去。显然，如此的商业交易形式何其脆弱，这样的贸易联系是消极抵制、缺乏积极鼓励性的政策的结果。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拒绝与欧美国家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只是不希望扩大自己与西方的交往，以防过多的交往会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中国政府曾经严格禁止百姓前往海外地区，一旦有人敢违令，回来之后等待他的便是被官吏送上断头台。多年以来，这一条禁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不过也一直没有被正式废除。当时，中国政府还规定，凡是超过六英尺的船只都不得建造。这使得中国的商业航海既无利可图，又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中国的港口不允许任何国外的船只进入，也禁止国内的船只出海远航。鉴于如此情形，我们不难揣测这个国家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异国的客人，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对他们进行回访。在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唯一例外的就是允许少量的暹罗商船进入几个特定的中国港口，在曼谷和这几个港口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当然，这些“优待”的船只是需要按时注册登记的。这些商船乘着夏季风或东南季风来到中国，再随着冬天的西北季风返回自己的国家，每年只能进行一次这样的贸易旅程。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导致中国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也不在于探讨这种政策的执行情况。不过，中国对西方各国的特点和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这是显而易见的。据说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曾经派遣一支外交使团前往中国商讨签订条约的事宜，但遭到了中国的拒绝。在英国公使的百般周旋下，中国才勉强收回了拒绝的成命。中国政府还天真地宣称，他们从英国公使提供的信息得知，德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正是因为德国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他们才同意与德国使团商讨条约问题。1870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带着特殊的使命前往欧洲访问。出访前，他竟然要求在行李中准备一百五十多磅的食盐，因为他担心出访以后很难买得到食盐。1884年左右，清朝内阁的一位官员曾向他的同僚询问，外国人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正式的婚约，他们是不是两情相悦，自由结合，抑或毫无章法。
伴随着这些毫无根据的无知，中国人对我们这些陌生人的风俗习惯和面貌长相等都产生了相当荒谬可笑的观念和看法。再加上我们居住在遥远的地方，对中华帝国及其文明的影响感受微乎其微。如今，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在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书店里都可以找到描述外部世界野蛮人的书籍，书中还有很多用水彩描绘的外国人形象。在这些插图中，有些外国人长耳触地，而有些人则腿短无比。这些对其他民族的描绘使学者们确信，中国人一定对大猩猩有着全面而准确的了解。此外，中国人对外部民族还有其他描述，其中一个民族的人胸前长着一张像瘤子般的脸，还有一个民族的人左手拎着脑袋，轻松自如地自由来往。很显然，中国人对于外国所知甚少，缺乏认识，却又有着丰富的想象，他们不愿意与外国人进一步交往的心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它自己营造的世界体系的中心，在这个体系里，它处于最终的支配地位。它是一个强大的、高度文明化的帝国，就如同一颗永恒的行星，连同环绕在它周围的满怀羡慕的卫星国一起，形成了一个行星系。东北的朝鲜、北方的蒙古、西边的喀什噶尔、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西南地区、南部的缅甸和暹罗、沿着南部边界分布的安南，还有像带子一样分散在中国海上的小王国琉球等，它们都环绕着中国，以它为中心，用最精妙的赞扬和模仿来阿谀奉承它。它们完全照搬中国的文明，借用它的宗教，甚至连政府体制也以它为蓝本。此外，有几个国家还采用了中国文字，从中汲取它的文学和艺术养分。由此可见，所有卫星国都将中国视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中国也会以仲裁者的身份用武力来帮助其镇压反叛和暴乱。于是，中国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其他卫星国的保护神与监督者。
在这个行星系中，日本就像是一颗游移不定的、危险的彗星。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像日本那样从中国攫取了那么巨大的实际利益。它的艺术、它的书面语言、它的大部分文学以及它的一种宗教无不是从它那伟大的大陆邻居——中国借鉴而来的。这并不难举例，从日本对它自己两种主要的物产——茶叶和蚕丝的称谓上就足以表明它们是从中国引进的。然而，尽管如此，日本却一直是个只会招惹麻烦的邻居，也是中国稳固而且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衅者。中日两国之间的最近冲突并不是历史例外，而是中日两国过去千年来冲突的当代重演。
除日本外，上述其他的卫星国都和中国建立了明确的、相互理解的睦邻友好关系。每当新年来临之际，各小国都会派出使团带着贡品来到北京，进献给中国的皇帝，并表达他们的新年祝福。中国的皇帝也会亲自接见他们，并在他们归国之时赏赐大量远远高于贡品价值的回赠礼物，这也突显了他的权力比其他小国君主强大得多，也拥有着更多的财富。暹罗几乎每年都会向中国进贡白象，一些白象至今仍然存活，被圈养在北京的象苑里。只有在1894～1895年的冬季，朝鲜国王没有派遣进贡使团访京，这即使不算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特例，至少也是几十年以来的一个例外了。以往，中国和朝鲜的商业贸易都是通过这些使团来进行的，规模庞大的商队跟随着使团来京，同时享受着特权待遇，商队进行的商品买卖都免除了所有的税收。在这些边缘小国中，君主的继位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当几个继承者之间出现争权夺位的现象时，中国皇帝的意见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国家中，新继位的君主都要派遣专门的使团前往北京告知自己继位的消息，并要请求中国皇帝仁慈的恩准。尽管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它却早已经成了惯例，这在朝鲜和安南尤其如此。
