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决战等涉及国共“摩擦”的战役，让国民党吃了大亏，蚀了老本，国共关系也因此降到冰点。
1940年11月19日，设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收到重庆方面通知，从10月份起，他们的经费被停发了。以往，八路军每月可领到60万元；新四军每月可领到25万元，这笔经费随告断绝。
1941年1月6日，爆发皖南事变，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9000余人遭到围歼，新四军番号也被取消。
围歼新四军的正是新四军名义上的上级——第三战区，从时间和结果上看，皖南事变更像是国民党方面对黄桥决战的一次报复。
归根结底，他们在骨子里始终都是敌人，这一点从未改变，只是碍于现在还有一个共同的大敌，还没有条件进行全面决斗而已。
撕破脸之后，新四军在发展上反而更放得开手脚。当年一月，中共又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及其南下的八路军合编为7个师，由粟裕出任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
过去粟裕都是作为军事副手与陈毅搭档，这是他第一次在脱离陈毅的情况下，独立地组建和领导一个战略区。原苏北指挥部的机关人员大多留在了盐城军部，粟裕的人手包括他自己在内，只有24人。
好男不吃分家饭，靠这24个人，粟裕很快就把班子搭了起来，同时完成了第一师的改编任务，其基本部队仍是原来的3个纵队，只是番号由纵队变成了旅。
在江北各派的实力榜单上，国民党军队已力量衰微，新四军由刚来时候的“老四”跃升为“老二”，粟裕与日伪军的生死较量也逐渐成为苏北大地上的重头戏。
还得谈买卖
最早驻扎苏中的日伪军只有日军一个联队，伪军两个师，翻不起多大的浪。
到1939年年底，日军对关内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苏浙皖地区的“治安”转由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司令部负责，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把原驻镇江的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调驻泰兴，那个光溜溜的联队被替了下来。
第十二旅团具备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出兵下乡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挺进纵队当初退至郭村，即缘于该旅团对吴家桥发起的“扫荡”。
日军是苏中的“老大”，但对于一个旅团来说，苏中实在太大了，要扫也扫不过来，所以他们其实非常希望中国人“内讧”，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在苏中，如果国共双方发生“摩擦”，日军通常仅作警戒和观察而不参战，郭村战斗是如此，以后的历次作战也一样。黄桥决战时，陈、粟曾担心日军趁机进攻，不过从始至终，第十二旅团都是坐山观虎斗，除派出一部到黄桥附近观察战况外，未做任何其他反应。
两败俱伤，是日军想达到的效果，可惜的是，黄桥决战后，韩德勤确实是败了伤了，而新四军却在苏北迅速扩大，对日伪军的威胁也超过了韩德勤主导时期，这让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大感苦恼。
此前，泽田一直计划对苏中进行“扫荡”，黄桥决战后，他赶紧加快实施步骤，以3000兵力进行了第一次“扫荡”。
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率先攻占了黄桥，随后又成功地诱使“泰州二李”中的李长江叛国投敌。
李长江与南京的“和尚”（指汪伪政权派出的密使）其实暗中早有往来，不过最初没有谈妥，此次泽田放宽条件，以50万元和25发子弹的代价，终于将李长江拖下了水。
在苏中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中，李长江第一个公开投敌，对抗战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有了李长江这个“榜样”，其他的一些国民党保安旅也先后投敌，使苏北伪军迅速增加到13个师以上，共达37000余人。
如此“榜样”，不揍不行，粟裕迅即发起“讨逆战役”，率部直取泰州。
李长江投敌是背着部队进行的，突然宣布当伪军后，他的部队立刻陷入混乱，官兵们感到当伪军抬不起头，士气极为低落。一师有个老侦察员，骑一辆自行车从姜堰赶到泰州去侦察敌情，车子骑得太快，没留意李长江部队的哨兵，最后竟然单枪匹马地闯进了某团的集合场所。
退是不可能了，侦察员正好看见一个军官在发号施令，他腾地跳下车，把这名军官抓住，并且掏出手榴弹，拉下弦线，大喝一声：“快下命令叫部队缴枪，否则，你死我也死！”
军官吓坏了，乖乖地下令士兵们把枪支堆在空地上，然后集合四五百人跟着侦察员走了。
