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系列举措
玛格丽特任教育大臣时表现出来的缺点和她后来担任首相表现出来的缺点是一样的，只是做了首相后这缺点更明显了。所有的事但凡要开始、继续或结束，都必须经过严密的论证。可这并不一定是办好事情的最佳途径。[1]
这段评价出自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下属、教育和科学部政务次官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相信科学和教育部玛格丽特的其他下属也一定赞同这个观点。
1970年6月22日星期一，玛格丽特作为新任教育大臣，来到她位于柯曾街的教育和科学部办公室上班。上班头一天，她就递给自己的常务次官一张从学校练习本上扯下来的纸，纸上列有她这一天打算做的18项事情。常务次官威廉·派尔[2]其实也是个新人，将近50岁才获得提拔，刚刚擢升进入白厅高层。两人到任第一天，就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玛格丽特·撒切尔列的事项清单上，第一条就是通知当地教育部门，要求取消之前工党政府提出的强制实行中学综合教育的计划。这一决定不算突然，因为保守党先前在竞选宣言里已经做出过承诺。派尔将此事的通知初稿在自己桌上一直搁置到那天下班。于是就有了他和玛格丽特的第一次争吵。
玛格丽特·撒切尔希望的是迅速而简洁地撤销工党关于综合教育改革的通知。但是别人告诉她，撤销一项通知必须要同时发出一项新的通知。这项新通知的初稿必须用大量材料详细说明教育和科学部对全国中学教育未来采用什么形式的具体看法。可是新来的教育大臣不喜欢这样做。她拒绝做详细论证，并且亲笔手拟了一份更简短的通知初稿，即10/70号通知。通知取消了工党政府强制实行中学综合教育的计划，通知后面还有一句话：“本部大臣希望将教育方面的一般考虑、地方政府的具体需要与愿望以及妥善使用财力作为决定地方办学形式的主要原则。”[3]
新通知尽管在议院引起激烈争论，但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式的号召。地方学校办学究竟采用何种形式，决定权仍然牢牢握在地方教育局手上；而实际上地方学校已有70%实行了综合教育体制。所以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被人指责为“思想专横霸道”，[4]被人诋毁为“掌管教育的女版塞尔斯登人”[5]，她还是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自己没有阻止过任何人做任何事，也丝毫没有更改过法律。她只是把原工党政府推行教育改革的强制性要求取消，将自主决定权归还给地方教育局。如果已有的教育体制运行得很好，自然就没有改变的必要。“我看不出来我的通知哪里反动哪里极端”，玛格丽特在下院辩论中说。[6]虽然玛格丽特最终还是在辩论中获胜了，但却因此树敌不少。
玛格丽特·撒切尔任教育大臣初期就被人指责为傲慢自大，从政治和个人层面看来都是不无道理的。在6月23日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首相就警告所有内阁成员说：“制定政策不宜操之过急。”但玛格丽特对此充耳不闻。[7]她偏要反其道行之，十万火急地推行自己的新政策。
在个人层面，我们可以从1970年10月18日在格兰瑟姆芬金大街教堂举行的玛格丽特父亲葬礼上发生的一件小事窥见一斑。葬礼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姐姐抱怨说：“他们居然不知道该怎样举办仪式接待内阁大臣，不是吗？”穆里尔酸溜溜地回答：“这个仪式可不是为你办的”。[8]
玛格丽特的自大和过分自信在她与其他资深议员相处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出来。她最大胆的一次挑战就是公开反对财政部所做的将教育和科学部的预算缩减30亿英镑的决定。和信心不足的财政部首席大臣莫里斯·麦克米伦几番激烈唇战后，玛格丽特·撒切尔终于大获全胜。教育和科学部的财政预算一点儿也没有缩减，同时她还保护了财政部缩减财政预算最可能波及的两个方面不受影响：提高学生离校年龄和保留开放大学。
把学生离校年龄提高到16岁一事一直被工党政府搁置，财政部缩减预算旨在继续搁置此项议案。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对财政部的议员斩钉截铁地说，提高学生离校年龄是保守党竞选宣言里承诺过的。她最终得到了首相的支持。于是这样一项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政策得以顺利通过。
保留开放大学则更是一项惊人之举，尽管此事在高级议员内部引起过震怒。为了节约开支，伊恩·麦克劳德决心要废除开放大学，因为他认为开放大学是哈罗德·威尔逊政府耍的鬼花招。威尔逊这位开朗外向的工党首相最喜欢告诉别人，他是如何在锡利群岛的圣艾格尼丝岛散步时，突然想到要开设这样一种面向所有人的电视广播大学的。麦克劳德把哈罗德·威尔逊称作“一个没有理想的魔术师”，[9]并讽刺地认为这种开放大学的提议应该和提议的发出人一起逐渐被淡忘。[10]
玛格丽特·撒切尔却认为，开放大学可以以较低成本为成人学生提供毕业机会。她在自己任教育大臣仅两天后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支持保留开放大学，公然与首相和财政大臣作对，令他俩尴尬不已。麦克劳德当时还在医院住院，听到消息后心神不宁；而希思则是大为恼火。[11]要不是因为伊恩·麦克劳德[12]心脏病突发，于1970年7月底过世（享年56岁），这项保留开放大学的提议日后一定会在内阁全体会议上重新拿来讨论。
