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阿里旺旺上确认了老伯伯的往生。老板公布其父的病故，唯一的积极意义是平复客户的发货催促。一个月前，这招有过不错的疗效。当时他把父亲住院的消息挂上签名栏，外地的旧雨新知只好隐忍。
北京奥运那年，老板终于在安顺路凯旋路口搞定铺面，开了这家唱片店。他起初卖CD，因为这行饭他吃了快十年，在大二就赚足了四年学费，大学毕业后没上过一天班，引以为傲的是没卖过一张盗版。后来生意难做了，别人改行不影响他的坚持。也是缘分，他涉足黑胶，反正都是帮日本二手唱片店清理库存，试试看，没想到一路凯旋，于是专攻黑胶，转眼送走了“2012”。
二〇一三年没有老板设想的那么安顺。年初，久居美国的母亲加大了催促的功率，一通通电话招魂一样，盼他早定行程，去纽约发展。也只有这些电话能让他静下来。我们蹲在旁边挑碟，空气里若无电脑游戏狂躁的背景声，而他接电话的声调还是熨平的，那必定是他母亲又逼上门来了。那时老板的生意还很红火。客人打款到支付宝，一个月后能见着发货通知的都烧过高香。这些客户，黑胶新手居多，觊觎整箱八十张品种无重复的两三百元低价，有捡漏的幻觉。欧美艺人最紧俏，大碟等于瑞金医院的特需专家，单曲好比普通专家，唯独日本音乐（几百箱的囤积，堆没到小房间的天花板）亲民，当日挂号隔天发货。快递选配，发货流程，售后事宜，老板把种种不平等条款打上店铺的主页，红字加粗，语气蛮横，可即便如此，每天电脑一开，叮咚叮咚吵得他心烦。
渐渐地，母亲运作移民的苦辛成了瞎起劲。他当然没这样挑明，只是一拖二延三沉默的腔势，伤人心。她甚至连工作都打点好了——到布鲁克林的物流公司开卡车，月薪四千美金。“我去年光光淘宝收入就有毛三十万，你讲讲看，是去纽约当瘪三，还是来上海当老板。”老板冷冷地问我们。于是，当父亲的就愈加郁闷了，有事没事嘀咕：
“签证办了多少年啊，办下来多少不容易，现在倒好，讲不去就不去了。”
父亲的郁闷还在理财学上找到支持。安顺路的门面房子，多吃香。隔壁房产中介三日两头跑过来搭讪，巴不得老头子能劝走儿子。我们也算过一笔账。出租现有的店面，搬到偏郊的社区，一进一出，每年起码多赚六万。更极端一点，学这个行业里的外地同行，落户跳蚤市场，收益更可观。老板当然也动过贪念。叶家宅路的事久市场，虬江路的电子数码商厦，襄阳南路的现代电子城，可选的余地并不大。况且，他早先在大自鸣钟做过，对那伙人的厌薄与生俱来，即便过敏症状可缓解，朝九晚五的工时也会叫他崩溃。这些年我们在安顺路淘碟，最早的经验是下午两点。常是午休偷闲，我们拨电话，打探今天给不给看新货，可老板刚从梦乡惊醒；总是日落黄昏，我们对着透明的玻璃门站禅，上面贴的营业时间是17：00-22：00。沿街铺面还有一大方便，装卸货物更自由，加之安顺路毗邻虹桥，招惹老外。外国客户在老板的门面生意里比重不小，贡献却有限。“最好的客户跟最戆的客户都是中国人，”老板有过总结，“老外就是差差过，只有一两个是大户。”即便如此，老外就是老外，陪聊伴笑，若是买到积重难返，老板会发动他的路虎，送一段。我们并非这种一单破千的大户，也很少消费古典爵士这些高价盘，好在勤快，一周光顾两三回，单人一年也能开销两万多。说起来，线上线下把鸡零狗碎的也兜进，上海好歹有一帮人在做二手黑胶，但有实体店还够吨位的不过三家，安顺路是最体面的。这份体面在这个褪色的行业里硕果仅存，老板享受它呵护它，提到三观的高度：
“可能吗！哦，你有三套房子，最好的不住，住到蹩脚的落乡地方去，有啥意思！”
他父亲看得更深：
“他就欢喜这种感觉，所有人统统围牢他，叫他老板。”
问题是，在我们看来他这个老板当得就像瘪三。体力活，高强度的体力活是他每天的课题。一吨黑胶四十箱，拆箱时张张校对，装箱时精心调配，都是他在忙。他先是把胶体彩色的彩胶分捡出来，再将单曲EP大碟日本这四块分门类聚，欧美单曲再按封套颜色细分“彩皮”和“黑白皮”，“黑白皮”裹了塑封还得帮它减负（一来省运费，二来塑封可以当废塑料卖）。有些唱片盘基薄，抽插不当比刀还厉害，因此他上工必戴纱布手套，一双新的撑不了几日，不然搞脏封套才叫损失。整个流程让人想起外地人卖甘蔗汁的流动摊车，看他分拣唱片，仿佛是在碾榨甘蔗，直到它流尽最后一滴。所以，生意越好日子越苦。多少次，我们推门发现老板披头散发还在忙打包，封箱带又换一卷。他以为收件员来了，抱怨活太多快递太积极，回头见是我们，改口道：