可以预想，细微缜密、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很容易对这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有东方本质的关系产生混乱和误解。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无法表达中国所宣称的自己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与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由于缺乏一个合适的术语，同时又缺乏对这种关系的准确理解，因此西方一直将这种关系称为宗藩关系。然而，本质上它并不属于宗藩关系。宗藩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藩属国必须定期向宗主国缴纳一定数额的贡物和贡金，而且还必须按照宗主国的需要提供一定的兵力。然而，上述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被中国强迫这样去做的。事实上，中国一再向比它弱小的邻国提供军队，帮助它们镇压国内的造反和叛乱，然而却从来没有请求或接受过邻国对它进行此类的军事援助。除了新年的时候中国有和它们保持互赠礼物的惯例，其他国王并没有向中国皇帝定期定额地进贡财物。
对我们来说，这种关系模糊而且不确定，但是对东方人来说，它却既简单又清晰，因为这恰恰符合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他们将它形象地描述成兄长和弟弟们的关系。举例来说，在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中，中国政府就使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两国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家庭中两兄弟因亲缘产生了不同的地位。在宗法制度下，兄长有着超越弟弟的某些权威和责任。这种观念已盛行于中国各地，甚至也成为了整个政府的基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和它周边弱小邻国之间的关系了。这体现了一种道德权威以及对正义的支配，然而这与我们的思想观念却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令我们反感的，因为这种关系既可以随意强加于人，又可能随时被取消。或许这种凭主观判断就能随意决定强弱与否、存在与否的关系恰恰就是最令东方人满意的。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它的霸主地位。它欣然地接受着那些弱小的、欠发达的邻国的不断的赞美、恭维和奉承，这使它的整个民族形成了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于是，它有理由鄙夷那些没有受惠于它的远方国度，以及那些完全不按照它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国度。勤于思考的人们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中国处于一个由谦恭的崇拜者们组成的圈子中央，它排斥任何异己者闯入。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或多或少与印度保持着某些联系。那么，与欧洲的交往对于这个东亚的伟大帝国到底意味着什么？站在东方的立场上，中国需要对此作出充分正确的判断。
在对待同欧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基本态度，但是却荒谬愚蠢地过度自大。更加不幸的是，在中国政府和百姓看来，当我们将与西方的交往和联系强加到它的头上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件既可怕又可耻的事情。
本书不准备讨论一个国家是否有权以武力方式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往来，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国际法权威们去思考。我也无意对鸦片战争的正义与否发表任何评论。本书不想去记录各种观点和意见，只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忠实而准确地描绘、剖析鸦片战争的真实情形。对于所有聪明的读者来说，事实的大致轮廓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这些真实情形在中国人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中国对待此事所持的观点，都严重扭曲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也影响了他们对外关系的整个过程。所有这些情绪和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世人充分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倘若不将鸦片战争梳理清晰，就不能真正地描述现代的中国人，再生动的描述都将会显得苍白无力。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鸦片战争。
不管是否存在什么其他的重要原因——尽管还有很多这些原因，它们都曾经导致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海陆征讨：从1842年攻击远在广东以北的吴淞要塞，到1860年占领北京的北城门并烧毁圆明园。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一切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只有一个：鸦片。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诸多不满都仅仅是借口罢了。利用这些借口，外国人只想实现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变为巨大的市场，向中国倾销种植在印度的毒药，然后让中国的子民去吸食这种毒药。