在成功保留住本部门的财政预算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教育和科学部的主要工作目标就变成努力保留优秀的文法学校。按照1944年教育法第13条款规定，本部大臣有权对地方教育局呈送的所辖范围内学校总体改组计划予以认可或干预，但是允许干预的理由非常有限。之前保守党和工党的教育大臣都认为第13款仅赋予教育大臣“保留权力”，玛格丽特·撒切尔则和他们的看法不同，她认为教育大臣理应实行干预，所以亲自审查了将近3500件改组计划。这样一来，她的工作量就极大地增加了。她心烦地发现，地方教育局呈送的改组计划有超过90%的计划都是正确无误的，并且都建议实行学校综合化改组。就算是在她的家乡格兰瑟姆，玛格丽特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她的母校出于实际因素考虑，必须转型成为综合学校，广泛设立六年级中学，以确保提高学生离校年龄。
不过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是成功地干预了326件改组计划，约占她审阅的综合学校改组计划文件总数量的9%。1972年6月，她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里提到，自己已经成功地挽救了94所“著名文法学校”。[13]不过其中一些文法学校只是暂时得到了挽救。就算是在玛格丽特自己选区所属的巴尼特市，虽然一开始她挽救了基督中学和伍德豪斯两所文法学校，但是三年后这两所学校还是被迫分别改组成为综合学校和只有六个年级的私立中学。
玛格丽特花费大量力气保留选择制教育，却没有获得成功，这导致在她任教育大臣期间，综合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迅速发展。玛格丽特仅仅成功保留住了保守党控制的萨里、哈罗、沃尔索耳和伯明翰等选区内少量的文法学校。不过她的保留行动也并非完全失败，至少她保留住了公民自由择校的一点儿权力。自由择校权在以后几届政府包括她自己的那届政府中都得到了大力发展。
关于综合学校改革的争论使得玛格丽特·撒切尔越发厌恨自己的常务次官比尔·派尔。一遇到争执，此人就变得精明固执，俨然电视剧里那个官僚主义的典型代表汉弗莱爵士。他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争执不断；每当派尔提醒玛格丽特，她无权开除那些她觉得不顺眼的职员或干涉她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时，两人吵得就更厉害了。
有一次，玛格丽特和派尔吵到一半，直接跑去见了文官大臣杰利科勋爵，声泪俱下地要求把自己的常务次官调到其他部门。不过玛格丽特并没有为了让派尔调职而故意指出，派尔的妻子是苏联人，可能会威胁国家安全。特德·希思最后还是听从文官长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的意见，拒绝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要求。派尔继续留任原职。[14]
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回忆说：
玛格丽特和比尔·派尔吵得很厉害。他俩互相攻击，谁都不肯让步，每次吵完两人就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大摇大摆地摔门而去。尽管有过多次争吵，但大多数时间他们还是能合作完成部里安排的工作，只是彼此态度冷淡罢了。玛格丽特和派尔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是，玛格丽特对部里那些她看不顺眼的职员总是严厉批评还想开除他们，而派尔却不同意她这么做。[15]
教育大臣对其他政务次官也一样绝情。桑福德勋爵是玛格丽特讨厌的另一位次官，因为这人“黏糊”（这是玛格丽特任首相早期经常使用而出名的一个词语）。[16]桑福德勋爵是个富裕的英国国教牧师，继承了爵位，对综合教育改革的观点偏向自由主义。“她对他不是狠狠打击就是无情冷落，一直如此”，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回忆玛格丽特和勋爵的关系时说道。
我过去一直认为她与他还有其他高级文官相处的方式欠妥。要是她时不时地能表扬他们几句就好了！可她偏不，她就是要把他们贬得一无是处，然后还要接着把他们羞辱得体无完肤。[17]
不过玛格丽特毫不留情地批评甚至羞辱责骂的对象仅限于教育和科学部的部分政务次官和负责决策制定的文官。部里的其他中层或底层文官，凡是和玛格丽特一起工作过的，都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位大臣。玛格丽特对他们彬彬有礼、关怀备至，有时甚至细心地像个母亲。每次这些文官和她一起加班工作到晚上，玛格丽特都一定会立刻准备好零食，帮他们冲好咖啡或倒上一小杯威士忌，热诚地感谢他们额外的辛勤工作。
玛格丽特的坏脾气似乎只有面对高级文官才会发，因为她打心底里认为这些高级文官和自己思想上有分歧。而高级文官认为玛格丽特是一个喜欢跟别人针锋相对的女人，她虽然来自伦敦周边郡区却妄想把保守党的激进思想传遍全国各地。实际上他们都认为大家对全国教育模式已经达成共识并且国内教育运转顺利，根本没必要搞改革。争执双方都各有道理。如果双方能够用合作的方式工作，那么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当教育大臣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就不会因故和下属发生严重争吵了。可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玛格丽特得了个“撒切尔抢奶贼”的绰号。[18]
抢奶贼撒切尔
关于免费牛奶和在校学生一事的争论中，虽然有不少人为故意操纵的因素，可当时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声的确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抢奶贼撒切尔”这个绰号是1971年工党年会上一名发言人起的；时至今日，这个绰号仍然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初最轻蔑、最损人的宣传口号。