“来啦！今天少看几箱哦，昨天一点货我忙到凌晨两点钟才理清爽。”
他累成这样，完全有理由雇小工，但一次次的努力都跌倒在他爸那里。
我们最早来安顺路就觉得滑稽：如此挺括精神的唱片店，怎么请个老年人来帮工。“老头子，你的矮凳让给他们坐。”而老板的颐指气使，又让人不敢推断，蹲坐在门口抽烟的是他的亲生父亲。出于客气，我们叫他“老伯伯”。
老伯伯抵制雇工的道理极简单：他退休在家，什么事不能干？如果说能省则省是他的生存哲学，那么节俭就是他做人的乐趣——这点倒和老板的网上客户有得一拼。他买菜光是纠结价钱而忽略味觉，残菜败肉，关键在于吃的人是何心理。他开火仓，饭桌就是市场和天气的晴雨表，什么便宜吃什么，也不讲究烹饪。我们见老板三餐老是喊外卖，难免唠叨几句，可是听他回忆童年，仿佛看恐怖片，赶紧捂嘴。
好在忙乱不是一天造成的。起先，老伯伯就是跟在顾客后面，搬箱倒柜，整饬他们挑完之后的狼狈。当几次清道夫，包个把快递，看电视抽烟，这就是他的一天。可是，后来工作量激增，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他就吃不消了。父子合力还是缺人手。赚钱赚到举步维艰，本就贫瘠的社交干脆取消。老板一面憧憬小工，一面宽慰自己：
“不过就算请了人，我还是要自己过一遍，这种工作不懂货怎么做得来？”
他担心招来外行比他爸还笨，更惧怕内行的私赃，就屈服了，父子关系却愈加恶化。理货发货的烦躁仿佛一座山的干草，稍许火气就会燃烧。老伯伯是教师出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下海，干油漆买卖，蹬三轮跑单。他苦了大半辈子，手脚已跟不上指令，常帮倒忙。老板讲他两句，就会听到花式繁多的推诿或抵赖，结局是无休无果的争吵。老伯伯原指望儿子签证办成，自己能解套，现在梦醒时分，争吵也多了底气。他们吵起来比电视调解节目里的人更凶残，当着我们的面相互揭短。一个揶揄他只会往油漆里掺水，一个嘲笑他做生意买房的本钱都是他借的。有些事情也确实令人发噱。好比讲，杨浦一家广告公司订了几张黑胶拍片急用，催老板发当天件，老伯伯因为老年卡乘车免费，想赚快递钱，结果送件延误，吃了差评。凡此种种，我们听多了却觉得老伯伯可亲。偌大的申城，已经不适应这样纯粹的本帮小市民了。新一代的小市民缺乏城市认同感，精刮而懒，毫无生趣。
我们和老伯伯的对话大概就是那时频密了起来。老板若是不在，话题开放得好似我们在挖隐私，实际我们是听众，是诉苦对象。老伯伯的父亲还健在，这位百岁寿星也是多个下午的主角。“老早是大学教授，教英文。”讲起老爹，老伯伯并没有太多的骄傲，特定年代，父亲连累自己吃的暗亏也是匆匆扫过。他需要一根接一根的烟释放足够的迷雾，让他回到童年。他欢喜谈那段时间，谈吃喝谈享乐。无非是沈大成的菜包，凯司令的鲜奶蛋糕，家里那台电唱机的喇叭像狮子的爆炸头。他讲起老爹的唱片瘾：
“买了多多少少唱片呀！老早的唱片都是七十八转，又重又脆，比后头‘文革’时候的薄膜片子上档次多了。”
说完，他兜进暗室，捧出一叠收藏。外封蜡黄，没碰都像碎了。十之八九是去年那批“虫胶”。新世代的唱机基本只有三十三和四十五两种转速，差不动这些老兵，我们当时建议老板挂上网卖的，原来进了有心人的库房。就算是怀旧吧。他扣下老板的一台仿古样机，放这些“虫胶”，声音一塌糊涂，他倒蛮享受。
我们最近也在怀旧。可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让老伯伯开口讲起他的婚姻。我们没有刻意打听。这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的目的是缓和父子间以暴制暴的情绪，改善购物环境。所以才学老娘舅，为双方唱颂歌戴红星。思来想去，大概是那次夸他当过数学老师吧。当时，我们坐在板凳上，一面翻碟，一面敬仰：
“我们只晓得你老早卖过油漆，想不到你还当过老师啊。”
