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各国政府如何严防死守，都不过是最后挣扎——发币权从政府向数字世界转移是大势所趋。如果说农耕文明的货币是金银、工业文明的货币是纸币，那么数字货币将是信息文明的货币。货币的本质及其内置的金融衍生功能早已决定，至少当代货币形态难以随着经济的变化和文明的变迁演化出最优解。
发币权转移：从政府向数字世界
2019年6月18日，Facebook（脸书）正式推出加密数字货币Libra，让币圈沸腾。不料，美国政府以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为由，发信公开呼吁Facebook暂停Libra项目的开发，并对Libra举行国会听证。有议员直指“Libra对美国的伤害堪比‘9·11’”。面对Libra这一新物种及其一波三折的发币进程，是阴谋，还是阳谋，自然众说纷纭：“密码朋克”[7]大谈数字货币战争论，将其视为主流社会接纳加密货币的里程碑事件，认为终结法币统治指日可待；阴谋论拥护者直指美国意图以Libra无国界货币及银行体系，击溃他国法定货币体系、外汇及金融市场，掌控数字时代的货币霸权，其心可诛；保守观点斥责数字货币欺诈，Libra与比特币等一众数字货币皆为泡沫、骗局，“新瓶装旧酒”只为割韭菜；传统金融机构战战兢兢，唯恐超大体量数字货币流动，恐扰乱金融秩序；吃瓜群众调侃扎克伯格野心论，认为Libra只不过是垄断巨头攫取“铸币税”的工具……拨开舆论的纷纷扰扰，Libra究竟是什么？为何惹得国家机器如此紧张？
Libra本质上是“中心化的钱包+联盟链的支付架构+国际化的货币”。尽管同为搭载在区块链技术上发行的数字货币，但区别于比特币、莱特币等“空心币”，Libra理论上锚定多国法定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且是一个100%备付金的货币。也就是说，产生多少Libra币，就必须有多少稳定的等价资产进行兑换储备。Libra也因此被视为区块链思想的落地与延伸，是迄今将数字货币引入主流社会的最大胆尝试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机器打击Libra正在于数字货币的通病。
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洗钱是当下跨国金融犯罪的主要手段之一，而数字货币无疑是互联网洗钱的最佳工具。数字货币没有发行银行，没有用户注册信息，没有账户及余额，甚至连发行数量也由平台后台特殊的计算模型所支配，加之点对点交易模式且跨境转移极为便利的特性，无法被有效纳入监管网络，反倒成为逃税、漏税活动的重要通道，甚至还为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违法的跨境资金活动创造了便利。
另一方面，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数字货币愈发生猛的发展势头，也让众多国家难以淡定地袖手旁观。此前，比特币就已让我们见识过“异常金融领域的混乱”，从2009年的单价0.003美元（1万个比特币才能买两个比萨），到2017年年末一度接近2万美元，8年暴涨666万倍以上，让一切投机黯然失色。类似的故事也在莱特币、以太币等领域换个马甲上演。只可惜加密货币的基础设施其实都与其以指数级速度增长的市值越来越不匹配，如投资者需要平均支付28美元才能进行一单比特币交易，且需要平均78分钟来确认一次交易，十足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金融投机性远超其实际价值。当数字货币游离于监管机制之外，并让整个市场处于金融游戏中，政府岂能置之不理？
而追根究底，打击Libra是国家对数字货币呈现脱离国家监管趋势的应激反应。要知道，古时货币作为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国民只能被动接受。而在近现代，尽管封建王权已被颠覆，但国家仍牢牢掌控着货币的发行权。1844年，《皮尔条例》规定不再增加私人发币银行，现存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受到限制，成为近现代国家介入货币发行的关键节点，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央行地位被确认，即“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而1971年之后，美元率先挣脱黄金束缚，成为完全基于国家信用的纯粹纸币。这个先河一开，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法币的空前解放，货币彻底实现了“国家化”，自此，国家（政府）获得对法币制造、发行和流通的绝对垄断地位。国家也在这种“唯我独尊”的地位中上瘾。毕竟，货币是金融体系的基石，而谁掌握金融，谁就掌握世界。典型如美国，用金融经济把实体经济变成自己的奴婢，也使整个世界匍匐在了美元的脚下，一手美元贬值的伎俩就能让手握美债的全球帮美国还债，一手美元升值回流全球资本就能断了新兴市场的生机。