1970年秋，这位教育大臣和财政部商谈教育和科学部的公共开支，她同意做出让步，部分取消学校免费供应的牛奶，以缩减800万英镑的开支。消息出来时社会上并没有任何负面评价。媒体也对玛格丽特保护教育预算的做法给予正面评价。《卫报》在提到取消牛奶供应一事时，称赞玛格丽特·撒切尔战胜了财政部，认为她的出色表现帮助避免了重大损失，使得“教育预算仅遭受到极为轻微的打击”。[19]
待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提出了一项法案，准备彻底终止向学生供应免费牛奶时，《卫报》以及其他媒体还有工党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太阳报》把玛格丽特说成是“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还向读者发问：“撒切尔夫人通人情吗？”[20]《卫报》把这项教育（牛奶）法案称为“一项心存仇恨的措施，根本不该提交议会讨论”。[21]下院的辩论会上，工党议员也给玛格丽特起了各种不同的绰号：“声名狼藉的政府里最吝啬最恶毒的成员”、[22]“会变脸的吝啬鬼夫人”、“反动的野蛮原始女人”[23]。而杰拉尔德·考夫曼则认为，玛格丽特对英国教育的影响就好比“匈奴王阿提拉对西方文明的破坏”一样。[24]
但是和议会辩论最后阶段某位人物喊出的没有记录在案的谩骂之语相比，这些夸张尖锐的讽刺真的算是温和许多了。当时我在下院边座聆听辩论会最后的总结陈词，之前我就已经从辩论会发言人（我的教父）那里听到风声，说这次会议可能会有激烈争吵。果不其然。议会议事录里故意没有提到大家在会上大吵大闹给玛格丽特起的各种绰号，只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语“中断”简单略过了。事实上，反对党议席那里的叫嚣声极大，对教育大臣的奚落既有攻击嘲笑又有下流讥讽。“下流婊子！”就是其中极为侮辱人的话。那天晚上一直有人不断高声呼喊“撒切尔，抢奶贼”。那个年代下院辩论会的总结陈词讲话如果碰上这样混乱喧闹的场景，遭人狠狠讥讽的当事大臣肯定会惊恐万分。可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此刻毫无惧色；就算是之后一连好几个月出席公共场合时还能听到这些针对她的羞辱谩骂，玛格丽特也同样表现镇定。
玛格丽特感到不满的是这些负面评论里有人身攻击的意味。她认为从逻辑上看这些评论是有失公允的。工党早在两年前就取消了中学的免费牛奶供应，没有对国内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也没有引起任何轩然大波。而20世纪70年代，英国很多小学生已经不再喝那种传统的三分之一品脱瓶装牛奶了，因为这种牛奶配方是20世纪40年代引入的，到了70年代这种牛奶的口味已经过时了。免费牛奶不再是一项特权或必需品——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保留了部分孩子获得免费牛奶供应的权力，因为这些孩子由于医疗原因必须要喝牛奶。玛格丽特认为针对她的种种抗议有明显的人身攻击倾向。总之不管怎样，这些针对她的谩骂羞辱还是深深伤害到了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的一位高级文官托比·韦弗回忆说，这场愤怒的风暴“深深伤了她的心”并且“让她一度一蹶不振”。[25]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也注意到，她“非常焦虑，但同时又非常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的痛苦不被人发现。那段时间，她不再是铁娘子只是个带着铁面具的娘子”。[26]
这次骚动最伤人的地方在于，谩骂羞辱多是针对玛格丽特妻子和母亲的女性角色。漫画里居然荒唐地把玛格丽特画成一个邪恶的女巫，从年幼、饥渴、天真的孩子嘴边抢走了牛奶瓶。但是玛格丽特没能及时地觉察出取消免费牛奶一事可能带来的对自己的人身攻击，从而让她自己成为对手群起攻击的目标。
在议会辩论后玛格丽特受到严厉抨击，可她却因此责怪自己的下属没能提前提醒自己取消免费牛奶可能造成的剧烈反响。她这种怪罪别人的做法也是有失公允的。玛格丽特才是引致这场政治风云的根本原因。而且她的下属曾经就牛奶一事给她提过一次意见，玛格丽特却故意忽视了。在教育和科学部一次早期会议上，玛格丽特的文官提出，一些学生如果无法在学校喝到免费牛奶，这些学生就根本没机会喝到牛奶了。“先生，你们在座谁都没做过母亲”，她回答道，“没有哪个母亲不关心自己孩子的。”[27]但是玛格丽特却忘记了，供奶一事很可能被反对党拿来大肆渲染，利用学校供奶事件中伤她。
几个月后，“抢奶贼撒切尔”的风波刚刚平息，玛格丽特·撒切尔不小心又引发了第二次针对她的人身攻击，这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玛格丽特越来越强烈地认为，学生会正逐渐把会费花在左派政治事项上。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只是个小问题。她提议要求设立学生会登记员，负责监管学生会经费，这样可以减少传说中所说的将学生会经费过度用于政治开销。玛格丽特向内阁的内政和政治事务委员会提出这项建议后，立即遭到拒绝。委员会认为，在学生抗议运动甚嚣尘上之时，为了纠正这种小问题而立法，很可能对保守党造成负面影响。