经3天激战，第一师攻克泰州，李长江翻越墙头才得以逃命。
在新四军发起“讨逆战役”的同时，为接应李长江投敌，泽田集中独立混成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旅团3个旅团，对苏中发起第二次“扫荡”。
1941年2月19日，第十二旅团突然包围兴化，并于第二天上午攻入城内，韩德勤率部败走。由于兴化失守，重庆政府的苏北行政机关很快丧失机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了溧阳，半年后几乎完全消失。
泽田对第二次“大扫荡”做了“战果记录”：“重庆军（指韩德勤部队）被打死和被俘4000余人，我方战死26人。”
这是一个悬殊极大的对比数字，泽田对此显然极为满意，他随后写道：“此次作战进展顺利，完全如我当初预料的那样完成了。奉谢皇恩。”
可是泽田似乎患了失忆症，他忘记了自己发起“大扫荡”的初衷。“扫荡”之前，他在日记中对作战目的有明确记载：“消灭江北兵匪，尤其是新四军。”
直到第二次“扫荡”结束，泽田也没见到新四军这个心目中最大的敌人。
没有见到，不等于没有。
早在日军进攻黄桥之际，一师内部讨论攻守战策时，有人曾提出要打一场“黄桥保卫战”，像黄桥决战那样，与日军拼一拼，粟裕果断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老二”与“老大”看上去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实际差距可不只一步。仅以第十二旅团为例，该旅团无联队编制，在日军编制中，仅属警备旅团，级别并不高，但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比新四军要强。
日军不是韩德勤，你可以跟它拼一拼，但是拼光了怎么办？
打仗不能只谈感情，还得谈买卖，吃亏的事情绝不能干，因此粟裕下令部队撤出了黄桥，“讨逆战役”结束后，面对日伪军的反攻，他又主动撤出了泰州。
不光是黄桥、泰州，除了驻于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外，苏中几乎所有城镇里的新四军，都像阳光下的水珠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日军找不到，很正常。
游而必击
粟裕去了农村，并且重新捡起了游击战的看家法宝。他为这一选择加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日军占领苏中城市，无异于把圈套套在了自己脖子上。
泽田真的有了一种要上吊翻白眼的感觉。他好不容易组织两次“大扫荡”，赶跑了韩德勤，代之而起的却是新四军。
泽田向来视苏中为东南米盐的最大供给地，然而就是他自己，把这个好地方双手奉送给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这真是一个让他啼笑皆非的结果。
粟裕说得很对，日军在苏中占领的城市都需要分兵据守，占得越多，包袱越重。
要想卸除包袱，只能再对城市周围的农村进行“扫荡”，泽田把这个挠头的活交给了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
第十二旅团是新四军在江南江北的老对头，下辖5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5600余人，粟裕从泰州撤走后，该旅团便将旅团部设于泰州城，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
1941年4月，由第十二旅团牵头，李长江等新老伪军加入，对苏中发动了规模较大的第三次“扫荡”，日军称为七路“扫荡”。
粟裕依旧采用“敌进我进”的策略，当日伪军到目的地“扫荡”时，游击队和民兵就跑了出来，他们像春节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将日伪军牢牢缠住，从而使“扫荡”的进展不知不觉趋于缓慢。
接着，粟裕派出一个团和独立支队向敌据点发起攻击。
第十二旅团的注意力立刻被其吸引，并判断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出动，但他们错了，这只是粟裕的疑兵之计，第一次派出的是“伪主力”，攻也是佯攻。
真正的攻击主力被隐蔽在两泰（泰州、泰兴）附近，在日军出现判断错误后，这些部队突然出现在泰兴至黄桥的公路上，并对既定据点展开进攻。
新四军与日军一个中队激战，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余人，生俘日军两名，首开苏中军区俘获日军的纪录。
在这次“反扫荡”中，苏中军区还在兴化附近的一次伏击战中，击沉日军汽艇1艘，歼灭日军1个小队，生俘日军2名。
小仗当然没有大仗好看，可是只要对比一下国民党部队在“扫荡”中的损失数据，就知道在敌我强弱分明的前提下，这种方式还是最划算的。
在苏中军区内部，有些人被日伪军翻来覆去的“扫荡”搞怕了，产生了“恐日病”，极力建议“跑扫荡”、“躲扫荡”，粟裕坚决反对，力主“游而必击”、“扰而必乱”。
战场就是最生动的课堂，你得积极一点，这样才能学到真东西。
