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人生若是如水，往来穿梭自如，于浩渺的天地之间默默流淌，上可至穹庐，下可到黄泉，不畏寂寞，不为诱惑，能屈能伸，能进能退，能上能下，只身存天下又有何难？
心境如水
古代，一位官员被革职遣返，他心中的苦闷无处排解，便来找师父开导自己。师父静静听完了他的倾诉，将他带入自己的房中，房间的桌上放着一瓶水。师父微笑着说：“你看这只花瓶，它已经放置在这里许久了，几乎每天都有尘埃灰烬落在里面，但它依然澄清透明。你知道这是何故吗？”此人思索良久，仿佛要将花瓶看穿，忽然他似有所悟：“我懂了，所有的灰尘都沉淀到瓶底了。”
师父点点头：“世间烦恼之事数之不尽，有些事越想忘掉越挥之不去，那就索性记住它好了。就像瓶中的水，如果你厌恶地摇它，会使一瓶水都不得安宁，混浊一片；如果你愿意慢慢地、静静地让它们沉淀下来，用宽广的胸怀容纳它们，这样，心灵并未因此受到污染，反而更加纯净了。”官员恍然大悟。
【悟在当下】
水具有滋养万物生命的德性，使万物得其润泽，而不与万物争利，永远不居高位，不把持要津，在这个永远不平的物质世界中，宁愿自居下流，藏垢纳污而包容一切。所以老子形容它：“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只是拿水与物不争的善性一面，来说明它几乎近于道的修为而已。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能做到如水一样，善于自处而甘居下地，所谓“居善地”；心境像水一样，善于容纳百川的深沉渊默，所谓“心善渊”；行为举止同水一般助长万物生灵，所谓“与善仁”；言语如潮水一样准则有信，所谓“言善信”；立身处世像水一样持平正衡，所谓“正善治”；担当做事像水一样调剂融合，所谓“事善能”；把握机会，及时而动，做到同水一样随着动荡的趋势而动荡，跟着静止的状况而安详澄澈，所谓“动善时”；遵循水的基本原则，与物无争，与世无争，永无过患而安然处顺，便是掌握了天地之道的妙用了。
人生在世，若能将水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完人，正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北宋范仲淹曾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也不致愁眉紧锁。身居高职，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依旧心系万民。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只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阐明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了，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处，便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衣食不华，只为温饱，直到晚年，也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却乐善好施，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教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当他离任时，百姓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死后，朝野上下一致哀痛，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少数民族也都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看来好像范仲淹的一生错过了许多，比如荣华富贵，比如功名利禄，其实他表面错过的都是实际收获的，正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悟在当下】
许多大公无私之人表面上看似因为无私而失去了许多，殊不知，他们为此得到的更为丰裕。如果抛开历史，走进生活之中，你同样会发现，如果不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自私的位置上，获得的将会更多。
老子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自然而生，不为万物，不为人。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极其自私的道理。但是，老子在这里所表现的是天地的“极私”，同时也正是天地的“至公”。
从万物个体的小生命来看，生死仿佛是极为不幸之事，但从天地长生的本位来说，生生死死只是万物表层的变相。万物与天地本来便是一个同体的生命，万物的生死只是表层现象的两头，天地能生能死的功能，并没有随生死的变相而消灭，它本来便是一个整体的大我，无形无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恒似的存在着。
得道的圣人如果能够效法天地的法则立身处世，去掉自我人为的自私，把自己假象的身心摆在最后，把自我人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样，便真正摒弃了私心。只要奋不顾身，为“义所当为”的需要而努力去做，那么，虽然看似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最后，其实恰好是一路领先，光耀千古。看来虽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顾自己，其实是做出了一个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
志在天下者先正其身
