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微笑充满了男孩子的魅力。无疑这种魅力对亚什·大卫多夫金发碧眼的老婆起了作用。与副警务官颇有交情的警官——这样的富家子弟干嘛要当警察？
丹尼尔朝门口走去。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克汉跟在他后面说。
“准备好干什么了？”
“我的任务。塔特·尼查夫·劳孚尔告诉我是个重案。”
“他这么说的？”
“性谋杀，切割尸体。没有动机，没有嫌疑犯——”
“你和塔特·尼查夫·劳孚尔经常交换意见吗？”
“不，”克汉慌乱说，“他……我父亲——”
“没关系，”丹尼尔说，然后想起这孩子的父亲不久前刚去世，便语气柔和了些，“很抱歉听到你父亲的事。”
“你认识他？”克汉惊讶地问。
“只是久仰大名。”
“他是个厉害的家伙，真正干难活儿的人。”他不带感情、下意识地说着，仿佛是一首他已经唱诵过千百次的赞美诗。丹尼尔觉得他对这个新雇员的敌意更深了。他推开门，任由它向后甩向克汉，径自走到阳光下。停车场中停着一辆眼生的车：红色的宝马。
“我的任务呢？探长。”
“你的任务是准时参加每次会议。”
“我告诉过你了，我的公寓——”
“我感兴趣的不是借口，而是结果。”
克汉的眉头低了下来。他那冰冷的蓝眼睛中现出了怒气。
“听明白了吗？克汉警官？”
“是，探长。”话说得无可挑剔，但语气中有愤怒的迹象。丹尼尔假装没觉察到。
“你将和纳哈姆·施姆茨侦探一起工作。明天早上八点给他打电话，去做他让你做的事。同时，我还想让你看些案卷。在国家警察总部里——计算机处的人就要把它们弄好了。”他把手伸进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克汉。“仔细查看每份案卷，看看有没有符合这张照片的。别只找一模一样的——也要考虑到她从开立案卷以来可能换了发型，或者又长大了一些。如果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就挑出来。要做详细的记录，如果有疑难，就问个清楚。听明白了吗？”
“是，”克汉看着照片说，“这么年轻。”
“观察很敏锐。”丹尼尔说完，转身走开了。
他很快地定完了三公里的路程，没怎么理会周围的环境。他先朝西南方向走，然后沿耶胡达·哈纳西大街向西走，从那儿进入卡塔蒙宁。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地区已经开始衰败了。但也能看到某些复兴的迹象；不时可以见到一栋新刷了油漆的房子，或是新涂了石灰的树。在经济大萧条之前，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它的复兴。但总体看来，现在的情况和他初到此地时并没有多少改进：街道没有马路牙子，到处是人们随手乱丢的垃圾，仅有的一点草坪也都又黄又干；在逐渐倾颓的煤渣空心砖盖成的楼房上，阳台锈迹斑斑，晾着的衣服在随风摆动，这些碉堡似的建筑物令人回想起1967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南耶路撤冷正面临着约旦人的武装，阿拉伯人认为是某一个士兵所干的突然谋杀性狙击最终变成了一场暴乱。
狂暴的开枪者，猛烈的枪战。有个黑色幽默说：安曼的精神病病房都空了，病人们都参加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军队去了。
1967年边境线的改变使其他贫困地区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卵石铺成的小巷和画家们的画室的也民莫什区，物价飞涨，现在只有外国人能任得起；甚至穆斯拉拉区看上去都有所改观了——但卡塔蒙宁仍然是当年城市萧条的活生生的纪念碑。
他刚当上警察曲时候，他曾开车到这里巡逻，原来他就知道自己的出身一点也不富有，但亲眼看过以后使他很痛苦。为了应付如潮水般从北非大量涌人的犹太移民而匆忙建成的预制楼房，像火车车厢一样连成一串，无一例外地分割成一百平方米一套的公寓，而且似乎不可救药地传染着发霉和朽烂的毛病。为了安全，窗户都开得很小，但今天这么做既不必要也让人压抑。被车辙压出棱的街道和空地都变成了垃圾场。公寓里挤住着恼怒的人们，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却又冷又湿。父亲们失业了，成天沉着脸；妻子们成了辱骂殴打的对象；孩子们在街上疯跑。只要再加上机会，这里就是犯罪的滋生地。
小流氓们都恨他。对他们来说，也门人冒犯了他们，这些人穷困之极，长得与众不同，简直就是原始人、外来户。会微笑的傻瓜——你打了他们，他们还会笑。但这些微笑反映出准确无误的忠诚感和乐观精神，使也门人能够比较快地登上了经济发展的阶梯。他们的犯罪率很低，这个事实驳斥了那种把贫穷当作犯罪率高的借口的观点。
