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会议和外事访问
在下议院之外的领域里，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为反对党新领袖的表现要更好。在选区和地区性的集会上，她对于那些拥护和支持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种政治行为无异于对着唱诗班进行布道，她的表现却是无可挑剔。的确，如果说早期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具有明星潜质的话，那就是她的第一次政党大会。1975年10月，超过4000名代表（自1963年以来人数最高值）来到布莱克浦冬季花园，准备检验一下这位他们未曾预料到会当选的领导人。即使用媒体评论员对一切都抱怀疑态度的标准衡量，她也是大受欢迎。
她的演讲中有想法，也不乏幽默。演讲准备的过程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从对它的接受看来，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演讲开篇语气谦逊，赢得听众青睐，她回忆起1946年第一次参加会议时的情景，当时还是温斯顿·丘吉尔当权。接着她很快地对她之前的每位前辈领袖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包括特德·希思，她认为他“在1970年成功带领政党赢得胜利，并在1973年带领国家加入欧洲共同体，做出了卓越贡献”。[1]考虑到两晚前希思拒绝参加威利·怀特洛在帝国酒店组织的和解聚会，她的这一做法已是非常大度。她这种不计前嫌的谦和作风使听众肃然起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为她鼓掌，很多人期待坐在距演讲台仅几英尺的前领袖至少应该主动与她握手，但是希思看起来就像狮身人面像一样，面无表情，纹丝不动。他对她采取的冷落怠慢的冰冷态度反而使听众对她关于经济和个人自由的主题演讲抱以更大的热情。
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想法。一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工作，有权花费自己所得，有权拥有个人财产，也有权将政府看作服务机构，而非管控部门，这些都是英国人一代代传承的遗产，它们是自由经济的核心，我们所有其他的自由依赖于经济自由。
她精彩的演讲继续，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将工党比作一个卖光了淡啤酒的酒吧，“如果没有人马上采取行动，那么剩下的将只有苦啤酒了；而左翼工党将只会感到痛苦。”[2]
她强调创造财富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创造财富，才可以帮助那些病患和残疾人；她同时强调了法律和秩序的首要性，之后她大胆地提倡经济和个人发展权利的不平等性。她演讲的结束语放大了她在格兰瑟姆成长过程中所信奉的哲学：
我已经尝试着告诉你们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以及我认为这个国家赖以为基石的一些根本原则，正是依据这些原则，我们曾经繁荣富强过，而最近几年，我们却严重偏离了这些根本原则。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了漫长历史当中另外一个转折点。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前行，也可以继续没落，或者我们可以停下来——坚定意志，果断地喊出：“够了！”[3]
在那个时代，保守党会议参会代表总是会对领袖的闭幕词致以热情的掌声，但这次人们的热情和赞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激情产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了个人以及政党对于当时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6.9％的现行经济体制的失败的不满。更重要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倡独立自主，缩减政府权力，并宣扬通过辛勤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更好回报的经济权利，这些都触碰到了保守党信条当中最核心的部分。
我记得她的演讲在东萨尼特我所在选区的选区代表大卫·佩蒂特身上所激起的高昂的情绪。他是来自拉姆斯盖特的一名蔬菜水果商。当我们步行离开冬季花园的时候，他快乐地单腿跳来跳去，踩着舞步转圈，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道：“她代表我做的演讲！她代表大街上的普通人发言！她代表我的顾客们讲话！”阿尔弗雷德·罗伯茨一定会克制自己不跳舞，但是他必定和这位来自拉姆斯盖特的蔬菜水果商感同身受，对这次演讲感到兴奋。英格兰中部找到了他们的代言人，正如《每日邮报》第二天对于领袖的评论：“如果这是一次‘右倾’，就像她的评论家所声称的，90％的人很早之前就已经右倾了。”[4]
这篇演讲稿虽然经过好几个擅长文字的工作人员的雕琢打磨，不过她是唯一一个真正算数的，因为她完全主导了讲稿创作的这段痛苦的过程。她演讲稿的创作团队里最不同寻常的人员是新吸收进来的剧作家罗纳德·米勒[5]。他被戈登·里斯紧急召集到布莱克浦，引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简令，“要使整篇讲稿如行云流水一般。”[6]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她自己不断地在改变它的流向。
在他风趣的自传《两翼观点》中，米勒重温了当时的情景：虽含辛茹苦，却苦中作乐，他和克里斯·帕滕以及亚当·里德利一起写演讲稿，对其进行更改、重写，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讲稿的草稿页散落摊放在桌子上、椅子上、甚至是套间的地毯上。领袖对草稿不断提出批评指正意见，并对其进行修改。还有一项额外的工作，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任何幽默感，米勒必须对写的一些笑话进行详细的解释，并帮助她反复排练，这项工作耗时耗力。在这个演讲稿中，关于淡啤酒和苦啤酒的句子经过了很多次润色，因为她两种啤酒都没喝过。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5点10分，他们都已经筋疲力尽，这时丹尼斯走进来，责令他的妻子上床休息。这个例子第一次印证了在她的核心工作圈子里反复被重复的一句话，“没人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写演讲稿，他们是和她一起写演讲稿。”[7]
