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世界”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从创立伊始至今都在坚持的梦想。此外，虽然每一届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主题各不相同，但却都是关乎世界发展的大问题。1993年5月4日～17日，全球各界的精英们会聚希腊，因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将在这里召开这一年的年会。与以往一样，这次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仍然保持了隐秘的气氛，仅有少数媒体对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比较关注。在这次会议中，约130名全球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会聚一堂共同探讨紧迫的问题，同时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制订第二年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们讨论了全球金融危机，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制造者和一些从容解决金融危机的人都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看来，彼德伯格俱乐部企图通过金融危机达到控制全人类的目的，进而为其改变世界的版图做铺垫。
躲在暗处操纵地球
在彼德伯格俱乐部背景显赫的成员中，有一个叫做埃弗里尔·哈里曼的人。他的确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不仅是民主党的元老，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委员。此外，连参加哈里曼聚会的人也非同凡响。1972年春天，埃弗里尔·哈里曼在他的家里举行了一次聚餐，参加这次聚餐的都是一些高级官员。如当时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哈佛国际研究院院长米尔顿·卡茨、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的协调人乔治·富兰克林、当时的美国不扩散事务无驻地大使和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罗伯特·保伊。这些人在聚会中讨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1976年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在这次聚会上，哈里曼提出，假如民主党想入主白宫，他们则要放下自己的身份邀请一些南部州的州长。随后，其他成员们提出了几个名字，如佐治亚州的州长詹姆斯·埃尔·卡特、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阿斯纠等。随后，卡茨立即将相关信息透露给戴维·洛克菲勒：“卡特是一个可能性极高的候选人，但是，他可能已经被抛给了美国公众。”洛克菲勒的注意力被卡特吸引了。为了增进自己对这位佐治亚州州长的了解，戴维·洛克菲勒在1973年秋天向卡特发出了邀请，想让他与自己共进晚餐。这次晚餐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戴维·洛克菲勒和卡特关系的发展：
“吉米·卡特州长是1976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身为佐治亚州的州长，他曾经带领佐治亚州的海外贸易团发展佐治亚州的经济，立志使佐治亚州成为新南部的中心。1973年秋天，卡特远赴伦敦。就在这段时间中，卡特和另一位美国代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一起享用晚餐。但是，卡特无论如何都不能向公众澄清他此举的目的。虽然卡特能够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但是相关的记录却难以统一。洛克菲勒在哥伦比亚大学布热津斯基教授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国际性质的组织，就是现在的三边关系委员会。就在卡特与他共进晚餐时，洛克菲勒正在寻找一个美国南部的成员。而卡特恰好给洛克菲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洛克菲勒盛情地向卡特发出邀请，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组织。也许，此时的卡特已经在远处看到了白宫，因此愉悦地接受了洛克菲勒的邀请。”
果然，卡特给戴维·洛克菲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戴维·洛克菲勒看来，卡特正是他和三边委员会需要的人才，因为卡特能够营造出一个南部州州长的角色。他可以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保守或者温和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可以迷惑许多人，而被这种表象隐藏在背后的就是某个神秘组织在支持左翼的议案。而这个想法就是利用民主党庞大的城市政治机器，利用卡特寻求一些白人和黑人的选举人。虽然戴维·洛克菲勒对卡特的印象很深刻，但是卡特的独立并不是给戴维·洛克菲勒留下印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卡特的冷酷和野心才是给洛克菲勒留下深刻印象的真正原因。1976年，加里·艾伦出版了一本颇受争议的著作——《吉米·卡特，吉米·卡特》。在这本书中，艾伦写到，卡特被势不可挡的野心和欲望纠缠，并且因此变得脆弱无比。因此，卡特默许他的私人银行家将银行储户的钱注入卡特的商业、兰斯协会和自己的家庭成员的银行账户，这样，卡特的“战争”就会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卡特还可以等待联邦分配资金。卡特的这些违法行为足够让这些人进监狱。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核心伙伴银行家，正是卡特的违法行为曝光的关键。对此，一些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回顾了自从1973年以来的“选举”历程。就在卡特接受邀请，访问戴维·洛克菲勒在纽约州塔里敦的庄园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去了。在他的帮助下，戴维·洛克菲勒为三边委员会的前景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同时，布热津斯基和戴维·洛克菲勒一样，也被卡特身上南方人的优雅深深吸引。与之相比，给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戴维·洛克菲勒留下了更深刻印象的是，当时的卡特已经建立了佐治亚州与布鲁塞尔和东京进行贸易的办公室，而这与三边委员会的愿望出乎意料地巧合。
很快，卡特就成了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方面重点扶植的对象，并且被彼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委员会当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同时成了三边委员会的委员。果然，在彼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关系委员会的帮助下，卡特在民主党大会的竞选提名中获胜。在就职感言中，卡特说道：“如果能够在金钱和政治之间建立一个邪恶并且永久的联盟，那么一个政治和经济精英就可以对一些问题做出决策，同时永远都不用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也不用接受法律的制裁；当一些失业的人占据了主流后，那么一些在工作的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如果公立学校的水平低下，或者在竞争中失败，他们的孩子就会被送到私立学校；当官僚主义在社会中膨胀时，一些有权势的人总是能够发现或者占有极具影响力或者掌控权利的职位。”