而他除了当替罪羊以外，还能怎么样呢？他曾无数次地被人叫作黑鬼，被嘲弄，被忽视，被逼着向想要反抗的妓女们要钱。开始的时候简直像地狱，他忍了过来，渐渐地开始去讨好他们中的某些人，于他那份活。但尽管是他要先在那里工作上一段时间的，他还是很高兴这段任务终于结束了。
现在他又回来了，在安息日里。这样的一次来访实在是个获胜机率很小的抉择。
场面上，到这儿来是有某种合理性的。那个女孩很穷，又是东方人，也许是个妓女。虽然附近的其他地区也成长着这样的女孩，但八区和九区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但他心里不得不承认，他这么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象征性的——以此向其他人表明一个探长仍然愿意走街串巷，树立一个好榜样，同时不让别人怀疑他这个有宗教信仰的探长会以安息日作为闲逛的借口。
他很不喜欢这种扰乱安息日的做法，痛恨使他与家人分离、不能做祷告的突发事件。其实也没有几个案子能够让他这么做，但这件案子不一样。虽然这个女孩已经死去，无法挽回了，但如果是个疯子在作案的话，那他不会只做一次就停手，而救一条性命比安息日重要得多。
然而，他还是尽可能地减少对安息日的违背——他挂了呼机却没带钱和枪，步行而没有开车，用大脑记忆他的所见所闻而没有用纸和笔。在空余时间里尽可能地去想与精神、信仰有关的事，也已经成为侦探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一对上了年纪的摩洛哥夫妇走近他。他们正在去犹太教会堂的路上，丈夫穿着过于肥大的绣花祈祷衣，嘴里念诵着赞美诗，走在妻子前面几步。在八区和九区，只有老年人还保持着对宗教的虐诚。
“安息日好。”他问候他们一句，然后出示了照片。
男人道歉说他没戴眼镜，说他什么都看不见。女人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认识。出什么事了？她走失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丹尼尔说，向他们道了谢，继续走着。这种情形重复出现了几十次。在圣马丁街上，也就是九区的南角，他遇上了一群在球场上踢球的又黑又壮的年轻人。
他等他们进了一颗球后才走近他们。他们轮流看了一遍照片，说了些下流话，然后把照片还给他，又接着去踢球。
他一直干到十一点，权且把耸肩、漠不关心和下流笑话当作了一顿早餐，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当警察的日子里。他一旦认定为了取得象征性的效果，在这儿浪费时间而且离开家人是一件蠢事，便心情恶劣地往回走。
离开八区的路上，他经过一个冷饮摊，刚才他进入八区时它还是关着的。这是一个临时摊点，孩子们正排队等着买冰淇淋和棒棒糖。他走近些，才注意到最受欢迎的是一种看上去很别扭的蓝色冰摸淋。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矮胖的士耳其人，戴着黑框眼镜，牙齿不齐，胡子有三天没刮了。
他的衬衣已经被汗浸透了，闻着有股甜食的味道。当他看见丹尼尔的祈祷帽，皱了皱眉，说： “安息日不赊帐、只收现金。”
丹尼尔向他出示了身份证，从信封里取出照片。
“啊哈，警察。他们逼着教徒今天上班吗？”
“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男人看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说：“她？当然见过。她是个阿拉伯人，过去在老城的寺庙里当女仆。”
“哪个寺庙？”
“靠近新城门的那个。”
“圣救世主？”
“是的。”土耳其人又仔细看了眼照片，忽然严肃起来：“她出什么事了？她——”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不知道。我能记住她只不过是因为她长得不错。”他向下瞟了一眼。“有人强奸她了，是吗？”
丹尼尔把照片拿开：“请问你的名字，先生。”
“萨布汗·阿里。可我不想卷进这件事里去，行吗？”
两个穿T恤和花短裤的小姑娘走到柜台跟前来，要买蓝色的冰棒。丹尼尔闪到一旁，让萨布汗做生意。土耳其人把钱收进口袋里之后，他又走近，问他：“你在圣救世主修道院干什么，萨布汗先生？”
土耳其人挥手指着这个冷饮摊，做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不是我的本行。我过去有一个真正的企业，直到政府征税征得我不得不关门为止。
我干油漆和抹墙。我订了合同，要油漆修道院的诊室，才漆完两面墙，一些阿拉伯人就用低价枪了生意，那群所谓的圣人们一脚把我踢了出来。所有那些穿黑袍的——反对闪米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