但不料IT精英与数学高知们自立门户，携数字货币滚滚而来。10年之前比特币网络第一个区块被挖出时，中本聪嵌入文本，“《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财政大臣站在第二次救助银行的边缘”。[8]10年之后，Libra白皮书开篇霸气侧漏：“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显然，数字货币直奔取代法币地位而来，难免招致国家机器忌惮。于是乎，俄罗斯加紧推出法案，禁止加密货币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结算和支付的行为；印度政府已开始就一项禁止加密资产的法案草案进行部际磋商；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提议，将禁止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工具……
然而无论政府如何严防死守，都不过是最后挣扎——发币权从政府向数字世界转移才是大势所趋。首先，若遵循第一性原则，回归货币本质而言，货币并不属于国家特权。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源于普通商品，属于一般等价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推导“货币价值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而非由国家决定；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组合约，是一群市场主体共同协商的一种解决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以菲利克斯·马汀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则认为，货币的本质就是信任，这种信任不取决于它的发行方是国家还是个人。可见，主流经济学派对货币的论述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否认了国家机器发币的唯一性。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任何个人、社区和经济实体都可以发币的历史阶段，且即使在法定货币时代，也存在大量的非法定货币作为补充。如《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一书中就讲述了大萧条之后，美国华盛顿州特奈诺集镇协商用木片充当货币的故事。[9]
其次，现行发币机制、货币体系不仅让全球陷入滔天货币洪水，也导致金融资源失衡积重难返。当政府控制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一方面就使不受约束地发行货币成为可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的货币供给均呈现加速状态，单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中美两国就投放了27万亿美元左右的纸币。而大开印钞机最直接的负面效应就集中表现在第四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危机2018年已率先在新兴市场国家登陆，2019年则蔓延至核心国家中美两国。另一方面，美元霸权下货币资源严重失衡，美国GDP占世界GDP之比约24%，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61%以上；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及地区占世界GDP比重约一半，但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不到6%。在这样的货币金融生态之下，其他金融资产又岂能独善其身？事实上，全球目前有17亿人没有银行账户，占全球总人口的31%。而这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为了参与社会金融，每个月要付出4美元以上的手续费。概言之，无论是避免为了一国之私滥印纸币，还是为了对偏态金融生态的纠偏，发币权重新分配都有其必然性。
最后，数字经济体发币也有其内在逻辑。从经济形态的内在需求看，在数字世界，货币形态必须是数字化的，在一个跨国平台上，必须有超越国家标志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是经济社会形态演变的集中体现，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往往会催生相应的货币形态与其适应和匹配。数字化与超越国家形态的货币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正是数字世界与跨国平台成长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从交易成本的维度看，在数字世界用数字货币承担支付功能简单便捷。当下，线上支付流程战线冗长，至少包括：客户提交支付信息—商家服务器把客户支付信息转发给支付网关—银行后台服务器确认—银行将资金转拨至商家银行账号。若由数字货币承担此功能，仅客户支付、商家即时收款，一步就能搞定。此外，数字经济体发币也有其私心。如Libra关于货币发放的管控问题由百人（法人）委员会（目前已经公布名单的有29家）集体决定，以区别央行、将注册地选在著名的中立国瑞士等，显然怀揣着一颗“走向世界”的野心。