这次演讲即将开始前，玛格丽特·撒切尔非常紧张，她对罗尼·米勒说：“真希望演讲已经结束了。”他当时心里想：“她看上去年轻，脆弱，美丽而恐惧，我突然产生了要保护她的欲望。”[8]
演讲刚结束时，她起初因为人们的赞扬备感振奋，但是两个小时以后，她陷入了深深地不安，担心明年保守党大会她还是否能够有今年这样好的表现，“明年在布莱顿我可能会表现得很糟糕，令人大失所望的。”她担心地说道。[9]
据米勒说：
丹尼斯再也忍不住了。“我的老天，你这个女人，你刚刚才赢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你现在就开始杞人忧天地担心明年了！我是不是该把那些人喊来，啊？然后你就可以再花上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做准备了。我是说，很明显，你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悄悄地走开了。只要这个男人在她身边，她就一定会没事的。[10]
玛格丽特·撒切尔离开故土，分别到纽约、华盛顿、苏黎世和汉诺威做了高水平的演讲。这些外事访问扩展了她的视野，使她逐渐对外交政策有所了解，同时，她会见了当时国际上的一些领导人物，包括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和西德未来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他们所有人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想要见见西方民主政体中有可能成为女首相的这道新风景，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她印象深刻。
吉米·卡特通常拒绝会见反对党领袖，这次在总统办公室与她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对话以表示欢迎，令他感到吃惊的是，她却用了三分之二的时间论证他对于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所做出的努力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撒切尔的活力和观点赢得了早期赴伦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的赞赏。玛格丽特·撒切尔赢得领袖选举一周后，他们在克拉里奇饭店共进早餐。因为他的妻子南希的推荐，他从1972年起就有意见见她。
1975年2月18日第一次接触时，玛格丽特·撒切尔表现出的对英美之间“特殊关系”的热情支持以及她坚定的反共产主义立场都对基辛格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她问他既然越战已经结束，他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到了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那怎么算得上问题呢？”她问，“你借了钱，你就必须要还。”[11]她的有些观点听上去似乎过于单纯，但是基辛格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政治家都先一步意识到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两人在克拉里奇饭店见面之前，他本以为这次会面定会令人失望，因为他保守党内有一些身居要职的朋友，在会面前一晚，他们表达了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看法，其中“带有明显的偏见”。[12]但是会面后，这位美国国务卿却对她爽直的个性非常欣赏，即便如此，基于英国保守党内当权友人的意见，对于撒切尔能否当选他仍旧持怀疑态度。在克拉里奇饭店会面发生后的三个月，基辛格对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提供建议时，“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不会撑到任期结束。”[13]对于反对党领袖政治前景的这一看法，在1976年到1978年间，很明显已有所改变。在这段时期内，每次玛格丽特·撒切尔到华盛顿，基辛格都会以东道主的身份设宴款待。他的宾客中包括当时外交政策机构的一些达官显贵，例如参议员山姆·纳姆和理查德·卢格，白宫的高级顾问，《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的编辑，《华盛顿邮报》的当家人凯·格雷厄姆，以及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沃伦·厄尔·伯格。
亨利·基辛格及其夫人南希之所以不辞辛劳盛情款待玛格丽特·撒切尔，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觉得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彼得·杰伊对她态度冷淡，因而为她感到愤愤不平。这样的指责可能冤枉了彼得·杰伊。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于华盛顿的每次造访，杰伊似乎都尽其所能地帮助她。如果说大使和反对党领袖间关系冷淡，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彼得·杰伊是由政府委任，且与工党关系异常紧密，他的岳父，詹姆斯·卡拉汉是新一任的英国首相。他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一位强劲的对手。
被詹姆斯·卡拉汉挫败
1976年3月哈罗德·威尔逊出乎意料地引退，这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似乎预示着一大优势。然而情况却远非如此。她在下议院的议会发言中，在与詹姆斯·卡拉汉的正面交锋时，明显表现得更加糟糕。
威尔逊做出离职声明的当天，她没能抓住时机好好表现。在这种场合，按照下议院的传统，反对党领袖应当表现出风度，与大家一道对离职的首相致敬。而她却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状况，选择采取狭隘的党派立场，要求立即举行选举。这种做法不仅引起保守党内党员的不满，也遭到工党的抗议。之后在茶室流传的说法认为她对于议会没有任何情感。