王莽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父辈中九人封侯，父亲早死，孤苦伶仃。与同族同辈中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相比，王莽聪明伶俐，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他曾几个月衣不解带地悉心侍候伯父王凤，深得这位大司马的疼爱。加官晋爵后的王莽依旧行为恭谨，生活俭朴，深得赞誉。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这段时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韬光养晦。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随着年仅9岁的汉平帝即位，王莽将军国大政独揽一身，其野心也急剧膨胀。而后，一心想当帝王的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应运而生，王莽也理所应当地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在平定了几次叛乱之后，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
称帝后，他仿照周朝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力，引发豪强不满；他鄙夷边疆藩属，将其削王为侯，导致边疆战乱不断；赋役繁重，刑政苛暴，加之黄河改道，以致饿殍遍野。王莽最终在绿林军攻入长安之时于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随之覆灭。
【悟在当下】
历史上，“身轻失天下”者甚多，而王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当了十五年新朝皇帝的王莽，是近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有人把他比做“周公再世”，是忠臣孝子的楷模；有人把他看成“曹瞒前身”，是奸雄贼子的榜首。白居易一语道破天机：“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正印证了老子的一句话：“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其身存。志在天下，建丰功伟业者，正是因为身有所存。现在正因为还有此身的存在，因此，应该戒慎恐惧、燕然自处而游心于物欲以外。不以一己私利而谋天下大众的大利，立大业于天下，才不负生命的价值。可惜为政者，大多只图眼前私利而困于个人权势的欲望中，以身轻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由此而引出老子的奈何之叹！
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吕端，字易直，是幽州安次人。北宋开宝年间被授职为参知政事。当时赵普主持中书省，曾经说：“我观察吕公向皇上奏事，得到嘉奖不曾高兴，遇到挫折不曾害怕，也不表现在言谈话语中，真是宰相的气度啊！”太宗想要用吕端为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上糊涂，大事上不糊涂。”已经属意于吕端。吕端任宰相，谨慎稳重，主抓要领，办事清平简约。
当时，李继迁（西夏之建立者，党项族人，原先依附宋朝，受宋太宗赐姓，名为赵保吉）侵扰西部边境，保安军奏报，俘获李母。
宋太宗想杀李母，召寇准（当时是掌军事的枢密副使）谋议。寇准告退之后，来到相府，吕端心念一动，问寇准说：“陛下有没有告诫先生不要对吕端说？”寇准说：“没有。”吕端说：“边界经常发生的事，我不必参与；但如果是军国大事，我身为宰相，不可不知。”寇准就告诉他原委。吕端继续问：“如何处置？”寇准说：“计划在保安军北门外处斩李母，借以警告李继迁。”吕端说：“这么做并非良策，希望先生把计划的时间缓一缓，我将入奏。”
吕端入奏太宗：“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警告刘邦，但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太宗说：“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呢？”吕端说：“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派人善加照顾，借以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何况李母的生死大权始终在我方手里。”太宗很高兴地说：“如果不是你，就几乎误了大事。”就采用了吕端的计策。
李母后来病死在延州，而李继迁则在不久之后，因出攻西蕃中箭死亡，他的儿子随即归顺，这是吕端的功劳。
吕端在危急时刻也体现了自己“大事不糊涂”的本色。公元997年，宋太宗病危，吕端每天都陪同皇太子（宋真宗）入侍，探问病情。
当时宦官王继恩暗中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图谋拥立楚王赵元佐。
太宗刚驾崩，李皇后随即派王继恩召见吕端，吕端怕局势生变，就将王继恩锁入房内，再派人严加看守，然后入宫进见。
皇后说：“陛下业已驾崩，立嗣以长才顺乎传统，如今应当如何呢？”
吕端说：“先帝生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日，如今先帝才刚驾崩，怎可违命而有不同的意见呢？”说完，就到了福宁宫。
真宗登基，垂帘端坐于殿上接见群臣。吕端这时立在殿下，不肯下拜，先请求卷帘，然后登上殿阶详细察看，确认是真宗本人之后，才走下殿阶，率领群臣叩头跪拜，高呼万岁。
接着，吕端将李继勋派赴陈州（今河南淮阳县），贬李昌龄为忠武军（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司马，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安置于均州（今湖北均县北），而胡旦则被流放到浔州（今广西桂平），家产充公。