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谈道：“货币经济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体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这一席话已经预判了在货币金融领域，绝对垄断状态将逐渐被改变的趋势。事实也的确如此，法币的“一统天下”正在解构，货币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比特币早期不过是“星星之火”，如今摩根大通的摩根币、Facebook的Libra等正成气候。随着更多的变量加入，构成“燎原之势”，不无可能。
数字货币缘何走上历史舞台
数字货币成为未来货币的相关议题已被顶在杠头上。其实，“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货币”，是一个古老且悬而未决的难题，也是人类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追问的一个终极问题。《盐铁论·错币第四》中谈到，“故教与俗改，弊（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揭示了货币介质、载体变迁的基本规律。回溯历史长河，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其实就是商品、信息的流通及资源和人力的有效配置，而为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币从商品世界中脱颖而出，在历史沉浮中变迁。德拉克马银币见证了古希腊文明的全盛时代，圜钱诠释了大秦帝制的演变规律，无论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还是上下三千年的世界史，其实都是一部货币史。
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生产资料相对单一、生产关系过于简单，以物易物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但随着生产力提升，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效率低、成本大等以物易物的限制愈发凸显，于是部分实物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成为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在此过程中，货币载体从牛羊、贝壳、盐等历经自然选择，逐渐过渡到以金银为主，其重要性从马克思“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一句话中就足以见得。但金银并不是万能的，而是在农耕时代生产为主、交易为辅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实现有效运作。彼时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货币交易需求相对有限。如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始终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长期被封建政治左右，在官营为主、私营为辅的生态中饱受牵制；再如西欧由于领主经济模式和封君封臣制度导致分裂割据，商品经济长期处于极其缓慢的发展状态。一旦面对交易量极大的市场经济，极为有限的金银货币便难以承担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尤其在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后，黄金的采掘和生产早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金本位制度逐渐沦为束缚全球经济前进的桎梏，对黄金的迷信也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20世纪初，英美德法四国的央行身体力行亚当·斯密“以纸币替代大部分金银是空中楼阁”的观念，强化金本位制度，反而使得战争赔款造成的经济创伤始终无法得到根治，最终诱发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由此观之，工业文明背景下，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的必然形态。从此，货币形态从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过渡到抽象的价值符号，货币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发行货币的主权国家的政府信用转换。而这一货币“去自然化”的过程，客观上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国家信用成为货币的“正当性”来源之际，也正生成了货币的新魔魅，无论是伯南克“直升机撒钱”论，还是“安倍经济学”，皆为例证。雪上加霜的是，纸币也为金融脱离实体自娱自乐创造了便利，成为近现代金融危机的源泉。清末1866年、1883年、1897年和1911年的4次金融风潮，就与货币存款的乘数效应息息相关。这4次金融危机更进一步见证了货币在自我交易中逐渐衍生、异化为虹吸社会财富的黑洞的事实。