从这段讲话来看，吉米·卡特也许真的是一个与彼德伯格俱乐部毫无关系的人，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份在1976年6月发表于《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可以令人们获得一丝线索。这篇报告说，12个彼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帮助卡特准备了他的第一次外交政策的讲话。这些人包括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理查德·库伯、理查德·加德纳、亨利·欧文、米尔顿·卡茨等人。有这样一个经历丰富、能力出众的后援团为卡特提供帮助，他怎么能够做一场并不出色的演讲呢？更重要的是，这些给卡特提供帮助的人也是一群来头不小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彼德伯格俱乐部，同时所有人都属于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在卡特成为候选人之前，这些人曾经支持一个来自亚特兰大的小组。这个小组中的成员，如甘博瑞、奥斯汀和科博等人都与洛克菲勒家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这个小组中的成员也有显赫的背景，如甘博瑞家族就是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个主要股东，而东方航空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就是劳伦斯·洛克菲勒，他正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兄弟。
但是，卡特也成了政治舞台上一个出色的演员。刚刚入主白宫时，卡特就将许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们送上了许多重要的职位。于是，在三边关系委员会中，40%的成员都加入了卡特总统政府，如此高的比例令人们感到震惊。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中，约有290名成员同时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正是这些人组成了卡特政府的一部分。在这些人中，当然包括卡特总统和蒙代尔副总统。然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三边委员会对卡特总统造成了不可否认的影响。在卡特总统的政府中，三边委员会负责制定外交关系。正是被三边委员会紧握在手中的权力引起了一些纠纷，对此，三边委员会的现任和前任成员们正在操控所有的主要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策划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战略。”同时，针对三边委员会和卡特总统之间的关系发表评论的还有在1976年12月2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这一期《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十余幅佐治亚州美丽平原的照片，也有报道指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塞勒斯·万斯将被任命为副国务卿。当时，塞勒斯·万斯正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此外，他还兼任对外关系委员会特别小组的成员。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他还是副主席和前一任的国防部副部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卡特并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之外的人。随后，三边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哈罗德·布朗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这之后，就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关系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将加入卡特总统的队伍，并且被选为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安德鲁·杨将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而保罗·A·沃尔克将成为联邦储备局的主席。
巧合的是，一些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仔细对比了卡特在1976年的讲话与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与卡特的讲话，发现了其中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与卡特竞争时，里根说：“我认为，在这个国家中，一些精英在运作一个精英政府。这些精英们不肯相信民众能将自己的生活经营得良好，所以他们想建立一个由一小群人控制的精英政府。那么，我们究竟是一如既往地相信民众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还是将决定民众生活的权力交给这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精英政府呢？”
实际上，与卡特的竞选一样，里根的竞选也有人在背后为他策划。策划里根竞选的人名叫威廉·凯斯，曾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在里根政府中，他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同时也是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其实，里根的竞选是由当时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共同策划的，如卡斯波·温伯格、安妮·阿姆斯特朗、比尔·布洛克和威廉·A·休伊特等人。此外，里根还有一个由59人组成的过渡小组，这个小组负责选拔政府中一些重要职位的候选人。但是，就在这个只有59人的小组中，就有28名出自对外关系委员会，另外10名会员出自彼德伯格俱乐部，也有10名会员出自三边关系委员会。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等人都是被这个小组选出来的。但是，假如没有媒体和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及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控制者的紧密配合，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实现“在暗处操纵地球”的设想。然而，正是这些媒体和组织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才使得彼德伯格俱乐部和他的工具组织——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能够控制总统的选举，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躲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控制地球。
随后，1975年12月，盖洛普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民主党中，只有5%的等级党员支持卡特做总统，甚至连戴维·洛克菲勒也发出了警告。不过，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卡特的支持。为了让卡特赢得提名，这些组织谋划了历史上最精心安排的媒体攻势。其实，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使选举人深信詹姆斯·埃尔·卡特是美国能够具有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但是，在反对卡特当州长的队伍里还有一个手握权力的人，他就是曾经的佐治亚州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在他看来，卡特采用了虚假、错误的引导和欺骗的行为，而这既不值得美国民众为他投票，也不应该得到选民的任何支持。但是，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美国民众逐渐相信了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的说法：卡特的确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也是能够带给美国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更严重的是，美国民众在这个言论中越陷越深。