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意违背委员会的意思，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出要解决学生会会费的问题。这一次，她没有提出立法要求，而是提议设立一系列规则，确保学生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入学生会。玛格丽特后来发布了一份针对学生会会费的令人费解的咨询文件，文件使得她与全国学生联合会发生冲突。1971年，时任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是杰克·斯特劳[28]。针对玛格丽特的文件，全国学生联合会表示，联合会给会员提供的诸如车票优惠的便利，其经费主要来自于会员义务缴纳的会费。
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最后逐渐演变为学生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全国各个大学纷纷在校园里组织焚烧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画像。玛格丽特去英国各所综合大学（利物浦大学、利兹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以及理工学院时，也常常受到大群学生闹哄哄的围攻，以致需要警察出面保护。最糟糕的一次，有超过2000名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学生在现场大声叫喊，企图阻止玛格丽特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大厅宣读南岸工业大学的命名文件。
这些麻烦让玛格丽特为自己十几岁的女儿卡罗尔担忧不已，因为卡罗尔当时刚刚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那段时间对卡罗尔来说非常难熬，她后来写道：“在我的好朋友和同学看来，教育大臣就是他们的头号公敌，而我恰好是这个头号公敌的女儿……这就意味着，我永远不能把好朋友请到我们在切尔西福拉德街的家里来玩了。”[29]
因为自己而给家庭带来压力，才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最难以承受的压力。不过虽然玛格丽特不得不面对公众对自己的攻击而深感烦躁，但她绝不会选择临阵退缩。
最早为玛格丽特撰写传记的作者乔治·加德纳回忆说，学生的抗议示威以及对“抢奶贼撒切尔”的议论达到高潮时，一批1970年进入议会的保守党员开始私下攻击玛格丽特，说她是“该下台的撒切尔”。丹尼斯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就问妻子：“该死的，为什么不能赶快停止这一切议论呢？”
玛格丽特立刻给出了回答，“不可能”。[30]
可能这个故事不足为信，但玛格丽特·撒切尔明显被这些骚乱搅得心烦意乱，不得不做出任内阁大臣后第一次重大调整。她彻底放弃了对学生会会费进行改革的建议。这种退让也是玛格丽特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许多大学的副校长，包括她的好友、利兹大学副校长爱德华·博伊尔，都支持杰克·斯特劳以及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抗议。
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法将这一次惨败的责任推卸给任何人，所以只好独自承担。仅仅为了一个小问题，她就捅了学生的马蜂窝，弄得学生们群情激昂，这种做法完全没必要。除了供应免费牛奶和学校综合教育改革引起的争议外，玛格丽特的种种作为还引发了其他本可以避免的争议；这位大臣开始惹出越来越多的麻烦，似乎难以胜任大臣这个职位了。
特德·希思听闻了许多对玛格丽特的非议，很多都来自于保守党内部议员，所以他曾一度有意开除这位爱惹麻烦的教育大臣。后来希思对玛格丽特一直态度尖刻，他抱怨说：“她这人一点儿也不好。她给我们惹了那么多麻烦，当初就该把她开除掉。”[31]这句话只是一种经过修饰的个人仇怨的表达。其实那时候，首相希思对玛格丽特施以更多的是保护。他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被后座议员还有媒体控制，并且认为“抢奶贼撒切尔”的称呼对玛格丽特来说根本不公平。所以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帮助玛格丽特·撒切尔顺利驶离这场政治风暴。
首相相助
1972年1月12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她的教育和科学部高级文官被邀请至首相的契克斯别墅和首相一起探讨教育政策的相关问题。这是玛格丽特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去参会前，她还是个深陷困境、饱受攻击的教育大臣。但会议结束玛格丽特返程时，已经变成一个对自己的首相信心满满的内阁大臣了。
玛格丽特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特德·希思觉得玛格丽特需要他给予支持。可能玛格丽特的所作所为的确让她不受欢迎，但对希思来说，玛格丽特却是他的政府里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物。尽管希思觉得玛格丽特实在让人生厌，但他也看到了玛格丽特身上的一些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和他的管理才干惺惺相惜。和其他内阁成员不同，玛格丽特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向来不会对记者泄露秘密；同时她对自己的政府很忠诚，愿意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参与协助财政部一起缩减财政开支。协助财政部一起缩减开支也直接导致了玛格丽特遭受外界诸多非议指责。希思非常清楚，造成对玛格丽特大量非议的根本不是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各种政策措施，真正原因其实是财政部缩减财政的政策。