在一脚踏入信息文明的当下，负面效应愈发显现的纸币，显然非理想之选，更何况信息文明太特别：一方面，相较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演进，信息文明本质上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突变”。前者以传统的生产要素、物质性资源为基础，比如，人类早期经济活动中的手工劳作—农耕经济下的手工业发展—工业经济下的现代加工工业，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发展逻辑。后者的诞生与发展则直接基于思想——1961年6月，克兰罗克博士的论文首提分组交换的思想，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理论基础；而中本聪在2008年11月发布的《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则更新了互联网的链接形式，重新定义了信息文明下的财富系统。另一方面，如果说农耕经济、工业经济表现出加速度的线性增长曲线，那么信息文明下的数字经济则是指数级增长。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即互联网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而呈二次方程式增长的规则）揭示了数字经济不仅有超乎寻常的增长趋势，而且将爆炸性地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扩张。以加密货币为例，在其诞生的第10年，总市值一度飙至8300多亿美元（2018年1月数据），论体量可进入全球前20大经济体之列，即便当下总市值缩水至3154亿美元，但仍接近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GDP。更进一步分析，若从信息文明的本质来描绘未来货币的形态，从浅层表现形式看，在互联网架构上发展的数字经济，生产与交易都以数字、比特为载体，所以一般等价物首先必须具备数字形态——通过计算机语言来表现出来的货币形态，脱离货币原本的物质和物理形态。
事实上，目前非实体或非实物化的货币形式已经初显端倪。银行电子货币、互联网巨头自行推出的百度币、Q币及加密货币等，尽管货币功能残缺不全，但也在客观上迈开了数字化的第一步。从深层机制设计看，互联网从根本上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线上世界，数字经济是天然的无国界经济，一般等价物必然也是超国界的。互联网本身就是分布式、大众账簿式的系统，深植去中心、扁平化的基因，通过技术，肢解传统主权国家行政划分。依赖开源精神和技术，互联网的本质与开放社会不可分割。于是在云端，人类经济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统一市场，资本、人力、商品、知识趋向无障碍流动，在这里创造和分配价值，本来就应该有超国家概念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统一的货币体系。
毋庸置疑，如果说农耕文明的货币是金银、工业文明的货币是纸币，那么数字货币则将是信息文明的货币。而当货币的形式、机制设置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货币的权力也将随着文明的变迁而转移。因此，铸币权也将不可阻挡地从以中心之最的国家为主，导向网络社会、数字世界。只不过，在金银、纸币的权力交替、转移中，往往舞刀弄枪，充满血腥与冲突，而当下伴随数字货币替代纸币的铸币权交替，则更呈现和平演变的特征。尽管Libra有七国集团反对、美国众议院叫停，加密货币交易限制政策频出，但多是不流血的厮杀与博弈，更何况市场上也涌现了诸多谨慎的“超主权”“去主权”的尝试。一种是“超主权货币”范畴，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划发布的eSDR [10]为代表，这些货币传承法币基因、承认主权的存在，但对信用货币进行“去国家化”操作，实现跨国利益主体的共享参与。另一种则是“非主权货币”概念，这种货币的产生与发展以一个规则、一个算法、一种技术为基础，与国家和政府不存在关联性。相较于“超主权货币”，“非主权货币”显然距信息文明下的数字货币概念更接近一步，但是应用范围相对较窄，如摩根币（JPM Coin）和IBM的加密币Verde。但无论如何，这两种概念的提出与应用都已经指出了信息文明下发币权力在润物细无声中交替的趋势。
综上，货币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迭代和淘汰，跟随经济形态、文明发展而演进。随着信息文明滚滚而来，数字货币走上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货币权力也将从以中心之最的国家为主，转向数字世界自产自销、自我决断、自我发行。不夸张地说，这种游离在任何传统行政主权之外的货币体系，将改变自秦始皇及之后建立的基本规则，即货币发行权与政府的核心权力及责任挂钩。“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就长期趋势而言，数字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它还将改变、催生许许多多新业态、新经济、新文明。
