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教士：漂洋过海的十字架
洪秀全决定暂时不返乡。在做出这个决定后，他换上一袭青布长衫，推门走出暂时栖身的这家客栈。此时，温热的阳光正透过枝叶间大小不一的缝隙，筛落满地的斑驳树影，中国南方的春天和其他季节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变化。四季并不分明的亚热带气候，滋养了南方人细腻、多思、聪慧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外力的作用下有时会转化为敏感与多疑。
这一刻，洪秀全的神情有着故作出来的轻松，而双脚落地的声音却略显拖沓沉重，像是内心隐伏着难以释怀的忧虑。那张写满名字的榜单，最近总是在他的梦境里晃动。这是他第三次落榜，相对于前两次，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让他显得困闷。他想要搬走压在心底的这块巨石，可又做不到。心里藏着事，脚下不由得加快了频率。运动速度造成的脑部缺氧，让他在时间面前恍惚不已。
七年塾师生涯，七年寒窗苦读，这不是洪秀全一个人的命运。准确地说，它更像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死亡游戏，人不过是这个游戏里被设定好的角色。在短暂的一生里，只要你愿意玩下去，你可以不断重启这个游戏。但你要坚信一点，无论怎样努力，你都无法做到不死不灭，打通关。1837年（道光十七年）的春天，洪秀全又一次来到省城参加应试。他的自我感觉显然要好过前两次，以为上天定会不再辜负于他。可临到最后，命运还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这让他非常失望。
他在那个叫官禄?的村落已经生活了二十三年，像大多数出生于乡土社会的儒生一样，洪秀全对自己的生命起源之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着早晚有一天离开这里，因为那个关于富贵天降、光宗耀祖的梦境一直在驱使着他，追赶着他。如果说，在举世茫昧的时代里，读书人还能树立一个相对清晰的目标，唯科举登第一途而已。
官禄?村位于广东省花县西南约六十里处，南距广州约九十里，周边多为平原地带，在其西北方向有绵延而起的丫髻岭、独秀峰。花县建县之时，此处尚无村落可聚人气，后由客家人拢而成村，全村共有三排用灰沙而砌的平房，均面南而立。前排房屋前有一自然形成的水塘，水塘南侧是村中的书塾—“书房阁”。这里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的客家村落，村内共有居民约四百人，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其中以洪姓族人居多。
《洪氏宗谱》记载，因躲避战乱、异地为官等原因，洪氏先人从唐朝末年起几经辗转，来到此处。洪秀全上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分别是洪仁发、洪仁达，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洪辛英。
洪秀全自幼入村中的书塾读书，表现出较同龄人优越许多的领悟能力，甚至有几位塾师愿意分文不取地将其收为弟子。身为家中的幼子自然会多分得一份家庭的资源，为了让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这个本就贫寒的家庭更是节衣缩食。十六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顺利通过了县试，随后在广州应试时被淘汰。
迫于生活和求学的双重压力，洪秀全不得已辍学在家，帮着父兄承担些农活，同时给富家子弟当伴读挣些微薄的活命之资。在传统中国，那些出身地主家庭的子弟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有着充裕的时间投身于系统正规的应试训练，因而也就比家境寒微的子弟更占优势。
1836年，洪秀全再次来到省城应试，但执迷于科举之道的他依然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又一次名落孙山。为了打发寥落沉郁的心境，他没有急于返回家乡，而是在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之都——广州城里多盘桓了两日。在这期间，他得到了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并由此结识了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基督教信徒梁发。也有一说，洪秀全是在第一次进入广州应试时得到的《劝世良言》。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幼时入私塾读书，后因家贫辍学，漂泊于省城广州，为讨口饭吃，学习雕版印刷术。因为印刷《圣经》的关系，他结识了马礼逊牧师。马礼逊刚到中国所使用的《路加福音》和《新约·书信》等书籍，其雕版和印刷也大多出自梁发之手。
马礼逊，这个受英国伦敦会派遣的传教士，不远万里而来。置身于这片遥远而陌生的东方大陆，他的内心又有着怎样一番境遇？每到夜幕时分，这个年轻的英国人总是会在油灯下写着日记和信，叙述着他这个异乡客的无奈与寂寥。
1815年4月，马礼逊派遣米怜到马六甲创设传教基地，为筹措建立印刷所，梁发等几位印刷工人也受雇随同前往。由于数年参与印刷《圣经》经文，自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发到马六甲后不久，即转化为一个热心慕道之人。
在他留下的一篇《自述》文中，吐露了自己皈依基督的心路历程：我未信救主之前，虽然自知有罪，但不知如何获救。我每逢朔望，必往庙内参神，求神保佑，但我身虽拜神，而心则怀恶念，说谎及欺骗别人之念，永不能离我之心。后来我与某传教士同往马六甲，彼常向其家人讲由耶稣而得救的教义。我虽参与彼之叙会，然心不在此也。有时我看彼等之神经，且听彼解释，但我却不能完全了悟其意义……我又闻传教士等由耶稣而得赦罪自说，在闲暇之时，我又自己查察《圣经》，见经中严禁不洁、欺骗、拜偶等罪过，于是我想：“此是一部劝人离恶之好书……于是我遂决志为耶稣之门徒而求受洗矣。”
一些穷困潦倒的底层人士信教并加入教会并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谋生或获利。梁发受洗入教，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煎熬、探索和苦苦追求的过程。在马礼逊回国探望妻儿期间，便按立梁发成为一名职业传道人，由英国伦敦会发给薪水。由此，梁发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
当时，《大清律例》中增设一条：“如有外国人在华地宣传天主教，或秘密印刷书籍，或聚众宣传，蛊惑多人者；又如有满、汉人等受外人指使，宣传彼等之宗教，或秘密改用洋名，迷惑多人，经审判属实，为首者绞立决。如有宣传宗教，迷惑多人，而不改洋名者，绞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悔改自新者，充军远方，给与能以强力令彼等改正之回教徒为奴。”
在严刑峻法的控制之下，梁发居然还能舍身传道，可见他是一个十分有胆识的人。马礼逊对他评价很高，认为：“在此充满偶像及拜偶者之国土中，上至王公，下至乡愚，皆反对及窘迫基督之门徒……但于此有一人焉，彼之为基督徒系出于己愿，而又能公然承认其信仰。此人是谁？梁发是也。”
马礼逊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将近二十五年，深知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想要做成一件事有多么艰难。这个国家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其构造自成一体，像一个浑圆无缝的球体，拒绝任何成分的动摇和改变。任何外部力量想要进入它的内部，成为它的一部分，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改变它的性质。
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历尽劫难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终于抵达这个神秘的东方王国的心脏地带。重重叠叠而又紧闭的紫禁城大门，终于为一个西方传教士缓缓地打开。利玛窦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万历皇帝，并告诉中国皇帝，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途经的路径。
自认为身居中央之国的帝王不需要上帝的指引，更不需要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他们生来就是天子，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利玛窦虽然机缘巧合地打通了西方通向紫禁城的路径，但却被一层层宫墙围困于其中。对于他这个西方人而言，这座古老的宫殿犹如一座让人难以理解的迷宫。万历皇帝需要的不是救赎的十字架，而是一个修表匠的高超技艺。自鸣钟、地球仪这些精致的器物，虽然让大明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啧啧赞叹，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与利玛窦同时期的另一位意大利人、耶稣会东方监督范礼安也只能无奈地慨叹：“磐石啊，磐石，你何时才能开裂，欢迎吾主啊！”这一声声感叹贯穿时空，绵延至19世纪。
当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伦敦道会的马礼逊踌躇满志地踏上这块土地时，他很快就认同了他的意大利前辈所抛出的“磐石难裂”的理念。基督教新教的活动中心始终孤悬海外，集中于东南亚的马六甲一带，传教工作主要是在当地华人中进行。至于中国内地，依旧如一块磐石，始终无法打开它那坚硬的外壳。
据马礼逊的报告书中所言，梁发除了主办学塾与向其乡人传道以外，还著有十余种布道丛书，其中有为儿童或成年人所作的基督教问答书。由他所编写的9卷本《劝世良言》便是一套布道手册，其内容大多摘引马礼逊《圣经》译本中的段落。马礼逊《圣经》的文字并不容易理解，甚至让人觉得晦涩难懂。梁发在摘引的同时，也结合中国人的思维融入一些儒家典籍，不然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难以生根。
中国“洋教”的本土化，从基督教一踏上中国本土与华人接触时，便开始“洋为中用”的转化进程。梁发的中、西二重思想，在他所编写的著述中也是俯拾即是。诸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人之初，性本善”“未知生，焉知死”等。就连马礼逊也不得不承认：“梁发实有一些心得，虽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中国固有之异教色彩，但由此可证实其对于圣经实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梁发散发的这套布道专用手册以贴切而形象的比喻和通俗易懂的文字宣传基督教的教义，渲染天堂永乐，地狱永苦，抨击偶像崇拜，规劝世人敬拜上帝，弃恶从善。