当然，玛格丽特得以顺利渡过难关可能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政府需要在内阁里安排一位女成员，除了玛格丽特以外别无其他可靠人选。更重要的是，首相对于玛格丽特在契克斯别墅提出的未来教育发展计划很满意。希思愿意出手支持玛格丽特的远景计划，发展幼儿教育，大力招聘教师，增加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同时，希思也对玛格丽特就学校供应牛奶事件、学生会事件，还有文法学校争议等问题所做的详细简报表示出赞许之情。希思在玛格丽特身上发现了比她在实际工作领域展现出来的更为出色的政治才华，同时他也注意到，玛格丽特提出的一些新的辩论视角，有助于在下院为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为进行很好地辩论。
2月3日，契克斯别墅的讨论会过去三周后，特德·希思不得不面对一位首相所必须处理的多个问题，主要是些教育问题。他像击球员一样，以最佳状态出色地应对了这些问题，打赢了比赛。这局比赛虽然首相赢得非常漂亮，但真正的赢家其实是玛格丽特·撒切尔。
她的对手是杰拉尔德·考夫曼。考夫曼想把玛格丽特赶出内阁，因为她“小肚鸡肠，总是恶意干涉曼彻斯特的事”，因为她不愿意给在学校用餐的学生免费提供热饮（作为免费牛奶的替代）。哈罗德·威尔逊接着发言质问，如果教育大臣可以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供应免费牛奶——“我们下院有史以来提出的最龌龊的议案”——那么她也完全可以很轻松地要求立法，允许地方教育局为学生免费提供热饮。希思事先早已得知自己内阁里最遭人诟病的大臣将受到来自工党的集中攻击，所以已经提前做好为玛格丽特辩护的充分准备。他断然否决了反对党领袖提出的设立新法让学校免费提供饮料的提议；他还提醒威尔逊，工党以前也曾把所有中学免费供应的牛奶全部取消过。接下来前教育大臣特德·肖特站出来谴责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她总是“一意孤行地做出决策……拒绝地方教育局提出的重组综合学校的计划”，首相驳斥说玛格丽特完全享有正当权力根据每项计划的优缺点对之做出相应评判，希思还说，“至少她没有强行要求地方教育局接受统一的单一计划”。[32]
一番吵闹之后，保守党议员那里也慢慢地冒出了些玛格丽特的支持者。一位有备而来的保守党议员要求首相对撒切尔夫人任职期间的成就加以褒扬，希思立刻为玛格丽特说了一大堆好话。他在讲话中感谢玛格丽特大规模改善了小学的破旧校舍，增加了理工学院的数量，提高了学生离校年龄，保留了萨里的文法学校，招收了更多的教师。说完后，特德·希思起身离开下院会议厅，身后立即传来保守党议员的欢呼声，充分说明他已经帮助玛格丽特·撒切尔顺利扭转了局面。
政府里最遭人嘲弄的大臣不仅顺利躲过了别人公然的羞辱，还受到公开表扬。对工党前座议员、议会新闻记者还有保守党内那些一直积极要求“赶走撒切尔”的议员来说，攻击这样一位备受首相青睐的教育大臣显然已经毫无意义。
玛格丽特在其他方面的境遇也有了彻底转变。她在1972年4月举行的全国教师联合会年会上意外受到与会者的鼓掌喝彩。尽管年会观众里的极左派教师代表在玛格丽特发言前提早退场，但大多数温和派的教师代表颇有礼貌地留下来聆听了她的报告，并不由得喜欢上了她；因为玛格丽特在讲话里说要提高学生离校年龄、加强教师职业培训，倡导将规模较小的学校改组为综合学校。
一位新闻记者把玛格丽特在全国教师联合会年会上的发言报道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成名之作”。[33]有家报纸1月份刚刚在标题里把玛格丽特叫作“没人喜欢的夫人”，到了5月这家报纸却当众称赞她为“变得成熟老练的玛格丽特”。[34]紧接着6月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人物简介，称赞她这次“了不起的政治涅槃”。[35]
这些积极正面的报道可能得益于教育和科学部一位新来的新闻秘书特里·珀克斯。他和自己的教育大臣相处愉快，七年后教育大臣当上了首相，顺便也把他带到了唐宁街10号，让他做了首相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的助手。
媒体正面报道的高潮发生在1972年12月。玛格丽特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名为《教育：扩展的纲领》。这充分说明，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开始着手实施之前在契克斯别墅和特德·希思达成的教育高额开支计划。用于修缮校舍、增招教师和发展高等教育的经费都得到了增长。白皮书里提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宣布要大力发展幼儿教育。玛格丽特声称，这个计划将满足90%的4岁儿童以及50%的3岁儿童的入学要求。这是英国政府最早实施的干涉政策，而戴维·卡梅伦目前内阁里的就业与养老金事务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也极力拥护玛格丽特的这一做法。
