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9月，吕后病死。这时，掌握汉朝大权的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都是平庸无能之辈。趁此机会，陈平着手行动，联合了太尉周勃，准备铲除吕氏家族，匡扶汉朝天下。
不久，朱虚侯刘章和齐王共同起兵讨伐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陈平和周勃劫持了与吕禄关系密切的郦寄，逼迫郦寄劝说吕禄交出兵权。
郦寄为了自保，就规劝吕禄把兵权交给周勃，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可享荣华富贵，吕禄竟以为郦寄是在为自己着想，便有心交出兵权。
刘章与齐王的军队日益逼近京都，吕禄派老将灌婴去迎战，灌婴到了前线后，却与刘章、齐王合兵一处，反杀回来。陈平乘机再次逼郦寄去劝说吕禄交出兵权。
郦寄对吕禄说：“不如回到你的封地去吧！你一离京，齐兵必撤，否则，杀身之祸就在眼前了。”
吕禄贪图享乐，又贪生怕死，犹豫再三后，把兵权交给了周勃。
得到兵权后，陈平和周勃就再无后顾之忧，在刘章等人的协助下，将吕氏家族的人一一送上了断头台，吕后策立的皇帝也被废除，众人拥代王刘恒为帝，这便是汉文帝。
就这样，丞相陈平除吕扶刘之计终于成功，为稳定汉室江山立下了大功。
[总结]
陈平是三国时期有名的谋臣，他行事有分寸，在明知不可能的时候，绝不相争，而是静静地、不动声色地等待时机。一旦时机到来，对手处于不利的境地之际，他立刻着手行动，毫不留情地制服对手，实现了匡扶刘氏的心愿。这才是智者的成事之道。
蜀后主孟昶治臣有术
五代时期，蜀国后主孟昶于公元934年即皇帝位，其后，在危机四伏，烽烟迭起的混乱年代里，做了30多年的“偏安之王”，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孟昶即位时才16岁，朝中的将相大臣都是先帝孟知祥在位时的老臣旧将，这些人自恃资历深厚，根本就不把这个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骄恣放肆，几乎是为所欲为，甚至公然逾越国家制定的法律，建造豪华房舍，规模巨大，糜费钱财，引起了百姓们的不满。
其中，以李仁罕、李肇、张业、赵廷隐最为过分。
孟昶刚即帝位时，大将李仁罕便提出了主管六军的要求，言词充满了威胁。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出明确的要求，还到学士院让人照他的要求起草命令，根本就不通过新帝孟昶，这不仅是目无幼主，而且是犯上作乱了。
这一咄咄逼人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孟昶，他知道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如果大臣们都如此效仿，他这个皇帝肯定是做不久的。好在，孟昶是有头脑的，他先隐忍不发，请李仁罕吃饭，表面上接受了他的条件，任命他为中书令，负责主管六军。等孟昶布置妥当，趁李仁罕进宫朝见时，立即命令武士将他捉住，当场处死。
李仁罕被处死，曾假称有病而不跪的侍中李肇终于知道了新君的厉害，吓得魂不附体，当他再见到孟昶时，顿时扔掉拐杖跪了下去。孟昶因其过去对自己十分倨傲，便勒令他退官隐居，以示惩罚。李肇从此徙居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县），他没被盂昶处死，已经算万幸了。
李仁罕的外甥张业在李仁罕被杀时，正执掌着宫中的禁军，禁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直接掌管皇帝宫廷的守卫，如果他以替舅报仇为名造反，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孟昶担心张业反叛，也担心引发更大的乱子，当时并没有动手处置他，而是千方百计加以笼络，甚至把这个武夫任用为宰相，又兼判度支（财政）。
张业很放肆，在家中私设监狱，关押欠债的人，还滥施酷刑。他私自制定了一种“盗税法”，规定税官吞没赋税的，照吞没的数目10倍罚款。税官受了罚，为了筹钱，便从百姓身上勒索。这种酷苛的税法使得百姓难以承受，怨声载道。身为一国之君的孟昶得知后，当即废除了此法。
直到后蜀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此时的孟昶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势力，认为诛杀奸臣的时机已到，便与禁军将领官思廉密谋，用诛灭李仁罕的办法，把张业在都堂上捉住处死。