在当时的环境下，梁发除了派发书籍和个人布道，根本就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公开演讲是万万使不得的。每逢春秋考试，梁发便与门人一道在贡院前散发福音小册子，寄望于应试士子们将福音带回各自的家乡。这是一个不小且具有影响力的群体，据说，一次广州举行府试，各县应考的童生有二万五千人。梁发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一年之内，他们印送的小书和圣经日课就达七万册之多。
寒窗数年一场空，此时的洪秀全对前途充满了恐慌与不安，而他的恐慌大多来自漫漫前途和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在19世纪中前期，一个科举失败者能够选择的路径无外乎以下几种。一是咬牙坚持到最后，直至白了少年头；二是与体制来一场彻底的决裂，做个黄巢式的造反书生；三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四是做一个混迹于乡间的塾师，诗酒度年华。洪秀全并没有想那么远，科举失败，虽然在他的心间投下浓重的阴影，但还没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刚刚在这块土地上沉寂下来，战争的惨败激起了朝野上下的仇洋心理。家国之耻，使基督教在这块土地上的传播除文化隔阂外，又平添了一层难以消弭的人为阻力。身为客家人的洪秀全，对于宗庙和民间神灵的崇拜并不陌生，尤其是当地的土著人更是将其作为巩固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
客家人在当地属于外来户，而对于地方神灵的崇拜往往会让他们产生难以融入，以及被对方排斥的错觉。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当地宗教习俗的联系相对肤浅，而这时若有新的宗教信仰出现，他们会很容易就被发展成为新教教徒。来自乡间社会的洪秀全和他的同伴们，虽然没有脱离古老文明的百般限制和诸多禁忌，但已不同于旧式文人。他们在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正慢慢脱离原来的知识结构而成为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但乡村中国带来的深刻烙印是他们无法洗去的生命底色。
此时的洪秀全虽然从《劝世良言》中得到了上帝“唯一”的理念，但是对于基督的理解，并没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认识。梁发口中所述的基督，犹如一位从天而降的“神人”，他行走于苍茫的人世，专门干些为人赎罪之事，广布神迹，死后才能复活升天。而这一切在洪秀全看来，与中国人所熟知的神话故事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而所谓的上帝也不过是天上的神仙“下凡”。
这个时代的儒生士子，仍处于一个充满了未曾祛魅的单线型世界，他们曾经利用相互斗法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神胜过对方所信仰的神。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正邪之分”往往更为精细，让人不容易察觉。在今天，一个人如果想要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也许要走进更偏远的乡村世界，在那里才能找到昔日的面目；在那里，不难发现，农村仍然在固执地按照因果报应、风水八卦、祖坟、命运一类的观点来观察和解读他们的生活。
梁发在《劝世良言》里说到耶稣是“救世主”，并没有说到“基督”。他说耶稣是“上帝之子”或“圣子”，却很少提到他是“上帝独生子”。在洪秀全看来，“上帝之子”是奉了上帝之命降世救人，上帝的地位高于耶稣，耶稣只是上帝的一个儿子，奉差遣落入凡间拯救茫然无知的世人。
马礼逊在日记里写道：“梁发带来了一篇劝世文，他已刻印2000张。上帝已经为我带来了一批积极推广圣工的同事，这是一件令我高兴的事。现在我已不觉得我在这里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了。圣工没有我，他也能在中国继续前进。梁发希望我把《新约圣经注释》写完，这是为了中国同工的需要而做的，虽然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做。他说我应该坚持把这本书写完，即使像米怜那样死了，我还能说话。”
马礼逊、米怜这些西方新教传教士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就一直强调：在一个偶像丛生的东方国度，要树立基督的权威，就必须先从破除偶像做起，甚至不惜以革命、暴力和军事手段摧毁基督教之外的所有偶像。或许这也正是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并不认同洋教，指斥洋教与圣人之学格格不入、诳惑民众的真正原因。
洪秀全在逗留广州期间，曾经路遇外国传教士布道，后又在龙藏街获赠一套《劝世良言》，或许是正沉浸于科考失利带来的伤感之中，他当时没有心情细读这套书，也只是“草览其目录”。吸引他的是这个小册子的第四篇第四条，因为他的姓氏“洪”在这一篇的目录里被提到。一场末日来临前的滔天洪水，吞噬了天地间的万物生灵。而这一切都来自创造万物的“爷火华”的意旨。
洪秀全落第了，但是他留下了《劝世良言》这套书。
2.辛酉异梦与上帝降临广西
洪秀全倒下去的那一瞬间，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晦明。他一病不起，每日高烧不退，脑子里不断闪现天马行空的幻觉。他在昏沉不醒的状态里看见空中飞舞的一纸榜单，看见汪洋里沉浮的一叶扁舟，甚至看见一阵狂风卷起的生灵万物。
梦境来于心，发端于现实。十多年来，他将自己的全副身心交于应试及第这件至圣之事，从无二用，可接连落第带来的强烈刺激和无情打击让他难以承受。希望转为失望，失望又成了绝望。于是，他痛痛快快地迎来了一场大病。
这究竟是一场大病，还是一场奇异的幻觉，恐怕也只有当事人能够了然于心。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洪秀全被当地的轿夫抬送回花县。回家后，病情未见好转，仍是胡言乱语，梦魇不断。
他以为自己来日无多，便于病榻之上向养育自己的父母大放悲声：“我的日子不多了，我快死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显扬父母了。”他又转而叮嘱妻子赖氏：“尔身怀妊，未知男女。男欤，当依兄勿嫁；女欤亦然。”他的一番临终式话语，让身边的亲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些凌乱的片段，似言非语的胡话，事后都被他编成了一则则神奇的故事，说给家人和他的族弟洪仁玕听。据洪仁玕与当时活跃于广东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叙述，洪秀全曾经和他们谈及这场梦境：“洪秀全称幻梦中从东方大道登上天堂，由天母引见，见到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的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指出，凡间多有妖魔，而且高天三十三天亦闯进妖魔，又指出，此妖魔头，凡间人称阎罗妖，又称东海龙蛇。天父上帝还鞭挞孔丘，令他不得再下凡害人。还与洪秀全金玺一、刀一，令他斩杀妖魔。洪秀全在天兄耶稣和众小妹支持下，斩杀妖魔多多。”
洪秀全一病四十天，至于梦里见到的天父，不过是他称天王后生造附会出来的应景之物。如果说人的梦境来自现实，那梦中的老人或许是广州街头给他《劝世良言》的那位束发于顶、长须垂胸的外国传教士。他那奇异的形貌、服饰，给正处于人生低谷的洪秀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天父上帝还封其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洪秀全对自己的“丁酉异梦”一直困惑不解，直到读到《劝世良言》后才豁然开朗。他在自己所著的《原道救世歌》里也提到“予魂曾获升天堂”——也就是说，他在那场梦境中所去的地方是天堂。
待到他日后接触到全本的《圣经》后，《圣经》中所包含的大量而丰富的神异奇迹乃至异象梦象，成为自己做梦和解梦的丰富的参考资源。
1843年，年已而立的洪秀全第四次赴省城应试，又一次铩羽而归。
从十六岁参加科举，历经十四个寒暑，辗转往返，洪秀全仍是当初那个脱不了一身白衣的乡间童生，而这也似乎注定了他只能在平淡中，过一种平凡的生活。而此时，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的相继签订，条约时代将这个岩石般封闭的王国生生撕开了一道道口子，规定传教士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自由传教，并修建教堂。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要挟下，中国终于被迫向基督教局部开放。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也由此迎来一个前所未有之变局。
虽然在不平等条约和炮舰的护航之下，西方传教士趁势涌入中国，但是他们的活动中心也仅局限于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对中国内地的非法渗透进展不大。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从30里外的莲花塘表兄李敬芳家早回一个时辰。自从第四次到广州应试落第之后，他回乡重操旧业，设馆于表兄李敬芳家，当年那个被寄予厚望的洪氏晚生仍然混迹于童子军中，也算是自谋出路。
时间飞快，此时距离1837年（道光十七年） 那场梦境又过去了六年时间，生活的奇迹并没有在洪秀全的身上有所体现。既然圣贤书没有让自己“一举成名天下知”，他想到昔日在广州获赠的《劝世良言》一书。总之，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那本书，也由此打破自己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
洪秀全读完《劝世良言》后，像是一道闪电掠过他的脑际，“从书中寻找到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的钥匙，发觉该书内容与自己梦中的见闻十分吻合。这时他才明白，那位端坐于宝座之上、为世人所当敬拜者即天父上帝，助他杀妖的中年人即救世主耶稣，魔鬼即偶像，所谓兄弟姐妹即世间人类”，于是，那场支离破碎的梦境，那一刻与《劝世良言》的内容完成无缝对接，那些跳跃式的片段也逐渐变得明晰完整起来。
一场荒诞的梦与《劝世良言》的内容不谋而合，本是一桩巧合之事，但洪秀全却从中得到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他是上帝的使者，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来到人世间。今日之我不同于昨日之我，他要与过去的“我”一刀两断。正处于人生十字路口、四顾心茫然的洪秀全，无异于拨云见日。