在中国人看来，这个事实是清晰明了、不容辩驳的。早在1842年之前，英国将鸦片通过公开或走私的形式运贩到中国，这已违背了中国的法律。清朝的广东地方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此问题产生过多次摩擦和冲突。在东印度公司经销鸦片的特权被取消之后，这种矛盾和冲突也进一步升级。1840年，确切地说，应当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奉谕旨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断绝当地鸦片贸易的威胁。此时，双方的矛盾也达到了顶点。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在广州水面查获22艘运输鸦片的外国商船，所有鸦片总价值竟然高达900万美元。这显然是对中国法律的公然侵犯与亵渎。根据通行的公认法律，所有这些鸦片以及运输鸦片的船只都要被没收。于是林则徐立即命令外国人交出所有鸦片，他态度非常强硬，外国人不得不投降。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被迫交出所有鸦片，并保证以后再也不向中国港口运输鸦片。这次缴获的鸦片一共有20291箱，林则徐立即将它们投入到在海边已经挖好的大坑中，并掺以石灰和海水进行彻底销毁，销毁后的残渣随潮水被带入珠江。当时现场有众多负责严密监视的官吏，防止任何人趁乱私自带走鸦片。有一个中国人想乘机偷偷拿走一小块鸦片，结果当场被斩首示众。通过如此强硬的手段，所有鸦片都被彻底销毁了。
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中国政府彻底杜绝鸦片贸易的决心确实令人敬佩，收缴销毁鸦片也是中国政府的权利。而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臣子，他忠实彻底地执行着皇帝的命令。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一行动是正义的、值得称颂的，不过这毫无疑问地激怒了英国。英国派遣了陆军和舰队来到中国，并迅速攻占了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舟山群岛失守了；六朝古都南京也被围困了。在刺刀的威逼下，中国政府被迫与大不列颠在南京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要赔偿2100万两白银，其中600万两作为对被收缴和销毁的鸦片的赔偿，300万两作为商人的损失费，1200万两作为军费赔款。在该条约中，还有一项重要的规定，即香港被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
这些事实都令中国人刻骨铭心，它们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我们不必为促使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和不满进行辩解，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即使没有鸦片，英国迟早也会对中国发动武力侵犯。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前，外国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在相继发生的皇帝出逃以及在流亡中病死的事件之后，中国政府被迫作出了更大的让步，承认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合法化地位。中国人说，直到那时，局势才得以平静下来，英国人才会摘下战争的恐怖面纱，用调和的、抚慰的语气和政策取而代之。中国政府曾经作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希望劝导英国同意立即查禁鸦片贸易，或者逐渐断绝鸦片贸易。对于中国政府的努力，明眼人是心知肚明的。此外，明眼人也都知道，这些呼吁被英国人漫不经心地束之高阁，抑或干脆拒绝了。这一事实再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和厌恶之情。
正是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被迫打破了，不得不正视现代西方世界，并被迫与之建立全新的、极不情愿的外交关系。它会痛恨在它看来毫无道理的侵略，这是自然的；它会误解甚至厌恶那些真心实意为它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它的统治者对现代国际法及其内容不甚了解，对平等独立国家之间交往的准则也是一无所知。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懵懂无知，他们才经常将自己的政府摆放在错误的位置上，也因此经常在那些本应获胜的、争取正当权利的外交斗争中失败。他们和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一样，对这个现实情况心知肚明。然而他们过于狂妄自大，从来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我曾经听清朝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说：“其实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并不重要，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最终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即便是我们处于有利地位，我们也总会乱了分寸，铸成大错，最后以惨败收场。”恐怕这种悲哀的评论所包含的内容远比说话人本身所认识到的程度要深刻得多。
这里有一个本身并不太重要的例子，但是它却能够充分印证这位内阁成员的抱怨。长期以来，北京城有个惯例：每当皇帝出巡的时候，他所经过的街道都要提前关闭，严禁百姓通行。有一次皇帝出巡，清朝总理衙门照例提前发出公文，很有礼貌地知会了各国驻京公使。其实外国人并不在相关的街道内居住，皇帝出行不会对其造成丝毫影响，并且禁行的时间也仅仅持续几个小时而已。但是，除了一家公使馆外，其他驻京公使馆都对清朝政府的这种照会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清朝政府的过分客套反而弄巧成拙了。在欧美国家的首都，不要说是市政府，就算是国家枢密院，都不会庸人自扰地为了特定街道的暂时关闭而通知外国使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直接将街道封闭一整天、甚至是一个月。倘若哪个外国代表对此提出异议，他们会立刻予以得体的反驳。