白皮书受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36]对玛格丽特的白皮书出乎意料地表示热烈欢迎的人包括工党后座议员勒妮·肖特——她在那以前还坚决反对玛格丽特——还有《卫报》；《卫报》盛赞了玛格丽特的“进步纲领”，并附上了挖苦的恭维话，称“撒切尔夫人离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目标已经不远”。[37]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声誉起伏变化好比一场网球比赛，球网两边的对手都用力打球而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玛格丽特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化，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她一下从邪恶女巫变成了教育界的女英雄。但其实这两种角色都不适合她。事业得意时，她的成功不过是徒有表面的风光。玛格丽特宣布的许多所谓扩展纲领，特别是扩展幼儿教育的计划，最终因为公共开支的骤然缩减根本没有获得过真正实施。但媒体对她褒贬交加的报道使得玛格丽特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在保守党内阁清一色的男性大臣中，她作为其中仅有的女性大臣而一枝独秀。在大众心中，玛格丽特在政府里排名第四，仅次于希思、莫德林和道格拉斯-霍姆。但也有少部分人——如果确有这些人的话——把她看成一匹黑马，正在抢夺未来领袖的赛跑中慢慢脱颖而出。
不只是教育
对玛格丽特·撒切尔职业发展潜力颇感兴趣的另一位外国人是亨利·基辛格博士。他对玛格丽特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南希。南希一直参与一项英美教育项目，这个项目让她有机会接触到英国的教育大臣。“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接触给南希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她一直跟我说，我应该见见玛格丽特”，[38]基辛格回忆说。基辛格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两次到英国访问，都曾经试图安排与玛格丽特会面。不过英国内阁办公室没有帮助基辛格促成会面。两人的会面一直延误到1975年2月18日才得以实现，基辛格是那时与英国反对党新领袖见面的第一位国际政治家。
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自从1969年第一次资助玛格丽特·撒切尔访问美国后，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她的动向，和她保持着密切联系。1973年6月25日，玛格丽特和大使馆一等秘书德克·格莱斯廷在康诺特酒店共进午餐时，对其他大臣做了一番轻率的评价。“迈克尔·赫塞尔坦”，她说，“拥有从政需要的一切条件就是没脑子。”“彼得·沃克”，她评价道，“没有一流政治家所必需的一流头脑。”对于杰弗里·豪，她觉得此人“太喜欢妥协”，怀疑他将来是否能“克服这个缺点”。[39]
而此时玛格丽特身上唯一的缺点就是，她只是内阁里一个不得势的大臣，除了自己负责的教育问题外，对其他国家大事能产生的影响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到1972年年中，希思政府对全国事务逐渐失去控制。希思政府违背了之前承诺的放弃资助“无望企业”的政策，开始接济那些经营惨淡的企业，比如克莱德造船厂。部分公共开支被用于支付工业补助，原意是想减少工人失业率，没想到反而刺激了通货膨胀，导致工会罢工抗议。
各种经济政策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政府开始出台法规控制物价和收入。希思政府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可能造成威胁也最终确实发生的就是全国矿工联合会发起的罢工运动。1971年颁布的《劳资关系法》自公布之日起就一直遭到公然反抗。码头工人和新闻记者相继罢工，罢工代表的法定律师在其中斡旋调解，加上全国劳资关系法院出台的一些不知所云的法规，都使得这部法案面临被废除的危险。导致希思政府解体的最后几件重要事件包括：全国矿工联合会投票结果表明，81%的选票支持举行罢工；由于矿工罢工，石油配给制开始实行，每周仅有三天时间配给石油；内阁被解散，大选不得不于1974年2月28日提前举行。
希思政府的错误导致了当时社会的一片混乱，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一直努力撇清她与希思政府执政错误的关联。可是当年，她在内阁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对意见，在和其他同事讨论政府经济政策时也没有表现过一丝不满情绪。归根结底，玛格丽特就是希思的忠诚支持者。
正是由于玛格丽特对首相观点的鼎力支持，希思才会在1973年12月考虑擢升玛格丽特为欧洲事务大臣。[40]玛格丽特就欧洲问题发表的有文字记录的演讲，是在自己的选区里做的，演讲里她只字未提英国主权正在逐渐遭到削弱的问题；这一问题当时实际已经引起了反对党人士伊诺克·鲍威尔、休·弗雷泽、约翰·比芬和特迪·泰勒等人的关注。与这些人不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对加入欧共体可能削弱英国主权这一后果没有表现出太多关注。“我认为我们国家有轻微的孤立主义倾向”，她在芬奇利对一位观众说，“一旦加入欧共体，法国还是原来的法国，荷兰也还是原来的荷兰。我们将会对欧共体做出很多贡献。”[41]
尽管当时英国国内外动荡的局势使希思政府举步维艰，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太热衷参与讨论政府的重大政策。1973年秋季举行的财政开支会议要求所有内阁大臣缩减财政开支，以应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玛格丽特却公然反对，坚持要求保留原有的教育开支。由于没法和财政部秘书长协商一致，玛格丽特去找了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未果；她又直接找到了首相。在这一次次反复的论战中，她成功地帮助教育和科学部争取到当时所有部门最小数额的财政削减——教育和科学部的总财政开支为35亿英镑，缩减的开支数额仅为1.57亿英镑。[42]虽然玛格丽特在政府缩减财政开支一役中获得了胜利，可是1973年她在教育和科学部的工作进展却并不顺利。