新四军在苏南打惯了游击战，挺进苏北后，在与国民党部队的“摩擦战”中逐渐适应了运动战，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这还是老兵，加入的新兵更加缺乏游击战的经验和能力。
经过此次“反扫荡”，游击战不用教，大家都会了。
苏中军区在“反扫荡”中得到迅猛发展，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各县抗日政府相继建立，县级游击队有10个团6000多人，脱离生产的民兵近万，不脱产的民兵达到16万之多。
日军再也没有坐山看虎斗的悠闲了。对消灭新四军，泽田产生出一种深度的渴望意识，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新四军主力捕捉不到，那就直接冲着他们的军部去。
泽田及其幕僚计划举行一次“夏季扫荡”，以便通过“闪击战”来“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
为使“扫荡”取得成功，泽田特地调整部署，派其他日军部队接替了第十二旅团在各据点的防务，以便该旅团能将全部兵力投入攻势作战。
1941年7月20日，由第十二旅团长南部襄吉少将担任前敌指挥官，日伪军17000余人倾巢出动，其中日军7000，伪军1万，分四路向盐城合击。
日军对华中新四军的“扫荡”相当频繁，以前的三次都是规模较大些的，其他局部性、分区性、时间短的“扫荡”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些“扫荡”都及不上“夏季扫荡”，其筹划之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均创下了徐州沦陷以来的纪录。
南部是一位典型的日本武士。他曾出重金悬赏一位抗战将领的人头，在这位将领战死后，他又对着割下的人头亲自上香、行礼，并且对别人说：“我们是两个国家，他（指战死的抗战将领）是为中国，我是为我的国家，但我崇敬他的英勇，要学习他的精神。”
这样一位东瀛战将，自然要比那些龇牙咧嘴、只知到处杀人放火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要有头脑得多，也狡诈得多，他能攻袭韩德勤的老巢，并非偶然。
在“扫荡”正式开始前，南部曾出动少量兵力，装出要对苏中军区进行全面“扫荡”的架势，他的“虚晃一枪”，确实让陈毅及其新四军军部有所麻痹。
新四军在宁沪地区建有情报网络，所以军部事先对“扫荡”已经有所察觉，但他们对南部的具体目标并不清楚，而且军部机构庞杂，也不是说搬就能马上搬走的。
军部行动慢，南部很快，当时正值雨季，河水上涨，他可以通过装甲汽艇实施快速突袭，因此日伪军当天便占领了盐城。
掩护军部的是新四军第三师，也即黄桥决战前后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以八路军的作战能力，本来大家都认为可以放心，然而第三师再得力，也只能保得军部安全转移。在湖垛周围的部分后方机关来不及撤走，遭到严重损失，其中鲁艺华中分院损失最大，作家丘东平等人都在日军的袭击中不幸遇难。
消息传来，粟裕和他的战将们很是着急。从战报上看，军部显然还保留着过去的大机关模式，不大适应游击环境，显得颇为狼狈。
皖南的老军部让国民党给搞掉了，新军部如果再给鬼子打掉，那可怎么办？
军部与第三师属盐阜区，它与苏中军区在地理上虽南北毗连，但被日伪军分隔封锁，所以实际是相互独立的战略区，而且军部原先给予苏中军区的指示，也只是对盐阜区“反扫荡”进行策应。
现在情况有变，不光是策应，还应主动出手，保卫军部。
围魏救赵
直接增援是粟裕的第一个反应。他将第二旅派去盐阜区，专门负责保卫军部，并协助第三师作战。
剩下两个旅，被粟裕用于“围魏救赵”。
粟裕对众人说，日伪军集中兵力在北线“扫荡”，南线必然空虚，好比光着屁股等挨打，那我们就不要客气，狠狠地打它个皮开肉绽。
第一旅旅长叶飞首先把作战计划报给粟裕，提出要打三分区的中心据点古溪。
古溪靠近黄桥，叶飞相信攻击此处足以触动南部，有使他回兵的可能，但是古溪驻有伪军1个团，1000多人，且深沟高垒，设防坚固，粟裕对这种强行攻坚向来谨慎，认为在准备还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容易遭受重大伤亡。
粟裕不同意硬攻古溪，不过他把决定权交给了叶飞，让他自己“据实定夺”。
叶飞一想，粟裕不是说不要打古溪，而是怕他准备不细，弄得伤亡一大堆，偷鸡不成蚀把米。
给粟裕这么一逼，叶飞认真起来，对这场攻坚战研究得特别细致，设想得特别周到，打得也特别认真，就唯恐哪里出现漏洞。
事实证明，逼逼是有好处的。叶飞用两个小时就攻下了古溪，新四军伤亡不到100人。
打下古溪后，新四军乘胜再攻黄桥，驻守黄桥的伪军急忙撤向泰兴。
粟裕下令叶飞继续追击，并对外宣称要打下泰兴城，在追击过程中，三分区的敌据点大部分被新四军所占领。与此同时，陶勇率领的第三旅也在第四分区大闹天宫，先后袭击多次敌据点，一个月内，作战达10余次。
屁股已经被打得够狠，但南部不为所动。
还得加点料才行，粟裕下令叶飞将泰兴城包围起来，并占领了四关。
泰兴的伪军急了，“皇军”再不来，他们就得跳海了，哪里还有信心再守下去。