在与卡拉汉一次次的交锋失利后，这种说法更是甚嚣尘上。卡拉汉的技巧是采取一位智慧的老练政治家的姿态，轻易地将一位求胜心切的挑战者的高声抗议或喧闹否定，认为不值一提。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她极为恼怒。一次当她对于政府借债提出质疑时，他回答说：“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这位尊贵的女士阁下会对这些事情有更加透彻的了解。”话里透露出屈尊俯就的傲慢，同时含有对她的贬低。[14]
卡拉汉在下议院逐渐稳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她也越来越难以戳穿他的盔甲。一次她抨击他“伯父般慈爱地兜着圈子说敷衍的话”，但他和蔼地反驳道：“我经常会以多种方式看待这位尊贵的女士阁下，但从没把她看作我的侄女。”[15]
尽管卡拉汉的敷衍之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工党在1977年3月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权力下放问题失去了威尔士和苏格兰民族党议员的支持，整件事情变得十分棘手，并导致议会短暂的混乱。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出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但卡拉汉在仓促之间居然与自由党达成了协议。一些保守党的后座议员认为，他们的领袖本应该采取同样的措施，她却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在私下的场合她曾说过：“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考虑和那些只能削弱政府的力量形成联盟，那样的政府必定缺乏决断力，没有坚定的立场。”[16]
卡拉汉促成的协议，后来被称作自由党—工党协议，挽救了他的政府，使他轻松地击败了反对党提出的动议。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辩论开场的演讲也帮了他的忙，她自己也承认这是她曾做过的演讲中的最差演讲之一，引起了很多负面的反响。我还记得当时她支支吾吾地念她那篇拙劣的讲稿时我们后座议员们脸上的痛苦表情和厌烦情绪。
在议员们无精打采地喊出赞同声的间歇，玛格丽特·撒切尔回到她座位，这时来自坎特伯雷选区的议员戴维·克劳奇低声咕哝说，“这次演讲过后，他们一定会通过对我们的不信任案了”。[17]
坐在贵宾席的人中包括一个知名的华盛顿专栏作家约瑟夫·奥尔索普，他是来听辩论的。后来我在皮金厅和他一起喝茶的时候，他拉长音调慢吞吞地说道：“我来到这里，因为我听说她是希望之所在，我即将离开，却认为她名不副实。”[18]
乔·奥尔索普的观点逐渐成为持怀疑态度的保守党圈子里的共识。爱德华·杜卡恩时刻关注保守党内议员们的风吹草动，他回忆道：“相当多的同僚对玛格丽特进行攻击，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他们关注的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是：‘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怎样才能纠正它？’”[19]
纠正这一错误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联合统一政府的概念，这种方法得到支持的人数之多，令人惊讶。这一做法是特德·希思在1974年10月逐渐陷入政治败局时候首先提出的。1976年到1978年间，一些知名的商界领军人物先后重提这种做法，包括《泰晤士报》，甚至还包括已经沉默了13年之久的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几天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前去拜访他，“去听听他真实的想法”。[20]他们的会面并不成功。她的表述是“令人愉快，却毫无结果”。会面结束后他回到了查茨沃斯庄园，这里的女主人，德文郡公爵夫人问他：“你们谈话了吗？”麦克米伦尖刻地答道：“我们没有谈，一直都是她在谈。”[21]
然而，普通民众似乎已经准备好听从玛格丽特·撒切尔传达出的信息。她继续参与到保守党候选人的补缺选举活动中，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北沃尔索尔、沃金顿、斯德奇弗德到阿什菲尔德的广大选区里，工党占多数席位的局势被逆转。她严格控制公共花费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很明显即使在工党内部也得到赞同。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因为受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不得不推行一项严格的开支缩减计划，吉姆·卡拉汉在党内大会上也表现出了勇气的一面，他宣布政府无法通过促进消费的方式走出经济衰退。
一系列的民意调查结果也令人振奋，并证实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而非在下议院赢得了这场辩论。这些调查中显示出最大优势的一次，发生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经过权衡考虑，对于禁忌的移民问题做了适当地干预之后，这次保守党对工党的优势大幅提升，以48％比39％的优势获胜。
选民对于移民人数问题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然而这却成为英国政治中的一个刻意被回避的问题。埃诺克·鲍威尔在1968年做了题为“血流成河”的演讲引发了骚动和激愤，在之后将近10年多的时间里，保守党前座议员对于种族和移民问题一直感到焦虑不安，因而保持缄默。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威利·怀特洛曾经谈到过，但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讲了些老套的陈词滥调。
1978年1月27日，未曾与任何同僚协商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回答《世界在行动》[22]的提问时，明确无误地就移民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人们感到非常恐惧，害怕这个国家会被如此大量涌入的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所吞没……因此，如果你想要良好的种族关系，就必须消除人们对于人数的恐惧感……因此，我们确实必须给予人们一个希望，即禁止移民入内，当然，除非是因为人道主义的同情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要严查涌入的人口中，哪些有权利进入我们的国土。[23]