1974年，特德·希思与英国煤矿工人的矛盾激化到了顶点，玛格丽特·撒切尔表现得比首相还偏激。她为每周三天的石油配给制辩护说，这种制度可以“保证石油储量，让大家像节约的家庭主妇一样，在用石油的时候也能精打细算”。[43]
更有争议的是，玛格丽特还说因为每周三天配给制效果很不错，全国矿工联合会害怕罢工会僵持不下。“在我看来，矿工工会的领袖们此刻肯定在努力迫使工人参与罢工，因为我们政府的策略非常成功，他们的策略却没有奏效”，她信心满满地说道。[44]
基于同样的观点，玛格丽特还希望希思能够比他最终决定的大选日期再提前几周举行大选，“问心无愧地”参与选举之战。她说：“干脆就‘谁来管理英国？’这个问题发表演讲参加大选。”[45]
在国内舆论一片沸沸扬扬之中，大选的最后日期还是定在了2月28日。议会正在处理解散政府前最后一些事务，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说明，无论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内阁大臣时做出过什么样的成就，她始终还是没有培养出幽默细胞。
当时玛格丽特正和一群保守党议员站在下院发言人座位后面，突然她的政务次官费格斯·蒙哥马利过来了。蒙哥马利举止文雅但有些柔弱，他那会儿刚刚拍好了自己的竞选照片。看到他精致的外表，玛格丽特忍不住称赞了他。“费格斯，你今天看上去很精神啊。”蒙哥马利听了心花怒放，心里暗自高兴，回答道：“嗯，我刚刚去理过发。”玛格丽特·撒切尔听了正色答道，“我以为你刚给自己吹了个发型呢”。[46]大家顿时哄堂大笑，笑声响得连发言人都忍不住从座位上转过头来，想弄明白大家哄笑的原因。可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让大家哄堂大笑。
接下来的四个星期，保守党政治家们可就没什么笑话听了。大选结果很糟。选民们没有理会“谁来管理英国？”的问题，从而选出了一个无任何政党占绝对多数席位的议会。玛格丽特·撒切尔自己选区的选票数也大幅度下降（降到5978票，还算差强人意），而保守党则丢失了33个议会席位。保守党在下院席位共计297个，工党席位为301个。希思试图建议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自由党领袖杰里米·索普没能得到自由党内其他同事的首肯。后来撒切尔在回忆录里写道，“这种交易让我们看起来很可笑”。[47]对此，希思后来反驳说，“她那时可没这么说过”。[48]
希思这话不假。对于首相在最后执政岁月里的行为表现，玛格丽特·撒切尔即使心存不满，也还是沉默不语：3月4日在希思内阁最后一次会议上，她还虚情假意地赞美了首相。[49]当着与会所有大臣的面，玛格丽特热情洋溢地表示，能在首相的带领下，在如此团结和睦的集体里工作，是何等的荣幸。这话是玛格丽特在装腔作势吗？还是她被当时临别的伤感气氛打动的真情流露？可能，玛格丽特说这番话只是因为，她在错误的时间说出了错误的话。
回顾
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教育大臣期间经常说错话。虽然对她的攻击难免有失公允，但她自己也确实有不妥之处。
她和自己的下属因为性格不合发生过太多次不必要的争吵。她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她制定的政策都颇受争议。因为经验不足，她被丑化成一个令人厌恨的右翼分子。
尽管这些不能全怪玛格丽特，但她确实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任教育大臣仅一个月，玛格丽特上了一个名为“广角镜”的纪录片节目，出了不少洋相。至于到底哪一个场景让她最出洋相，很难说得清。有一个场景是在玛格丽特的乡间别墅里拍的。玛格丽特拼命修剪玫瑰，而丹尼斯则推着除草机在别墅两英亩大的草地上拼命除草，这个场景把玛格丽特塑造成一个住在郊区的有钱人，并且身上还带有这种有钱阶级特有的优越感。另一个更能体现玛格丽特情商不高的场景是在伦敦一所综合中学拍的。摄像时，她用做作的声音问理科班的学生，做硫的化学实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勺子：“是早餐勺，你们都知道的，就是那种敲煮鸡蛋的勺子。如果勺子是银质的，把勺子伸进含硫的食物里以后就会变黑，那妈妈就得洗勺子了。所以现在我们更喜欢用不锈钢勺子，不是吗？”[50]
工党的政治化妆师或许已经趁机对那些没有含着银勺出生、来自普通家庭的选民抹黑玛格丽特，把她叫作“喋喋不休的百科全书女士”。
就算玛格丽特言辞得体，也很难获得太多称赞，因为她为人孤僻。她的铁腕给她带来了负担。很多同事认为，玛格丽特没有个人魅力。她得好好读读戴尔·卡耐基的《如何交友及影响他人》。就连那些对她给予过帮助、她原想回报的人，最后都可能被她冒犯。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是他的教育大臣的铁杆支持者，他也提到过一件奇怪的逸事。那次他跟玛格丽特说，自己的母亲是爱尔兰人。“我想这边大多数的爱尔兰人应该都是劳工的后代吧”，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圣·约翰·斯特瓦斯以为玛格丽特是在开玩笑，其实根本不是。[51]
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新任内阁大臣粗鲁无礼又经常说错话，可她却获得了最关键部门的青睐——唐宁街10号。特德·希思虽然犯过许多错误，可他对自己的同事却很照顾。玛格丽特深陷困境时，他给予坚定支持。虽然玛格丽特很快就忘记了这段受人恩惠的日子，而希思却一直牢记在心。随着两人逐渐成为保守党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这件事就成了两人后来关系紧张的一个导火索。
注释：
[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69.