南部接到了泰兴方面发来的告急电，不过这厮的定力真的不错，把电报往旁边一丢，继续对盐阜区进行“扫荡”，以便寻找和追歼新四军军部。
粟裕看出南部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那就让你见见棺材板吧：以分区的地方武装接替包围泰兴，一旅主力抽出来，向第十二旅团部所在地泰州杀去。
泰州被三面包围，这下，南部再也绷不住了，不得不从盐阜区南撤，以回援泰州，军部由此解围。
南部气势汹汹地率部南下，在他离泰州还有半天路程时，粟裕已经撤掉了泰州、泰兴之围，让南部扑了个空。
南部急于寻找一师主力决战，撵在后面不肯放松，粟裕、叶飞顺势跟他玩起“蘑菇战术”。
早在红军时期，中央苏区就出现了“蘑菇战术”的雏形，其特点是利用敌军急于寻求决战的心理，像蘑菇一样跟它躲猫猫，转圈子，最后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
一师主力先在分区根据地腹部隐蔽集结，等第十二旅团东进追踪过去，马上以夜间急行军的方式，相向而进，转到了该旅团背后。
这是两个正好相反的行军方向，新四军与日军只隔三五里路，甚至是擦肩而过，但日军毫无察觉。
南部扑了个空，得到的消息是，新四军对他在泰兴、黄桥之间的据点进行了奔袭，一个日军小队被打掉了。
南部气急败坏，赶紧掉转头，从东向西追击。新四军再施“转蘑菇大法”，就在日军即将迫近时，夜间急行军向南。
“蘑菇战术”就双方来说，对体力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第十二旅团远道返回，累到口吐白沫，而新四军也是一路行军，一路睡觉，连托运辎重的牲口都是磕磕撞撞，这个时候，谁都恨不得能闭上眼睛在地上睡个十几分钟，但是谁也不敢这么干。
身为旅长的叶飞在带队“转蘑菇”时，因为实在太困，走到一座桥上时，竟然扑通一声，连人带马一起掉进了河里。
新四军到了南面后，并不停留，又重新东返至根据地腹地。
一个圆圈跑下来，让第十二旅团两次扑空，日军已是疲于奔命，再也跑不动了，无可奈何之下，南部只得收兵撤回了泰州城。
在“夏季扫荡”中，南部的头还开得很好，只是中间和结尾被粟裕给搅和了。根据新四军方面的统计，新四军各部通过“反扫荡”，打死打伤日军1100人，俘虏15人，击毙及俘虏伪军3800人，敌我伤亡为4∶1。此外缴获甚丰，战利品与弹药消耗的比为10∶1。
最重要的还是日军“夏季扫荡”的目的没有达到，新四军军部仍“巍然屹立敌后，不可动摇”。
死缠烂打
如果说前面三次大“扫荡”的不尽如人意，已经让日军见识到新四军潜力的话，“夏季扫荡”的失败，则使粟裕和苏中军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自此以后，泽田茂和南部暂时放弃了摧毁新四军军部的计划，而将进攻重点指向苏中。
1941年8月13日，南部集中1万余日伪军，向苏中发动了报复性“扫荡”，史称“八一三大扫荡”。此次南部来势汹汹，占领了苏中地区几乎所有的乡村集镇，其意图也非常明显：不摆平苏中军区，他就不可能在苏北逞威风。
占领集镇相对容易，因为粟裕早就将运动战退回到了游击战，可是在这之后就不容易了。
南部重新陷入粟裕所说的“占得越多，包袱越重”的怪圈，现在他不光要守城市，还要守集镇，机动兵力立刻减少，再无力量进行万人规模的“大扫荡”了。
南部能做的，只有从各大据点拼凑机动兵力，实行“局部性扫荡”，以控制两大战略要点，一为三仓，一为丰利，它们是当时粟裕和新四军活动的主要区域。
一般性集镇，粟裕就算了，唯有这两处，他决不肯轻易让给南部。
三仓镇北靠盐阜区，南与三分区、四分区接壤，战略位置很重要，而且此处有大片茂密的芦柴和茅草丛，可供新四军进行隐蔽潜伏。丰利镇的地位次之，两镇可呈互为掎角之势。
南部计划在占领三仓和丰利后，打通东西、南北两条交叉的公路，进而对苏中军区形成彻底分割和压迫，如果让他得逞，苏中根据地就完了，粟裕会连块集结主力部队的立足点都找不到。
就像“保卫军部”一样，粟裕提出了“保卫三仓”和“保卫丰利”的口号，不过他的战法不是死打硬拼，而是“死缠烂打”。
南部派出的兵力不多，新四军就在三仓镇及其外围构筑隐蔽工事，待日伪军进入火力范围后，突然开火，打它一个下马威，迫其退兵。
假如对方兵力占优，那就先打一下，然后不待日伪军合围，便用运动防御的方式迅速撤离。
撤完了，再反过来对三仓形成包围。
三仓地方贫瘠，交通不便，所有补给都需要从外部输入。粟裕就利用这个特点，一边进行围困，一边破坏桥梁和道路，以切断三仓与其他敌据点的一切联系。
这种据点，没水，没粮，没军需补充，谁待得下去？日伪军只能又撤出来。
三仓保卫战共经历7次，每次粟裕都派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全力以赴，日伪军每进攻一次，也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实际上是粟裕最早的“七战七捷”。
1941年12月9日，石井大队及伪军700多人进占三仓，粟裕组织3个主力团及抗大九分校学员，将日伪军全部予以包围，这是7次三仓保卫战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战斗规模最大的一次，最后由于攻坚的火力不足，日伪军得以乘隙突围，但仍予敌以重大杀伤。