老伯伯来劲了，点起一支烟，回忆昔日的课程，学生如何顽劣，同事差强人意，自己在代数教学上的造诣。听他的介绍，基本可以断定他在学校里人缘够戗。不过，他的婚事却是同事促成的。“穷瘪三臭老九，谁肯嫁给你？”当时已是大龄未婚的他其实对相亲不抱希望。那一位呢，家里成分更糟。她的父亲是资本家，与年级里的领导有过从。领导本着试试看的心态牵条线，没想到双方见面也没互相嫌贬。“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老伯伯回家和老爹递话，最后说到她家住在常德路，很漂亮的一套老洋房。
这婚就算结了。
婚姻生活照亮了穷瘪三的腔调、大小姐的脾气。老板出生后，家里一百样事情通通丢给男方。老伯伯不干了。我们只晓得她后来随父母移民美国，老板留在上海全靠老伯伯养大。他的弃文经商，往油漆里掺水，应该就发生在这层背景下。至于离婚与否，没人过问，他们也从未提及。
私底下，老伯伯不仅善言，还懂得欣赏儿子。老板在经商上的天赋——拿黑胶唱片做挂钟，把彩胶理出来卖高价——当然归结为遗传。前年起，他拿下某国产黑胶唱机在华东区的总经销。他的优势是唱片唱机软硬双修，打包抬轿，于是，订单远赴新疆西藏内蒙古。他由此生了自创品牌的念想。“现在那些国产的唱机基本上都是空麻袋背米，你以为他们有生产线啊，狗屁，全部都是代工再贴牌。”他以五百元的入门款为例，零售一台他赚一百，品牌赚两百，高下立判。老板觉得上海人创业就该洋气——“名字也想好了，叫‘俄耳甫斯’，英文是Orpheus。”——还为自己的意大利品牌编了一串比乐符更动听的缘起。“在翡冷翠长大的小男孩，从小就喜欢音乐，”老板难得开国语戏谑，“但是家境实在贫寒，所以只好在城里的唱片行、音响店浪荡，趁别人试音的时候听霸王餐。他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音响师，打造理想的器材——”说到这，说书人咯咯乱笑，提前庆功。
“怎么可能这么便当！”老伯伯这冷水一浇，父子俩接着对咬。他看不惯他在外人面前不给自己面子，他见不得他在客户面前夸耀，这样会给他们留下坏印象，这家唱片店会一直开下去。他只有使手段倒撬边。于是，但凡老板因故外出，老伯伯就打烊拒客，营业时间亦如此。“店要关了，老板马上要出国了。”这是最常见的一招。还有一手留给我们这些熟客：“今天不回来了。”他受不了黑胶的霉味，把自己关在店外，对着马路抽烟。我们若是纠缠，他就编辑诸多缘由，建议下次联络好了再来。
偶尔，我们也会思忖：老板真去美国了，对他有什么好处？一个人孤苦伶仃守在上海，拌嘴掐架都没方向，往后谁来服侍？他的老爹有那么多小孩照样摊上养老难，亏得有套房子，子女不放心，轮流照顾。他呢？难道真就如他所言，卖掉安顺路，住到松江去。他在九亭有一套小两室，总夸那里空气好，心心念念想去养老。
所有郁结，今天有些能解通，有些仍旧称奇。
局面后来失控得突然。老板的货源在日本，二手唱片店的库存，回收处理到广州沿海乡镇的料厂，道道过滤，最后派分过来。二〇一二年货源断了，举国碟荒。起初，他觉得这是上天在帮他巩固地盘。他盘算囤在九亭的几吨货，加上安顺路的库存，预计能撑到二〇一四年春节。对手的弹尽粮绝，在生意人眼里永远比自己的丰衣足食更销魂。顾客不管这些，饿狼一般扑向老板的阿里旺旺，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他有点慌了。新货以前是三天开一批，一批八箱，现在八天动不了一次，一次四箱。价格也有调整，和当时连绵的酷暑一样让人不想出门。多少个夜晚，我们蜗在家里刷Amazon和Juno，阿里旺旺上聊天，老板很少搭我们的腔，感觉上，他在忙一件大事。等我们被知会，老伯伯已经进了医院。
回忆最后一次与老伯伯的会面，真正没什么新鲜。当日他一如既往地蹲在门口，要说难忘，就是牢骚多了一点，胃口不错。他吃完第二根盐水棒冰，还是抱怨热。我们没啥收获，出门道别也是老桥段：
“再会噢，老伯伯。”
“噢！再会。”
我们可以在各自的想象中，在回程的闲聊中，在联络的电话中为老板辩护。我们觉得他和父亲的情感远比我们与闻的复杂，但是，当这份感情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谁又能够预见呢？