就在卡特遭受一些舆论攻击时，另一些支持卡特的、在某一方面具有超强影响力的人聚集到一起，像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那样，想方设法地帮助卡特竞选。当时，《纽约时报》的董事会成员、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塞勒斯·万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三边委员会成员、《时代周刊》杂志的主编黑德勒·多诺万等人充分利用了《时代周刊》。在他们看来，《时代周刊》拥有囊括多个领域的复杂资源，而这些资源正好可以帮助卡特赢得竞选。于是，《时代周刊》先把卡特装扮成一个与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毫无关系的人，让他看起来与华盛顿的腐败政治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随后，《时代周刊》采用各种办法，把卡特推向公众的视野。在1971年，《时代周刊》用卡特的照片当做封面，从此，卡特在美国民众的心中成了一个敢于改革的南部州州长的形象。随后，在整个1975年，卡特的这张照片出现在《时代周刊》所有的广告上。同时，《时代周刊》也用一种近乎谄媚的态度报道卡特的竞选，美国民众甚至无法将《时代周刊》谄媚卡特的文字和报道竞选的客观文字区分开。
在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的帮助下，卡特虽然在最初时仅仅只获得5%的民主党人的支持，但是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最终的候选人。对此，参议员巴里·葛德华特解释道，为了使卡特走上候选人的位置，彼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想方设法调集华尔街的金融力量，并且利用学术机构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智力影响。同时，他们还充分利用自己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关系委员会成员的特殊身份，通过媒体达到自己控制民众的目的。同时，葛德华特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不道歉》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写到：“戴维·洛克菲勒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发现，吉米·卡特是他们理想的候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吉米·卡特赢得了提名和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随后，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和政治演说中，卡特不断重申两个问题：“已经到了用世界秩序替代平等的政治权利的时代了，因此，我们要寻求北美、西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然而，正是卡特的这种论调，使一些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这些观察家们看来，卡特完全就是在重复三边委员会的任务说明。卡特强调的世界秩序和贸易伙伴，正意味着他在暗示三边委员会成员的观点。更有一些媒体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如《曼彻斯特联盟导报》的出版人威廉·勒布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时，这样评论三边委员会：“显然，这是一些拥有无限大的权力的人们正在密谋控制世界。”当时，正是反对卡特总统候选人竞争时。在当时的一些彼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们看来，把吉米·卡特选入总统办公室正是政治与经济联合的最佳诠释。这些权贵们并没有想办法使自己赢得多数选票，而是帮助自己认识的人赢得多数选票。同时，这也表明，由于市场价值的缺失，摧毁如巴里·葛德华特这样的非亲信总统便成了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实际上，除了吉米·卡特之外，许多美国总统和总统候选人都曾经接受过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的联合帮助，如约翰·凯利和乔治·W·布什等人都是这样才接近或走上了美国总统的席位。但是，对于这三家公司来讲，谁赢谁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些人执政时期获得的利润。正是在利润和权力的驱使下，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成员们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各种活动满足自己的野心。而彼德伯格俱乐部对权力的贪婪，在美国总统的任命上表现得最明显。由此看来，权力中心的职位似乎总是留在一些想控制单一的世界政府和单一的世界公司的人的手中。
“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幕后力量
1996年1月份，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做出了“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进行军事打击”的决定。随后，在1996年6月7日于德国巴登巴登召开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们讨论了这一决定。这一次，布什精明的反应令彼德伯格俱乐部欣慰不已：敏捷的军事反应、快刀斩乱麻式的作战步骤及彻底摧毁伊拉克军队的目的。不过，最令彼德伯格俱乐部高兴的是，布什打击伊拉克的决定已经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
在这一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与会者发现，这是美国军队从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首次以联合国军队的身份参加战斗，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美国能够成功说服其他国家的军队参加战斗，那么将彻底结束“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彼德伯格俱乐部来讲，“狭隘的民族主义”正是他们在向着“一个世界”的目标努力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当时，一名参加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人说，这场在波斯湾附近进行的战争将“狭隘的民族主义”结束的时间提前了很多年。
当时，就有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据报道，亨利·基辛格曾经在一个论坛上针对“彼德伯格俱乐部希望成立一支由联合国控制的军队”的观点发表了意见。基辛格说：“这支联合国军队必须拥有一项特殊的权力，那就是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采取快速行动，而不会因为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能迅速决定是否参战而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按照《美国宪法》的要求，在获得美国国会的许可之前首先征求了联合国的意见，并且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这使“美国在远离国家主义”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一些警惕的、时刻观察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人却认为，这恰恰体现出了彼德伯格俱乐部企图塑造“一个世界”的野心。因为，一旦这个有权利“在世界任何地方采取快速行动”的军队成立，那么必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根本没有权力控制或者领导这支力量。即使这支强大的力量发动了对这些国家不利的战争，他们也毫无反抗的能力。因此，如果这支军队真正能够如美国所愿成立，那么最大的受益者必然是美国和彼德伯格俱乐部。
前南斯拉夫就是被这支强大的力量“光顾”的国家之一。随着前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根据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历史分裂为几个地区，每一个地区都在尽力争夺本地的独立。1998年2月，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派出军队入侵科索沃地区。最初的时候，塞尔维亚入侵科索沃地区的目的就是想镇压当地平民的暴乱，但是最终却升级成了战争。在这次行动升级为战争之前，造成了约80人死亡。然而，当这次行动变成了“战争”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也打着“维护和平，打击罪恶”的正义旗号纷纷参战。1999年3月2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动了军事行动，对这一地区进行空袭。