这次表态是在伍尔弗汉普顿市的种族暴力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吞没”这个词语所表达出明显的情绪倾向引起了激烈的反应。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指责玛格丽特·撒切尔“搅浑了种族偏见这一潭死水”。内政大臣莫林·里斯声称她正在“制造大量的种族仇恨”。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说她的评论“确实相当邪恶”。[24]威利·怀特洛怒不可遏，甚至曾考虑过辞职。
但是不论政治精英们反应如何，公众的反应却是非常支持。民意调查中保守党的支持率激增了11％，保守党候选人在北依尔福德选区的补缺选举中意外获胜，市场调研机构收集到的一些其他证据也证实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观点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共鸣。尽管保守党对于移民问题的政策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的表态听起来仿佛是想要采取新的措施。她听从了自己的本能，公然反对她的同僚的意见，成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将是她在保守党和在政府工作期间多次重复的一个处事风格，玛格丽特·撒切尔性格中令人出其不意的特性逐渐开始得到人们的赏识。
新的政策和哲学
在她担任反对党领袖四年的时间里，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存在着两派截然不同的看法，双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下。积极的看法认为她是一位信念坚定的政治家，勇于接受任何可能阻止英国没落的新思想，并逐渐获得选区内选民的支持。对她的负面看法是她的政敌热衷于大肆推销的，把她刻画成一个狭隘、强硬、呆板的右翼分子的刻板化形象，认为她永远都不可能赢得选举。
这两派观点之间激烈的拉锯战直到1979年年初“不满寒冬”的时候才有所缓解。同时，关于她的争论却仍在继续，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势均力敌。
有些时候，对她积极的看法会压倒负面看法，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她对于苏联的抨击演讲之后，并使她的支持率在短期内飞速上升。这两次演讲是在肯辛顿和切尔西的保守党大本营举行的，听众都是忠实的保守党支持者。她对于外交政策一贯态度谨慎，这次对待苏联的批判言辞却异常激烈。她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赞同英美联盟，表现得尽职尽责，然而在1975年就英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身份的全民公投中，对于争取投赞成票的运动，她并不很热衷。但是当她站到了批判苏联扩张的立场，激烈反对英国在与苏联的国际关系中采取的缓和立场时，她惹怒了很多人，尤其是影子内阁里的大臣们。
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共产主义的批判态度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她还在格兰瑟姆的岁月。她在切尔西所做的演讲是受到了赫伯特·埃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启发，演讲中，她呼吁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予以关注，对他们的命运寄予同情，并警告在这一问题上，《赫尔辛基协定》中只包含一些模糊的字眼，条例并不明确。
在六个月后的肯辛顿演讲中，她更进一步，批判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军事力量的扩张：
她【苏联】由一群有耐心、有远见而且意志坚定的男人组成的独裁政权所统治，他们使自己的国家一跃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军事力量的政权。他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卫。像苏联这样幅员广阔的内陆国家并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保卫边疆，不，苏联人意在称霸世界，而且他们动作很快，用尽办法试图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苏维埃中央政治局的官员不必担心公众观点的起伏变化，他们对公众秉承的是大棒政策，而非胡萝卜政策，而我们崇尚武力之外的其他任何政策。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在一种意义上称得上是超级大国——那就是军事方面。他们在人权和经济领域只能算是彻底地失败。[25]
苏维埃中央政治局的官员对于来自西方政治领袖人物这一言辞激烈的抨击感到猝不及防，而且颇为不满。他们不喜欢被称作“独裁政权”，憎恶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于他们所采取的国际关系缓和措施以及国防措施的指手画脚的做法。感觉受到了她的侮辱，他们决定用讽刺的方式予以反击。在她演讲几天之后，苏联军报《红星》刊登了他们能想到的对她的最大的侮辱，他们戏称她是“铁娘子”。[26]
这个称号风靡全世界各大报纸头条，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这个名号颇为得意，“他们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她评论道。[27]在民意调查里，她的领袖支持率攀升了7个百分点。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她被赞颂为反苏联霸权主义的女英雄。但是这次演讲在影子内阁内部却对她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雷吉·莫德林，影子内阁外交大臣，之前曾因为撒切尔做过一个反莫斯科的演讲而未事先与他协商而跟她在私下场合发生过一次争执。这次，他更是义愤填膺，抗议她“对苏联政府激烈而持续地抨击”。[28]其他几个影子内阁大臣很可能都赞同他的观点，因为外交部一致的看法认为应当鼓励与苏联稳定缓和的关系。