三周后的礼拜六，老板叫我们五点到店里，说有新货。刚巧那天家淳有事。他先要去接好友嘉杰，帮他运一架手工拼制的木马。那是嘉杰给儿子订的玩具。嘉杰面子大，还惊动了禁淘多年的胖兄。大家难得碰头，约好了，先淘碟后聚餐。我们停好车，发觉店门没开，便联系老板。他和车子堵在五角场的高架上。说是这样说，经验告诉我们，有得好等了。一行人于是进了附近的茶餐厅。点完饮料，四个人围着手机欣赏嘉杰儿子骑木马的视频。餐厅一角的电视正在播送“黑色星期五”美国人抢购超市的新闻。说是抢购，抢劫也不过如此。我们想起当年的大自鸣钟，周六早上抢开头箱的盛况，碟在飞，血在流，与新闻里的混乱相比，仅仅少了警察拘捕的镜头。大家当时还是学生，过早感受了社会的残酷，可是谈笑各自的碟友生涯，无不觉得那是最最美好的时候。
“我帮家淳两人老早礼拜六可以兜一天的片子。”嘉杰讲起当年的淘碟地图，一个个已经消失的据点，覆盖大半个市区。自从叶家宅的颓败，他就基本不淘碟了，和胖兄一样转战海购，在英美日德的网络唱片店留下了上海人的腔调。两人还有一点交集是不碰黑胶，所以去安顺路赴的都是处子秀。
六点敲过，老板音信全无，我们决定先过去，如果不在就必须改期。毕竟嘉杰还要回家带小孩，聚餐不能太晚，尽管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好在店里亮着灯。隔着沉沉的雾霾能望见老板的魁梧身量，弓背埋头，像是在打包。我们兴奋地推门，刚想说今天介绍两个大户给你认识，却听见呜咽的哭腔，发自那个颤抖的大身体。
封箱后来是嘉杰代工，胖兄帮忙填快递单，收件的见了这阵势也懵了。我们围着老板安慰他，了解老伯伯的情况，手里捏了多少餐巾纸，鼻涕眼泪还是来不及擦。原来人已经进了ICU重症监护，医生的意思，左右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我们需要大量的破折号和省略号来还原当时的语境——他的哀恸，他的悔恨。这对我们对读者都将是莫大的折磨。最好的证明就是那顿变了味的聚餐，还有某天夜里做的梦。事后，我们甚至害怕去安顺路，拒绝上阿里旺旺，只是为了逃避记忆。所以我们无法给出老伯伯的具体忌日。但可以肯定的是，老板的母亲在这期间回了上海。
圣诞前夕，老板的一通电话把我们召回陌生的过去。他强调这将是库存的最后几箱，希望我们周日过来。老板比我们想的要豁达。他母亲也没有老伯伯说的那么凶悍，她的淳朴着装更吸引眼球，完全看不出纽约长岛人士的风采，倒像是刚从长兴岛过来的。我们也不好意思打听，光顾着聊外面的动态：现代电子城关了，刀疤眉有十多箱黑胶打算出手；叶家宅到了一批日版中古CD，据说海关开了。
“是开了，来了五百吨CD。”老板说他的线人摸半天一张黑胶都没有。这也加剧了老板对未来的悲观。他怀疑往后即使到了黑胶，下面的饥饿也足以一口吞掉，一根骨头都不剩。事实也正是如此。熬过了几个月的空白，老板下了决心去美国。临行之前，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又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聚餐，唯一的积极意义是给我们留了一张合影。老板的几处房产和车子处理得很妥帖。我们也是舍不得，家淳就提出想送他一程。
送别的那天艳阳高照。在奔赴浦东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汽车音响放的是《Oil On Canvas》的CD。Japan的这套现场专辑，初版黑胶是非常挺括的双碟Gatefold，我们在安顺路有印象的第一张尖货；有趣的是，最后一张尖货是Mick Karn的《Dreams Of Reason Produce Monsters》，Japan的这位传奇乐手此后还发过一些专辑，但是只出CD版。Mick Karn过世已经三年半了。
看着老板拖着行李的影子越拉越长，我和家淳只是缄默，因为彼此都很清楚，我们并肩作战的机会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