就在空袭爆发两个月之后，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在葡萄牙辛特拉展开。1999年6月3日～6日，从24个国家赶来的111名代表聚集在辛特拉，此时，米洛舍维奇正在准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投降。但是，关于“科索沃战争”和“彼德伯格俱乐部的阴谋”的讨论却并没有随着斯洛舍维奇的投降而结束。相反，在他投降之后，“科索沃战争”却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对此，在彼德伯格俱乐部1999年的年会上有调节人员说道：“实际上，发动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错误。但是，一旦战争打响，那么除了取胜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原先认为是‘拯救’的战争却将战争地区彻底摧毁，而我们当初一贯坚持的原则却使其他国家不能接受。因此，这场战争绝对不是一次外交的胜利。科索沃战争与当年的越南战争异曲同工，因为它们都使世界变得四分五裂。此外，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看上去仍然难以稳定。”那么，另一个问题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就是怎样使巴尔干地区恢复稳定，并且重新建立科索沃和塞尔维亚。
在讨论如何重建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时，与会人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巨大的开支。一位发言人认为，重建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必然需要令人吃惊的成本，同时在这些成本中，约70%的开支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位发言人也表示了对重建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所需大量资金的担忧。他认为，若想令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地区恢复稳定，必须拥有足够的资金，而且投资金额将高达500亿美元。一位英国政治家也对科索沃战争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他认为，盟国联盟能否在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依然团结还是一个未知数。他警告那些坚持投入大量资金去拯救科索沃地区和塞尔维亚地区的人们，这些地区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即使他们愿意耗费大量的资源去解决，依然难以激起人们的热情。
一些坚持彼德伯格俱乐部阴谋论的人认为，科索沃战争使彼德伯格俱乐部看到了他们最想看到的结果，因为科索沃战争是后国家主义战争的观点和推进欧洲统一理想的观点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而这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惯用的伎俩。一位德国人认为，现在就庆祝一个新的欧洲的诞生还为时过早。在他看来，如果科索沃战争持续下去，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必然会出现分歧，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们在“是否派遣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一位加拿大人指出，这一切在失去了美国的情况下都将变得子虚乌有。在一位俄罗斯人眼中，科索沃战争给世界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而是世界旧秩序的崩溃。
1999年6月22日，克林顿总统在一次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讲话中说道：“假如有人站在一群无辜的市民身后并且将他们全部杀掉，而原因就是这群市民的种族或者信仰是这个人不认同或者无法接受的，在这时，只要我们有能力，就会去阻止事情的发生。”但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却利用自己强大的势力及影响力，将这段话理解为“同意‘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做世界警察和世界政府’这一观点”。另一位彼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吉姆·塔克也认为，在克林顿发表这一言论的一周之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詹姆斯·霍格兰说，克林顿在发表这一言论的同时也向世人承诺了“一个世界的新秩序”。当然，詹姆斯·霍格兰的这一观点也与彼德伯格俱乐部“一个世界”的梦想充分契合。
1999年11月4日，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萨缪尔·R·博格在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也针对“美国的国际计划”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一些少数人认为，国际支出与美国利益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然而一些大公司却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许多国际努力，如支持俄罗斯的民主、帮助巴尔干地区恢复和平及帮助一些贫穷国家发展经济等，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因此这些‘努力’并不值得尝试，同时这种看法已经在美国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已经根深蒂固。20世纪50年代，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向共和党的国际主义势力发起冲击，他说，我们应当尽量减少对同盟的依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如何提高我们自己的防御能力上。我们发现，很多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都支持我们的国家从欧洲撤回军队。”
在一些人看来，萨缪尔·R·博格在这段话中提到的观点，又回到了一个问题上，这就是“科索沃战争后的世界局势究竟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还是世界旧秩序的崩溃”。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怎样才能使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做法并不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呢？因此，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展露出了新的动向，人们不应该急于在“世界新秩序”的情况下审视，而应该在世界旧秩序的传统框架内思考一切问题。但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依然在坚持它的“一个世界”的梦想，并且不断为“建立一个世界的政府”而努力。博格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实际上，美国仍然面临着许多危机，这些危机既包括由来已久的种族冲突，也包括近几年出现的网络恐怖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混乱与政治冲突将会使我们来之不易的民主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主义者应该为我们寻找一个共同基础，这个共同基础不仅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而应该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支强大的力量已经使我们的信仰受到威胁，而我们的目的就是维护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只要不同种族的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侵略、解决争端、发展民主、促进和谐、开发市场、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遏制危险武器的蔓延，并且一起面对空前的大灾难，那么美国人民必然将从中受益。”但是，一些彼德伯格俱乐部批评家们却认为，这句话正是对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一个世界”观点的认同和支持。在他们看来，如果彼德伯格俱乐部期望已久的“世界新秩序”被成功建立，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享有一个庞大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将使北约不断地干预世界事务，就像它在科索沃地区一样。