莫德林对领袖支持的收入政策、工会改革的观点并不赞同，而今对于她对待苏联的外交政策也持反对意见。更糟糕的是，他在1976年11月的影子内阁会议上开了个玩笑，打趣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与对同僚们谈起她与美国的总统当选人吉米·卡特第一次会面时，说道自己对他印象平平，“不过有时候工作可以成就一个人”。
“是啊，”雷吉·莫德林评论说，“我还记得温斯顿曾说过：如果你用蜂王浆来喂养一条幼虫，它总有一天会长成蜂王的。”
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他的嘲弄报以冰冷的眼神，因而也止住了几个同僚不合时宜的笑声。吉姆·普莱尔对此评论道：“我想雷吉在下次改组中机会渺茫。”[29]
这一预言在几周后得到了应验，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玛格丽特对他说：“你妨碍到我了。”[30]之后莫德林即被开除出前座议员席。
她将迈克尔·海瑟尔丁从工业大臣的职务调离，贯彻的也是同样的思想，因为他干涉主义的观点与她相左。他不情愿地接受了影子内阁环境大臣这一并不合心意的职务，不过他得到了撒切尔的保证，就是在政府中他不会被委以这个职务。
两周之后，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大臣阿历克·布坎南-史密斯因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苏格兰权力下放政见不同而提出辞职。接替他职务的右翼保守党员泰迪·泰勒与威利·怀特洛和弗朗西斯·皮姆意见发生分歧，他们二人支持权力下放政策。内阁内部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尤其是伊恩·吉尔默（影子内阁国防大臣）和吉姆·普莱尔（影子内阁就业大臣），他们对于反对党在经济和工会政策上采取的不甚清晰的方针政策持批评态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影子内阁都不是一个团结和睦的整体。
对于少数几个了解玛格丽特·撒切尔真实想法的人来说，她显然积极致力于扭转英国没落的局势，采取全新的经济政策，对工会政策也有很大转变。但是她处事过于小心翼翼，没有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真实的想法以政策决议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于工会问题，她支持两个非正式聘任的顾问，约翰·霍斯金斯和诺曼·斯特劳斯的观点，他们提交了一份名为“垫脚石”的报告，提倡与工会正面对抗的策略。其中提出的主要的政策意见包括通过立法宣布关门的商店和次级纠察行动为非法行为，并终止法律赋予工会的豁免权。不过尽管这项计划是以非常委婉的方式提出的，仍旧引发影子内阁内部严重的分歧。尽管这项计划得到了包括基斯·约瑟夫、威利·怀特洛和杰弗里·豪以及领袖本人的支持，然而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吉姆·普莱尔、伊恩·吉尔默、卡林顿勋爵以及弗朗西斯·皮姆竭力要中止“垫脚石”计划。
约翰·霍斯金斯回忆道：
玛格丽特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极端的改革措施，但是她从不允许“垫脚石”计划正式发布，她在公开场合也从没有接受这些观点，直到“不满寒冬”完全改变了公众观点的舆论风向。因此在1978年年末之前，我们对于工会改革完全无能为力，只能原地打转，尽管她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做什么。[31]
对于经济政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态度同样混杂了个人坚持的极端主义和公开场合采取的谨小慎微。在私下场合小规模的同僚聚会当中，她表达出对于自由市场、自由工资谈判、低税率、取消交易控制、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以及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等措施的支持，但在公开场合，她却从未对这些措施的细节和优势进行阐述，在她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唯一提出的政策文件就是“正确的道路”（1977）。她自己对它的评价是“敷衍的表面文章——但是暂时还可以接受。”[32]
对于撒切尔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收入政策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公众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印象，认为她会为了统一的国际利益而赞同这项政策。然而，在很多私下的谈话中，她却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这种做法并不是不诚实的表现，而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短期内的政治思考和长期内的哲学理念的不同表达。对于这一现象，埃诺克·鲍威尔有敏锐的观察，他把这种矛盾性看作是一种女性的思维方式：
思想和语言之间的一致性并不是她从根本上所关注的，这一点——同时作为一个女人——使得她年复一年忍受下来，内心深处存储下来并打上标记，注明“我不同意这点，我不喜欢这个……但是我目前什么都做不了。”……这很像是一个人在某种心境下说道：“我不喜欢那种做法，当我有能力算账的时候，我再来算清这笔账。”[33]
埃诺克·鲍威尔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性格当中这种矛盾性有如此深刻的感知，很可能是因为1976年到1979年期间，他们俩都参与保守党哲学研讨小组的私人聚会时从她的发言中总结出来的。尽管她并不是每次都参加这些聚会，但她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自我比公开场合下更加真实，她对于小组所提倡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抱有浓厚的兴趣。
玛格丽特·撒切尔之所以能来参加保守党哲学研讨小组的聚会，都是因为艾瑞·尼夫的缘故。起初他怀疑这些聚会是为了策划阴谋反对她。他的这种偏执的做法发生在1975年5月，当时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你们这些人是在试图谋划右翼党员针对领袖的颠覆性活动吗？”他问道，“我听说你们创办了一个小派别支持休·弗雷泽？”[34]