在这期间，洪秀全对基督教知识的理解仅限于《劝世良言》一书。他遵照书中所说的实践，所谓信仰上帝者必为“洗刷罪恶，舍旧从新”，对自己进行了洗礼。他返回官禄?后，又说服朋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接受了信仰上帝，并为他们进行洗礼。三人通过接触新的信仰，体会到一种精神层面的愉悦、轻松和净化。他们怀着虔诚而纯粹的心态，投身于最初的布道活动。
洪秀全的父母兄嫂和几个侄儿也接受了洗礼，但是，在内心供奉上帝为唯一真神，就要破除其他偶像，包括孔子。一个读书人，居然动摇孔子的权威，甚至还要将其打倒在地，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洪秀全在向冯云山、洪仁玕说起那场奇怪的梦境时，特别渲染了上帝痛斥责打圣贤孔子的片段。洪氏族人对此看法不一，“其中有闻而即信者，有闻而执拗者，有闻而知其为真不敢遵守者，有始而不信而后悟其真而始遵守信者”。
因为洪秀全等人布道所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变化，这个中国南方的小小村落，像是平静无波的水面，被人丢下了一块巨石。天地君亲师，信奉上帝的人砸烂了无数的神像，反对者高声喧哗，用嘲讽、辱骂和暗中袭击来迎接“爷火华”的到来。洪仁玕甚至撤出书塾中孔子的牌位，学生们纷纷离散，结果招来地方绅士的一顿拳脚，并被扫地出门。
有些人以为洪秀全疯了，洪仁玕也跟着一起疯了。就像六年前他从那场荒诞不经的梦里醒来的时候一样，今日之洪秀全更甚于昔日。他后来向洪仁玕说道：“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
1844年农历元宵节期间，官禄?又起风波。家乡父老嘱咐洪秀全和洪仁玕写诗文和对联祭拜神仙偶像，结果遭到二人的严词拒绝。长辈们很是气恼，便以诗训诫道：
老拙无能望后生，谁知今日不相关。
经纶满腹由人用，听信谗言执一般。
洪秀全也以诗相应，也借此表明心迹：
非听谗言违叔命，只遵上帝诫条行。
天堂地狱严分路，何敢糊涂过此生。
这是一场无法和解的信仰对抗，一个连续四次参加科考的书生，要与供奉于心间的“至圣先师”来一场彻底的出走与决裂。洪秀全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在家乡人面前布道有太多来自乡土社会的情感纠葛，难以做到心思纯粹。于是，他萌生了去往邻省广西传教的念头。
1844年5月21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终于抵达广西浔州府贵县（今贵港市）赐谷村，落脚于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家。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洪秀全在当地劝说了大约有一百多人相信上帝，并接受了洗礼。其中包括王盛均、王盛爵五兄弟及侄儿王为正等人。
所谓的洗礼，也只是洪秀全从《劝世良言》里得来的。学者简又文调查，也就是中夜于门外木桌上放置一碗清水，清晨受洗之人向天跪拜，洪秀全将清水自受洗人头顶浇下。
洪秀全在此期间做了两件在当地引起轰动之事：一是诗斥六乌庙，二是营救王为正。六乌庙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一对殉情于此的青年男女而建，当地人认为他们是得道的仙人，于是立像祭祀。但是洪秀全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对男女并非夫妻，“淫奔苟合，天所必诛”，并为此作了一首诗斥责：
举笔题诗斥六合，该诛该灭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洪秀全以基督教信仰为评判标准的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迷信的土人，哗然鼓噪，纷起反对，几闹出大事”。洪秀全由此“乃悟广西淫乱，男女和歌，禽兽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这一切不过是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在洪秀全眼里居然成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而巧合的是，这座年久失修的神庙又遭到了白蚁的疯狂蛀蚀，有人据此疯传这是洪秀全的神力所致。
随后不久，洪秀全又投书县衙为王盛均之子王为正申诉冤情，也使其安然无恙地得到获释。这两件事加深了洪秀全对民间社会的理解，也为他在当地赢得了较高的声望，更重要的是抬高了上帝在当地民众精神信仰世界里的权能。
洪秀全在广西赐谷村盘桓了六个多月，就独自从浔州沿着水陆返回家乡官禄?村。为生存计，他再次投身村塾，以传授四书五经为生，每日沉浸于平静的乡村生活。此时的他已不同于昨日的他，小小的一方书桌已无法接纳他的全部世界，诚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道：“时至今日，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赠，出于一私：万国万姓，实则一家，黄上帝乃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洪秀全慢慢恢复昔日生活，不同的是，对于圣贤之言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古老的帝国不再是帝王和圣人的世界，而是由上帝领导，在那些古老的典籍里也到处充斥着上帝的声音。在这期间，痴迷于上帝的洪秀全将内心对于《劝世良言》的理解转化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歌中有云：开辟真神为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供，天下一家自古传。
此时的冯云山并没有返回花县，而是为了继续布道，继续深入广西的山区腹地——紫荆山。紫荆山属于大瑶山南端的支脉，峰峦叠翠，山势险峻。山里零星散布着一些村庄，有数百户人家，冯云山大多寄身于从广东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居多的村落。冯云山在此设馆布道，那些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山民，他们信奉上帝也是为了能够有一个精神寄托和安慰。这个年近三十的中年男人，凭借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当地发展了两千多名信徒，并成立了一个以拜上帝为主要特征的宗教组织——“上帝会”。
在布道过程中，冯云山仍然遥奉洪秀全为教主，并时时处处维护着他的权威和形象，尤其对于洪秀全在梦境中所见到的奇异景象，更是大肆渲染。在冯云山的推广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所以，当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时，受到了当地信徒的拥戴，并顺理成章地成为上帝会领袖。
女信徒杨宣娇还煞有介事地说，十年前她灵魂升天之时，有一位老者告诉她：十年后将有一人从东方而来，教你如何拜上帝，你要真心顺从。如今神秘的洪先生果然来到紫荆山，老人的预言也因此得到验证。
杨宣娇是烧炭工萧朝贵的妻子，也是拜上帝会的信众。此女非常聪明，任何技能在她手里都能做到无师自通。拜上帝的信徒，像是在玩一场翻倍游戏，很多人举家举族都追随了上帝，或许是为能有下一顿饱饭。这时候，平在山和它周边各地的拜上帝信徒成分相当复杂，大多是穷苦农民和手工业型的矿工，烧炭工也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杨宣娇是赐谷王家的人，本姓王。她借故事里的老者之口，为天王降世添加了一道神奇而有效的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太平天国运动第一个编撰“天父下凡”的人。在这一阶段，她在上帝会中的地位已超越杨秀清和萧朝贵。
杨秀清将其认作妹妹，并随他姓杨，萧朝贵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妹夫。杨、萧二人在上帝会中枢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杨宣娇的纽带作用。上帝会信众有一句口号——“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也正来自于此。
1847年初，一个信仰基督的人托人从广州捎来一封书信，要洪秀全和洪仁玕堂兄弟二人前往美国牧师罗孝全的教堂听讲道。洪秀全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在洪仁玕的陪伴下赶往广州，如同赶赴上帝安排的一场盛宴。
罗孝全来中国已近十年，起初在澳门、香港活动，还做过德国牧师郭士立的助手。他曾经大肆鼓吹对华传教，他在写给美国宗教人士的信中说：“我认为如果有一批勇敢的传教士来到这里，精诚合作，再有一批勇敢的本地皈依者，甘冒生命危险，在他们的努力和神的保佑下，福音将像电流一样传遍这个国家。”
在罗孝全的教堂里，洪秀全算是第一次真正研读了郭士立翻译的《圣经》新旧约，礼拜旧制度和“三一颂”。这也是洪秀全一生中唯一一次系统地接受神学教育。据罗孝全回忆，洪秀全在教堂开设的《圣经》班接受启蒙训练，每天除念诵《圣经》外，还听传教士布道两个小时。这一期间，洪秀全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有所增加，那些词汇、那些仪式都将在他今后的岁月里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让罗孝全感兴趣的是，洪秀全向他说起的那个发生于辛酉年的奇特梦境。这个美国传教士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写道：“三四天前，有两名问道者从二三十英里（1英里约1.6千米）外的乡下来到我这里，唯一目的是接受福音的指导……其中一人的陈述与罗马百夫长哥尼流的陈述极为相似。如果是在使徒时代，我就会用《圣经》的语言坦白地说，他见到了天上的景象，天使为他指点迷津……这两个人是我今年所遇到的第一批问道者，在迄今我所听说过的所有中国人的经历中，他们所自述那些经历是最令人满意的。”
罗孝全称赞洪氏兄弟“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对于他们的到来，罗孝全甚至认为“是主送他们到来这里，不用多久就会被吸收进教会”。
洪秀全果然如罗孝全所料，提出受洗入教的请求。罗孝全的两名助手担心洪秀全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便怂恿洪秀全提出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而这也被视为入教动机不纯，洪秀全受洗一事便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于是，洪秀全与基督教会就这样擦肩而过，而这也成为洪秀全人生路上的一大转折，对他个人以及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虽然没有被吸收入会，但是在罗孝全牧师处，洪秀全接受了为期数月的正规的基督教训练。1847年8月，当洪秀全自广东再次进入广西时，他被冯云山在此传道所取得的成效惊呆了。让他感到满意和兴奋的是，冯云山一直在打着他的旗号，传播上帝真神。