【悟在当下】
《庄子·内篇·大宗师》中说：“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其中，“天之小人，人之君子”指的是做事圆滑高明，但内心不正，道德方面不为人所称道；“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指的是为人内心方直，但是往往不合于世，不善交际，处世不高明。比如说，孔子道德非常高明，在世间却老是碰壁看起来到处不合时宜，周游列国到处不得志，是一个“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庄子认为，一个真正得道的人应该既是“天之君子”，也是“人之君子”，“圣人之才”与“圣人之道”兼备，这样方可称得上“大宗师”。而吕瑞，恰恰可以称得上是做人的大宗师，他对于糊涂术的把握可谓高明。
正所谓，时常糊涂的是一介凡夫，追求难得糊涂的是智者。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才是一个得道的大宗师。这便是庄子提倡的“糊涂之道”。
“记住”与“忘却”的正确运用
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牢记于心头，而又有另外一些事需要我们忘却于脑后。什么该记住，什么该忘却，是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的。
铁匠和他的好朋友结伴去旅行，一路上两个人相互照顾。
有一天，他们在翻过一座大山时，铁匠不幸失足，在他滑向悬崖边的一瞬间，好朋友不顾自身危险，拼命拉住了他。铁匠于是在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刻下：某年某月某日，好朋友救了铁匠一命。
他们继续前行。一个月后，他们来到一处结冰的河边，他们为是踏冰而过还是寻桥而过争吵起来。一气之下，好朋友踢了铁匠一脚，铁匠跑到冰面上刻下：某年某月某日，好朋友踢了铁匠一脚。
有个过路的行人见了，好奇地问铁匠：“你为什么把好朋友救你的事刻在石头上，而把他踢你的事刻在冰上？”
铁匠说：“好朋友救了我，我永远都感激他；至于他踢我的事，我会随着冰上字迹的融化而忘得一干二净。”
【悟在当下】
《庄子·内篇·德充符》中说：“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意思是：只要德行上有过人之处，形体上就会被人遗忘。人如果不仅忘记容易忘记的形体，还能忘记不容易忘记的德行，那就叫作“真忘”。
一般的人做不到“真忘”，甚至也做不到因为德行美而忘掉形体丑，他们自以为聪明，结果，应该忘记的不忘，不该忘记的却忘记了。在庄子看来，这是真正的大糊涂。而铁匠的“记住”与“忘却”，遗忘别人的“不好”，铭记别人的“好”，才是真正的会做人，这种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敬佩和敬仰。
为善不为名
小镇上有一家菜摊，平时顾客不多，因为这里的人都比较穷，买不起菜。不过，经常有些穷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转悠。虽然他们只是玩，可店主还是像对待大人一样与他们打招呼。“孩子们，今天还好吧？”
“我很好，谢谢。老板，这些马铃薯看起来真不错。”
“可不是嘛。你妈妈身体怎么样？”
“还好，一直在好转。”
“那就好。你想要点什么吗？”
“不，先生。我只是觉得你的马铃薯真新鲜！”
“你要带点儿回家吗？”
“不，先生。我没钱买。”
“用东西交换也可以呀！”
“哦……我只有几颗赢来的玻璃球。”
“真的吗？让我看看。”
“给，你看。这是最好的。”
“看得出来。嗯，只不过这是个蓝色的，我想要个红色的。你家里有红色的吗？”
“差不多有吧！”
“这样，你先把这袋马铃薯带回家，下次来的时候让我看看那个红色玻璃球。”
“一定。谢谢你，老板。”
每次店主和这些小顾客交谈时，店主太太就会默默地站在一旁，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她熟悉这种游戏，也理解丈夫所做的一切。
镇上很多贫困的人家没有钱买菜，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交换。为了帮助他们，他就这样假装着和孩子们为一个玻璃球讨价还价。就像刚才的这个孩子，这次他有一个蓝色的玻璃球，可是店主想要红色的，下次他一准儿会带着红玻璃球来，到时候店主又会让他再换个绿的或橘红的来。当然打发他回家的时候，一定会让他捎上一袋子上好的蔬菜。
许多年过去了，店主因病去世。镇上所有的人都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包括以前那些和他交换东西的孩子们，而今他们都已经成了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店主太太站在丈夫的灵柩前。小伙子们走上前去，逐一拥抱她，亲吻她的面颊，和她小声地说几句话。然后，她泪眼朦胧地目视他们在灵柩前停留，看着他们把自己温暖的手放在店主冰冷苍白的手上。
【悟在当下】
《庄子·内篇·养生主》中有：“为善无近名。”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善事是一个人应该做的，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在做善事才这样。
如果一个人为了做好人而做好事，为了做好事的名声，那就不算是真正的做好事。庄子提倡的是人生行为要做到至善，至善无痕。
我们很难估量做善事对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影响。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生命需要我们做的是敞开心扉爱他人，真诚地爱他人，去宽慰失意的人，安抚受伤的人，激励沮丧泄气的人。至善无痕，让施与心就像玫瑰花一样散发芬芳吧。
循“道”而行，天下太平