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见事情不妙，忙以年老为由，主动要求辞官还乡。至此，故将旧臣基本上被除尽，剩下的也不敢邈视这位新主了，孟昶这才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从此人心真正地归附了，再也无人敢于做乱。
孟昶在皇位上长达30年之久，在当时朝代更迭、局势混乱的时代，已经实属不易了。最初，他刚刚当上皇帝时，还不过是个嘴上无毛的娃娃，久经世面的旧臣们自然不服。孟昶虽然年小，但他有智谋，懂得恩威并施、驭人治人之道，让那些老臣们看到了他的励害，终于稳住了局面，坐稳了江山。
小皇帝凭着大智慧稳住了江山，保住了基业，令人佩服。
[总结]
自古以来，臣子犯上作乱的例子不少，真正处理好君臣关系、制服乱臣的皇帝，只是一小部分。蜀国后主孟昶算是有智谋的皇帝了，在他登基之初、人心不稳之际，他先是用隐忍不发来稳住局面，然后再一一寻找合适的时机，铲除这些乱臣奸患。结果，他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也保住了江山基业。
京兆尹赵广汉治盗有方
西汉宣帝在位时，赵广汉奉朝廷之命，担任长安百姓的父母官——京兆尹。
走马上任之后，赵广汉虽位高权重，却拒绝一切献媚拉拢的官员们，而是和下属、百姓们打成一片，毫无官架子，有时兴致一来，会与他们通宵达旦地交谈，以便了解民情。
在了解民情的过程当中，赵广汉总结出一种探知实情的方法——“钩距法”。这种方法讲究调查，注重对比推求，结果往往十分准确。
赵广汉这样说：“如果我想知道马的价格高低，就可以用‘钩距法’来处理，我会先问狗的价格，再问羊价、牛价，最后再问马价。这样，经过层层验证，再比较计算，我就知道马的价格是高是低了。这样做，是比较可靠的方式。”
赵广汉一位同为官员的好友不理解，对他说：“你身为大官员，却去研究那些民间的锁事，这又有什么用处呢？”
赵广汉郑重地说：“做官的人，若不能熟悉民情，怎么能造福一方、保一方平安呢？‘钩距法’不仅可以用来了解市场行情，亦可以用于政务，它也可以帮助我做到知己知彼，从而对症下药。否则，就很可能会犯下偏听偏信的错误，如此，真不知要有多少冤案、错案发生，结果不能为民，反而会害民。”
赵广汉刚上任时，长安的治安形势曾一度混乱，百姓受害的事时有发生，官匪勾结十分猖撅。
面对如此严峻的状况，赵广汉悄悄召集心腹属下说：“我刚刚上任，尚且不熟悉此中内情，想治理盗匪却不知从何下手。若是情况不明便着手此事，只会引起新的混乱。我先派你们去暗中侦察，把盗贼的踪迹等情况都摸清。”
心腹下属们皆面有难色，他们说：“盗贼行踪诡秘，出入不定，恐怕此事难出成效。从前的官员们都是有事打压、无事清闲，大人何不效仿呢，否则只能自讨苦吃。”
赵广汉一脸肃穆，他郑重地说：“盗贼不绝，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志在剿除盗贼，绝不能和从前的官员一样无所作为。盗贼不能根除，根源就在于不知其根底，这是以前的官员未能尽职。你们不要多言，按我的吩咐去做吧！”
赵广汉一面派人暗中侦查，表面上却装做若无其事，好像根本就没有将盗贼之事放在心上。盗贼们以为赵广汉是个碌碌无为的新官，于是便放肆胡为起来。一时之间，盗贼蜂拥而出，长安的治安形势更坏了。
这样一来，便有朝中大臣上奏，指责赵广汉失职，说：“京城之中盗贼横行，京兆尹赵广汉却放纵不管，不知他是何居心？赵广汉有与盗贼勾结的嫌疑，恳请陛下彻底肃查。”
汉宣帝怒气冲冲地质问赵广汉，说：“朕深居宫中，都听说了宫外盗贼横行之事，你该如何交代呢？”
赵广汉叩头道：“请陛下不要担心，臣自有交待。京城重地，盗贼必须彻底剿灭，这是臣决心要做到的事。无奈贼情不明，轻举妄动只会打草惊蛇，这也是臣最担心的。因而，臣故意装作不闻不问，只是想让盗贼悉数暴露其踪迹，以便臣的属下完全摸清盗贼的状况，查清他们肇事的根源，只有将这些情况都搞清楚，才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陛下放心，臣已广布人手侦查此事，用不了多长时间，便是盗贼的末日了。”
汉宣帝听罢，怒气顿消，不再怪罪。
果然，时过不久，赵广汉便派人四面出击治理盗贼，由于已经完全掌握了对方的情况，因而每击必中，长安的盗贼被肃之一空，可以说大快人心。
[总结]
赵广汉是个称职的官员，很有一番韬略。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暗中了解情况，隐忍不发，待到完全摸清对方的底细，有了十足的把握和相应的对策时，再全面出击，很快就将盗贼肃之一空。可见先忍后发、先静后动、先守后攻，是一项很高明的策略。
“云南王”蔡锷巧脱身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伐袁世凯。革命党人纷纷电约“云南王”蔡锷同时起事，但当时蔡锷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没有加入此举。