此时冯云山的传道活动继续深入，已进入广西紫荆山的核心区域——平在山。冯云山是一把做群众工作的好手，这是洪秀全无法做到的。就连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忠王李秀成也在他被俘后的供词里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冯云山在这一期间培养了一批传道业务骨干，正是这些业务骨干忠诚的投入和高强度的传道实践，才让那些被神仙鬼怪填满精神世界的山民们相信，上帝才是唯一真神。
通过一个叫卢六的当地人，冯云山结识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人。
冯云山遇上杨秀清，他并没有向这个年轻人道出多么深刻的道理。只是通过传道，言明艰难时世里的生存法则。他对杨秀清说：“你以烧炭为业，实无出路，长此下去，只有苦一辈子，不如大家共图大事谋求根本出路。”
这时候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的传教理念，只是满足于做一个合格的传教士，是有洋人教会证书的正宗传教士。仕途不通走洋途。为取得传教士资格，此时的他们还没有产生举旗起兵的念头。洪秀全进入紫荆山，靠着冯云山前期的大肆宣传，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威信，传道也获得空前的成功。
天堂的大门向每一个教徒敞开，只有拜上帝才是唯一的出口，而那些祭拜民间邪神的人，往往无路可走。一夫当关的山中世界，却是各路神仙汇聚之所。一座座庙宇，一处处神坛，在短短不足十余里的地方，就夹杂着李家庙、刘姑庙、金莲寺三座神庙，像是环环相扣的锁链串联着世间人的心灵世界。
洪秀全和冯云山抡起锤子砸烂的一座神庙，是离紫荆山较远的象州甘王庙。据《太平天日》记录，洪秀全在甘王庙出尽了风头，历数甘王敢冒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功劳，迷惑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心肠和种种作妖作怪，迷缠害累世人等十款大罪，说是“天理难容，尔速下地狱，永不准尔在世迷惑害累世人”。
随着一座座神庙的轰然倒塌，上帝的神权正慢慢矗立起来。而那些从外面迁移而来的客家人还没有在别人的土地上建立神庙的权力，也缺乏对神权的信仰和保护。当地方乡民在雷神庙祭祀时，冯云山带领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冲进庙堂，粗暴地将端坐高台的雷神砸得稀巴烂。人的潜意识里，有着对财富与生俱来的迷恋与崇拜，以及对暴力破坏的快感。冯云山的破坏快感是建立在本地乡绅的痛苦之上，而地方神权通常是掌握在地方乡绅的手里。当冯云山砸烂雷神庙后，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牢狱之灾。
在监狱里，冯云山的亲密战友卢六、王为正先后病逝。四处传道的洪秀全闻讯后立即赶回紫荆山，设法营救，一番努力过后并没有奏效。于是，他决定返回广州请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解救。
由于洪秀全和冯云山的相继缺位，平在山拜上帝会的信众们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上帝会虽然名义上的首脑是“洪先生”，但“前做事皆南王”，冯云山才是各地会众的主心骨。冯云山身陷囹圄，缺乏组织能力的洪秀全这时候连会众都认不全，一下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1848年阴历三月初三，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清晨，烧炭工人杨秀清却没有如往日那般早早地起床。当工友们把他从一场囫囵梦中拍醒时，才发现杨秀清已经说不出话来，变成了一个哑巴。在瑞典牧师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杨秀清两月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
又一日醒来，久不开口的杨秀清像是突然得到神灵的某种谕示，不但开口说话，而且语出惊人。他满脸的肃然之色：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他翻来覆去地说，自己是被天父上帝附身，要“代世人赎病”，教导大家。
杨秀清的“天父”言论一下子震慑了信众们的内心，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天父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灵异。原来在遥远的神仙世界里，上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存在，而是实实在在地环绕于身边的。
杨秀清的灵感来自两方面，一是洪秀全利用一场子虚乌有的梦境树立威信，二是他从冯云山处听来的“基督降世替人赎罪，代世人受苦难的教义”。在封闭的山区，杨秀清所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舍身为人的精神，很容易打动那些贫穷且朴实的山民。
杨秀清利用广西客家人流传的“降僮”术，迅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本是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出生于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一个叫东旺村的小村子。太平天国的“东王”来自东旺村，纯属巧合，而更为巧合的是这座村子原本就叫作“东王村”。父母早亡，他是由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的。太平天国官书说《天情道理书》：“至贫莫如东王，至苦莫若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伶仃孤苦……”
他和伯父一家是这块土地上的赤贫阶层，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只得靠山吃山，以烧炭勉强糊口。后来已贵为“东王”的杨秀清也坦承自己早年生活“至贫至苦”，而且大字不识一个。当地人说他虽然穷困潦倒，却喜欢结交朋友，烧炭挣的一点钱都用来买酒，本人却几乎滴酒不沾。他喜欢看来来往往的江湖朋友在自己的草棚里把酒言欢，高谈阔论，他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也是一种满足。
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时，他所传达出来的“人人都是上帝所养所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平等思想，显然打动了杨秀清的心。他也随众人入会，但一直是个普通信徒。而他在紫荆山的种山者、烧炭党和江湖人物中的地位，主要得益于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江湖气息。他和他的那些朋友都是主流视野之外的人，是介于游民与平民之间的群体。
紫荆山的神秘气氛随着其他的圣人来访、异梦和预兆等事件的接连发生，变得愈加浓厚。有时人记载，拜上帝会教徒跪拜在通风的教堂里祷告，不时有人突然扑倒在地，通身大汗，有如神灵附体，在此迷离状态中讲出劝解、责备、预言之类的话语。他们所描述的情形与洪秀全的梦境如出一辙，见一老者，身穿黑色龙袍，头戴高沿帽，蓄金须。
就在洪秀全赶赴广州积极营救冯云山时，冯云山出狱了。他在监狱里待了半年，出狱是靠拜上帝信众中懂得一些官场规则的人买通了官府、钱则是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发动平在山的会众募集到的。
金钱所到之处，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冯云山又恢复了自由之身。他回到紫荆山逢人便说：“县官将我捉去关了起来，也能回来，这是上帝保佑之功，大家只要信仰上帝，一切灾难都可免除。”此时的洪秀全已经听到杨秀清被天父附身的传言，他承认这确是皇上帝传旨。
此后，杨秀清不仅没有收手的意愿，反而变本加厉，他像是突然找到了洪秀全的命门。于是，不止一次地上演代天父传言的戏码，要信徒们遵守天父之命，坚定不移地信仰拜上帝，坚定不移地追随天父托梦的洪秀全。
3.咸丰登基与帝王师依赖症
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这一天是公元1850年2月25日。这位资质平庸的帝王对自己一生功过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遗嘱用词极为内敛，充满了浓重的悲凉情绪。清朝祖宗有规定，丢失国土的皇帝死后不得建神功碑，因此，他的墓陵也是清代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个。
道光帝旻宁去了，咸丰帝奕詝来了。在万方多难的时局下，这对父子皇帝的接力游戏像是一种无奈。年轻的帝王在簇拥中坐上了太和殿的御座，接受百官朝贺。作为一个即将掌管4亿人口的大国君主，还差4个月才满19岁的奕詝，显然太过年轻。相对于5岁登基的顺治帝、7岁登基的康熙帝，他的年龄又不算是太小。继位年龄与他最为接近的是24岁的乾隆帝，但今时不同往日，乾隆帝弘历接手的是雍正帝留下的丰厚的政治遗产，而他自身又极具君王气度与才华。
年轻的爱新觉罗·奕詝坐在宽大的御座里，内心既有激荡不已的热情，也有难以消解的惶惑与不安。他从那个资质平常、缺乏想象力的道光帝手里接过的不过是一个王朝的烂摊子。在世界资本主义炮舰东来的大变局面前，道光帝并没有给他的儿孙辈们做出一个好的榜样。中国社会已经慢慢脱离了惯常的轨道，而身为统治者还在幻想着用祖宗的成法，让祖宗的基业在自己手里再度辉煌。
道光帝并不是昏庸之君，只是限于短浅的视野，无法准确地把准这个王朝纷乱的脉象。虽然他还做不到从制度入手，改革旧制，但是他一直在积极尝试着“从病理上细心喂药，追求调理温补疗效”。他曾发自肺腑地对一个即将赴任的大员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年轻的奕詝从道光帝手中接过一个烂摊子，也接过至高无上的皇权。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表征，无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道光年间最为得宠的官员莫过于穆彰阿，此人长居首辅之位。由于多次充任考官，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又加上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
咸丰帝登基后，太子太傅、大学士杜受田几乎是随侍左右。早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10月，道光帝命两个儿子入学读书，杜受田充当四阿哥奕詝的师父，穆彰阿是上书房总师父，论名分也是弈詝的老师。可是咸丰帝并不这么认为，他只认杜受田为自己的授业恩师。