经过反复争夺，仅有20多户人家的三仓镇被夷为平地，但日军始终未能在三仓安下据点，更不用说修筑公路了。粟裕在发给新四军军部的电文中说：“我们七次保卫三仓，终于使敌人无法在三仓站住脚。”
丰利保卫战也先后打了5次，其中一次，新四军曾将进犯的日伪军予以全部歼灭，南部特派的督战代表被击毙，一名日军分队长主动举枪投降。
除了两大战略点，寻歼粟裕和苏中首脑机关，也始终是南部的重点。
对捉迷藏这一套，粟裕已经熟到不能再熟，早在三年游击战时期，“敌进我进”就不知道操练多少次了。
五次丰利保卫战结束后，已近年关，本来准备好好过个节，黄昏时得到情报，日军在几条线上都增兵了，预计到“扫荡”可能又要开始，粟裕马上率领机关及警卫部队向敌人来路出发。
第二天拂晓，机关到了一条小河边，河南岸有一条通向敌据点的小路，粟裕一想，前来“扫荡”的日军很可能要经过这条路，河边不能待。
当时大家已经走了一晚上的路，很累，但是没有休息就过了河。
机关人员刚刚过河，鬼子就来了，警卫部队跟日军乒乒乓乓打了起来。因为早有准备，部队通过交替掩护，也得以全部过河。
目标已经暴露，只能尽快北移。中午到了一个地方正埋锅造饭，饭菜还没熟，又响起枪声。
日本人也最会玩诈术，他们分路行动，前边的假装从河边走过去，后边的却紧跟着新四军追了过来。
粟裕拉起队伍就走——当然，还得把饭菜给带上，好歹得吃晚饭。
晚上到了第二个地点，刚要吃晚饭，北面又出现敌情，于是再回头向南，直到凌晨到达第三个地点，得知日军刚刚从这里袭扰而去。
日军已经“扫荡”过了，照理是没事，但这么多年来，粟裕已经养成了异常谨慎小心的习惯，他一面传令机关和警卫部队休息，一边派侦察员向几个方面进行侦察。
一名侦察员跑回来报告，说鬼子正集合在场上，由指挥官训话，而一部分鬼子兵已把抢来的东西装上车，看样子是要押回据点去。
同样的情景，粟裕的判断却完全不同：日军要返回据点，没必要天黑了还要集合训话，这不是回据点，而是要杀“回马枪”，其目标正是他们所在的第三地点！
一分钟都不能停留，赶快走。
继续往南，来到了公路边。在公路上会不会遇到敌人，谁都没有把握。
粟裕对周围进行仔细观察，他发现路边有一堆人的粪便，用树枝一挑，还是软的。再看过去，马路上尚有许多皮鞋印。
根据这些迹象，粟裕估计日军以黑夜为掩护，偷偷地向“扫荡”区域增兵了，一股日本兵刚刚从马路上通过，粪便和鞋印就是明证。
如此说来，后面还有跟进的鬼子兵，暂时不能通过。听完粟裕的分析，众人就都屏住呼吸，伏卧在了公路边。
果然，有后续日军来了，假使机关员急于穿越马路，就可能与日军碰个正着，那是极其危险的。
这股后续日军通过后，粟裕抓紧间隙率部越过马路，并于第二天清晨全部跳出了日军的合击圈。他这时得知，从第三个地点通过的日军如他所料，真的杀了个“回马枪”，当然是扑了空。
一天两夜，反复行程200多里，有的临时转移来的人员还多走了一天，这样的艰苦行军，野战军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机关人员来说，实在是非常了不起，表明粟裕所领导的指挥机关已经完全实现战斗化和游击化。
粟裕和苏中军区机关始终是南部寻歼的主要目标，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他们一次都没有遭遇到日军袭击。
1941年12月上旬，南部对苏中实施“冬季大扫荡”，粟裕为确保两大战略点，也调动10个团，向日军守备薄弱的据点主动出击，称为“十团大战”。
事后，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一份大会报告上总结道：“在我全军（新四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
智力的较量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从这时候起，中国的敌后抗日战场开始进入困难时期，而苏中的困难时期比全国还要长一些，这是因为日军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更加紧了对苏中地区的控制和掠夺。
粟裕的直接对手还是第十二旅团长南部襄吉。
南部最大的苦恼就是兵力不足。兵少，机动性就要好，南部在交通上打起了主意。
苏中一带主要为水网、半水网地区，在很多地方，缺了船就哪里也去不了。南部便把河流当成他的水上公路，大量使用装甲汽艇。
这些汽艇的速度比普通木船要快得多，当“敌进我退”时，难以摆脱其追击，轮到“敌退我追”，就是坐着木船也撵不上它。南部突袭盐城新四军军部，就利用了汽艇之便，以后的历次“扫荡”，汽艇也都给新四军和根据地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在智力的较量上，粟裕从来不会落于下风，他发动军民对地形进行改造，在河道上构筑了或明或暗的各种堤坝。
木船吃水浅，船底平，可以从坝上一拖而过，汽艇却做不到，而如果舍汽艇上岸的话，条条河流又反过来成了日军前进中的障碍。
交通也不行，南部再思良策。当时针对游击战，一南一北的日伪军都在试用新战术，苏南是“清乡”；华北是“铁壁合围”。
“清乡”吸取了曾国藩、蒋介石的经验，对农村根据地实行逐段的分片压迫。此前日伪军已在苏南实施“清乡”，苏南新四军也因此蒙受了很大损失。