这是保守党领袖选举之后造成的不稳固局势的错综复杂的后果之一。休·弗雷泽是第一轮领袖候选人中得票率最低的一个，他成为新的保守党哲学研讨小组的主席，哲学小组的主要发起组织者是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剑桥教师约翰·凯西博士和我。因为我们邀请了包括罗伯特·布莱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迈克尔·奥克肖特、米尔顿·弗里德曼、休·特雷弗-罗珀、休·托马斯、佩里格林·沃索恩、安东尼·奎因顿、理查德·尼克松和保罗·约翰逊在内的顶级知识分子作为演讲人，因此艾瑞·尼夫不难看出保守党哲学研讨小组的主旨在于为政党提供新的思想，而非揭开旧伤疤。玛格丽特·撒切尔显然也相信这一点，因此几天之后艾瑞·尼夫略显尴尬地问我：“你们能否邀请领袖参加你们的小组活动？”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此我给她送去邀请函，她也爽快地接受邀请，参加了我们下一次的晚餐会。
她性格当中当时还不为人知的一些有趣的方面在参加哲学研讨小组的活动过程中得以显露出来。很清楚的一点是她热爱辩论，而且投入的热情经常使参与集会的同伴们感到非常震惊。一天晚上，威廉·韦德教授，剑桥大学康韦尔科斯学院的院长做了一次演讲，支持英国人权法案，因为他认为这对于“保护我们免受政治极端做法的迫害”是必须的。
“但是在我们一方来看，我们从未走极端”，玛格丽特·撒切尔反驳道。韦德教授表示自己对此不敢苟同，接着列举了他认为前保守党政府做出过极端政治行为的一两个例子，这引起了两人观点的激烈交锋，气氛一度变得非常紧张，迈克尔·奥克肖特教授有意想要搞个恶作剧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看到我住所壁炉架上放着一个维多利亚时期镀金的鸟笼，里面放着两个微缩的红雀模型，就上紧了发条。这时发条装置控制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开始唱歌报时，小组里的几个成员也禁不住笑出声来。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丝毫不为这些噪声干扰，而是继续与比尔·韦德唇枪舌剑，直到他和报时鸟都陷入沉默。
还有一次晚上的讨论也是异常热烈，反对党领袖成为辩论的主导方。那次爱德华·诺曼博士做了关于教会和政权关系的演讲，不知怎么的，这场辩论演变为关于如果是共产主义政权，基督徒是否有义务为国而战的争论。
休·特雷弗-罗珀教授是诺曼博士的老对手，他提出质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值得如此大惊小怪，他提醒我们当初异邦人洗劫罗马城的时候，基督徒积极报名参军，为异邦军队效劳。
“你这是在有意挑衅，”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道，“不过请继续，这很有趣。”
埃诺克·鲍威尔打断说即使是共产主义政府，他也会为英格兰而战。
“但是你作战，只能是为了维护正确的价值观？”反对党领袖的口气更像是命令而非询问。“价值观存在于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超验领域里，”鲍威尔回答道，“它们既不需要维护，也不会被摧毁。”
玛格丽特·撒切尔注视着他，仿佛这是她所听到过的最出色的言论。“锦上添花，亲爱的埃诺克，要锦上添花——不要火上浇油，”[35]她命令道。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位于北洛德街的我的家中清晰地听到了表决钟响，下达的是“二线鞭令”。我们大多数人，包括反对党领袖在内，都已经与搭档协商好代替投票事宜，因此可以留下来继续研讨。但是有几个议员，包括埃诺克·鲍威尔在内，因为是联合阿尔斯特统一党的成员，必须要参与投票。
“你不应该丢下我们，亲爱的埃诺克，”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他临行前抗议道，“你今晚本应该找好投票搭档的。”[36]
这些小插曲表明，她参加保守党哲学研讨小组的活动过程中，有时会表现出她的幽默感。在这些私下的场合，她性格当中富有魅力的一面会流露出来。她的热情、对思想辩论的热衷和本能的政治觉悟与她如德累斯顿陶瓷般冰冷审慎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她会更加放松，而且看上去也更像一位风趣的未来首相。
玛格丽特·撒切尔参与到保守党哲学研讨小组的活动中，这表明她在为未来的政策框架积极寻求道德和思想上的依托。不过哲学研讨小组在这方面的影响无法与另外两个智囊机构对她的影响相比——其中一个是由基斯·约瑟夫主导的政策研究中心，另外一个是拉尔夫·哈里斯负责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她参加这两个机构组织的研讨和演讲活动，偶尔会提出问题，大多数时候都会做笔记。
毫无疑问，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寻找新思想的过程中，对她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两个思想家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然而，她既不是一个完全的哈耶克思想支持者，也算不上一个弗里德曼学说的货币主义者。英国政治的实际情况，加上她自己本能的谨慎，决定了她不会全盘接受任何人的学术理论或哲学观点。然而，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两位权威专家的思想被介绍，或者说重新被介绍给她的时候，她受益良多。
当她还在牛津大学读本科的时候，玛格丽特·撒切尔就读过哈耶克首版于1944年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然而，在议会的前15年的时间里，她忽略了这本书中反社会主义的激烈言辞，这段时间她在特德·希思政府中担任教育大臣，对当时的左翼正统思想做出过诸多妥协让步。但是基斯·约瑟夫和政策研究中心使她转变了态度，变成哈耶克政治信条的热衷者。
据说有一次玛格丽特·撒切尔拜访保守党研究部，这个部门一贯倾向于达成一致的意见，她打断了一个研究员的发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这是我们所信奉的”，她宣布道，并把书砰的一声扔到桌子上。[37]