实际上，一些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正在密谋一个大阴谋的人们一直坚持一个观点，这就是，科索沃战争等国际战争的幕后力量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除了科索沃战争之外，伊拉克战争也是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谋划下爆发的。他们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统治整个世界的野心由来已久。但是，由于完美的保密工作，世界人民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强势的组织。而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些行动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野心的体现。不过，在那些并不知晓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人看来，这些只是“美国的野心”，而并不是受到其他组织的操控才有的表现。但是，无论人们是否了解彼德伯格俱乐部，也无论人们对它的争议有多大，至少有一个事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就表露出了它的野心。
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调，而美国却借此机会强大起来。由于美国在军事、科技和经济等诸多领域都占据了超乎寻常的优势，因此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此，美国确立了一个以维护美国霸权为总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这就是“霸权战略”。在确立“霸权战略”的同时，美国也制定了三个具体的大目标，这就是：维护美国以及盟国的安全，扩展美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美国式民主。在冷战之后，美国就围绕着“霸权战略”和“三个目标”实施自己的对外政策。由于世界旧格局在冷战后被打破，世界新格局也尚未形成，所以美国将这一时期看做一个绝佳的“战略机遇期”。美国紧紧抓住这一时期，加紧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扩张，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一个“单极世界”。这个“单极世界”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大阴谋中的“一个世界”。因此，美国也在寻找一切可能扩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的机会。
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乔治·理博伊在美国季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理博伊写到：“美国应该根据各个国家对美国利益可能造成的威胁来确定重点关注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并不相同，同时，美国受到的威胁也绝不仅仅来自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在2001年9月1日之前，乔治·理博伊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美国的资源有限，因此美国一些制定政策的机构必须制定一个标准，美国政府将根据这个标准决定将资源投入哪些地方。”其实，乔治·理博伊的这番话为美国政府勾画出了一个制定目标的标准，就是“这个目标是否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及价值，同时，执掌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权是否能够对美国造成威胁，其他国际上的主要国家是否拥有控制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意图和实力，还有美国是否有恰当的时机和成熟的条件来消除这种威胁”。
实际上，就在乔治·理博伊发表那篇文章之前，美国国防部就向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国防报告》。在这份国防报告中，美国国防部将中东列入了美国重点保护的名单。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将“铲除中东的原教旨主义温床、遏制恐怖主义发展”列为自己在中东地区追求的另一个战略目标。同时，随着布什政府确立了以维护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战略，中东地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其实，人们清楚，亚太地区正是全球地缘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区域，而美国也在亚太地区有广泛且巨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和安全利益。一直以来，美国都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中东地区对美国来讲意义非凡。因为中东涉及了美国十分重要的战略利益，而在中东地区，伊拉克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国，它地处中东的中心地带，具有位居世界第二的石油储备量，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而这一切，都为日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2002年下半年，美国以“伊拉克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并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为由，并且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同时也“对伊拉克政府多次隐瞒事实、欺骗国际社会的行为已经失去了耐心”，公开表示将通过武力的方式推翻萨达姆政权。随后，美国将大量的军事力量派往海湾地区。
2003年3月20日上午，美国回避了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向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然而，尽管美国一再宣称它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出于正义目的，但是伊拉克战争依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在质疑并反对伊拉克战争。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控制伊拉克和中东石油的出口来控制欧洲的石油来源，借此削弱欧洲的经济，从而打击欧元，借此达到维护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霸主地位的目的。因为，欧洲具有与美国相当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市场，如果在未来没有其他货币挑战美元的地位，那么欧元就是唯一一种能够与美元平分秋色的货币。那么，彼德伯格俱乐部“一个世界”的愿望的实现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此外，由于伊拉克在中东的地位，如果能够成功控制伊拉克，美国就会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收到好处，而这些好处自然也会为彼德伯格俱乐部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彼德伯格俱乐部“控制世界”的野心也会膨胀得更大。通过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扩大了它在世界上的势力范围。而彼德伯格俱乐部从中得到的好处就是，它将隐藏在美国政府身后，控制更为广阔的地区的事务。