“铁壁合围”又名铁桶阵，即用“铁桶”将对手围住，处于“铁桶”之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往往难以发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便战死于日军的“铁壁合围”之中。
南部要是单用“清乡”，条件尚不具备；单用“铁壁合围”，兵力也凑不齐，于是他就将两个战术合二为一，名之为“清剿”（又名“机动清乡”）。
第一期“清剿”的对象是第四分区。“清剿”开始之前，南部准备修筑一条横穿公路，以便将第四分区的根据地一分为二。粟裕自然不能等闲视之，第三旅第七团奉命出征。
第七团有“老虎团”之称，曾参加过三仓保卫战，是一师的核心主力，粟裕经常亲自予以调度和指挥。团长严昌荣则是粟裕的得意爱将，他原来是延安支援新四军的军事干部，属红二方面军系统，曾给贺龙当过警卫员，打仗非常骁勇。
严昌荣率七团对公路据点上的日军警备队进行了夜袭，警备队据险固守，七团没有平射炮，其他武器弹药又少，战至天亮就不得不撤了出来。
作战中，七团打死打伤日伪军六七十人，应该说打得还可以，但粟裕觉得很不划算：既未抓住俘虏，也没能缴获枪支弹药，而且自身弹药消耗还不小。
新四军的军需供应很困难，子弹除了通过伪军关系花钱购买外，主要就靠缴获。即便是像七团这样的主力部队，士兵一般也只配几发子弹，子弹袋看上去鼓鼓囊囊，其实塞满了芦柴秆。
粟裕对严昌荣说：“我们打仗，不能单同敌人拼消耗，要争取多打歼灭战，做到既大量消耗敌人，又大量补充自己。”
接着他告诉严昌荣，不一定要攻坚，也可以想办法将日军诱出来打。
粟裕不会大包大揽，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逼”一下，提醒一声，同时也会给麾下战将充分的自主权和想象空间。
以前“逼”成功了叶飞，现在是把严昌荣的聪明细胞全部调动起来，回到军营后，严昌荣就制订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计策。
从那以后，一连很多天，七团都与日军警备队形成对峙，双方驻营地仅隔3里路，这边能看到那边，那边也能看到这边。七团每天出操上课，警备队认为新四军缺乏攻坚武器，所以也并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渐渐地开始熟视无睹。
只有一样让日本人不爽，他们急于修路，但七团老是派出小分队在旁边进行“骚扰”。
如是者三，当然影响公路进度，日军警备队终于忍不住了。
1942年6月3日，警备队拉了一批民夫出来修路，除200多名日伪军跟出据点外，步兵炮和掷弹筒也被抬了出来，就是要应对新四军的“骚扰”。
小分队如约而至，警备队的先头部队见到后火冒三丈，拔足猛追，追到一个叫作斜桥的地方，遭到七团的火力拦阻，过不去了。
带着步兵炮和掷弹筒呢，干什么用的，警备队本队噌噌噌地赶到，架起来对着新四军阵地就是一阵乱轰。
斜桥是严昌荣早就选好的伏击地形，呈口袋形布置。在用3挺重机枪封住“袋口”后，其余部队以玉米地和芦苇丛为掩护，从两侧出击，对警备队形成了四面围攻。围攻部队趴在茅屋上，居高临下，对暴露在有效射程中的日伪军进行了猛烈射击。
新四军子弹很少，每人除了几发好子弹外，全是“翻过火底”的子弹，这种子弹外面是弹壳，里面却是土火药，有一半打不响，而且射击精度很低。轻机枪子弹则只有三梭，一梭好的，两梭坏的。就这样，大家还不敢把子弹全部打光，得留着几发肉搏拼刺时用，叫作“救命弹”。
连发根本不能现实，只能像叉鱼一样地进行点射，所以真正能予以击毙的日伪军其实并不多。好就好在，陷入包围中的日伪军心理上崩溃了，一冲就垮，除少数泅水逃脱外，70多个日军和130多个伪军不是被歼，就是被俘。
最棒的还是战利品，除一堆三八大盖外，七团还缴获步兵炮1门，八八式掷弹筒2具。
粟裕对军火研制很重视，早在组建军区时，就同时建立了军工部。那时他正让军工部着手研制小迫击炮：对于日军掩体后面的火力点，手榴弹投不到，又没有平射炮，你们得弄出曲射火器才行。
听说七团缴到了掷弹筒，粟裕十分高兴，特地下令把掷弹筒调到师部，让军工部研究，以作为设计小型迫击炮的参考。
斜桥伏击战给了南部当头一棒，他的“清剿”还没正式开始哩。
平时日军作战，很少肯在战场上丢下尸体。这次不丢不行，因为连拖尸体的人也被打死了。南部只好觍着脸，给第七团团长严昌荣写信，请新四军把尸体还给他。
还尸体是可以的，反正臭烘烘的也没人稀罕，但接下来的要求就过分了。
南部还希望严昌荣把那门步兵炮也做个顺水人情。据他说，按照日本军律，部队若丢失重武器，指挥官将受严惩。
南部只让还炮，其他两具掷弹筒没好意思提。
还了怎样？南部在信中说：“而后贵我两军和睦共处。”
严昌荣差点儿没把下巴笑得掉下来。他把信拿给粟裕看，粟裕也乐了，对严昌荣说：“这一下，你们七团可把南部揍痛了。没什么好说的，搬家吧，我和你一起搬。”
有粟裕这样的师傅，徒弟也越来越机灵，严昌荣说：“南部急着要炮，那我就拉着他转，转得他晕头转向。”
为了一门炮，南部已经完全丢掉了武士的颜面，乞求不成，他就趁着“清剿”开始，调集400多个日军和1个团的伪军，直接到人家怀里来抢。
在敌后战场上，400多个日军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能合上两个加强中队了，这么多人，闹哄哄的，只是为了抢一门炮。所过之处，他们还能厚着脸皮在墙上刷标语：“新四军还我炮来，两具掷弹筒不要了。”