汉文帝即位不久，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办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大臣们一商量，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后来的缇萦上书，废除肉刑，更是文帝仁慈治天下的表现。临淄太仓令淳于意因无心官场，辞官归乡成为一名郎中。一次，当地一位豪商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不料病人不治身亡，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当地官吏判处其“肉刑”，将其押赴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陪父前往长安，并托人写了一封奏章传入宫门，乞求皇帝废除惨无人道的肉刑，自己甘愿没为官奴替父赎罪。汉文帝看了信，召集群臣，说：“犯罪受罚，理当如此。但肉刑过于残酷，不利于人改过自新，将之取缔吧！”
吕祖谦曾说过：“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综观西汉文帝在位的言行政措，有一点特别突出，即“躬自俭约”，文帝淳朴节俭是臣民的表率。《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文帝即位从政23年间，生活俭朴，身着粗袍；修建陵墓全用泥瓦，甚至连墓室装饰也明令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所宠爱的慎夫人，也随文帝过着简朴的生活，平时不着一般贵妇穿的拖地长裙，而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曳地”，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雕龙绣凤的纹饰。一次，汉文帝想在宫内修一座露台，就向工匠打听所需花费，当工匠告诉他修成需要百金时，汉文帝马上感叹：“这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此外，文帝还经常揽过失于自身，他说：“我听说天之道是祸自怨恨而起，福由行德而生，百官的不对，应该由我亲身负责……我不英明，不能施德及远，以致使边疆的人们不得宁息。”汉文帝下罪己诏非常频繁，无论天象异常或外患日亟，他都要罪己反省。后世许多人认为时为代王的刘恒在继承帝位之前的谦虚不过是一场“不敢为天下先”的表演，即便如此，也是文帝将黄老之术运用娴熟的表现吧。
【悟在当下】
老子传了三件法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指内心深处纯良与中正的外在表现；俭，指适中适可的行事方式；不敢为天下先，即具体应该如何去做。凡事从“我”着手，恰好解决问题即可，无须过多的形式与修饰，否则，便是冗余。不敢为天下先，即不违背“道”，做事符合“道”的准则，无论是事物内在的道还是外在的道。背“道”而驰，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循“道”而行，也有一定的前提要求，即“不敢”的时候，不具备某种能力的时候，没有认清某种“势”的时候，就不要“螳臂挡车”，为天下之先。
深谙“黄老之道”的汉文帝将老子的传世三件宝真正身体力行，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逐一做到。汉文帝学习老子可谓抓住了其精髓所在，故能成为一代名主。
强盗的原则
春秋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兼并战争的掠夺，下层人民不堪重负，纷纷起来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就是发生在鲁国境内以跖为首的奴隶起义。柳下跖，姓展，名雄，鲁国柳里人，因居住在“柳下”，是被称作“跖”的赤脚奴隶，故名柳下跖。因为他领导了奴隶起义，故被史册上污称为“盗跖”。
庄子曾描写柳跖率徒众9000人横行天下，专与诸侯作对，破人门户，夺人财物，掳人妻女，所到之处，大国据城守卫，小国坚壁清野。由于其经年累月地骚扰民间，气焰万丈，故而是人人畏惧的大盗。据说，孔夫子曾企图劝他改恶从善，结果被他骂作伪君子，而且将孔子驳斥得无言以对。《庄子·胠箧》中不无调侃地说，盗跖之所以得以横行，一方面是所谓的“圣人”给其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是他主张“盗亦有道”。
有一次，柳跖的喽啰们问他：“做强盗也有自己的道义和原则吗？”柳跖回答说：“当然，道义原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抛弃。对于强盗来说，事先摸清楚对方府库中财物的数量和贮存情况，精确地估计是否一定能够得手，这叫作圣明；开始抢时不怕顽强的抵抗，勠力同心，奋勇争先，这叫作勇敢；抢完后主动断后，掩护同伙，甘于冒险，这叫作义气；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反对蛮干，务求必胜，这叫作明智；分赃时要平均分配，轻财重义，取少让多，这叫作仁义。以上五则，就是我们作为强盗必须遵循的道义和原则。”
【悟在当下】
人活着都是偷了天地自然的东西，偷太阳的光芒，偷土壤的养分，侵害万物的生命，托钵乞食，却还认为是理所当然。修道人偷盗天地精华之机，也是如此。人要不犯盗戒，只有餐风饮露，享受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才算是清白。从另一个角度讲，“天地，万物之盗”，天地也是偷了万物的生命，才显现出天地存在的威德功能。
如此看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互相偷盗的世界，彼此相偷，互相浑水摸鱼，而夸耀自己为万物之灵的人，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因此，“盗”无处不在，但“盗”亦有道，不同情况下的盗取，换来的是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