“水门事件”幕后的计谋
英国最高情报机构的分析家约翰·科尔曼曾经出版了一本名为《阴谋家集团》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华盛顿邮报》1963—1993年的出版人凯瑟琳·格兰姆，说这个出版人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菲利普·L·格兰姆。不过，当此案经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之后，被定性为“自杀”。但是，科尔曼却一再声称，凯瑟琳·格兰姆之所以会谋杀自己的丈夫，就是为了能够控制《华盛顿邮报》。实际上，凯瑟琳·格兰姆已经被确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而且也有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资产。但是，面对科尔曼严厉的指控，凯瑟琳·格兰姆却从来没有选择将其付诸民事诉讼。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凯瑟琳·格兰姆选择指控科尔曼，很有可能导致科尔曼掌握更多的把柄或者证据。因此，无论是凯瑟琳·格兰姆，还是她的家人，都没有选择通过法律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在这起事件中，《华盛顿邮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两方观点的交汇处，也与这起事件的事实真相密切相关。《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中将媒体无限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中的表现令对外关系委员会十分满意，因为这正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期望看到的结果，而对外关系委员会正是美国媒体的控制者。“水门事件”是一起涉及尼克松及其管理团队的丑闻事件，对总统办公室及其他可供美利坚合众国安身立命的机构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那么，对总统办公室及其他重要机构造成打击，会让彼德伯格俱乐部获得什么好处呢？一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为官清廉的人成了美国政府的首脑，领导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美国，他们设想的领导全球的计划——建立新世界秩序便将会化为泡影。
对于“水门事件”，有很多人持有如下的观点：“水门事件”就是一团迷雾，无数不能被认清的人混在这团迷雾中，与之相伴的就是被扭曲的法律，因此，民众永远都无法认清“水门事件”的真相。但是，那些操纵推翻伊朗国王的人、操控马岛战争的人、害死阿尔罗·莫罗的人和使撒切尔下台的人却再次与“水门事件”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关系：他们也卷入“水门事件”中。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的形象被丑化。而据一些曾经参加过1970年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人们揭露，《华盛顿邮报》也在“水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发布“揭秘”信息，以此将尼克松推到公众的视线中并且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培养公众对尼克松不信任的情绪。那么，究竟谁才是丑化尼克松的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呢？
其实，关于丑化尼克松的事情，有很多人并不是将自己隐藏起来，而是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公众的舞台，成为公众可见的“演员”。在这些“演员”中，大卫·杨便是其中之一，同时，他还是这群人的领导者。在美国，这群人有一个略显滑稽的名字：“堵漏工。”而这群“堵漏工”正是尼克松在约翰·埃尔利希曼的治理下设置的。实际上，这群所谓的“堵漏工”，就是一个间谍组织，他们与盖世太保有着相似的性质，主要为白宫特别调查部工作。最初的时候，大卫·杨为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亨利·基辛格工作，而当“水门事件”正在酝酿时，他又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因此，很多人认为，大卫·杨就是一个咬噬白宫的“蛀虫”，正是一盘他的录音带成为击倒尼克松的那支冒着黑烟的枪，而与他相关的录音带也成了无法对抗的铁证。在这些已经成为“罪证”的录音带中，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尼克松讨论如何阻挠“水门事件”的调查，也可以清晰地听到尼克松承认是他下令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这些录音带使公众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尼克松向美国公众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且长达9个月之久。
在“水门事件”中，另一个与大卫·杨地位相同的主要“演员”是詹姆斯·W·麦克德。詹姆斯·W·麦克德有一个双重身份：曾经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和尼克松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的官员。正是詹姆斯·W·麦克德在无意之中将那盘令尼克松臭名昭著的磁带遗忘在白宫水门大厦的某个门前，这盘看似被人无意遗弃的磁带引起了一群白宫警卫的警觉进而非法侵入。就在非法侵入的当晚，有4个人被捕，这其中包括詹姆斯·W·麦克德。后来，詹姆斯·W·麦克德承认自己有罪，还被判处了六项罪状。随后，麦克德给约翰·J·希瑞卡写了一封信，而约翰·J·希瑞卡正是审判“水门事件”的主审法官。在这封信中，麦克德承认自己犯有伪证罪，并且声称：白宫早已知道这起非法入侵的案件，并且试图掩盖事件真相。调查员们在了解到麦克德的这一“声明”之后，便更加努力地搜索白宫，只为找到隐藏在白宫中的秘密录音系统。而麦克德在承认自己的伪证罪之后，还指控说中央情报局的侦查员们在他的家中烧毁了他个人的文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麦克德都在为自己担心，他担心自己在监狱服刑期间被中央情报局杀害。
科尔曼在他出版的另一本名为《塔维斯托克研究所：邪恶与致命》的书中写到：“实际上，卡利法诺的备忘录更加有害。因为，在这本备忘录中，保存了尼克松和连任竞选委员会的全部录音谈话细节。而这一切都是在非法侵入之前发生的。”在这段话中，科尔曼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卡利法诺，他的全名是约瑟夫·卡利法诺。说到约瑟夫·卡利法诺，就不得不提到“水门事件”中最关键的人物——亚历山大·黑格将军。
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是圆桌会议的“产物”。圆桌会议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关键组织。正是在那本《塔维斯托克研究所：邪恶与致命》中，约翰·科尔曼为人们阐述了影子政府、一向致力于建立新世界秩序的美国政客和一向坚持助人为乐的美国媒体之间的纠葛。正是在这本书中，科尔曼向公众说明，黑格将军通过怎样的行动引起了约瑟夫·卡利法诺的注意，而约瑟夫·卡利法诺正是英国女王圆桌会议中的美国成员。此外，卡利法诺还是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法律顾问，也见过“水门事件”非法入侵事件的堵漏人之一阿尔费雷得·鲍德温，他还根据麦克德的背景，解释了麦克德为什么让鲍德温加入他的组织。但是，尽管卡利法诺持有相关证据，却并未因此而被传讯。
科尔曼费尽心思，拿到了无价的塔维斯托克的秘密手稿。在这份手稿中，科尔曼了解了摧毁理查德·尼克松的主要方法：“首先，要将尼克松总统孤立起来，在他的周围安排大量背叛他的人，然后对此表示困惑不解。”实际上，这个方法源于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理论家库尔特·乐文留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乐文讲述了完全控制个人的方法。
乐文讲述的方法内容如下：恐怖战略是摧毁一个人意志的主要方法，而用这一战术的第一步就是使目标人物的观点和期望变得模糊，同时用手段散布一些矛盾的消息，使目标人物在严重的惩戒措施和良好的待遇许诺间摇摆不定，使人们无法认清目标人物的真实意图。此时，目标人物极有可能放弃弄清楚某个意图引导其偏离原本明确的目标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那些原本目标明确且甘愿为之冒险的人，也会为自己接下来该如何做而忧虑。