严昌荣就像叶飞曾经做过的那样，给鬼子打起了“蘑菇战”，忽东忽西，各种绕圈，绕了一个星期，直到把南部绕得完全没脾气为止。
想吃哪块吃哪块
还是搞搞“清剿”吧，给新四军一点颜色看看。1942年6月12日，南部着手实施第一期“清剿”。
南部的“清剿”战术一方面吸收了“清乡”的长处，即对根据地不光从军事上围攻，还从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封锁；另一方面又强调像“铁壁合围”那样，对苏中一个分区一个分区地实行分进合击或多路重围。
南部以第十二旅团各大队为主力，组成了1300多人的机动突击队，并以3000余伪军相配合，进入第四分区的海门、启东，意图对第三旅进行合围。
这种“铁臂”跟华北日军没法比，空隙极多，作为三旅主力的第七团很快就转移到了外线，南部要找他们决战都找不到。
1942年6月28日，南通警卫团深夜奔袭海门茅家镇，毙伤日伪军90余人，生俘日军2人。茅家镇是敌军后方补给基地，南部被迫从“清剿区”内抽出兵力回援。
日伪军顾此失彼，到7月上旬，虎头蛇尾的第一次“清剿”只能以一无所获而告终。
天才的构想没能落着满意的结果，南部当然不甘心，七八月间，他又对第三分区的靖江、泰兴进行第二期“清剿”。
从南部的设计桥段来看，“清剿”要比他以往实施的“扫荡”难对付得多。刘少奇和陈毅几次致电粟裕，认为苏中还要苦斗下去，面对“清剿”，必须保存力量，作战规模不宜太大。
粟裕想的却是不能太小。
一物须用一物降。南部的兵力有限，在他集中精力对分区“清剿”的同时，后方和其他区域必然空虚，正是予以主动攻击的好时候。
为了给第三分区解围，粟裕再次起用得心应手的“王牌部队”第七团，攻击目标定为南通石港镇。
石港是南通、海门的交通枢纽，乃该地区的必争之地，由伪军一个团约600余人驻守。该镇有72座半庙宇之称，镇上庙宇极多，伪军利用这一条件，在镇内广建卫星据点，计有16座大小碉堡。
此外，石港四周河水环绕，河岸上筑有丈余高的围墙，河底还布有竹签，宛如一座四面环水的城池。
伪军在新四军眼中是“黑乌鸦”、“豆腐军”，不难打，难打的是据点。
运用四面围攻的常规打法，也有可能打得下来，但以碉堡的坚固程度，恐怕难以速战速决，而石港距离周围的敌据点又较近，如果短时间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日伪军必然会赶来增援，到那时就麻烦了。
七团进攻石港，所用战术还是粟裕在黄桥决战前打姜堰的老办法，即“掏心战”。
1942年8月9日凌晨，七团团长严昌荣以一个连偷袭石港南门获得成功，接着各营各连便按计划分头抢占镇内的各个要点，就像中心开花一样，把伪军一个团切成数块，想吃哪块吃哪块。
与姜堰攻坚战有所不同的是，在伪军团部及主力被打掉后，几个大碉堡里的守敌仍未投降。
七团不愧是“老虎团”，严昌荣组织突击队，用打墙洞的办法钻入碉堡旁边的伙房，之后通过手榴弹和机枪，抢先堵住碉堡底层的出入口。
底层被堵，伪军只好退至碉堡的二三层，因为七团突击队员都隐蔽于出入口的死角处，他们既看不见，也打不着，完全成了瓮中之鳖。
最精彩的好戏是火攻。突击队将旧棉被送入碉堡底层，浇上煤油，浓烟由一层直蹿二三层，上面的人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张不开口。
依靠碉堡的掩护，伪军本来是想扛着，可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如此烟熏火燎，凭他们那小肩膀，哪里还扛得住。于是一个个把枪扔下来，再从上面往下跳——确切地说，是先跳到房顶上，再跳到地面，这罪受的。
石港一战从开始到结束，计时一个半小时，全歼伪军1个团，缴获轻重机枪7挺，长短枪300余支，手榴弹近万发，而七团无一伤亡，这样的仗最符合粟裕心目中的“划算原则”。
粟裕在石港一打，第二期“清剿”也搞不下去了。
两次“清剿”无果，南部仍然不肯死心，从9月起，他对第三分区启动了第三期“清剿”。
1942年9月25日，是农历中秋节，第三旅主力集中于四分区的二窎镇附近，准备热热闹闹地过个节，休整一下。
谁知道一大早就有人来搅局了。第七团团长严昌荣得到侦察报告：在第十二旅团第五十二大队大队长保田中佐的率领下，日伪军昨晚占领了附近的白龙庙，现在正直奔北新桥而去。
在南部麾下战将中，保田以“老滑头”著称，严昌荣跟他交手3年，几次都想吃掉他，但全部都落了空。新四军内部形容保田：“像个玻璃球，滑得没角没棱，要是你手上只有一个套子，是套不住他的。”
这一次，保田又想耍什么滑头？
粟裕的判断是：“保田要钻我们的空子，他认为我们刚刚攻下石港，兵疲马乏，又是中秋节，想搞我们个措手不及。”
粟裕指示严昌荣：“我们也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保田一个意外的打击，你要想办法把保田引到二窎，组织部队歼灭之！”
过节的事只好先放到一边，“打好仗再过中秋”。
粽子里的枣子
严昌荣先派一个连前去诱敌，但随后通信员飞马来报：“保田没上北新桥。”
“钻到哪里去了？”
“暂时不明，连队正跟踪寻找。”
严昌荣思忖后，下令连队停止行动，只派侦察员继续四处侦察。
再次出现时，保田已经进入了二窎偏南的一座叫余西的村子。这一发现，像锤子似的重重地敲在了严昌荣心头。
余西距离二旅旅部的驻地刘家园非常近，莫不是保田要袭击二旅首脑机关？
不能再按兵不动了，得向余西调动部队，以保护旅机关。