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人，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的优缺点，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记录和描述最近三十年来他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那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老的传统模式在此阶段并不是没有改变，实际上恰恰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国人并非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愚蠢迟钝，他们本质上是既谨小慎微、保守自大，又骄傲自满的。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沉睡了数个世纪之后被粗鲁地唤醒，面临着一个并不乐观的环境。要重新塑造四亿人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倘若将日本人同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作一个比较，这不仅是缺乏说服力的，更是毫无意义的。这两个民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一个民族轻易地就抛弃了他们借来的服装样式，而另一个民族却始终不愿舍弃自己设计发明的、用劳动换来的传统服装，就好像这些服装已经成为了自己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抛弃东方模式和汲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大概仅仅是摈弃了自己的着装方式而已。与此相反，中国人却依旧我行我素，坚持自我。数个世纪以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一直缓慢地、辛苦地纺织着自己身上所穿的服装。
除此之外，中日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从国门被迫打开，到建立和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形势都有利于日本。中国之所以被强迫拉入西方国际关系体系，正是因为鸦片战争，对此我们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日本也被迫向西方开放了关口。美国主导了这一切，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双方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我们已经知道与中国签订首批条约的列强是如何对待这些法律的。当我们的官员进入日本时，必须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规定，执行禁烟，这实际上加强了日本政府的权威。相反，大不列颠对于在中国实施禁止鸦片贸易的立法横加干涉，而美国却对日本的相关立法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两国局势的发展造成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后果，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导致了今天中日两国所处地位的不同。1872年，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当时，侨居日本的一些中国子民向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请求转交给日本政府。他们要为自己在日本所受到的苦难和不满鸣冤申诉，主要内容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吸食鸦片，但遭到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干涉。他们条陈了为此而遭受的诸多折磨与苦难，还宣称日本警察甚至总是在夜晚闯入他们的卧室，闻他们呼吸的气味，由此来判断他们是否吸食了鸦片。
1878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能够从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挑选几名，送入美国西点军校或者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学习深造。然而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响应。之后的三年中，清朝政府一直为此而不懈努力，最后不得不放弃。由于我们的拒绝，中国政府将“幼童出洋肄业局”解散，全部留美学生也悉数回国。这原本是中国用以促进自己与现代文明方式和理念接轨而进行的一项最具现实意义的事业。中国政府也清楚地知道，就在他们的要求被美国政府无情地拒绝的时候，日本政府派遣并资助的留学生却正在安纳波利斯学习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美国将这种恩惠给予了日本却残忍地拒绝了中国。在最近爆发的甲午中日海战中，几位日本海军的主要将领都毕业于美国海军学校。我们不知道美国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海战的结果，同样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拒绝给了中国政府何种沉痛的打击，使它备感屈辱，让它对自己所要选择的道路犹豫不决、畏首畏尾。
在美国和英国的所有殖民地，也就是中国移民能够到达的地区以及在中国苦力们眼中他们能够被当做人看待的所有地方，都有禁止中国移民的法律条文出台。然而，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项限制日本移民的类似立法行为。中国政府从不将自己的子民视为尘埃渣滓，它坚决反对自己的子民迁移至国外，当然也会很自然地反对各国针对其子民的歧视性立法。
这些比较和对比并不是为了争论或者谴责。我也不想涉及以下问题：这两个毗邻的国家所遭受的两种不同待遇是否同时将它们从几个世纪的闭关状态拉出来，是否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妒忌与猜疑，针对它们的不同态度是否明智、是否正确。做这些对比仅仅是因为它们与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和所持的态度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因此，如果任何人想对这个伟大国家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理解，想要认识那些内外部相互作用使它处于今天这样的状态的独特力量，那么他就必须重视以上这些对比了。