而后来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来源于这套方法的、用来摧毁美国总统的恐怖战略和一系列的洗脑方法非常成功。因此，在美国人眼中，大量的谎言变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些被阴谋家推到人们视线中的、极具“奥威尔”特色的含糊其辞的事情，也变成了无法抵赖的真相。而实际上，“水门事件”完全就是一个骗局。
根据科尔曼得到的情报，1970年春天，联邦调查局的威廉·麦克德与位于加州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的最高安全官见面，并且警告他说丹尼尔·埃尔斯博格涉嫌为美国军方偷窃情报。之后，兰德公司仔细研究了越南报告，并且在回办公室之前复印了这些资料。其实，兰德公司并不是一个营利组织，它一向坚持出色的社会计划方法论并且致力于媒体心理学研究，因此，兰德公司被誉为美国的“洗脑公司”。后来，兰德公司执行总裁亨利·罗文博士与麦克德进行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罗文告诉麦克德，美国国防部已经在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很多人认为，罗文此举非常“无耻”，而且正是因为罗文的“无耻”，联邦调查局才能够对埃尔斯博格进行调查，因为联邦调查局根本不知道，罗文正是埃尔斯博格最要好的朋友。
不过，科尔曼却揭发出另一个“事实”：“实际上，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进行质询，国防部也从没来过。埃尔斯博格被允许进出兰德公司，在五角大楼事件被揭发之前，埃尔斯博格一直在紧密关注越战文件，并且对这些资料进行销毁或复制。”就在科尔曼揭发这段“事实”的时候，尼克松的原子委员会被解散，因此彼德伯格俱乐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征召詹姆斯·施莱辛格主席任国防部长一职。当时，共和党还没有发出“弹劾总统”的威胁，那么施莱辛格就要肩负起一项艰巨的任务：使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拒绝白宫的指令。然而，在1974年8月8日，尼克松自动辞职了。
实际上，在“水门事件”正被预谋时，尼克松还依旧任美国总统，并且有了两个最亲密的助手：霍尔雷曼和厄利希曼，但是他们并不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皇室国际事务研究院和被军情六处控制的“联军”的对手，因此他们对正在进行的事情毫不知情。美国公众也不知道，军情六处每年的预算都在3.5亿～5亿美元之间。公众的意志完全被控制了，他们绝对不会知道，那个牛津大学的研究生大卫·杨曾经长期利用圆桌会议公司，让哈德利和麦克洛伊等律师事务所与基辛格搭档，他们在白宫的地下室里密切监视着尼克松的一举一动。
此时，詹姆斯·W·麦克德正面对约翰·J·希瑞卡法官，并且承认他犯有伪证罪。从现在来看，当时，尼克松本来应该有所警惕：他正在陷入一个被人设计的、倒台的圈套里。但是，当时的尼克松已经困惑不已，精神正在瘫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他已经不折不扣地陷入了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分析中：怎样才能利用恐怖策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而在这场研究——或者叫做“骗局”中，基辛格也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负责为尼克松洗脑并且使其迷惑。实际上，在这段总统的“岗前培训”阶段，正是黑格将军在处理美国政府运作的事务。
科尔曼说，由于皇室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坚持，黑格在1973年4月的政变之后正式接管了美国政府。然而，就在接管美国政府之后，黑格就将前100位重要的职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而这些人都来自布鲁克林研究院、政策研究院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并且全部忠于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提出的“世界秩序”，甚至将彼德伯格俱乐部和“世界秩序”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上。
在《阴谋家集团》一书中，约翰·科尔曼还说：“由此开始，我们能够追溯到1991年大萧条的根源，而那次大萧条使美国付出了3000万人失去工作的代价。”抛开1991年的经济大萧条的根源和危害，聪明的人们至少可以悟到，尼克松的丑闻应该能让美国未来的总统们清楚，他们虽然能够坐上美国总统这个高高在上的职位，但是却无法挑战并无法控制影子政府，更无法在与影子政府对抗的过程中获得最终的胜利。或者，可以更具体地说，尼克松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府签署的关贸总协定，直接使美国的军事机构的数量比美国在越南撤军后大大减少，并且导致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而签署关贸总协定正是尼克松任总统时极力反对的。同时，美国军事机构的大削减和去工业化直接满足了彼德伯格俱乐部在后工业时代的零增长战略。
很多人都认为，亨利·基辛格才是“水门事件”中最具影响力的玩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彼德伯格俱乐部交给基辛格一个任务：让他负责一个包括成员詹姆斯·施莱辛格、亚历山大·黑格和丹尼尔·埃尔斯博格在内的小组。同时，与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政策研究院的重要理论家诺姆·乔姆斯基。政策研究院也是英国圆桌会议的一个成果，塔维斯托克研究所决定政策研究院的议程，并且与政策研究所一起研制程序。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小组和乔姆斯基在美国的基本行动一直以制造一支新的“左翼势力”为目标，并且企图以此为美国培养冲突和动荡。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在一个范围内散布混乱的消息，并且繁衍新的左翼恐怖势力。在这个位置上，他们通过做出鞭笞美国政治体制的行为来挥舞自己的武器。
而致使尼克松黯然退场的“水门事件”也与此信息相关。在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同意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大卫·洛克菲勒很苦恼。不久，基辛格当上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为埃尔斯博格和黑格提供了发动皇室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水门计划提供了便利条件，进而为把尼克松总统赶下台的计划奠定了基础。由于基辛格占据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要职，他和他的手下能够先于尼克松得到所有国内外的情报、法令等信息，甚至还会更早得到联邦调查局的最高机密。所以，尼克松在任美国总统时最信任的两个人——霍尔德曼和厄利希曼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事务毫无察觉，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对于基辛格来讲，他通过“水门事件”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因为，羞辱尼克松并且将尼克松赶出总统办公室使基辛格握住了一个庞大的权力。在“水门事件”中，正是被尼克松拒绝的关贸总协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关于关贸总协定，尼克松总统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自从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之后，美国的国家主权便进一步受到了侵蚀。1994年，欧洲议会的一名亿万富翁成员詹姆斯·戈德史密斯在过世前，向美国的参议院证实了这一点。