严昌荣正要进行部署，坐镇二窎的粟裕传来了最新指示。
他告诉严昌荣：“保田在虚弄刀枪，调虎离山，不要为他迷惑，要稳住。”
粟裕的话，像猛然捅破了一层沙罩，令严昌荣的眼前豁然开朗。
按兵不动，继续观察，发现保田在余西待了一会儿，又向西开了过去。
综合保田的一系列举动，严昌荣终于弄清楚了“老滑头”的如意算盘：他走了一个“之”字路线，佯装往北新桥去，其实是要把第七团从二窎调出去，接着，到余西，再往西，也如出一辙地是在打同一个主意。
严昌荣说：“这个鬼东西，就是会给我们涮坛子。”
“涮坛子”是重庆话，意思是骗人。喜欢骗人的人最怕遇到聪明人，保田也许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粟裕和严昌荣也一门心思要诱他，而且还提前看穿了他那些不上路的伎俩。
严昌荣估计，保田往西是假的，他一定还会掉回头来进攻二窎。
保田要回头去二窎，必定要取道谢家渡。
指挥员最开心的事，就是对手按着自己的设想走，保田一点不差地到了谢家渡，而七团早就在那里建立了阵地工事。
保田的反应很快，立即聚拢部队，并且做好了两手打算，一边朝他认为的薄弱点发动进攻；一边挖战壕，掏枪眼，准备在攻不动时固守。
从苏南抗战开始，陈毅、粟裕就都做过总结：日军军官指挥和掌握部队，“远非我们指挥员所能企及”，日军官兵的一般战斗动作，不管是利用地形、地物，前进后退的队列姿态，还是射击的准确程度，均“具备着较高的战术性”。
这也是粟裕能在黄桥把韩德勤打得稀里哗啦，但在和数量低于自己的日军作战时，仍感觉吃力的原因所在。
严昌荣的搭档、七团政委彭德清归纳了保田的作战特点，一共三句话：“来得刁，打得滑，守得稳。”
谢家渡方向形成了相持战，粟裕获报后，亲自赶到一线进行指挥。
经过观察，粟裕拟订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保田不是要攻吗，那就把攻上来的一股敌军包围住，这样保田就会被切成两截，便于各个击破。
粟裕决定将二窎附近的3支机动部队，第八、第九团和南通警卫团，全部招来参加最后的歼灭战。
他密令严昌荣，要吹三次开饭号，第一次准备；第二次出动；第三次完成包围。
当第二次开饭号吹响时，三支机动部队已经跑步出动，大家就等第三次开饭号吹响。
清脆的号音响了，但不是意料中的开饭号，而是停止前进号。原来严昌荣通过望远镜，看到阵地前沿突然扬起一片烟雾，便意识到保田可能要跑，于是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先稳住对方。
他说：“大打，保田害怕；小打，他不在乎；我们就来个不大不小，先拉他。”
保田是个玻璃球，如果不小心把他给踢跑了，就不好玩了。
这次，“老滑头”果然上了当。他虚晃两枪之后，不仅没能调开七团的一兵一卒，反倒让自己落了两脚泡，又见周围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他就想尽快收兵开溜。
突然之间，严昌荣放松了紧压，保田喘了口气，便在谢家渡停住了——其实不想走，其实他想留。
粟裕和严昌荣不会再给他机会。转眼工夫，七团的两个主力连攻占了两座院落，不仅推开了进攻谢家渡的两座大门，而且把保田往西南面的退路彻底切断了。
天近黄昏，日伪军就像粽子里的枣子，被紧紧包住，就等新四军来咬了。
以鬼子兵为核心的粽子，一口是吞不下的，还得慢慢咬，细细嚼才行。
当新四军发起全面猛攻时，保田用密集火力挡住三面，一步不让新四军靠近，只有北面一枪不放，可以让冲锋部队往前攻。
严昌荣与保田连斗3年，保田天天挖空心思要搞他，他也想搞保田，严昌荣知道保田“鬼”，尤其是在狗急跳墙的时候。
当新四军冲锋部队沿北面而上时，正好接到严昌荣的命令。官兵们才停住脚步，天空就突然出现了许多颗照明弹，日军嗷嗷叫着反冲了过来。
保田确实又耍了个鬼点子，他想借此击垮冲锋部队，从而突出包围圈。
冲锋部队奉命堵住北面，这里成了保田拼命要打开的缺口，大部分兵力都压在了这一方向。在激烈的白刃战中，七团营教导员、连长各1名负伤，1名连指导员战死，大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严昌荣打仗有个习惯，喜欢卷袖子，而且战斗越激烈，袖子卷得越高。当北面堵击进行到最高潮时，他的两只袖口已经全部卷到了肘部以上，他大声叫喊着，把机枪连和步兵炮全部压了上去。
保田从北面突围不成，新四军机动部队乘虚而入，从侧后实现了突破，日伪军乱成一团。
1942年9月26日凌晨，谢家渡战斗结束。新四军总共击毙保田以下日军82人，俘虏3人，伪军被毙及俘虏300余人，是当年苏中一次性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在缴获的战利品中，仅日军军官随身所用的指挥刀就有4把，另外还有手摇步话机和接收器。
这次战斗结束后，粟裕把保田等日伪军的尸体整理好，装了满满3木船，让人送到了日军据点，并给南部附信一封，警告南部停止侵华作战，否则难逃其部下的下场。
3天后，南部复信，表示还要与粟裕决战，不过他同时也对粟裕送还尸首之举表示感谢，称新四军“宽仁厚德，诚政略之胜利”。
谢家渡一战让南部的“清剿”变得黯淡无光。他的第三期“清剿”一直延长到11月，虽然通过增加据点和公路，使苏中根据地有所缩小，但除了损兵折将之外，既未能歼灭新四军主力，也没能控制战略点，几乎又是白忙了一场。