此次讨袁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纷纷向蔡锷投奔，蔡锷爱才心切，对投奔的委用者大有人在，最终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
第二年，袁世凯写信给蔡锷，佯称调他到湖南任都督，并催他赴京接受任命。蔡锷信以为真，便带着家眷赴京。谁知，入京后，袁世凯并不让他出外赴任，而要他留京任职，企图以高官厚禄以及繁忙事务将这位威名远扬的将军紧紧拴住。
1915年5月，卖国贼袁世凯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蔡锷本是爱国人士，为此非常生气，在参议院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力主拒绝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又制定了秘密作战计划。接着又上书袁世凯，规劝袁世凯回心转意，劝他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重。
这更是激起了袁世凯对蔡锷的敌视态度：袁世凯派侦探对其进行严加监视，并把他变相软禁起来。直到这时，蔡锷才彻底识破袁世凯，对他不再有幻想，同时也非常后悔。
面对被软禁的处境，想起当时的国难，蔡锷将军忧心如焚，终日坐卧不安。最后，他想出了一条脱身“妙计”：
北京城有一位孤高多才又有爱国之心的艺妓，名叫“小凤仙”。平日里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为救国做努力。通过察言观色，她看出了蔡锷寻欢作乐的外表下掩饰着爱国之心，便决定助他一臂之力，帮他早日脱身以赴国难。
“小凤仙”公开与蔡锷交往，并结为生死之交，顿时引起了满城风雨。一时间，蔡锷被人称为“风流将军”。接着，蔡锷委托袁世凯的谋士梁士诒，以重金购买别墅，声称准备“金屋藏娇”。蔡锷还挥金如土，购置大宗名人字画、古玩金石，常常汽车满载而归，做出长期停留的样子来。
侦探及时将这些情况报告给袁世凯，袁世凯听后便认为蔡锷已胸无大志，正醉心于声色犬马之中。
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对蔡锷仍抱有戒备之心，指使爪牙拿着一份拥护帝制的“题名录”进行试探。蔡锷知其用心，毫不犹豫地在“题名录”上写了“赞成”二字，并主动代表云南全省军界人士给袁世凯上“劝进书”。
袁世凯见蔡锷表现得如此识趣，心里难免有些甜蜜蜜、乐滋滋的味道。
正是在这些“烟雾”的掩护下，蔡锷每周带着“小凤仙”去天津，会见梁启超，同主张共和的反袁势力密商大计，并做出准备：袁世凯一旦称帝，云南便立即宣布独立。
由于蔡锷与京、津反袁势力联络频繁，与西南军政人士之间的密电也很多，终于被袁世凯的鹰犬探出了蛛丝马迹。袁世凯立即派人冲入蔡宅，翻箱倒柜，检查了所有信函电报。由于蔡锷对此早有准备，袁世凯一无所获。
蔡锷却借此大做文章，愤然提出责问、抗议，逼得袁世凯不得不枪毙了几个肇事的爪牙，以做交待。
到这时，蔡锷清楚地明白，京城再也不能逗留下去了。但是蔡母、蔡夫人及子女都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这等于是人质。深夜，蔡锷与夫人密商“脱身大计”，蔡夫人通情达理，深明大义，对蔡锷的“妙计”深表赞同，含泪答应“唱”一出“双簧”。
第二天，蔡府便按计闹翻了天，蔡夫人一反常态，大骂蔡锷“道德败坏”、“留恋妓院”，抛妻弃子、有辱门风，蔡锷“气愤”不过，挥拳便打。蔡夫人一气之下，把蔡锷重金购来的瓷器、古玩等砸个粉碎。
蔡锷的友人和左邻右舍闻讯无不大惊失色，纷纷赶来相劝。此时，只见两人手脸都是血迹斑斑，器皿碎屑满地皆是。
后来经过调解，蔡锷表示愿出赡养费数万，与夫人“离婚”。蔡母也表示了对儿子的行为“不满”，再也看不下去了，与蔡夫人及子女一起收拾行李，号啕大哭地离开京城回了云南老家。
结果，京城各报都争相报道了“风流将军”的离婚秘闻。袁世凯看后松了口气，高兴地说：“松坡的家事尚不得了，哪里还顾得上国事！”
这样，便对蔡锷放松了警戒。
同年11月11日，蔡锷化了装，乘坐一辆骡车，从西便门出城直奔天津。12月初，蔡锷又乘日本商船东渡。
之后，蔡锷又从日本乘船经上海转到台湾、香港，再从越南境内进入云南——历经千辛万苦后，他终于回到云南，抵达昆明，立即组织起讨袁战争。
消息传到京城后，袁世凯恼怒得捶胸顿足，愤声说：“我一生骗人，不料今日被蔡锷所骗！”
后来，蔡锷辗转回到了云南，积极发动“倒袁”运动。袁世凯之所以倒台，正是蔡锷起到的关键作用。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