数字货币能否成为理想的未来货币
随着数字经济滚滚而来，信息文明兵临城下，货币的形态已显示出电子化特征。顺应此逻辑，理论上货币形态将进一步向数字化跃迁，货币的权力也将从国家向数字世界转移。不料，数字货币的梦想却照不进现实，反而受到方方面面的监管压制。可以说，当下货币领域的根本矛盾是公司币与主权币的博弈。
置于大时代背景中来看，这一现象由国家机器权重抬升所致。在下一个时代，无论是基于国家政权的安全考虑，还是从国家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抑或是对跨国企业、资本及科技野蛮扩张“物极必反”的约束与收敛，国家机器的权重都将上升进入鼎盛时期。眼见数字货币超越国界，国家岂能心甘情愿地将发币权、话语权拱手相让？更何况信息技术的两面性也决定了在创造“新自由”的同时，也为国家管控提供了新工具。各类信息技术落地成基础设施，看似前所未有地拓宽了自由的边界，但又事无巨细地加强了对人的控制。
而追根溯源，货币主流形态迟迟不向数字货币靠拢，则是由数字货币的基本局限所致——难以剔除货币与生俱来的恶。货币形态可以发生颠覆式的变化，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除非金融本身退出人类经济活动，否则它一旦脱离产业、经济社会的基本需求，以“自金融”的形态存在，即成为自我循环、自我增值的行业，到最后必然会不断膨胀，成为虹吸社会一切资本与资源的“黑洞”。具体而言，数字货币的初心是为了挣脱央行垄断下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恐惧，殊不知其总量上限的设定，反倒为单个币值如野马脱缰般狂奔提供了便利。毕竟数字货币若要回避金银时代的通缩魔咒，总市值至少要突破黄金市值7.4万亿美元，这便意味着单个比特币的价格要远高于40万美金。试问谁能抵挡如此疯狂的增值诱惑？于是，技术的作用被过度神话，通过不断被赋予更多的故事与概念，拓展了金融价值。其间，无数加密币一步步沦为“空气币”“传销币”，甚至还玩出了金融衍生的功能。从以太坊到比特币黄金，各种ICO（首次币发行）打开了类似股市IPO（首次公开募股）的融资新渠道——仅持白皮书就可先发布项目众筹，并以发行新代币作为回报。而这些新代币又能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等于变相的金融证券化。一时间，几乎所有挖矿的人都去炒币了，炒币的人都去玩ICO代币发行了，疯狂到一个寻找七龙珠召唤神龙的ICO项目也能成功发行。可谓“韭菜庄家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荒诞”。就此意义而言，货币的本质及其内置的金融衍生功能早已决定，至少当代货币形态是难以随着经济的变化、文明的变迁而演化出最优解的。
因此，尽管信息文明下“数字化的架构+去中心的内核”看上去完满得激动人心，无奈外有国家权重抬升，内有货币金融原罪深植，数字货币难以全面落地，与现实社会实现无缝对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信息文明下的理想货币方程式的解法将被束之高阁、遥不可及。历史已启动，底层架构是数学、中层思想是哲学、顶层是人性的区块链，已成大众的启蒙哲学。[11]对于底层数学基础而言，区块链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技术层面建立去中心化的信任共识。其价值不仅在于为化解货币超发、泛滥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重塑社会其他领域及运行方式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对于中层哲学意义而言，区块链相当于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持有一把钥匙，并有效率地把权力通过点对点的网络链接分散出去。这将革新社会的运作方式，让信用公证的权力从“国王、牧师、精英、公司和暴徒们”手里转到每个个体手上，甚至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及其全面发展”。对于顶层人性基本而言，人的天性就是去中心化。无论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是赫胥黎论述人文世界的发展必须压抑人的“自营”，都揭示人不想以别人为中心、希望以自己为中心的本能。区块链正暗合人类天性，怎能不激发无限憧憬？