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的当日，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应于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紫禁城乾清宫停放，而这位新皇所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以上书房为倚庐，席地寝苫。
这道谕旨显然饱含着别样的用意，“倚庐”是父母大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奕詝没有选择其他地方，而是选择了上书房。他显然不是为了房子，而是为了便于向杜受田讨教。因为杜受田的身份是“入值上书房”，而不是其他别的地方。奕詝若是选择别处为倚庐，召见杜受田则需要御前大臣带领，不仅手续复杂，而且显得堂而皇之，过于招摇。以上书房为倚庐，师生相见也就少了不必要的烦琐。
与穆彰阿相比，杜受田缺乏从政的实际经验，没有做过地方官，也没有处理过具体政务，就是在京官生涯中也只是做过户部、礼部、工部的堂官，而未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司官一级工作过，且主要精力又放在教育时为皇子的奕詝上。或许是受杜受田儒家学说的影响，咸丰帝最欣赏的是各地官员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提出的解决办法。
这个安守本分的山东人，这个被儒家传统浸泡得已经熟透的孔孟之乡的山东人，他的思想开化程度比不上广东人和福建人，顺应时势的才干也比不上湖南人。咸丰初年的这艘大船仍然航行在这条幽幽暗暗的旧航道上，朝堂内外大小臣工都在盯着这一对师生，想看一看他们能配置出怎样的救世良方，能不能药到病除。这个来自齐鲁大地的本分之人，并没有跳出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而他开出的救世良方，不过是求言求贤的老方子。
按照杜受田开出的药方，咸丰帝奕詝在登基后的第十一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
咸丰帝希望所有具有奏事权的官员都能发表意见，尤其点明“九卿科道”，他似乎要特别听听下级官员的意见。紧接着，奕詝再次由内阁明诏求言求贤，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在其下属官员中保举“才德兼优、诚心任事”的能人。
二十日后，当他看到一份奉旨奏事的折子摆在御案之上时，龙心大悦。于是，他再度下旨：著再饬谕在京部院大臣，各举所知，果有品学纯正、才德出众之员，无论京外家居，准其保奏……督、抚、提、镇、学政于政事有关得失者，著据实胪陈。备朕采择。其藩、臬两司，亦许各抒所见，密封交本省督、抚，代为呈奏。
这一谕旨将人才举荐的范围扩大到不在职的官员，历来不得直接奏事的布政使、按察使，这时候也获得向皇帝直接进言的机会。咸丰帝并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君主，上书房中受杜受田十四年影响不可谓不深。这一段君臣相处的美好时光，咸丰帝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朕即位后，（杜受田）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当拜谒道光帝陵寝时，咸丰帝曾下旨命杜受田“留京办事”，很有替天子看家的味道。
1852年（咸丰二年），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水漫山东、江苏，帝国漕运也被迫阻断。咸丰几番思量后，在奏本上留下一道朱批，派恩师杜受田亲自去处理。这个决定对于咸丰帝而言，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个决定对于杜受田来说，则是一个让他极其难受的决定。这个庞大的王朝，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都压在他书生的双肩上，而他又偏偏不是一个愿意拆烂污的人，他太累了。
这一年的盛夏酷暑，心力交瘁的帝王师还是死于河工。对于咸丰帝而言，杜受田的撒手而去，让他刚刚步入正途的帝王生涯蒙上了一层迷雾。当杜受田在赈灾路上突然去世的消息传至京城，咸丰帝悲痛难抑，他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写下一段只有当事人才能真正理解的话语：“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从《实录》中看，咸丰皇帝是一个极为勤勉的君王，每天要下达许多谕旨，其中不少是他亲笔写的朱批、朱谕。当然，清朝皇帝的勤勉也是制度造成的，废除丞相制的明、清两朝都是皇帝亲理政务，明代有内阁，而清朝有军机处。不同的是，明朝是由内阁先审阅各衙门的奏折，再交皇帝御览。若是碰上昏庸之君，连看都懒得看，直接交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而到了清朝，尤其是到了劳模皇帝雍正帝的手里，常常是皇帝亲拆奏折，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处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然后再由皇帝批准后下发。
这个工作量不可谓不惊人，甚至超出平常人的极限。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皇帝从他早晨睁开眼，除了要完成一道道程序严谨而复杂的宫殿礼节，包括作为自然人要完成的吃喝拉撒睡，每天还要审阅几万字的奏折，然后再经过认真思考，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还要召对京城内外各衙门的官员。
1850年12月1日，登上皇位才八个月的咸丰帝悍然出手，打破了几个月来的沉闷。这一日，天色微明时分，年轻的皇帝已起床。他步出养心殿的庭院，沿着纹路分明的青石，到御花园散步。按照往日的习惯，他会赶往寿康宫向皇太贵妃（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而今天他却踱到养心殿西暖阁那间著名的三希堂，在暖榻上坐了一会儿，直到从窗棂外透来的晨光让每一处阴暗的角落清晰起来。咸丰帝突然长身而起，像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让身边的内侍太监急召太子太傅、大学士杜受田进宫。
也就在这一天，一道朱谕《罪穆彰阿、耆英诏》传出宫门。内容是革去道光帝时期备受恩宠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职务，同时将文渊阁大学士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这份诏书非比寻常，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一次宫廷政变。紫禁城的政治空气随之降至冰点，而京城各大衙门也陷入沉默凝重的气氛之中。
也就在不久前，尚未满20岁的新帝下诏举荐人才，耆英还自我良好地上了一道奏折，其中大谈君子与小人之辨，更是发表了“用违其才，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的言论，俨然以帝王师自居。
咸丰帝的谕旨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一吐胸中块垒：“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遗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
这道谕旨犹如一道闪电掠过帝国的天空，引得惊雷滚滚而来，京城内外大小臣工私底下无不拍手称快。咸丰帝说出了他们内心隐忍多年的想法，新皇的表现让他们眼前为之一亮，仿佛让他们看到了王朝复兴的希望。
咸丰皇帝在外交事务上一改道光时代的软弱之风，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强硬姿态。他早就不满穆彰阿和耆英在对外事务上的“应事周旋”，而不使用强硬手段。与此同时，他着令地方衙门查明林则徐“能否来京候简”，为尔后起用林则徐作张本；起用在鸦片战争主持台湾抗战后被降职的姚莹办理两淮盐务；批准军机大臣陈孚恩、大学士潘世恩退休，并将闽浙总督刘韵珂病免，将福建巡抚徐继畲解职召京；后又革去陕甘总督琦善的职务。
在此期间，咸丰帝在部院大臣的安排上也做了一些调整。从他登基后的一系列人事调整来看，他所重用的是这些对外持强硬态度的官员，罢黜的是那些对外持和议的人士。咸丰如此做法，究其原因，是在他登基未久，英国军舰驶入天津大沽，送交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致穆彰阿、耆英的一封信引起的。虽然后来证实这不过是一场虚惊，但对于年轻好强的皇帝而言，显然是无法接受的。鸦片战争这场“千年奇变”所带来的那种屈辱感受，一直存在于他的心中，难以消解。
咸丰皇帝决心再次起用林则徐。当他的谕旨落下“钦此”二字时，遥远的福州城，林则徐正饱受病痛的折磨。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并没有躺在故乡的安乐窝里回忆自己并不平静的一生，那场让他饱受质疑的战争已过去十年，从遣戍新疆伊犁，到重新起用后驻节于多事的陕甘、云贵，衰惫之躯已越来越让他有昏然老去之感。
1850年10月，新皇谕旨抵达福州，林则徐是在病榻之上接下的这道谕旨。这个在正统史家眼里，近乎神话般完美的人物在儿子的辅助下完成了接受谕旨的全套礼仪。咸丰帝起用他的理由是，广西地界天地会和拜上帝教两股造反势力如沸水翻腾，派他前往这一地区平复。林则徐不顾病体难支，带着三儿林聪彝和幕客刘存仁等，就匆匆忙忙地上路了。或许在那一刻，他的内心正默念着他的那句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虽然精神略有振奋，但更多的是垂暮之年的苍凉之感。
行至漳州地界，林则徐的旧疾复发，疝气下坠。至广东潮州，泄吐不止。
就在咸丰帝昼夜不舍地搭建自己的权力构架时，又一道惊雷炸响在紫禁城的上空，林则徐病逝于广东普宁县。据说林则徐在临终之际，一声声喊着“星斗南”，迟迟不肯闭上眼睛。广东硝烟的思虑操劳、开封河工的冲锋在前、万里流遣的郁闷与缺医少药，都使他伤损过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口授遗折，奏曰：“自料万无生机，伏枕望阙碰头，悲号欲绝……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这个尝试从铁屋里探出头，开眼看世界的官僚，也只能将个人的遗憾与隐痛留待后人解读。
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则徐死于广州十三行所收买的厨师下毒，但并无实据可考。林则徐就这样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也终结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
登基不久的咸丰帝要的是堂而皇之的胜利，而不是那种在暗地里使诈占得的小便宜。他对在夷务问题上暗地里使诈的官员越来越苛责，一次次地催促他们在对外事务中要采取断然措施，不可拖泥带水。而当时的儒家士子们，也希望在外交事务中能够看到电光石火般的直接对抗，对于表面上向洋人露出谄媚之色的官员十分反感，对于他们暗地里使诈所采取的“制夷手法”也并不了解。