在中国政府被迫向西方开放的前三十年时间里，它被毫无准备地推上舞台，不得不面对一大堆错综复杂、矛盾迭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位重要人物在实际上塑造了国家的政策，主导了帝国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恭亲王奕□和李鸿章。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是唯一一位留守京城的皇室成员。于是，他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与手握重兵的各国外交代表签订了和平条约。从这一事件开始，到1884年被罢黜，他一直是中国内政外交中最具影响力的掌权人物。然而，或许外国人对他的名字并不像对李鸿章总督那么熟悉。这是因为他长期深居京城，不常居留在通商口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皇族，他的赫赫威仪使一般外国人难瞻尊颜的缘故。不过无论如何，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清政府首脑的心腹，而李鸿章则是清政府的左膀右臂。
在恭亲王的政治生涯中，他一开始就成功创建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往的外交制度，同时也创立了无比高效的近代海关制度。此外，他消灭了威胁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大起义，平息了外国政府因为天津教案而对天津大屠杀的愤怒。起初，他对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问题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当他的先见之明告诉他进一步的反对将是危险的时候，他便及时作出了让步。他在伊犁交涉问题上击退了俄国，并且根除了残酷的苦力贸易。最后，他因为法国入侵越南的问题而不幸被革职，但是他在越南问题上的规划却被他的继任者成功地沿用实践了。
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高手。他习惯于将外交对手置于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会等到问题迫在眉睫之时才这样做。他高傲却又谦和，粗鲁却又不失文雅，坦率却又有节制，暴躁却又有心机，有时办事迅速有时又拖拉磨蹭。他能够根据他的需要将所有这些特点运用自如，也能够随时进行角色转换。他之所以成功，最大的秘诀就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让步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优柔寡断之辈。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实际上正在认真琢磨着对手的心思，判断着对方的意图，之后再决定自己的对策，不到最后一刻他绝不会彻底摊牌。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不会表露出任何妥协投降的迹象，而是显得积极应对，毫不屈服。然而正当他的对手准备好孤注全力、要与他决一雌雄的时候，却会突然发现先前的恭亲王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面笑容、卑躬屈膝的家伙。
在执行所谓的防御保守外交政策的领导者中，恭亲王显得如此出类拔萃。相比之下，他更加明了帝国将来的命运以及帝国自身存在的弱点。如今，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阅尽沧桑、堪当重任。在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二十四年间，他历经了两朝皇帝的兴衰。同治皇帝如同女性般柔弱，缺乏帝王该有的品质，最终在腐化堕落和骄奢淫逸中死去。事实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都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他官复原职，重新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必将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
1823年，李鸿章出生于华东地区安徽省的一户普通家庭。由于李鸿章，这个家族这一代人中所有的男子都仕途显达，青云直上，每个人都被赏戴珊瑚顶戴花翎。这个家族开始声名远扬，李鸿章的母亲因此也被朝廷大力褒奖，备享殊荣。
李鸿章崛起于中国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当时他担任江苏巡抚——江苏是起义军势力强大的省份之一。他下令将五位投降的太平军藩王和首领斩首，而此前戈登将军向这五个人保证只要他们投降就可免遭惩罚。187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之后他一直担任此职务直至去世。直隶总督是所有地方督抚中职位最高的，因为京城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李鸿章的军事经验非常丰富。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是一名士兵，而不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饱满，秉性平和，很有亲和力。虽然他身上有着东方大吏的矜持自重、安泰尊荣，但是他还是非常容易接近的。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引荐，求见这位总督大人。许多被他接见过的外国人都从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身上学会了中国人所说的彬彬有礼。一位我国某州的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相距不远，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事后，他告诉一位美国朋友说：“好样的，那位总督根本就不是那种未开化的老顽固。”
在李鸿章整个辉煌炫目的仕宦生涯中，他自始至终都效忠于清朝皇廷，也是中国政府的坚强臂膀。由于他的大力筹划，中国建立了近代海军和组织化的新式陆军，因而中国政府越来越倚重于他，依靠他来出谋划策。不管是京城内外、还是满汉各族，李鸿章都比其他任何官员更受皇族宠信。有关李鸿章不忠或者失势的谣言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关于满洲人统治的问题上，不论是李鸿章，还是其他汉族官僚，大家的态度和意见都是一致的。曾经，满族人的统治是明智的、稳健的，而且是富有远见的。除了个别的特殊恩宠之外，满族和汉族群体之间不允许存在任何差别对待或者种族的歧视。事实上，汉族官员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满族官员。而土著的汉族也已经吸纳和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两大民族很好地融合为一体了。几乎不存在一个汉族人因为皇帝是满族人而反对他的事情，这就像是几乎没有一个英国人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具有德国血统而反对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