当下对区块链的信仰，催生了货币形态愈发契合信息文明、数字经济的动力，最终也将引导公共货币登上历史舞台。从根本上区别于数字货币。公共货币是“用于交易的，不是炒的”，将彻底逃离货币金融“入魔”的轨迹。当然，这样的一个新货币概念从形成到发展必然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先在货币形式上历经“电子化—数字化—加密化”的演进，后在内容上走“武装割据”道路。届时各种数字币将同时驰骋并激烈抢滩市场份额，其间还会形成币种之间的类似外汇交易的场所。当下各个国家和地区闻风而动，各数字币种争霸的锋芒已初露。近日，中国强调要加强对区块链的研究和应用，多个央行相继推出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如中国央行已稳步推进数字货币5年之久，乌拉圭也启动了相关试点项目，巴哈马群岛、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瑞典和乌克兰即将测试各自的系统。而在历经几番厮杀后，最终或有国际机构出面协调，形成形式上、内容上统一的公共币，即拥有加密化架构，并能承担一般等价物功能。在一定意义上，网传的IMF要发数字币的消息，正是在这条货币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伴随公共货币的逐步成形、全面铺开，货币的历史将被改写，一个全新的货币原教旨时代（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开启在即。
Libra面临八大悖论
Libra作为点燃这场数字货币热的导火索，至今还深陷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一边是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G7集团的监管狙击，7国财长与央行行长重申数字货币项目“可能会影响货币主权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并要求实施最高的金融监管标准；一边是Facebook死磕到底，扎克伯格在新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直言，“未来几年，商业和支付是产品开发的投资重点”。但细究来看，Libra本就不是未来“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的最佳候选人，从机制设置到公司发币的属性对冲与权力博弈，再到难以逃脱的货币原罪，Libra面临八大悖论，本就带着枷锁，也难怪落地艰难。
第一，为无银行账户客户服务与无网络智能消费能力。晋惠帝执政时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善良”的晋惠帝对此大感疑惑：“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Libra的使命，即帮助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享受到更公平的金融服务，有一个硬前提——用户有智能手机，有数据信息连接，随时可以使用Facebook软件。但没有银行账号的人有智能消费能力吗？目前没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超半数集中在7个国家（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以印度为例，Facebook在印度的用户量级只有千万，没有银行账户的印度人却多达1.9亿，大多分布在极度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显然，这是“何不食肉糜”的问题再演。
第二，权力架构设计的内在性与监督权力的外在性。尽管Libra采用分权治理结构，但依旧重复Facebook“用自己的标准监管自己”的老套路。按预设计划，Libra由100名成员组成独立、非营利性的协会来负责管理，包括制定生态管理框架的规则。换言之，以后Libra具体的分配奖励都由Libra协会决定，相当于一个利益分配团体，而就目前公布的29名协会成员来看，其中多为商业公司，并不能排除协会在利益驱动下凌驾于游戏规则之上的可能。如曾经在稳定币市场上占据最高份额的泰达币，就出现过发行者多次暗中操控货币价值的现象。要知道，监督权本质上是一项不同于且外在于被监督的权力的、专门的权力。如今Libra协会相当于既是“裁判”，又是“选手”，如何能形成有效的权利监督与制约？
第三，公共网络隐私保护与个人金融“穿透”。从苹果iCloud艳照门到Facebook大规模用户信息泄漏事件，再到智能产品“海豚攻击”[12]，保护互联网用户信息数据安全已被顶在杠头上。但问题是，当下这个大数据的时代，金融监管就是对数据的监管，金融以“穿透性”监管为原则，必然强调对数字货币全行业、全覆盖的功能监管。个人隐私保护与Libra有利的金融监管，本就难以兼容。加之“一入脸书深似海，从此隐私是路人”，Facebook本就背负着用隐私赚钱的骂名，还因此不得不支付50亿美金的巨额罚金，如何在隐私与监管之间平衡、取舍，更成问题。
第四，公共网络的无限性与私有公司的有限性。网络世界没有物理概念里的时空界限，随时可以扩容，如互联网平均每天会新添加1亿个页面。但无论从寿命还是范围而言，公司都是相对有限的。据不完全统计，位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或与之实力相当的跨国公司，平均有40年的寿命，中小企业则更短。如日本、美国、中国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分别仅为12年、8年和3年左右。人们岂能把一个无限网络世界的货币，全然押注在一个有限的企业上呢？在Libra项目中，若以Facebook牵头的Libra协会成员停摆，投放在市场的Libra会瞬间成为一串无意义、无价值的数据。