那些习惯于纸上谈兵的士大夫，不相信堂堂天朝上国会败在区区岛夷的手里。在他们看来，战争的失败在于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耆英、琦善这帮奸佞之臣的不抵抗，而穆彰阿又蒙蔽了道光帝。
中国传统史学中有一套相对固定的逻辑：乱世之所以乱，是由于奸臣当道，一旦时逢圣主，扫除奸佞，起用忠良，那么纷乱之世便会走向清宁，走向中兴。而这一套逻辑在咸丰帝的心里也是根深蒂固，他决心身体力行，做一个有为之君。穆彰阿罢斥了，耆英降革了，道光朝的病灶被根除了。
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国家，尤其是面对它们咄咄逼人的进犯之势，应当采取何种策略？这里既有思想角度需要把握，也有政治角度需要认知。前者讲究的是正义性，而后者强调的是可行性。主战虽是图一时之爽利，但给国运民生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那些像耆英一样所谓的投降派，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合，这一时期的日本也败，但却利用失败换来和平局面，换来一场明治维新，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年轻的皇帝长于深宫，平日里读的又是圣贤书，他又如何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制“夷”路径？内外臣工们也多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他们不是要求强硬以对，就是要求妥协以生，谁也无法说清“夷”为何物，谁又能凭空想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些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大多远离战区，没与西方人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文过饰非，让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诚如茅海建先生所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一句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恪守传统的‘夷’夏之道，顺昌逆亡。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不可战胜，认识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
4.金田举兵与天国的脐带
19世纪50年代初，广西山区就像是被人用竹竿捅了的马蜂窝，到处是造反闹事的人群。从咸丰帝登基那一刻起，关于广西地方不靖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入京城，新皇帝满耳朵灌的全是地方官吏奏报上来的盗匪之事。天地会山头林立，散发着无所不能的号召力，小规模的抗官之事纷乱不已。帝国的权力中枢虽然不是聋人的耳朵，但好像在有意识地做着趋利避害的选择。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想了解，不愿去了解。
1850年2月26日，即道光帝驾崩次日，咸丰帝接到属于他的第一道公文，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关于李沅发起义军入广西的奏报。
造反是专制社会的非常之事，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活下去”是一个人在最低人生目标内的处世之法。那些走上造反道路的平民并不是出于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是缘于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为生活所迫。
李沅发是湖南新宁县水头村的农民，因地方富绅盘剥遭水灾的贫民，他与“活不下去”的同伙杀富济贫。事发后，同伙被官府拿获，他便带着人杀入县城劫大狱，由此举旗造反。人性中有着趋利避害的一面，造反者的中坚力量大部分都是漂泊于世道上的社会游民。作为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来说，他们生来并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很多时候，看重的只是眼前的现实利益。李沅发起义军由湖南入广西进贵州，部众最多时也就只有四五千人，但已搅得西南很不太平。
这样一场规模不大的造反，却让身处紫禁城的年轻皇帝惊惶不安。湖广总督亲自赶到长沙坐镇指挥，湘、桂、黔三巡抚亲自操办，动用了四省的军队，仅广西便花去白银24.7万两。“匪首”李沅发四个月后才被抓获，并被解往京城，在北京菜市口被刽子手用最残忍的凌迟刑法处死。
为了给予那些懒政怠政的地方官员以充分的警示，咸丰帝将湖南巡抚、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等地方大员全部革职，遣戍新疆，为此受处分的官员达数十人之多。
登基不足一年的奕詝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也同时感到一丝轻松。在心里，他甚至将自己这一年来所做之事与他的前辈们做比较，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辱没祖先。当他在养心殿里看到广西巡抚郑祖琛以六百里加急送来抓住“匪首”的奏报时，他哪里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降临于广西。
拜上帝信徒正逐渐发展成为金田村、大湟江一带的群盗之尤，但是清国的君臣们还在一口咬定天地会才是最大的造反派。而这一年又恰好赶上灾荒，贫民暴动接连而起。冯云山传教被捕，给出的罪名是造反。造反是专制社会的“十恶”之首，不仅参与者本人将被处以极刑，其家人也将受到牵连。
上帝会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因为它不如天地会组织的活动那么激烈，具有破坏性。在此之前，上帝会只引起部分地方乡绅的注意，还没有掀起疾风暴雨似的掠夺与骚动。而此时，天地会已做尽掠夺、绑架人质、卷走县官的贿赂、造成县官自杀等事。
上帝会所做的，无非是毁掉寺庙的偶像，焚烧孔子的牌位，在墙壁上涂写批判孔子、老子和释迦的诗文。烧毁神格化的孔子像，惹得地方上的士绅阶级暴怒不已。逮捕冯云山，就是愤怒的士绅向官府施加压力所致。
咸丰帝登基不足一个月，萧朝贵就借着天兄下凡，传达天意。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后几天，萧朝贵也突然发了一场疯病，说自己有天兄耶稣附身。
他称洪秀全是上帝次子下凡，是“日头”下凡，而他和杨秀清等人则是亮度不一的“星宿下凡”。在此之前，上帝会中下凡讲话的“星宿”很多，杨秀清和萧朝贵只是他们中的两人而已。萧朝贵的“天兄下凡”，时间是九月初九，阳历10月5日，后来太平天国将这一天称为“哥降节”。或许是演技不够，萧朝贵的“天兄附体”不如杨秀清的“天父下凡”来得动人心魄。
太平天国在《天兄圣旨》中记录了萧朝贵身的天兄与洪秀全身的天王之间展开的一段神与人关于最高领导人事安排的对话：
天王曰：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
天兄曰：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洪秀全胞弟，日头是尔，月亮是尔妻子。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杨秀清亦有三个星，萧朝贵有两个星。杨秀清、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即番郭（国）亦有一个军师。
一个是天父，一个是天兄，杨秀清与萧朝贵本就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他们的神级表演自然引起了洪秀全的关注，并且他很快意识到，此二人所为不同于普通的“神棍”表演。因为他们在信众中的影响力最大，追随者也是最多的，他们代表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民间势力。
洪秀全想要借助这样一股势力，夯实并拔高自己在“神界”的地位。萧朝贵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和杨秀清都是冯云山引领出来的烧炭工，因而在刚开始时是无法超越冯云山的。他希望能够借着天兄附体，让洪秀全主动将冯云山的位置后移。天兄附体的萧朝贵一再重申，洪秀全是第一领导人，其位置无可撼动。这样的话在洪秀全听来，自然十分受用。
萧朝贵是天兄附体的传言，也是对杨秀清天父传言的补充。他号召会众要紧跟杨秀清，杨秀清听了这样的话，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甚至还开导洪秀全，让他认清现实、看清方向，并对洪秀全的权与责做了限制与规定。
萧朝贵既将洪秀全捧上“日头”的位置，又将杨秀清送上天父的位置。当初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附体，又何尝不是对洪秀全天王传言的补充。这是一条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权力链。天父天兄用“神话”证明洪秀全是天父亲子、天兄亲弟，是人间君王，而“天王”则以自己天父儿子、天兄弟弟和“上过高天”的资格，证明杨、萧二人所说之言，“跟爷哥一般无二”。
在太平天国印书《天兄圣旨》里，记载了萧朝贵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有一百二十余次扮耶稣下凡事。他这个“耶稣”对拜上帝会特别关注，最频繁时一日几次下凡，给予指示。
于是，信众们口中的“洪先生”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太平大道君王全”。很多时候，这种真假莫辨的“神术”表演，往往比《劝世良言》那样的小册子来得更为直观，也更能摇撼民众的精神世界。
三方形成的利益交换关系，让他们彼此互证，又相互成全。排名第二的冯云山也只能降至第四位，最初响应拜上帝会号召的曾家、王家也慢慢被边缘化，几个学着装疯卖傻的“伪天父”则被清理出局。杨秀清和萧朝贵则相继在这种互动性表演中，得到“天父第三子”和“天父的女婿”的尊号。
来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通过洪秀全的解读，已与儒学传统和中国民间宗教完成了对接，通过杨秀清、萧朝贵等烧炭工和低层民众的再次解读，又与民间社会的巫术相连。陌生的西方宗教就这样成了中国人自家园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更让人易于接受。
虽然有西方人认定，拜上帝会供奉的只是一尊不伦不类的野菩萨，但洪秀全等人则坚持认为，上帝与他们独亲，他们的基督教知识已超过了西方，甚至向西方发出诘难：“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腹几大否？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原配是我们天嫂否？尔各国拜上帝，拜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有几重天否？”