她很多的信念都是受到了哈耶克著作的启发，尤其是她对于减小英国信奉社会主义信条的区域范围的热忱。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后来的通信中，她对哈耶克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因为她的很多思想都得益于他。“我们受益于您的经济和哲学思想，对此感激不尽”，她在成为首相一年之后在唐宁街10号给这位思想导师的信中写道。四年之后，在1984年的寿辰荣誉名单上，她使他获得了名誉勋位。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对于撒切尔主义哲学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货币主义者。反对党对于经济政策货币方面的新思想大多得益于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宣扬缩减公共开支，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1978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保守党哲学研讨小组和经济事务研究所都听过他的演讲。拉尔夫·哈里斯回忆起在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时候，“撒切尔夫人是如何像个女学生一样全神贯注地听他的演讲，认真地记下他所说的所有的话，并提出一些聪慧但却很基本的问题，仿佛这些她之前从未听到过。”[38]
尽管她对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抱有浓厚的学习兴趣，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却没有直接援引他们的思想。因为她深刻地认识到，在选举政治中应用他们的思想是一次冒险的听天由命的做法。然而，在她将要成为的国家领袖自我形象的塑造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影响的痕迹。
她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涵盖了经济自由和社会保守主义，她倡导自由选择、自由贸易，抛开社会主义监管的束缚。常识性的经济学和健康的法律体制约束是她价值观的核心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很少形成具体的提案，相反，她通过树立个性的形象传达自己的信念。
她争取选民支持最重要的方式是树立个人形象。很多选民并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她性格当中的坚毅和力量，所以决定支持她。你们看到的正是你们将要得到的——一个异常勤奋、坚定和专业的政治领袖。在一群男性政治家主导的下议院所进行的演讲中，她经常会支吾迟疑，但在其他场合，她听起来开始像是一位有能力的候任首相了。这种形象上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对于她的三位形象塑造师越来越信任。他们是提姆·贝尔、戈登·里斯和罗尼·米勒。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要到很久以后才会被认可，并且如果不是因为被称为“不满寒冬”的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也许根本都不会被人们所知晓。
那个冬天距离1978年的春天还有8个月之遥，这时玛格丽特·撒切尔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一定会在下一届大选中获胜的赢家。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在降低。吉姆·卡拉汉在下议院保持着优势地位，经济也正在开始复苏，这最后的一个因素还是个未知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年来强制执行的对于公共财政的管制为丹尼斯·希利赢得了一些时间，使他得以在4月份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适度的减税措施。突然之间，由自由党—工党协议政府组成的这艘正在下沉中的船看起来更加经得住风浪了。
令人吃惊的是，考虑到过去四年当中政策和管理方法方面的诸多失败，工党看上去仍旧可能赢得选举。在夏季晚些时候组织的民意调查当中，工党甚至以微弱优势处于领先地位，而首相的个人支持率也比反对党领袖高出10～12个百分点。
这些迹象和征兆使很多保守党人非常担心，他们没有团结起来，谴责有记忆以来最失败的政府，而是再一次把矛头对准玛格丽特·撒切尔，指责诸如她的帽子和她说话的声调这类小事。这是保守党不满的夏天，也是她就任领袖以来的最低谷。
回顾
到1978年7月议会休会的时候，保守党议员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不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引发了党内的动荡不安。在她当选反对党领袖三年之后，她在这个职位上的表现已经非常接近于彻底地失败。为什么在当时的工党政府陷于如此险境的情况下，她的表现竟还会如此糟糕？
这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整个国家当时的困境，而非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能力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处于一种意志消沉、秩序混乱、对未来一片迷惘的状态。我们被叫作“欧洲病夫”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当时英国政坛上的一线政治家没有人知道如何治疗这种疾病。连续两届保守党和工党政府在这项任务中都以失败而告终。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工会的激进好斗、生产力低下以及难以承受的公共开支水平，这些问题仍旧存在。比这些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人们逐渐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尽管作为反对党领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试图对这些危机提出解决办法，她的声音和她的观点却不像她当选首相后所表现的那样一致。她面临着三大困难。她的政党并没有团结在她的周围。她在演讲陈述中的技巧，尤其是在下议院的表现，仍旧无法令人信服。而且对于如何阻止英国没落，她也没有制定出任何真正有效的政策。