第五，公司币与主权币。“任何平行货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控制货币的主权机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公司币相当于“野蛮人”敲门，不仅边缘化主权币，还将冲击国家货币主权，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比如用Libra买东西，授信额度是由Libra协会提供的，而这是没经过央行批准而发行的“贷款”；如果商家收到钱后，用Libra给员工发工资，然后员工再用Libra消费，基本就形成了一个流通闭环，绕开了央行，而Libra也相当于在变相地发行货币。显然，私人公司发行货币与国家机器存在天然矛盾——争夺货币发行权。
第六，数字货币：去中心与再中心。货币制度天然属于垄断，铸币税来源于制度垄断，10年前，IT精英与数学高知们自立门户设计数字货币体系，本意在去中心化，肢解传统的以托拉斯垄断、集权和国家机器为中心的格局，但却在客观上为企业中心化赋能，形成了再中心化趋势。要知道，互联网时代，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以FAAMG（Facebook、亚马逊、苹果、微软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BAT为代表的科技公司赢家通吃，如今更把手伸向了金融投资领域。Facebook坐拥15.9亿日活跃用户、24.1亿月活跃用户，若加上旗下Instagram、WhatsApp和FB Messenger，这一“应用家族”每月总用户超过27亿人。如果Facebook是一个国家，则将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多的国家。一旦Libra成为标准化的记账单位，它将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货币，Facebook也将比任何央行都强大。何况Libra使用的是联盟链，发行决策并不是完全去中心化的，Facebook很可能在规模优势基础上形成金融垄断。
第七，一篮子主权货币的有限性与数字货币使用的迭代与衍生。“稳定”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货币概念，历史中，无数货币因币值无法保持稳定而自然地被市场所抛弃。显然，数字货币的使用与迭代也天然以稳定为前提。Libra对购买力和币值稳定的尝试，是建立在其盯住的一篮子资产稳定的基础上的，即基于锚定现实已有的货币信心而得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它并不可能比这个篮子里的货币更加稳定。尤其是目前篮子里币种有限，美元与美元资产的比重相对较高，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资产则没有纳入，这进一步扩大了Libra的波动风险。类似回购操作，Libra相当于Libra协会对用户部门的活期负债，必须保证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对Libra代币实施兑付。Libra的稳定性很有可能会因为一场美元资产价格冲击而崩溃。更进一步说，Libra不仅会因储备框架而不稳，影响货币实际的迭代使用，更会敞开价格套利的窗口，导致在信息经济、实体经济虚实打通的过程中，既要顾全共识机制、又要调和现实支付，让情况愈发复杂化、衍生化。
第八，金融货币的本性与Libra的初心。数字货币的初心是为了挣脱央行垄断下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恐惧，弥合主权货币体系的劣根性，但以“自金融”的形态存在，自我循环、自我增值、自我衍生早深植在金融货币的本性中，难以逃离。无数加密币一步步沦为“空气币”“传销币”，甚至于还玩出了金融衍生化趋势。据巴比特的不完全统计，现有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中，开通合约交易的接近40家，仅2019年上半年，新上线合约业务的交易平台数量就已达20多家，超出过去5年数量总和。事实上，从最早的贝壳到黄金、白银，再从纸币到数字货币，货币形态可以颠覆式变化，但江山易改，金融本性难移。只要Libra面大量广地铺开，协会成员等头寸充足的一方就有机会成为Libra的净储蓄者。而头寸不足的一方则是净借贷者，形成一个Libra的借贷市场，进而踏着历史的节奏繁衍出一个以Libra为标的资产的、规模空前的金融市场，也会衍生出期货、远期合约、期权、利率掉期等各种玩法。
综上，Libra“超级全球货币”的设想，更像是扎克伯格自己的理想国，这场行业盛宴最终难免成为币圈的惯常“自嗨”。不过，Libra作为一种数字货币和有形资产的结合，破“次元”打通了虚拟线上世界与现实世界，就此引发数轮话题和讨论，也引爆了数字货币热潮，其战略引导意义远大于其实际价值。从货币发展演进的角度来看，随着信息经济的不断扩张，必然会孕育出一种可以横跨、链接实体和虚拟之间的货币结算单位。Libra也许未必是最佳选择，但代表了一个方向，也将拉开货币数字化尝试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