在天父、天兄纷纷落入凡间的这段时间里，拜上帝会颇不宁静。那些意有所图的会众并不甘心只是做一个看客，他们纷纷效仿。生为现实世界的赤贫者，能够在神权世界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位，也是值得狂欢的。于是，光天化日之下经常会有神仙附体代星宿传话的荒诞剧上演。
各路神仙轮番附体，好不热闹。众口难调，众说纷纭，我是谁？谁又是我？上帝家族成员冒出来得越多，灌耳之音越嘈杂，天王的话语权也就越受到质疑与掣肘。
杨秀清和萧朝贵的能量似乎被冯云山所低估了，冯云山和后来赶到的洪秀全，当时主要依靠的是自家亲戚，包括洪秀全的表哥赐谷王家，冯云山的表哥卢六等，其次则是和他们有更多共同语言的客家士绅、下层读书人，包括桂平曾家、藤县陈家等。杨秀清入会虽不算晚，但早期冯、洪发动的一系列活动，像砸烂各个地方神庙、捣毁地方偶像之类，他似乎并没有参加，即使参加了也只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这年夏天冯云山就已经获释，但他和洪秀全相继回了一趟广东。上帝会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得到收拾——或许他们也不知该怎么收拾，对这么多冒出来的神仙，承认谁不承认谁，或干脆谁都不承认，都很难轻易做出选择，因为每路神仙的背后，都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洪秀全也深知萧朝贵等人在弄虚作假，但是作为这场闹剧的既得利益者，他也只能默许这一切。他甚至联手天父附体的杨秀清和天兄附体的萧朝贵合力阻止其他代言人的出现。洪秀全曾禀告降凡的天兄（萧朝贵）：“天兄，尔是天父封尔为天下万郭救世主，又是小弟同胞大哥，要转奏天父老亲爷爷，不准各星宿讲话，总要把稳大权也。”天兄心领神会，说：“尔宽心，他们总会飞，都走不得朕子爷手段过也。”
“朕子爷”与各星宿在天上如何斗法，谁也不知道，但他们的代言人在人间的权力斗争却被一一记录下来。有一个叫李来得的拜上帝会兄弟借着妖宿附体时胡言乱语，被天兄附体的萧朝贵招来亲讯，重责了李来得一百大板，并警告他：“自今不准尔再讲，若敢仍讲，定过云中雪也。”李来得说：“自今不敢乱讲矣。”“云中雪”是暗语，意为“杀头”。
萧朝贵这么做是在警示那些有痴念妄想的会众：只有他与天父杨秀清的传言才是上天的旨意，其他的任何显灵行为都是妖魔附体，借神仙附体说出的话都是惑众的妖言，都逃不过天父、天兄的洞察与严惩。
萧朝贵甚至还借着天兄传言，将冯云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能力不够“指甲些事，都要朕下来吩咐”，而这一幕居然得到了洪秀全的默认和许可。在洪秀全的内心有一套利益的计算法则，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区拜上帝教信众中的影响力，并不低于他，甚至超过了他。扶植杨、萧二人，能够起到压制冯云山的效果。洪秀全是来自乡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的眼界和心胸并不开阔。他认定不通文墨的杨、萧要比才学过人的冯云山容易掌控。于是，杨、萧二人借着天父、天兄之名，顺其自然地超越了冯云山的地位。
广西地方骚乱不息的局面终于让紫禁城的新皇帝坐不住了，在那些雪片般飞来的奏折里，年轻的皇帝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此时，帝国上空的云层也正悄然酝酿着一场暴风雪。咸丰帝本打算借着平息骚乱而重新起用林则徐，他在谕旨中对这位名臣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荡平群丑”。
在此之前咸丰帝已两次下旨召林则徐进京，他都不为所动，以病相辞，而这一次，忠烈臣子的责任感促使着他不顾病体，居然选择上路了，一条不归路。
当林则徐在广东普宁去世的消息传来，咸丰帝内心的沮丧可想而知。紧接着，他改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前者行事缜密，为政手段偏软；而后者作风强硬，为政不免暴烈。咸丰帝同时将二人派往广西，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刚柔并济，各取所长。
李星沅于1851年1月3日赶到广西桂林，凭借着多年经验和眼力，他很快就从当地数十股叛乱者中，筛选出桂平金田村的一支。他在奏疏中进言：“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帝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李星沅的这封奏折于1851年2月5日（阴历正月初五）送入紫禁城，而此时，这座古老的宫殿之城还沉浸于新年带来的祥和与温暖之中。这一天，换上一身崭新衮衣的咸丰帝突然来了雅兴，他将自己在上书房的旧作，交给老师杜受田编辑整理结集。当李星沅的奏疏递上来的时候，他未做思虑，便在旁边加了一句话，“朕亦不为遥制”。
洪秀全，这个陌生的名字并没有引起咸丰帝的过多关注。
其实早在一年前（1850年）正月初四，萧朝贵在平在山当面表彰了一个叫胡以晃的人，说他“为天父天兄事”变卖田产之举，同时叮嘱他“此事要秘密”，这表明起义已进入具体筹划阶段。也就是在这一期间，萧朝贵在秘密召见络绎而至的各地骨干信徒，进行思想摸底和动员工作。他意味深长地嘱咐众人说：“众小弟，要一心向紧秀全，扶起秀全也。”据《天兄圣旨》记载，庚戌年（1850年）二月二十三日，天兄问曰：“秀全，尔穿起黄袍吗？”洪秀全对曰：“然也。”天兄曰：“要避吉，不可命外小将，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
洪秀全穿起黄袍的那一瞬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虽然这不是君王的登基仪式，但却表明他是真正的天王。洪秀全这么做除了确认身份，更是向拜上帝教的信徒们传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起义之日已近在咫尺。与此同时，洪秀全派人赴广东将自己的家眷也全部接了过来。
1850年7月，洪秀全在花洲山人村向各地拜上帝信徒发出密令，让他们速速前来金田村团营。所谓“团营”，也就是团集会众编立营伍。而最早来到金田村的就是奏疏中所提到的“韦正”，他带来了一千多人，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韦昌辉。韦昌辉不仅带来了一支队伍，还带来巨额的资金。他不仅提供训练场地和受训者的伙食费，连材料、燃料及其他费用都一并负担。
杨秀清、萧朝贵领导的紫荆山区平在山的烧炭工人有三千多人。
石达开率领的贵县客家，有四千余人。
秦日纲的贵县龙山矿工有一千余人。
此外，还有赖九（赖文举）率领的拜上帝教信徒一千余人；
黄文金率领的拜上帝教信徒两千余人。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拜上帝会信徒，其中有些人后来成长为太平天国的虎将，如林凤祥、黄文金、赖九（赖文举）等。1851年1月11日（农历十二月初十），在参加起义的男女老幼约2万人的欢呼声中，洪秀全迎来了自己的38岁生日。也同样是在这一天，洪秀全正式宣誓起义，定明年为太平天国元年。
而此时，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咸丰帝并没有将他的国度视为一个太平的天下。他就算不知道洪秀全，但是那雪片似的奏疏也让他不得清宁。作为一个君王，他要始终保持一颗戒备之心，要对那些造反者显示出锋刃般的凛冽和无情。
1850年10月12日 调湖南兵两千名进入广西；
1850年10月22日 批准新任广西提督向荣率亲兵六百名进入广西；
1850年10月28日 调贵州兵两千名进入广西；
1850年10月31日 调云南兵两千名进入广西；
1851年2月5日 调贵州兵一千名进入广西；
1851年4月6日 调贵州、云南、湖南、安徽兵各一千名进入广西；
1851年4月25日 调四川兵一千名进入广西；
1851年5月6日 调贵州兵一千名进入广西。
为了荡平广西的匪患，咸丰帝一改其父道光帝抠门的行事做派，先后八次调兵13600名。由于路程远近不一等因素，援军赶到战场还需要一段时日。作为紫禁城的新主人，咸丰帝并不怕打仗，也不怕打仗花钱。对于军费的拨出，他与他那个抠门的老子道光帝背道而驰，出手阔绰。自1850年10月12日由湖南拨银十万两、户部再拨银二十万两开始，至1851年4月26日，已放银超过一百六十万两。咸丰帝不等地方官员发出请求，就拿出皇室的私房钱，从内务府拨银一百万两转输广西，以保证军需充足。
在咸丰帝看来，将如此多的兵将和银两投放于广西，就算不能扫荡全境，遏制其蔓延之势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贼寇会越杀越多，山匪会越剿越多，局面会越变越糟。身为钦差大臣的李星沅偏于柔性，根本入不得周天爵的法眼，而刚刚走马上任的广西提督向荣自恃镇压天地会有功，也未将长于纸上谈兵的两位文官上司放在眼里。这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让广西的政治架构始终处于一种摇晃的状态。
咸丰帝不敢冒这个险，他决意再派出一个强势人物，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户部事务赛尚阿。咸丰帝很是看重赛尚阿，临行前还特地举行了一个仪式，授其遏必隆神锋必胜刀，许以军前便宜行事，将弁违命退缩可用此刀斩之。见此刀，如见君王。
君王的器重让赛尚阿倍感压力，他在离京前，与同僚辞别，竟然落下了动情的眼泪，是为自己未卜的命运，还是为帝国的多事之秋？恐怕也只有当事人能够说清楚。肩负着王命的赛尚阿抵达广西省城桂林时，前任钦差大臣李星沅却在郁郁寡欢中黯然离世。
还没来得及放下行囊的赛尚阿，就接到了咸丰帝的圣谕：“迅扫妖氛！”与此同时，洪秀全等人似乎也听说了赛尚阿的到来。或许是已经预感到，萧朝贵于是借着天兄附体，大战妖魔三场，宣布了天意，那姓尚的大妖头被杀绝了，其首级和心胆皆取了。天兄旨意即刻遍传于全军。
5.永安建制的福音与祸根
北京的秋天非常清爽，太平军占领永安城的闰八月初一，正值阳历9月25日。明晃晃的日光看着热闹，实际上已经大大消减了盛夏时节的威力。大多数时候，京城的空气里甚至还飘溢着令人愉悦的气氛。永安失陷的消息虽然还没有上达天听，但是朝廷内部却并不轻松。那些身居要位者甚至已经感受到山雨欲来的威胁。
京城里的消息灵通人士也已知道，在遥远的南方，有一群不安分的基督教徒发起了造反运动。对他们而言，那是遥不可及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事。而京城的茶馆里，人们更关心的是发生在安徽的“捻匪”之乱，因为在地域上，安徽比广西更靠近北京。
官府将这样一股造反者称为“匪”，而造反者则将自己称为“捻军”或“捻党”。捻是扭的意思，也就是将纸捻儿拧扭得更加牢固，而在这里则是“结党”之意。和太平军不同，“捻军”与宗教无关，和贩售私盐的组织有关，与天地会的性质较为相近。
洪秀全的军队攻占广西永安州，这是自金田起兵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州城。自金田团营，太平军并不安于固守一处，他们像鱼一样游弋于村村镇镇。这使他们不同于活跃于广西的另一支队伍——天地会，天地会往往稍有几百几千人马，就向州县发起进攻，只图眼前杀得兴起。
虽然太平军只是在以紫荆山为核心的东西南北画圆，但始终无法跳出这一既定的格局，也是困局。在金田起兵264天后，太平军才将凌厉的兵锋指向永安，夺取州城。
