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优并称，在古代是一个很古老的习惯，在世人眼里，优与娼并无二致，因而优伶不仅是人们精神享乐的工具，也是人们肉欲追逐的对象。更令人发指的是，男姓优伶也难逃厄运。
“狎伶”，正是一种变态的性行为。
相传在中国古代，狎伶最为风盛的是清代，清中叶以后，更从少数人的恶习进而成为一时之风气，乃至于一种制度。那些被亵狎的优伶都是年轻的男性旦角，他们在舞台上饰演年轻女子，在舞台之外也成了人们追逐狎弄的对象。这些人在当时称为“相公”，后又称之为“像姑”，声音相近，意义则更为近切。“相公”（或曰“像姑”）之风在清代的盛行据说与当时的社会法规有关，清代尤民妓制度，清中叶前后，更不许京官狎妓，犯夜之禁很严，于是人们将目光移向优伶，以“狎伶”来作为补偿，遭作贱的还是优伶！而伶界也常常以此自重，招徕生意，并渐渐地形成为一种制度，这就是所谓“私寓”制度。“私寓”相对于“公寓”而言，清初优伶大都杂居公共寓所，后来一些名角嫌公寓嘈杂而另立门户，蓄养子弟，单独开业，由此，旦角男伶兼做“相公”也就成了一时的风尚。
豪客阔少狎伶大致有两种力式：
在演剧场所服色貌美之优伶，以眼色相勾，继之携其入车，直奔酒楼茶馆，侑酒作乐。当时梨园演剧例分“三轴子”，“早轴子”草草开场，普通优伶登场，以迎候看客，接着继以三出散套，都是比较好的伶人，接下来是“中轴子”，以武戏居多，“中轴子”末一出称“压轴子”，一般由色艺佳绝的头牌演员演唱精致的文戏，之后则是“大轴子”，或演出热闹的武戏，或上演连台新戏。那些“玩相公”的豪门贵客通常是不听“早轴子”的，他们往往在三出散套开场时入座，然后利用“中轴子”的时间寻朋访友，并物色伶人，待“压轴子”戏结束，便携伶人登车离去。因而狎伶者观剧是其次，趁演剧之便勾引伶人才是其真正目的。《都门竹枝词》说：“轴子刚开便套车，车中载得几枝花”，指的便是这种景况。清代陈森的《品花宝鉴》，是一部豪门贵客狎伶的实录，书中人物田春航的一席话道出了狎客们的真谛：“我是重色而轻艺，于戏文全不讲究，角色高低，也不懂得，惟取其有姿色者，视为至宝。”
招伶人陪酒是狎伶的另一种方式，或假座私寓，或家中宴客，或待客于酒楼，伶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品花宝鉴》中的另一人物徐子云也是狎伶的老手，当他妻子说“相公”还不如家里的丫头时，他回答说：“你们眼里看着自然是女孩子好，但我们在外面酒席上断不能带着女孩子，便有伤雅道。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么。”说得是多么的冠冕堂皇，但其实，狎客玩相公却是丑态毕现，无所不及的。且看田春航关于“相公”为“至宝”的一段“妙论”：
玉软香温，花浓雪艳，是为宝色；环肥燕瘦，肉腻骨香，是为宝体；明眸善睐，巧笑工颦，是为宝容；千娇侧聚，百媚横生，是为宝态；憨啼吸露，娇语嗔花，是为宝情；珠钿刻翠，金佩飞霞，是为宝妆；再益以清歌妙舞，檀板金尊，宛转关生，轻盈欲堕，则又谓之宝艺宝人。
这种赏鉴，这种品味，与狎妓猥亵之情有何异处？
在这些被人玩弄的伶人中，红极一时，群逐其艳的赞为“红相公”，反之，门庭冷落者则被嘲为“黑相公”。清代初年，苏州旦角伶人王紫稼人京，一时豪门贵族、文人雅土趋之若鹜。紫稼善演红娘，不仅技艺精湛，且姿色聪颖，戏曲家尤侗说他“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著名诗人吴伟业也在《王郎曲》中这样描述道：“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顿息。”这足可见王紫稼的魅力了。便作为一个男性演员，招来如此议论却并非正常，而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旦角男伶所付出的代价该是何等的沉重。他们饰以艳服，搽脂抹粉，眉目顾盼，千般温柔，万般娇态，来取悦人，在这面具的背后积聚了多少辛酸和泪水。《品花宝鉴》中红相公琴官的一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自小生在苦人家，又作了唱戏的，受尽了羞辱。我正不知天要叫我怎样，要我的命，就快一点儿，又何必这样糟蹋人哩！”这等辛酸的言语出自一位十五六岁的男伶之口，其心头所承受的压抑和苦痛是可想而知的。
狎伶是一种恶习，是中国古代玩弄“娈童”的变种，但在社会的舆论中，遭谴责，受歧视的却是伶人，“相公”目为狐媚，“私寓”视作藏污纳垢之地。其实，真正该诅咒、该谴责的应是社会的风气和形成这种风气的社会制度。
“相公”和“私寓”，现在都已成了历史的陈迹。清代末年，开明艺人田际云上书请求废止，但遭到了重重的阻力，一直到民国成立以后，这一摧残优伶身心的社会风习才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