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社辞职后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家里，开始跟驴日的小说叫劲。上午起得晚，上上网看看闲书，下午去苏门山写作，过着一种极其封闭的生活。手机关了电话切了还搬了新家，亲戚朋友都在猜测我的想法。有一个脾气急噪的亲戚摩托车让交警扣了，找我帮忙，打手机关机打电话没人接，一扯急他把自己的手机摔了稀巴烂。也许身边的人不理解，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一个真正掉入文字里的写作者，可能就习惯封闭自己。
媳妇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把我捎到百泉村口，我拿着一张报社没给我收回去的老记者证目不斜视地走过验票口。过百泉湖，踏上苏门山的台阶。那个几年前骗过我5块钱的老头天天在山口摆摊，“能算出你姓啥，能算出你多大，能算出你干啥”，依然天天有人给他送钱。听说已经涨到6块了，不包括中间给你算出彩了让你加钱。真不贵，所以上了当也没人跟他过不去。过孔庙、龙厅，就到了啸台——晋人孙登的栖身处。这位苏门先生就是我们辉县人，曹操的后人渐渐被司马一家取代，山下和外界杀声四起，苏门先生却隐居于此，“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或是站在山巅之上长啸，或是捧《周易》凝神而读，或是抚弦琴自得其乐。当年的竹林七贤够潇洒的吧，可见了苏门先生，不自觉就矮了半截。“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摧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释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但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到啸声结束。然后急步回家，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每天经过啸台我都会肃然起敬，心中默默念想，与这位苏门先生作一次肯谈，并且有执手礼。下啸台，到太平亭，就到了我的书房。一块矮石头作凳子，一块高石头作书桌，还用养花种草吗？你看，紫色的是牵牛花，黄色的是太行菊，红色的桑椹，还有半红半青的野酸枣，这就是苏门先生当年的一日三餐吗？书房不用我费心，一切都是现成的。我只管铺开纸笔，尽情涂抹就是了。累了就躺在石凳上口衔青草，仰望蓝天，与飞来的鸟雀对话。问他们一些尘世间的问题，当官的保姆大字不识就能当办公室主任吗，有钱就能当村长吗，努力为什么没有回报，日日付出却还这么凄苦，浇水怎么总不见花开？它们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也没了说话的兴趣，不如美美睡一觉。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书房很脏，于是就很脸红，还读书人呢。赶紧折了一根树枝，拽了一把又一把野草缠绕起来，做成一把笤帚，把这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我也可能打一套蹩脚的太极拳，姿势实在欠优美，从不示人的。打着打着，一有来人经过我就收了拳，作扩胸状。还有一天，写得入了迷，天色暗淡下来，猛一惊，山上只有我一人了，四周静得可怕。我匆匆收了笔往回走，到啸台的时候，脚下猛然镇定下来，我不走了。我要和苏门先生再待一会儿，他要懒得理我，我就会对人吹嘘，这整座苏门山是我一个人的了。我一下子富有得想哭了。一直到天漆黑漆黑，我才下山。
也有写不出来的时候，比如那天。那个写了20页的长篇《日工》却怎么也没法往下走，只好把它废了。肯定得从头开始。心情就特别糟糕，想得也就特别多。被蚊虫叮咬的时候我就纳闷，当年的苏门先生没有风油精和万金油，他是怎么过的？听说竹林七贤每天不用上班，不用干活，只管喝酒就行了。竹林七贤是财政开支吗？打酒钱能公费报销吗？我今年辞了工作封闭自己，全靠小说换几个小钱，80岁的父亲要生活看病，上高中的儿子要花钱，我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唉，既然做不了苏门先生，那就做一介愚夫吧。下山的时候脚步歪斜，踉踉跄跄，仿佛被人胖揍了一顿似的。我又想起了阮籍那个家伙，为了躲避司马家提亲，“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可是此时此地的我想哭也不成，一路上总有熟人，还要装出一张笑脸。如此一想，更是委屈，泪就有点控制不住，急忙钻进一条胡同面向墙壁。秋风中，我看见了我抽搐的背影，仿佛一小片树叶。
我以为我从此倒下了。可是第二天午后我又坐上了媳妇的自行车，兜里还没忘揣上那张已经作废了的记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