罗大纲熟悉地形，他率领一千多人马作为开路先锋，没费太多周折就拿下永安州。太平军的移动就像是一个吸盘，那些散落于周边村镇的信徒，那些来不及前往金田村团营的信徒，等太平军一靠近自己住的地方就赶紧加入。他们每个人就像是走进了强磁场的一枚小螺丝钉，由不得自己。
洪秀全是被罗大纲用最隆重的礼仪接进永安城的，天王端着天王的架子坐在一顶并不奢华的轿子里，紧跟着几十顶轿子则坐着他的家眷。乘轿子本是清国官场的风气，显示着乘轿之人的尊贵和威风。作为乡村社会里的农民，尤其是像洪秀全这样的低层士子，他们对于身份和等级有着难以抑制的热望。虽然他们在金田起兵时，打着平等旗号，当轿夫挑开轿帘的那一瞬间，他们还是有样学样地走进了轿子。人抬人，人上人，这才是做官带来的现实感受。而人活着，往往追逐的也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感受。
永安州的失守使赛尚阿很是被动，咸丰帝责怪他调度失宜，议以革职留任，并勒令立即收复州城。赛尚阿以乌兰泰为南路主帅，向荣为北路主帅。这两路人马共有四万六千多人，而太平军还不足两万人。如此悬殊的兵力，并没有让清军占得多少便宜。太平军将士表现出超强的战斗力，他们在阵前互相勉励。
—放胆，有天父看顾，有天父保佑。
—越吃苦，越威风。
—现在不努力，更待何时？现在要拼尽全力。
此刻，天父的神谕犹如一曲悲壮的旋律，那旋律，犹如春风撩拨人心。勇敢的太平军将士面对死亡，毫无惧色，这是一种来自内心力量的召唤，是一种信仰的力量。赛尚阿在奏折里也如实写道：“（太平军）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睹此顽愚受惑情况，使人莫可其哀矜，尤堪长虑。”
信仰的力量只能给人带来不畏死的勇气，但兵战胜负不能只凭借勇气。红砖堆砌的城墙让人感觉牢靠，即便清军会突然降临，重重围困这座城池，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仍有必要在这里做暂时的休整。
清军的多次进攻都被太平军化解于无形，虽然清军拥有国内先进武器火药枪，但他们好像并没有占到便宜。据赛尚阿的翼长（参谋长）姚莹说：“自来我兵之败，多由远望见贼有一二里之外，即放枪炮，相去甚远，不能伤中贼人，唯惧其前进而已。”
清军虽层层围困，但始终无法攻破永安州。洪秀全的军队采取的是以守为攻的战略，坚守永安州城长达六个多月。由于一直在和清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洪秀全和杨秀清都没有把握首脑阵营的命令，到底有没有覆盖到整个组织。永安城并不算太高的城墙无法作为永远的保障，他们需要的是牢固的政权。
—重新检查组织。
—进行机构的重组。
太平天国的制度骨架，就在这座永安城组建起来。
—废除清王朝的正朔，颁布天历，于王子二年（咸丰二年、1852年）实行。
—颁刻《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军目》，并重颁了《天条书》，规定了等级制度、军纪军规、部队编制。
—严别男行女行。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即拆开家庭，按性别、年龄编伍。此次重生后，更规范化、制度化。
对于洪秀全来说，他当年之所以皈依上帝，全然不是出于寻求个人灵魂不朽的考虑。在广西巡抚郑祖琛手下当过幕僚的笔名“半窝居士”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党，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党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纪实》）由此可见，杨秀清是金田起兵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既然走到打江山这一步，仅仅许诺一个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是远远不够的，现实的图景里也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欢乐。作为一种理想的追随者，不能稀里糊涂地走向一场战争。
太平军以“打江山”三个字表现自己夺取天下的理想。关于打江山、坐江山的江湖做派，最容易打动低层民众之心。洪秀全在诏书中，对于日后“小天堂（南京）”封赏就是基于此：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按照《太平军目》，最小的军帅职，也是统领万人的将领。每个人有一个功过簿，每次战斗结束，都要将每个人的功过记录在册，逐级上报。“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
太平天国的官制很是繁杂，它保留了王朝官制的基本形态，而每个职位的名号则显得丰富多彩：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两司马。
军师由所谓天父诸子婿担任，外人永远不能过问。因此，官位最高者是丞相，在永安封王时，还封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和春官正丞相胡以晃。
六官丞相，按天地春夏秋冬为衔号，每官又设正、又正、副和又副，按编制设有二十四个丞相官职。太平天国的丞相与历代王朝官制中所设丞相完全是两个概念，它只是农民最熟悉、最向往的名号，像是一种荣誉称号。据说有一天东王杨秀清心情高兴，一口气封了几百个丞相。
无论对天堂的世俗化描述多么逼真和诱人，都不如直接将天堂搬到人间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起兵后不久，洪秀全等人便明确许下“小天堂（定都南京）”的诺言。而这均迎合了底层民众务实的性格，激起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热切向往。
天兄萧朝贵在象州进行阵前动员时说，各各精忠报国，得到小天堂，自有大大封赏。洪秀全在永安封官许愿时，再次提到小天堂的“概念”。他说：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有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
洪秀全将天堂一分为二，使上帝子女的灵与肉各有归宿。这种构思很有创意，也很容易打动人心。他为穷苦百姓设计了一套“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男人皆为兄弟，女人皆为姐妹。既然天堂遥不可及，那么就创建一个人间“小天堂”。身为上帝的子民，一切财产归公，归于天国的“圣库”制度。
太平军占领永安城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一系列军政建设措施。
—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萧朝贵为西王（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五千岁）。
这里有很重要的一条，所封各王均受东王节制。也就是说，杨秀清以东王、正军师执掌太平天国的实权，而洪秀全有如精神领袖。这一日，秦日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他们非常向往上古时代的分封制，由此，天王自居中州之地，翼王辅之，而号令四方。东、西、南、北四王分守四方，领导所在地的各路诸侯。他们将自己的组织机构分为“六部”，有独自的典官、卫队，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派系。在永安，他们发明了“国宗”一词，天王与诸王的兄弟一体列称为“国宗”。与“国宗”并列的还有“国伯（长辈）”和“国相（晚辈）”，对外也一体列称为“国宗”。
天王与诸王的国宗兄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凡是诸王认定的本家兄弟，以及前来投奔认为同宗的同姓兄弟，都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国宗”称号。这些人在前期大多加“提督军务”衔，被派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称“提督国宗”。他们因为置身于血缘圈，故而成为最可信赖之人。他们中有依靠军功成事的，也有浑浑噩噩混日子、做不了任何事的。
在诸王之中，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都拥有庞大的家族队伍，身边围绕着数百甚至上千的亲兵。冯云山虽然孤身上路，但是身为拜上帝会的缔造者，他在会众中的影响力并不亚于拥有一支亲兵卫队。诸王之中，唯有杨秀清自幼孤苦伶仃，只有一个姐姐远嫁他乡，没有本家兄弟子侄。他进入拜上帝会，也是以与萧朝贵结盟的形式，可他深知，一个人的安全感不能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基础之上。若是萧朝贵有一天与其分裂，或者反目，他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位年仅27岁未曾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的儿子，很快就消除了内心的不安和忧虑。杨秀清一路走来，靠的并不是同宗兄弟，而是他在江湖社会结下的好人缘，以及他所具备的军事指挥才能。四海之内皆兄弟，许多杨姓子弟被他认作同宗兄弟，成为他的心腹之人。《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其中大国宗杨元清、三国宗杨永清、七国宗杨德清，其中杨元清、杨德清都是广东嘉应州人，他们都是从天地会投奔过来的；还有后来名气很大的辅王杨辅清被称作“八国宗”，本名杨金生，是广西桂平人；除他们之外，还有杨恒清、杨宜清、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杨秀清并没有将他们全部推到战争的最前沿，而是将他们作为亲兵卫队留在自己身边。
没有血亲带来的内外之分，反而成为杨秀清笼络人心的一大优势。没有同宗兄弟，人人皆有成为其心腹的可能。在这段并不显山露水的时间里，他笼络、安排了许多耳目，遍布各军各营，对大小官员、将领的能力、心态甚至隐私都竭力掌握。于杨秀清而言，还没有完全启动的闲棋冷子，最后都有可能会成为改变局面的关键一着。他在这一时期制定的《行军总要》，被后人视为中国近代优秀兵书之一。
在这期间，发生的周锡能叛乱案又将杨秀清的地位推向一个高处。周锡能是拜上帝会的老人员，在金田起兵时被封为军帅，算是太平天国的中高级将领。他在返回家乡博白，招集拜上帝会信众时，被清军招降，并给了他一个六品顶戴的虚衔。
他在回到永安城后，行动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并将自己内应之事告诉了妻子和儿子。这个案子先是由韦昌辉主审，周锡能否认。然后才由杨秀清亲自出马，假托天父下凡审讯，洪秀全等人旁听。
审讯周锡能为杨秀清大大撑足了面子，向全军上下展示了他的政治敏锐性，以及洞察一切的睿智，也难怪“众兵将同心唱叹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天王洪秀全亲自修订审讯材料，并将其刊刻出版，并取名为“天父下凡诏书”，这本书也由此成为太平天国军民人手一册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