在她向唐宁街10号前进的途中，最后的一个障碍就是詹姆斯·卡拉汉，这位相当有分量的对手。所有的民意调查数据都显示出选民更加相信是他，而非玛格丽特·撒切尔能将英国从深渊当中拉回来。他经常被称为是“保守党中无人可与之匹敌的最优秀的首相”。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多重难题，难以驾驭的政党、激增的工资要求、无序混乱的工会以及工党并不占多数议会席位的劣势，作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国家领导人，他政治手段老练，表现异常出色。如果他在1978年的夏天或者初秋要求举行大选，他可能会获胜，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只能被贬为政治历史当中的一个脚注。她总是说作为反对党领袖，她从选民那里只能获得一次机会。1978年5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内，她看上去仿佛马上要失去这次机会了。
但是正如政治领域经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场政治游戏也被一些意想不到的发展所改变，那就是“不满寒冬”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它们对于选民所造成的影响。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反对的声浪中时刻保持着紧张的备战状态，因此在这次事件中，她也准备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这种动荡的局势似乎印证了她作为政党领袖在最困难的时期所说过的话，也证明了她所代表信念的正确性。
注释：
[1]Ibid.
[2]此处原文是“all that's left will be bitter. And all that's bitter will be Left.”这里以苦啤酒做比喻。在英语中，left可以指剩下的，也可以指左翼，这句话第二个left首字母大写，指的是左翼，因为工党常被认为具有左翼倾向，这里的left具有双重含义。——译者注。
[3]Daily Mail, 11 October 1975.
[4]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07.
[5]罗纳德·米勒1972年在英国保守党总部第一次见到玛格丽特·撒切尔，他当时为特德·希思撰写演讲稿。她当时正处在“抢奶贼”风暴的核心，矿工们也正在进行罢工。在一次断电后不得不点上蜡烛就餐的晚宴上，米勒回忆道：“她看上去光彩照人，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罗纳德·米勒：《两翼观点》，第219页）
[6]AC: Interview with Sir Stephen Sherbourne, October 1975.
[7]Ronald Millar, A View from the Wings, West End, West Coast, Westminster,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3, p. 236.
[8]Ibid., p. 240.
[9]Ibid.
[10]AC: Interview with Dr Henry Kissinger.
[11]Ibid.
[12]President Gerald Ford and Dr Henry Kissing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9 May 1974,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313.
[13]Hansard, HC Deb 8 June 1976.
[14]Ibid., 29 June 1976.
[15]Frank Giles, Sunday Times, John Murray, 1986, p. 226.
[16]AC: Remarks made by David Crouch, 23 March 1977.
[17]Ibid.
[18]AC: Interview with Sir Edward du Cann.
[19]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19.
[20]Deborah Devonshire, Wait for Me! Memoirs of the Youngest Mitford Sister, John Murray, 2010, p. 258.
[21]MTF: Interview for World in Action, Granada TV, 30 January 1978.
[22]《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是英国格兰纳达电视台（Granada TV）的一档节目。
[23]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408.
[24]MTF: Speech at Kensington Town Hall, 19 January 1976.
[25]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62.
[26]Ibid.
[27]Phillip Whitehead,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Britain in the Seventies, Channel 4/Michael Joseph, 1985, p. 336.
[28]Prior, A Balance of Power, p. 108.
[29]Evening Standard, 27 June 1985.
[30]AC: Interview with Sir John Hoskyns.
[3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317.
[32]Ranelagh, Thatcher's People, p. 28.
[33]AC: Meeting with Airey Neave, May 1975.
[34]Ibid.: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hn Casey, 1975.
[35]Ibid.
[36]Ranelagh, Thatcher's People, p. ix.
[37]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372.
[38]Hansard, HC Deb 25 July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