[2]威廉·派尔（1919—1997），1967—1970年任英国内政部副政务次官；1969—1970年任监狱管理局局长；1970—1976年任教育和科学部常务次官；1976—1979年任税务局局长；1971年受封为爵士，获爵级司令勋章。
[3]Hansard, HC Deb 8 July 1970.
[4]Ibid.
[5]Ibid.
[6]Cabinet Secretary's notebooks, 23 June 1970,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221.
[7]Ibid., p. 207.
[8]Third Way, vol. 18, no. 6, July 1995, p. 8.
[9]AC: Conversation with Iain Macleod 1968.
[10]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229.
[11]MTF: Speech to the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12 October 1972.
[12]伊恩·麦克劳德（1913—1970），1950—1970年任西恩菲尔德议员；1957—1959年任劳工大臣；1959—1961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1961—1963年任保守党主席、下议院领袖；1967—1970年任影子内阁大臣；1967—1970年任内阁财政大臣，任职39天后在唐宁街11号官邸不幸逝世。
[13]AC: Interview with Lord St John of Fawsley.
[14]Ibid.
[15]Ibid.
[16]Ibid.
[17]Daily Mirror, 6 October 1971.
[18]Guardian, 28 October 1970.
[19]Sun, 25 November 1971.
[20]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81.
[21]Hansard, HC Deb 18 November 1971.
[22]Ibid., 5 November 1971.
[23]Ibid., 18 November 1971.
[24]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233.
[25]AC: Interview with Lord St. John of Fawsley.
[26]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232.
[27]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p. 98–99.
[28]杰克·斯特劳（1946— ），工党政治家、内阁大臣。于1997—2010年间进入布莱尔和布朗两届政府内阁，先后担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下议院领袖。自1979年以来一直担任布莱克伯恩的议员。
[29]Gardiner, Margaret Thatcher, pp. 114–115.
[30]AC: Conversation with Ted Heath, 1981.
[31]Hansard, HC Deb 3 February 1972.
[32]Sunday Telegraph, 9 April 1972.
[33]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90.
[34]The Times, 20 June 1972.
[35]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91.
[36]Guardian, 7 December 1972.
[37]AC: Interview with Dr Henry Kissinger.
[38]MTF: AmEmbassy to Department of State, 25 June 1973.
[39]Observer, 2 December 1973.
[40]Finchley Press, 13 and 20 August 1971.
[41]Hansard, HC Deb 28 January 1974.
[42]Finchley Press, 23 November 1973.
[43]Ibid., 1 February 1974.
[44]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33.
[45]AC: Interview with Sir Edward du Cann.
[46]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39.
[47]Philip Ziegler, Edward Heath: The Authorised Biography, Harper Press, 2011, p. 440.
[48]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255.
[49]A Chance to Meet, BBC1, 21 March 1971,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222.
[50]AC: Interview with Lord St John of Fawsley.
[51]Margaret Laing, Edward Heath: Prime Minister, Sidgwick & Jackson, 1972, p.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