在“水门事件”过后，尼克松隐退，而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成员看到了一个他们期盼已久的情形：他们的总统——杰拉德·福特进入了白宫，而福特是一个赞成新世界秩序的人。杰拉德·福特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从来不会为接受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任务而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大卫·洛克菲勒的代理人——亨利·基辛格会将指令直接传达到杰拉德·福特那里，而大卫·洛克菲勒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成员的忠实奴仆。实际上，整个“水门事件”就是一个骗局，而尼克松的下台，也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实现其改变世界版图的阴谋清除了一个重要障碍，杰拉德·福特的上台也使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他们权力的触角已经伸进了白宫，甚至触到了中心。虽然“水门事件”最终令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成员看到了他们期望的结果，但是，胸怀大计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成员却不肯就此罢休，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精明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和它的成员都知道，实现自己改变世界版图的计划是一个宏伟的策略，若想实现它，绝不能因为“尼克松下台”的结果而沾沾自喜。因此，当“水门事件”结束后，彼德伯格俱乐部仍然在不折不扣地致力于商讨一个新的、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一个世界”和“改变世界版图”愿望的策略。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
1996年，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们和接到彼德伯格俱乐部邀请的各界精英们齐聚加拿大多伦多。
与前几次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一样，这次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也引起了彼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们的注意。吉姆·塔克等人已经开始追踪这次会议，并且通过电话、传真等工具向当地的媒体传播与彼德伯格俱乐部相关的消息，尤其是一些潜伏在彼德伯格俱乐部中的消息人士向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提供消息之后更是如此。根据潜伏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消息人士提供的消息，1996年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讨论的就是加拿大的解体问题，而这次会议也成了加拿大解体的前兆。在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结束之后，为了确保这个会议的结果，魁北克省在1997年年初单方面宣布独立。实际上，这份独立宣言的目的就是瓦解加拿大，同时在2000年实现与美国的“大陆联盟”。不过，这个过程似乎并不顺利，因为魁北克省脱离加拿大、并入美国进而成立大陆联盟的计划向后推迟了两次。
后来，当各大媒体开始通过他们获得的消息来验证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提供的消息时，整个事件逐渐变得明朗起来：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加拿大，被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们和新世界秩序无情地施以阴谋。
实际上，魁北克省的独立问题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是有组织、有纲领的魁北克省独立运动却是从20世纪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而这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形成的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法裔魁北克人组建了魁人党，同时这个党派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76年，坚持独立的魁人党赢得了魁北克省内的选举，之后，要求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随后，在1980年举行的选举中，坚持独立的一派虽然失败，但是却赢得了选民中约40%的投票。1995年，魁北克省举行了再次公投，这一次，独立派竟然获得了44.94%的支持。在投票中艰难获胜的联邦阵营反思了自己的做法，决定在解决魁北克独立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法律手段。随后，1998年8月20日，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发布法规，规定魁北克省不能够单独决定独立，只有当魁北克省取得了联邦其他省份的认可，才拥有决定独立的权力。1999年12月份，联邦政府再度推出《清洗法案》。这份法案明确规定，假如魁北克省以后再针对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才能够生效。同时，在这项法案的授权下，下议院有了检讨所有省级公投的权力，还可以对一项公投是否明确而做出决断，并且特别指出，假如公投议题是允许选民享有散播主权独立的权力，但是却不允许选民对知否愿意脱离加拿大做出直接的评价，那么这个议题就是不明确的。这意味着，魁人党在1980年和1995年的全民投票中的议题都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因此这两项投票的结果就是无效的。随后，2000年3月召开的国会上通过了这套“清洗法案”。从此，加拿大的分裂危机从根本上得到了控制，但这却不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希望看到的结果。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的注意，这就是一些期待魁北克省独立的人士对他们的诉求要求振振有词，但是却不允许其在一个小领域内发展。例如，在1995年魁北克省公投之前的10月26日，魁北克的印第安人先期举行了公民投票。这次投票的结果显示，约有95%的人表示，即使魁北克省独立了，他们也要守在加拿大，因为他们应该属于加拿大，在他们看来，既然加拿大可以被分得四分五裂，那么魁北克省也一样。但是，面对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坚持独立的魁人党立即回应说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是非法的，因为那片土地属于魁北克。在这之后，与渥太华隔河相望的魁北克霍尔市人举行了一个庞大的游行活动。这里的人们对这次游行活动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实现留在加拿大的愿望。但是，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魁北克独立派的领袖们说，他可以分裂加拿大，但是却不允许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力。但是，那些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持相似观点的人们看来，假如一些人或者组织希望通过公投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即使他们成功了，也只有少数当政者能够受益。于是，1995年的魁北克公投之前，就有人发表言论：希望魁北克的人民不要被一些权力掮客们蒙蔽。同时，如果仔细分析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待魁北克省独立的政策也可以看出，即使在西方最民主的国家，中央政府也绝对不允许分裂独立体的发生，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全民公投都是合法的。
但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毕竟是一个经历丰厚、诡计多端的秘密组织，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一个世界”的野心受到任何阻碍，因此他们仍然继续寻找可以使魁北克省从加拿大独立出来的方法。正因如此，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才会认为：“按照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独立运动将会继续下去，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